那天，我正在家里想着齐华和姜沙的事，楼梯上拥上来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欢高声谈笑，我和妈妈连忙为她们端椅倒茶。
她们是来找祖母的。女人在这个年龄上多年未见，变化比男人大。但是，一会儿我就认出来了，领头两位，一位是吴阿姨，一位是海姐。
这样的称呼把辈分搞混了。“吴阿姨”，应该是爸爸、妈妈他们对她的称呼，“海姐”，更应该是祖母一辈的称呼了。但那两个称呼已经成了她们的别号，我们心里也这么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称“阿婆”。
今天她们领来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战争时的朋友。后来大家都各忙各的，没有什么来往。现在总算安定了下来，而她们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来走动走动。
但是，祖母一见吴阿姨和海姐，还是卡住了。卡在心里，也卡在脸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简单，她为了阻止益生哥的恋爱，出主意伪造了姨妈自杀的电报，导致益生哥真的自杀。这件事，亲戚朋友圈里都轰传过，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爷们斥骂得抬不起头来，今天一见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厉的目光扫过去，她立即低下了头。
卡住吴阿姨，当然是因为她的儿子吴阿坚。正是吴阿坚的揭发，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导火索。但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这痛苦的十年间曾经无数次地想起过自己的老朋友吴阿姨，很想让她知道，由于她的儿子，我们家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吴阿坚放了第一把火之后，却没有再做火上浇油的事。
祖母凌厉的目光扫向了吴阿姨，但吴阿姨没有低头，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声说：“你倒好，到乡下隐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么多年的屈！”
“什么？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诧异。
“我家当年开鸦片馆的事，被揭发了。我当时还猜想，这鸦片馆害过你老头，很可能是你儿子揭发的，但阿坚摇头，说不会。阿坚在单位里换了好几个工作，不管换什么，揭发信总是跟着来。半年前终于平反，销毁材料时一看才知道，是当时鸦片馆里的一个小伙计揭发的。你看，我在心里冤枉了你儿子这么多年！”
我祖母听她这么说，头顶就像被浇了一桶泥浆。怎么？你儿子点了我儿子第一把火之后，自己也遭了殃？你那么多年还在怀疑我儿子揭发了你儿子？这世间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个老练女人看另一个女人的眼睛判断，吴阿姨没有撒谎。
面对这么一个老姐妹，该是从头向她说明余家受她儿子伤害的真相，还是该抱住她大哭一场？祖母没有选择这两项。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连吴阿姨也没有听到，她只是吐给自己听。
老太太们在交流着过去这些年的奇怪经历。说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突然吴阿姨高声说：“现在总算听出来了，每个人家都被别人揭发了。那么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老婆子为什么怕揭发？干瘪了的茄子难道还怕霜打？”
这个问题立即使屋子里一片安静。
吴阿姨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事我想了好几个月，后来想明白了，是为了儿孙的名声。”
“太对了！为了儿孙的名声！”一位老太太在应和。
“现在好了，那些政治历史帽子一笔勾销，谁也不用怕了。”这又是吴阿姨的声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轻人可以出国留学了。这两个月，我儿子阿坚一直反对孙子吴杰到美国留学，倒是我坚决支持，这事才成。”
我听了一笑，原来我中学的老同学吴杰也要到美国留学去了。近半年来我周围的人几乎都在忙着出国留学，但按吴杰的年龄，大概不是去读本科，可能是读博士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纸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纸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笔记本上怆然写道：
灾难的最后恶果，
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
是毁损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以毁损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不久之后，有一个机会，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在担任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时，不断地收到各校教师对申报者、候选人的各种实名揭发，数量很大。照道理，对这种实名揭发，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派出不少人与各校相关部门会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完全诬告，大约占七成；严重夸大，大约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约占一成。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揭发别人有什么问题的，往往自己在这方面劣迹斑斑。
我听了一笑，说：“当然只能如此。汉奸眼中，人人都会变节；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欲；盗贼眼中，世间无偷不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能做的，除了专业公正外，只对申报者中那些确实的“文革打手”，予以否决，静观他们今后的作为。
这种“静观”的结果也很幽默。十年后，我所受到的种种诬陷，大多来自他们。要他们不报复，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后的民众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而言，如果预知这种结果而当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