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
听到这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说：“你所说的问题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他顿一顿，又说：“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换一个话题。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嫌弃，我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聊。”
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那个饭馆很小，六张小桌子，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一个臭豆腐，还点了两个什么菜，忘了，只记得菜价很便宜。
“我叫齐华，不要叫齐科长，更不要叫‘齐营副’了。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齐营副”，我就不客气，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
“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做报告时问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读书越多越愚蠢，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应该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
我听着就笑了起来。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说：“你猜对了。”
他说：“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我那次讲，有一点不健康心理。”
“怎么说？”我问。
“其实是流氓心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就故意这么说，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他说出这句话有点艰难，越说越轻，低着头。
这倒确实是流氓心理。但是，能这么直言的人是不多的，何况他是个转业军人，是个科长，与我也不熟。
“齐科长，不，齐华，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心理告诉我？”我问。
他抬起头来，说：“为了一个人，那天她也在下面听了我的这句脏话。我……我们能喝点酒吗？”
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黄酒，一人一杯斟好，他缓缓喝了一口，说：“是这个女学生彻底改变了我。”
“谁？”我问。
“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学生，她叫姜沙。”
“那时，她母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查她，农场要我协助，我就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工宣队还给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揭发材料。简单一句话，原来追求她的所有男朋友，全都揭发了她。”
“这些男朋友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首领，工宣队希望激怒她，让她反过来揭发他们。但是，她看了那些揭发材料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死。”
“我看得出她决心已下。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思路都非常狭窄。她完全不知道像她这么漂亮、善良、有学问的女孩子有多么广阔的世界。我当时也不知道，想劝，又找不到话。好几次，我着急地流出了眼泪，又不能让她看到，更不能让那个工宣队看到，连忙擦去。谁知道，她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
齐华说到这里，解开上衣的第二颗纽扣，把手伸进去，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再打开，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纸条上写着——
齐华：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为我三次流泪的男人。谢谢你！
姜沙
“她死了以后你没有把这张纸条给领导看？”我问。
“当然没有。这是写给我个人的。”齐华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我当时没有勇气对她说：活下来，与我一起过日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全为她。我倒不是怕别的，就怕她看不起我。读了这纸条，我才知道，不一定。”
这天，从下午到晚上，我只是傻傻地倾听，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让我震动不已的故事。听齐华说，他转业到上海，是自己要求的，就想照顾一下她的家，再每年扫扫她的墓。
在小饭馆门口与齐华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却说不出话。
他倒说了：“一个人会彻底改变另一个人，我好像有了一个新起点。我想请教你，如果想集中钻研一下人性和爱情的价值，应该读什么书？”
我说：“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反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