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国，社会政治话题可以不断翻转，但揭发、声讨、控诉的，却永远是同一批人。把他们的徒弟算进去，也是同一帮人。前后之间的程序、逻辑、对象也一模一样，只是内容相反、时空倒置而已。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
“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
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二十岁，也没用！”
全场肃静。突然响起了掌声，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胡伟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一手叼着烟，一手挽着我，朝周围点着头，缓步离场。我顺手把那个左派编剧也拉在一起，三个人一起离开。
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这辆脚踏车，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习惯，他会推着这辆“老坦克”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边走边聊天，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为了玩帅，他骑得很快。
第二天，那个左派编剧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深表感谢。
我说：“昨天的事，结束得很好，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不过，你老兄也要吸取一点教训。在过去那样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要——”我本来要说“昧于良知”，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便口气一软，说成了“马虎”。
他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
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左派编剧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与我们一起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改恶从善”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议分子’了。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异议分子’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异议分子’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我因为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
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保护学生”。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又是新党员，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左派编剧，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我的绝交信，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了我的很多问题。一会儿，似乎与“石一歌”有关；一会儿，似乎与地震有关；一会儿，似乎与离婚有关……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
这是后话了。让我们还是赶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
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
“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