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计议突围
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1934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340]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342]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343]
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344]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同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345]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定，意味深长，以致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346]虽然埃韦特试图淡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顺理成章。
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
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347]
复电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道：“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348]
中央红军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人的想法：“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349]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虽然敌人从4军团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3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350]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前一年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完全一致。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汇报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351]
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几乎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想到中共的可能动向。5月中旬，蒋介石指示：“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352]6月中旬，陈诚还判断：“第三国际绝不轻许匪军一旦放弃数年来经营成功，自命已成为伪中央苏区根据地之赣巢，而另谋新匪区之盘据。”7月初，他已基本改变看法，认为：“月来我军分路推进，外线合围，愈趋有效；惟匪绝不让我长驱，坐以待亡，其最后策略，似必集中全力，或凭险邀击，或乘虚冲逃。”[353]双方均已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计划。
（2）头陂、白水之役
广昌战役失败后，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曾明确表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354]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与中共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成为其重要考虑之一；其次，此前的屡屡失利使之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赣匪自广昌建宁连城头陂白水相继失陷迭遭惨败后，变更策略，采用堡垒战术，企图节节顽抗，阻我前进。”[355]他们的判断是：
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356]
撤离广昌后，红军退守头陂、白水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国民党军在攻击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构筑碉堡和封锁线，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同时，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6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第六路军第七纵队4个师由龙岗向古龙岗方向推进；第三路军第五纵队4个师首先进占头陂等地，尔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9个师，向宁都、白水、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东路军第二路军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宁都方向推进；另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此时，红军控制区域不断缩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中心区域的寥寥数县。为抵御国民党军的攻击，中革军委决定“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中革军委通报了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红军六路防御的部署：红三军团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的沙村地区，抵抗敌周浑元部进攻；红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地方部队在兴国东北的古龙岗地区，抵抗敌薛岳部进攻；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广昌南部的头陂地区，抵抗敌罗卓英部进攻；红三军团四、五师和五军团三十四师、十五师在石城北部的贯桥、驿前地区，抵抗敌樊松甫、汤恩伯部进攻；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闽西的连城、朋口地区，抵抗敌李延年部进攻，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以北地区，抵抗敌陈济棠部进击。
7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完成在广昌的集结，准备继续向南深入，兵锋直指石城。3日，国民党军进占头陂。红军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一方面瞰制头陂方向国民党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另方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为打通进攻石城的通道，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由头陂向东，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9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向天府山发动进攻，占据天府山，随后，红军集中主力展开反攻。当日夜，双方展开激战，“短兵相接，往复肉搏，凡数十次，双方在黑暗中混战，达五六小时”。[357]半夜时分，红军已占领除最高点外的大部分阵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被压缩到山顶最后一线，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10日凌晨，闻讯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赶到战场。国民党军在援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红军功亏一篑，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于黎明前退出战斗。此役，红军给对方以较大打击，国民党军伤亡达400余人。
为配合天府山地区第五纵队的进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也于9日开始向赤水地区进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护下，攻占赤水，至此，国民党军已经打开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退往中司、驿前一带，前锋则位于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在此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
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开始向大寨脑地区进兵。红三军团在此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虽然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炮火优势，损失颇大，红军堡垒作用有限：“一切条件支点全不坚固，受不起一个迫击炮弹，打不出枪，手榴弹投不出去，没有副防御，不能抑制敌于我手榴弹火力下”。[358]22日，国民党军付出近300人伤亡的代价，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红军主力。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然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攻击屡获成功，但继续进兵其实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随着其向苏区内部的不断深入，后勤给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因为连续作战，水土不服，传染病对其形成很大杀伤，国民党军将领回忆：
广昌、石城之间，匪我相持缠斗，达三个月之久，大军云集于狭窄地区，时值酷暑，部队皆无蚊帐，又以蔬菜稀少，饮水不洁，及在阵地露宿等因素，致痢疾及疟疾患者极多，死于道旁者累累。师野战医院病患达千余，人满为患；我团两千余人，只有七人未患疟疾，我亦染患此病。疾病对于战力消耗，数倍于作战受伤，军队健康之维护，实为一极其重要之事。[359]
该回忆道出了国民党军的实况，让我们看到中共方面处于困境时，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并不轻松。稍后，陈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此次至各处视察，情状极惨，沿途死病士兵夫无人处理者，不知其数。自广昌至石城，每日死亡计二百以上，各师患病者占三分之二，行营及总司令部无人过问，而各部又无法处理。”[360]战局进行到此时，双方都各有苦衷，国民党军也有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可资依赖的主要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相对较强。然而，当时蒋介石又不能不顾虑地处赣南红军之后虎视眈眈的粤桂势力，如果与红军作战消耗太大，必将影响其应对粤桂挑战的能力。所以蒋介石此时表面看气势汹汹，内心则谨慎有加，苦心焦虑谋划的，是代价最小的结局。
（3）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六军团西征
广昌战役后，战场上不利的形势使红军的战略转移更加迫在眉睫。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361]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362]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第十九师受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7月初，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到闽、浙、皖、赣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并力争“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力量，促其“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363]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于下旬进入闽中。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8月1日，攻占福州近郊水口，威胁福州。同时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试探攻击。对此，国民党军预有准备，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师也经上海驰援，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战斗。红军进迫福州，中革军委意在围魏救赵，以此缓解闽西一带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压力，对此，蒋介石一度因难以摸清红军的意图：“闽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区，抑仅系牵制东路而窜扰耶”，而为之“心颇不安”。[364]不过，红军北上兵力毕竟有限，国民党方面很快看清了这一点：“东路军总部探知其诡谋，密调劲旅，兼程进剿，闽西国军仍向石城长汀一带迈进，并末因之移动”；而先遣队的实力却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诡计和实情，已经给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对前方剿赤的军队，不调一兵一卒，以致松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调来有余的兵力，已经可制这些残赤的死命了。”[365]
攻打福州失败后，红七军团向闽东地区转移，8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9月初，转进至闽北苏区休整、补充。9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对原定行动计划作出补充：要求：“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366]在执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在浙西一带活动，破坏交通和铁路线，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9月7日，中革军委又电批评：“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使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367]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革军委出动红七军团北上，旨在使其于浙西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尤其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时，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红七军团深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域后，所遇困难确实相当严重，保证部队的生存成为执行任务的必要前提。
面对不利局面，红七军团仍然尽力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9月9日，红七军团转到浙西一带活动，18日抵遂安白马，接中革军委电令：“主力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368]中革军委还要求，攻占遂安后，“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并在“浙皖边境，约在徽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369]根据这一命令，先遣队派出侦察分队，至遂安附近了解敌情，准备袭取遂安。但国民党军在此严阵以待，国民党方面报纸报道：“省方开往部队昨已安全到达遂安县城，防地并已布置就绪，龙游、寿昌、淳安、衢县均已派定相当部队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严密防堵，东西则有陈调元派队开入遂境，负责进剿，包围之势已成”[370]，红军军事上处不利态势。另外，从政治上看，浙西一带群众基础薄弱，“常、遂交通一带之群众很差，几次逃跑一空，连向导均无人找到……因此，在我们的行动上均难以秘密”。[371]七军团指挥员报告：
根据我们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动艰苦的经验，由于浙西电话、交通事业的发达，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知道，飞机每天都能跟追随，敌人队伍运动与转移均极迅速。并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完全没有，伤病员安置极度困难。我们最近在浙皖边境，寄存群众家中一批伤员，据闽浙赣谍息全被敌搜出，影响士兵战斗情绪、战斗力极大。[372]
9月下旬，军团领导决定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10月初，到达皖赣苏区休整，此时，“部队已不足两千人”。[373]
由于国民党军加紧向皖赣苏区进攻，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374]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在浮梁、德兴间通过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下辖两个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由于红七军团出发后就出现领导层的种种问题，曾洪易消极避战，寻淮洲与乐少华则“不断的闹私人意见”，领导层其他成员间也矛盾重重，“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375]因此，军团领导层根据中共中央意见进行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