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军长征前的准备
国民党军8月底攻占驿前后，照例修建碉堡、构筑公路，并将碉堡线逐渐向小松市红军阵地伸展，其前锋部队则试探性地对红军阵地展开攻击，蚕食红军防线。在屡遭失败，国民党军前锋步步向红军中心区进逼时，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势在必行。
为集中策划、调度即将到来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423]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424]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匪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425]
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426]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8月中旬，朱德电令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427]西运。同时，中共中央还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军委电示第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24日，中革军委再电彭、杨，重申：“为避免过多的损失及确实突击，第一地区阵地，应作为掩护地带，而第二地区阵地应作为主要抵抗地带。”[429]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中革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为红军主力突围后苏区继续坚持作出组织上的初步安排。
与此同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接触，展开停火谈判。陈济棠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因此，对“剿共”军事阳奉阴违，和中共间一直有信使往还。早在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430]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阀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431]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432]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433]
中共中央的这一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经过数日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的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434]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给红军各军团指挥官发出指示，告之：“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435]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436]
突围方针确定后，8、9月间，中共中央在宣传、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刊物《红星》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提出：“我们更要在远殖的行动中增加我们的兵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白军，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我们要反对对敌人后方的恐慌观念……要在抗日先遣队胜利的开展之形势下，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437]这隐约透露出红军战略转移的信息。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438]刘建华回忆，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党省委和团省委派我带了两个人，到茶梓和乱石做党、团二线工作。所谓二线工作，即一线是公开的，随时准备跟随部队行动；二线是秘密的，准备在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439]9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号令，要求：“发展更多的苏区于敌人背后，瓦解敌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扩大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440]
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指示信，决定调整苏维埃机构，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实际是在布置苏区失陷后的工作。29日，张闻天又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441]文章发表于《红色中华》，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撤离时，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443]这意味着中共的转移计划已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训令，提出在国民党军不断深入苏区的形势下，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因为这样的行动，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区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解除敌人的武装壮大红军，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444]
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尚在休整。此时，国民党军久攻之下，师劳兵疲，且因长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蒋介石本人对战局估计十分乐观，9月6日，蒋在日记中预定计划：“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之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445]正是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国民党军在9月底才开始新一轮进攻，9月26日其第三、第十、第五纵队共6个师向石城攻击，第八纵队向兴国攻击，第七纵队向古龙岗攻击，第四纵队向长汀攻击，南路军向会昌进攻，并拟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
9月25日，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下达攻击命令，以小松市为主攻方向。26日，国民党军6个师全线展开攻击，先后攻占中华台、陈古岭、分水坳等高地，30日占领小松市。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亲至第一线观察，发现石城城北石榴花、鹅项坳一带工事密布，是红军主力集中地区。10月3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在专门调集的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石榴花、鹅项坳高地猛烈攻击。两高地是石城最后屏障，红军在此进行了顽强固守，但难以抵挡对方的猛烈炮火，被迫撤出战斗。7日，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进占石城。红军顽强奋战，在石城阻挡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为准备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自己也付出很大伤亡，战役结束后，“红三军团老的连长完全死伤”。[446]肖华回忆：“这一仗打得很壮烈，损失也很大。连续战斗的伤亡，原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这时只剩下五千来人了。”[447]
与石城激战同时，向古龙岗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遭到红军顽强阻击，前进一度受阻；后由于红军主力部队的撤出，行动加速，先后占领天子嵊、风车坳等高地，10月10日完成对古龙岗的占领。兴国方面，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庙背以北和高兴圩西南地区顽强抗击周浑元纵队的进攻。战至9月30日，庙背、高兴圩等地先后失守，红一、五军团被迫“向兴国退去”，[448]撤至新圩、文陂地区，继续抗击国民党军对兴国的攻击。
在前方进行阻击战时，红军转移已箭在弦上，主力部队纷纷撤往后方集中，只有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前方阻击敌人。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红八军团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师司令部代理。此外，9月15日还成立了教导师，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10月2日，博古亲至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彭绍辉日记记载，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我军在北线迟滞敌人，争取时间的任务已完成。我军要向敌人反攻，主力须转移。”[449]这已经非常明确地传达出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一些回忆录所说红军许多中、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450]
应该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为长征进行的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是较为充分的。在武器弹药、粮款筹集、兵员发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长征初期的回忆文章写道：“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451]耿飚回忆，出发前，“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而重伤员和病号，则被安排到群众家里。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452]李一氓回忆，他长征前几天赶回瑞金时，“看到别人都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因为他们早已得到一路出发的正式通知”，“有些人有新的胶底帆布鞋，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453]可见，长征前夕对于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一点，已经传布到相当范围。就此而言，人们没有理由忽视陈云当时的说法：“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已进行了充分准备。”[454]1939年，当李德在共产国际遭到批评并接受了大部分指责时，仍然特别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455]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借鉴意义：
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456]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梯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10月8日，中革军委公布各军团组成情况：一军团17280人，三军团15205人，五军团10868人，八军团9022人，九军团10238人，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共7.7万余人。同时，计划给红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补充9700人。13日，中革军委下令将补充团人员拨付给各野战军团，[457]包括中央两纵队在内的野战军人数达到8.6万余人。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境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关于这一次战略大转移，李德有一个说法是：“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458]
（2）红军转移中蒋介石的对策
随着红军的转移，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实际即宣告结束。作为尾声，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前后蒋介石的态度，事实上，这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发展进程仍然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红军转移开始之初，进展十分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第一个月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75里。[459]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快捷。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460]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应该说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入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骎骎西进。”[461]“骎骎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
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快捷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道：“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462]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谲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