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与陈诚关于进攻路线的讨论
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初期进攻重点放在江西方面，以广昌、石城、瑞金这一直通苏区中心区的进攻路线作为主攻方向。福建事变后，随着国民党军第二路军大批进入福建及红军主力一部分向福建进军，国民党方面在主攻方向上有过动摇。
1934年1月初，鉴于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军在福建进展顺利，红军北出永丰地区的行动又不顺利，中革军委改变将红一、三军团组建为西方军的设想，决定加强福建方面兵力，牵制国民党军在福建的军事行动，命令红三军团进兵福建。红三军团入闽后，主动出击，很快于11日包围闽西沙县县城。同时，红七军团也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红军首先打败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25日，攻占沙县，毙伤敌军700余人，俘虏1300余人。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以主力进军福建建宁，强调：“福州不难收复逆军必可在兴化海滨为我全部解决，我北路第三路军主力应即设法迅占建宁或泰宁，并限本月杪达成任务。”[230]同时以一部留守现地，再将“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岗进展”，[231]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3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坚持以广昌为主要进攻方向。同时，陈不赞成由龙岗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232]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233]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鉴于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已基本结束，红军虽有攻占沙县的动作，但以入闽部队对付之，应该可保无虞，陈诚致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
樟横村为黎川通建宁之咽喉，西城桥为南丰入建宁之孔道，两者均为伪赣闽省苏之中心区域，实匪必争之地……军为巩固后方并节约兵力起见，拟先进占西成桥，构成石沟圩西成桥樟村间之封锁线，将钟贤东坪西坪一带守兵推进接守，届时取建宁或入广昌均较为易。[234]
2月1日，陈诚再电蒋介石，提出：“樟横村附近粮食被匪搜刮，给养困难万分。待封锁线完成，给养略事补充，即向建宁前进。”[235]2日，蒋介石回电仍然坚持令陈诚“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236]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237]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双方进退的要点，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所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虽觉迟缓，实万全之策。”[238]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239]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于自己的计划被搁置，2月11日，蒋致函陈诚，提出：“中前日回赣审察匪情，其目的仍欲先求闽北方面之决战得胜，然后再回攻我赣边之师，故此时我赣边部队，对其建泰方面暂勿进取，以其工事已成且有备也，不易垂手而得。不如先占康都与广昌，使匪不注重我主力之东向，以懈其戒心，俾其主力转移于沙县方面，专力对我第四、第八十师时，然后我进取广昌、康都部队之主力，再向东进占建宁，必易得手……故弟路务于删日以前占领康都与广昌，最好同时占领，待至二十五日以前，再转移至建宁与康都间地区，俾与我闽北部队夹击残匪，至转移兵力时，广昌最多留驻三团或竟放弃亦可。”[240]蒋此函表面同意陈诚部队留在江西作战，但其重心仍放在福建方面，而且限几日内攻占广昌也让人不知所云，和国民党军一直奉行的稳扎稳打方针明显抵触。正因如此，此函实际并未发出，陈诚2月12日家书中提到：“昨蒋先生给我一函，因计划稍有变更，仍取回未送来。惟不知此后进剿计划如何耳？”[241]当是指的此函。蒋介石计划改变，应和其过于冒进有关。2月12日，蒋在日记中表示：“进剿不能过急”，实际是对陈诚意见的首肯，同时详细写下其“进剿”计划：“预定三月十日前第二期作战开始，三月底到达连城、宁化、广昌、龙岗之线；四月底或五月十五日到达汀州、宁都、兴国之线；六月底占领瑞金、于都，肃清残匪。”[242]几乎与蒋写下这段日记同时，陈诚也起草了给蒋介石的报告，详论其“围剿”计划：
我军为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而达收复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保障民众今后永不为匪所用之目的，应本钧座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之原则，以罗军长封锁围进，乘机突进之方法，第一步本路军先完成西城桥至石沟圩封锁线后，即进占宁都，构筑由西城桥向西延伸之碉堡线，截断匪南丰与建宁之联络，并策应我东路军收复建泰。待东路军确实占领建泰后，掩护本路军取广昌，同时各部仍赶筑碉堡，俟完成后，以刘和鼎部分守将乐泰宁，以卢兴邦部守沙县，以陈明仁部守延平顺昌一带，以周志群守邵武光泽，以黄子咸守黎川建宁，同时令薛岳部相机进占龙岗，李云杰部出富田。第二步东路军一部出归化，掩护一部主力由永安出，本路军出宁都。第三步东路军一部取石城，主力出长汀，而本路军相机占领兴国及瑞金。最后会师，寻匪主力而围歼之。如此筑碉堡交互推进，我碉堡完成之日，即剿匪成功之时。虽似觉缓慢，实万全之策。[243]
如果单将这一报告和蒋介石同日日记联系看，很容易得出蒋被陈诚影响改变作战计划的结论，但陈诚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透露，这一报告当天并未送出，陈在12日写道：“我已拟一计划寄蒋先生作其参考，拟明日请派飞机来勾去。如能照此进剿当万无一失也。”[244]可见，蒋作出决定时，并未读到陈的报告。蒋介石和陈诚殊途同归，几乎同时作出在江西缓步推进的决定，这在蒋陈二人而言，应为洞悉大局的明智之举。
2月1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详论今后作战方针：“本路军以出广昌、宁都，将匪区截成两段为有利，盖我军如能占领广昌、宁都，既可防匪西窜，并可策应我西区，且可吸引匪之主力，而使我东路军进占建泰容易也。我军无论出建宁或广昌，第一步均须先将当面之伪一、五、九军团，及伪三军团之一部，驱逐或击溃之。”[245]陈诚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即所谓“剿匪战略重西轻东，左急右缓”。[246]福建方面则由东路军“由北向南”，[247]顺势推进。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陈诚在国民党军战略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对作战方针的坚持也使陈诚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时陈诚对当前形势及所担负任务，愁虑重重。据他随从副官透露，陈常深夜不眠，在办公室内徘徊，忧心忡忡”。[248]
在国民党方面计划下一步作战方针时，中共方面也在评估数月来反“围剿”战争的结果。虽然没有实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的徘徊也颇让中共领导人引以为慰。当时《红星》发表的社论写道：红军“在黎川之东北，进行了三个月胜利的战斗，伸展到浒湾附近，击溃敌人的第四师，在硝石、洪门、新丰街一带，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在北面战线，我们的大兵团，可以自由的出现于敌人堡垒线的后方，许多独立兵团，在敌人的后方出没与发展”。社论把国民党军加强构筑堡垒的举动归因于红军的主动攻击，强调正是由于红军对国民党军的打击，使之“不得不改变其计划，相隔二里路甚至四百米，就要构筑一堡垒。而且他的堡垒要向着南昌来构筑。这种堡垒政策的结果，又使其攻击精神的减弱”。[249]作为公开的舆论宣传，这种说法有其进行正面阐释的可理解一面，但仍显得过于避重就轻，缺乏准确的反思和评估。
关于对第五次反“围剿”进程如何看待的问题，在二苏大上也有反映。朱德在二苏大报告中谈道：“在最近，我们的英勇红军，已经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了一半，给了敌人严厉的打击，阻止敌人向苏区前进。”[250]毛泽东则针对大会上认为“围剿”已经粉碎和仅在准备粉碎中的两种说法指出：
照前一说，是过分估计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维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轻轻取消了，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险的。照后一说，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红军从艰苦战争中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粉碎六次“围剿”的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绩估计不足，同样是很危险的。[251]
（2）平寮、凤翔峰战斗
1934年2月20日，为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16个师又1旅2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地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之势。
此前，1934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已经开始向黎川以南发动进攻。初期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建宁为攻击方向，于25日攻占樟横村。樟村、横村是黎川南50里左右的大村，“两处地方极大，约有三、四千户，如不遭匪患，实非常之富”。[252]随后，国民党军向由江西进出福建的要隘邱家隘、寨头隘进犯。邱家隘为闽赣交界的分水岭，“两翼系高峰，中为一谷地，道路蜿蜒曲折其间，加之构筑一些工事，更为壮严之天险”；“冬天积雪未溶，山头竹林茂密，真是易守难攻之地”。[253]红五军团两个师部队在此凭借天险，面对对方优势兵力“顽强抵抗”，[254]国民党军不得不集中七倍于红军的兵力，经过反复十数次冲锋，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将红军迫出战场。随之，又占领寨头隘阵地，并乘势进占无人驻守的平寮。
2月1日，红军向平寮一带国民党军发动反攻，计划“消灭进占坪了附近之敌并相机占领里岭下向樟村攻击，消灭敌之增援部队”。[255]红一军团第一、第二两师主攻平寮，“来势殊为涌猛”，[256]五、九两军团在邱家隘、寨头隘一带牵制对方部队。平寮之战，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记载“战事激烈前所罕见”。其所记战斗经过为：“匪惯以小部队牵制各处，主力集结于一地，用密集队形重叠冲锋，如此平寮战役第一二两日，均以小部队牵制我寨头隘阵地，主力集结于平寮前方……其攻击部署，犹是率由旧章，但我工事坚固，士气旺盛，匪亦无所施其技矣。”[257]经过两天攻击后，红军虽予国民党守军以重创，歼其七十九师四七○团大部，但国民党军在坚固工事和飞机轰炸配合下，利用占据“坪了至里岭下一带高地”[258]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红军也遭遇较大伤亡，陈诚家书载：“据俘匪供称，匪之第二师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259]此虽或有夸张，但红军损失重大应属事实。因未能达到击垮、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红军被迫于2日午后撤出战斗。
平寮之战后，根据蒋介石的想法，第三路军应继续向福建挺进，但陈诚认为福建战事已基本结束，此后进攻方向应直接指向苏区的中心区域广昌，这一进攻方向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认同。2月初，陈诚下达作战命令，令所部在樟横村一带集结，构筑工事，主力向位于黎川西南地区的西成桥方向推进，揭开第三路军向广昌进攻的序幕。
为破坏国民党军继续南进的意图，红军在西成桥西南、西北方向骚扰国民党军，阻止其修筑碉堡、工事，破坏其占领意图，双方在鸡公山、司令岩等高地展开拉锯战。9日，国民党军十四师及九十四师占领鸡公山地区，红军退往“康都五通桥”方向。[260]10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二营增援鸡公山途中，在三甲嶂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同时第一师其他部队根据军团指挥部命令“从西而东的向敌之后路打出去”，击溃其数个师的进攻，创造了以弱抗强的范例，被誉为“战斗中最光荣的模范”。[261]聂荣臻撰文提出：“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甲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262]但这样的胜利不足以影响大局。
15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进至乾昌桥一带，准备在此筑碉。红一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决定在俯瞰乾昌桥的凤翔峰左、右两翼埋伏红一、二两师部队，红四师在敌侧后“负责钳制79师之后续部队及敌之11师策应樊师之部队”；同时以二师一个团“兵力固守凤翔峰阵地并吸引敌人主力”，待敌仰攻凤翔峰而抵前沿时，左、右两翼“突击截断敌之归路，以迅速最短的时间歼灭”。[263]凤翔峰地当要冲，为国民党军之所必攻。15日上午，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以两个营部队向凤翔峰展开进攻，当其接近阵地时，红军展开突击，但因相互间协调不够，未能歼灭对手。下午16时左右，国民党军增调第六十七、第八师等部向红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同时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展开轰炸，而其6个团兵力绕向红军后方，“有抄袭我归路模样”。[264]红军全盘计划落空，被迫撤出战斗。凤翔峰战斗次日，林彪、聂荣臻曾就战斗情况作出总结：
凤翔峰战斗又重复了三甲嶂的血训，敌又是用飞机轰炸及堡垒炮兵火力向我阵地轰击，尤其是敌人的飞机所起的作用太大，使我一举一动甚受妨碍。敌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护之下，向我阵地推进，我军以反突击将其击溃后，敌缩回堡垒附近从容整顿。我军因被敌方堡垒所阻，而不能行较长距离的进击，行反突击亦只能做到向敌之侧面搏击及正面冲锋，而无法做到压迫到敌之后面……我们时刻感觉得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到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袭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拉（摆）脱而成了对峙局面。这种战斗办法最好的成绩也只能消灭敌之一部，否则仅仅将敌击溃而不能消灭。但这种战斗，我们他们的伤亡和弹药的消耗都很大。我们在五都在丁毛平寮在三甲嶂和昨日的战斗，性质和结果都差不多，平寮三甲嶂及昨日的战斗，我们伤亡在约一百人以上，因此觉得以后须尽量的避免这样的战斗。在距敌人半天或一天行程处隐蔽，应于敌前进而于敌之运动中或初到时消灭之……我们只要敌离开其（堡垒）八里到十里路以外，我们便能完全集中的消灭敌人。虽敌数倍我军的集团兵力，只要敌后尾离开其后面堡垒在十里以外，我们是有把握消灭他的。[265]
凤翔峰战役中，还出现一个对红军相当不利的现象，即红军行动不再像先前那样可以充分隐蔽，相反，资料显示，该地“封建关系浓厚，故仍有仇视反对或破坏我们现象与事实。特别是南丰敌派遣其走狗或利用当地流氓密布侦探网，对我军行动消息往往容易漏网”。[266]这样的状况，对红军是一个巨大的隐忧。
在江西方面作战取得进展后，国民党军在东路福建也展开进攻战。2月22日，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夺回沙县。3月7日，又攻占将乐，进逼泰宁。3月19日、23日，泰宁、归化相继失守，中央苏区闽赣间进出的门户建宁受到严重威胁。中革军委紧急调红一、三军团主力入闽，在大洋嶂、将军殿、梅口、江家店等地与进犯敌军展开激战，大洋嶂一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的进攻，消灭其一个团兵力，尸横遍野，以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臭气难闻，路上无人往来”。[267]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称誉：
以两连兵力迎拒十数倍于我的优势故人，激战终日，越战越勇，营长、连长、指导员及代营长连长、代指导员继续伤亡二次，仍无退却动摇，坚忍卓绝的与敌人血战到底。敌旅长亲率大刀会队督战，并不惜以敌兵死尸及垂死重伤敌兵堆成进攻工事，拼死命地向我猛进，但是终被我英勇的五、六连以顽强拒战与神勇的反冲锋打得落花流水的溃败下去。[268]
红军的英勇奋战延缓了国民党军在福建的进攻步伐。不过，福建本非国民党军主攻方向，这里的战局不足以对全局形成影响。
（3）广昌外围战斗
西成桥战斗后，国民党第三路军摆出欲由西成桥经康都斜向进攻广昌的态势，吸引红军在此防御，主力则逐渐集中到南丰西南地区，准备经白舍南下直插广昌。2月25日，蒋介石令第十八军“主力先向杨林渡白舍罗坊伸展”。[269]3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在南丰西南地区集中11个师部队，在沧浪—杨林渡一线构筑碉堡线，准备以此为基地，向南推进。
国民党军完成在南丰西南地区的集结后，红军逐渐察觉其意图。为阻止其对广昌的进攻，红军集中红一、三、九军团北进，向南丰西南地区出击，“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270]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完成在此地区的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陈诚确定应战计划：
伪三军团全部在我五都寨东华山石股山阵地前，伪一军团由早坳向我侧翼迂回。明真日部署：霍李傅三师固守原阵地，夏黄两师集结立壁岭牛形岭茅坪间地区，樊师主力集结磨刀渡附近，伺机以击破之。而令孔师主力星夜向神冈党口前进，威胁匪之侧背。[271]
3月11日，红军向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占领五都寨、东华山阵地，并继续向北攻击。主力则由西南方向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但是，国民党军在此厚集兵力，红军初期进攻虽有得手，总体形势并不乐观。国民党军在红军全线攻击下，一方面顽强固守，另方面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提醒“伪一军团踪迹不明，希注意详侦，防其暗算”同时，指示各部主动出击，“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272]陈诚也亲赴前线督战，通电全军，“亟望各级官兵，自勉勉人，贾我余勇，不顾一切，急起直追”，[273]激励士气，向红军发动反攻。
3月13日，红军向杨梅寨国民党军后方部队第九十八师发起进攻。黄昏，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274]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在国民党军并不多见的反击下，准备不足，虽努力奋战，仍遭失利。彭德怀鉴于战场形势不利，建议中革军委“应有舍心”，[275]主动撤出战斗。22时，第一军团第一师接到命令：“东华山五都寨均到敌，我军决转移地区，一师担任最后掩护，候彭杨部队（第四师）及我军完全通过后，再节节掩护到宝石朱坊附近宿营。”[276]红一师奉命掩护部队撤退，到次日晨5时，红军主力大部撤出战场。此役，红军歼灭对手1200多人，自身损失达1700多人。[277]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时说：
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