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历史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分水岭。在战争的四年里，交战国政府盲目而不顾一切地探寻新的动员社会—经济的有效方法。战争的影响削弱了阶级和地区的差异，因此，到1918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业国家中都显现出了一种新颖的、后资本主义模式大众社会的迹象。
人类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动了。没有人预想到工业化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并且充满着血腥的杀戮。这足以让人们轻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质疑的进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够取代这种过时的18世纪对人类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难达成一致。在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出现公认的一致看法，尽管出现了新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爆发的。没有哪个欧洲政府希望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欧洲国家，在面对敌人的外交挑衅时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退缩。
将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联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让双方都显得更加缺乏变通。冒离间联盟危险的退缩者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挑衅。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塞尔维亚（或整个巴尔干半岛）对德国有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唯一能够指望帮助其抗衡协约国（英法俄）包围威胁的盟国。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和俄国结盟。当法国的利益没有被重点照顾时，它只能以证明自己是俄国一个忠实盟友的方式在之后的危机中支持俄国而反对德国。
欧洲卷入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支主要军队所制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动员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要从平民中征召数百万的预备役军人并配发制服和武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往边界。荒谬的是，根据这一计划，每一列火车都要小心使用，对计划的任何调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协调时，中途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很容易造成混乱，而一旦混乱就会导致军事失败——这正是动员计划所设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国命令全面动员（而且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比敌人需要更多时间将军队集结在边界），奥匈帝国、法国和德国就会次第被触发而迅速地发布动员令。这种自动性取代了政策，军事领袖取代了文官领袖；动员计划转变为战争计划，没有谁真正决定这样做，因为敌人的军队是“根据计划”开始迅猛地开往边界。
而这种预先精心安排的沿着边界线梦游般的军事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经受了实践检验。这个计划要求德国将重兵集结在北部临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击法国。为了在之后能够集中打击东部的俄国，这就要求德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就要围攻巴黎、击败法国。但是德国人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比利时，因为被严守的法德边界使得德国不能按计划快速通过并取得胜利。而宣称比利时永久独立的1839年条约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这种已经显得过时的“一纸空文”对于德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另一方面，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只不过是为英国政府介入战争反对德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口而已。这也让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防御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认为，自己无须承担参战的责任，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遭到攻击。
然而，在战争的前几周这些考虑似乎不是很重要。德国军队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到法国北部。直到战争的第五周他们接近巴黎，但是人困马乏；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法国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动摇。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在战争的第九周发生了，在全城的出租车将巴黎火车站的士兵运往前线的帮助下，法国的反击在正在行进的德国军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德军司令部决定将军队撤回到马恩河对岸。德国的速胜计划破灭，其他的所有设想也随之破灭了。
当敌军徒劳地从侧翼包抄时，僵持开始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很快从北部英吉利海峡向南部瑞士边界延伸并穿过法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铁锹几乎代替枪支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士兵开始加深和改进战壕、加固炮台、保护补给线、筹划交火区域、设计遭到攻击时撤退的后方战壕，并以其他方式确保每一条前线的战壕都固若金汤。
敌方的将领逐渐而不情愿地认识到，步兵的进攻无法摧毁在彼此呼应的战壕中布置的机枪。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炮火的打击范围，在发起进攻以前就摧毁敌方的机枪。这就需要更多的重炮，持续数日乃至数年的重炮打击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以前都难以想象。而这也需要建立新的军工厂，而生产枪炮就需要找到新的原材料供应。同时还要供养和补给战壕中数百万的士兵；当他们被火炮和机枪造成伤亡消耗后，需另外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数百万人进行接替。
创建和供给如此规模的军队让后方产生了急剧的变化。需要为军工厂和其他基础工业寻找劳动力，必需配发食物、燃料和原料以确保战争所需的任何物资都能得到适量的供应。这很快导致了民用物资的短缺。直到战争结束时，欧洲许多地区食物和衣物都很短缺，而有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供应完全匮乏。
在起初的几周内，公众对战争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个参战国。但是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和战争难度的加大，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消退。俄国尤其如此，政府开始不再受到欢迎，也未能很成功地控制战争的影响。1915～1916年间俄国在东线的软弱和溃退戏剧性地表现了俄国的弱点。法国经过精心设计的补给体系支撑着每一处战壕，即使稍微转变一下战线，就会导致消耗无数的炮弹和付出成千上万士兵生命的巨大代价。三年时间中胜利一方全部战果只是那些完全被摧毁的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然而，在俄国一线，后方薄弱的补给无法支持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所以只要稍微在人力和供给方面占据优势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本地区取得胜利；而被击退的一方必须退缩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直到胜方不断进军的部队的供应耗完为止。因此，战果往往是往复交错的。1914年俄国首先攻入东普鲁士，但很快又转为全面退却；但在后来的三个机会中俄国军队再次进攻并重新占领大片领土。而到1917年春天俄国军队却又被赶回到了战前边界。食物和其他供应的严重短缺不但限制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在城市中特别是首都圣彼得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战争不仅对主要交战国的影响不断加剧，而且随着新的参战国的加入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在战争开始就加入到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到了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方；同年较晚时候保加利亚协助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而罗马尼亚和希腊认为应该依附于协约国。阿拉伯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同时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正在寻求机会夺取德国那遥远的殖民领地。
那些使这些国家陷入战争的复杂条约为这些国家做出了秘密协定的承诺，而这些秘密协定就是要在所有缔约国中瓜分奥斯曼和奥匈帝国。事后证明这样做极其糟糕，但此时将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从陆地上有效地包围了同盟国，同时英国舰队在法国的一定帮助下非常有效地切断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这样的海上封锁甚至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士和荷兰都被禁止为德国转运进口物资。因此，战争转变成一种大封锁。协约国控制海洋，可以从美国和其他地区获得补给；同盟国被局限在欧洲内陆，仅依赖当地的资源。
战争每经过一个月，交战双方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愈益短缺。战争进入一种缓慢的消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成为双方争夺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由于沙皇所能掌握的行政和技术能力是所有帝国中最欠缺的。1917年5月，反对者发动革命，沙皇退位而一个临时政府试图继续战争并为俄国新的宪法体系奠定基础。这种短期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随着士兵响应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俄国军队产生了哗变。同盟国军队几乎可以随意开进俄国；而且由于农民不再将谷物运往市场进行买卖，俄国的粮食变得极为紧缺。在1917年11月再一次的革命政变使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获得了政权，俄国正式退出战争。这让德国可以集中一切现有资源在西线发起最后的进攻。
俄国退出时恰逢美国参战。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理由是海上中立权的争端。德国宣布以潜艇来封锁英国。美国拒绝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并继续派遣船只向英国运送军事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船只被击沉，美国视其为一种战争行为而全面介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美国介入战争更根本的原因，是担心德国的胜利将会把整个欧洲大陆纳入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中。
美国的战争动员需要时间，而在法国部署美军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就在1918年春天，德国开始以新的渗透性的战术大规模进攻，放弃了以前那种称为延伸炮火打击范围的方式。同1914年一样前线开始逼近巴黎，胜利似乎已经掌握在精疲力竭的德国人手中。
但就在此时战争的性质改变了。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系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相反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生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国家和军队行为。列宁号召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威尔逊呼吁欧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没有领土兼并和赔款的政治自决的方式结束战争。恐怕只有多数的投票表决才会在争执的情况下做出和平而有说服力的裁决。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威尔逊的民主思想的方案明显地涉及要部分（威尔逊）或全部（列宁）推翻欧洲现存的政府和社会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种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二者都对欧洲大陆上疲于战争的人们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缺少任何为赢得战争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辩护的有说服力的、有影响的理念。
这种心理变化在最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对扭转同盟国的局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美军在1918年上半年抵达法国，这让德国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当1918年7月德国春季攻势的势头被扑灭时，同盟国很快丧失了所有胜利的希望。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民族开始公开地准备独立；直到10月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接受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但是就细节的争论让敌对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11月11日才结束。至此革命运动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皇帝赶下位，而且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推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黄金机遇。消除对无产阶级暴动的恐惧迅速成为胜利者的当务之急，他们发现，在东欧所支持的各种新兴政权都认为，威信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上，而不是其所真正得到的民主支持。事实上民主自决在1918～1920年动荡不安的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
1918年俄国国内及边疆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一直肆虐到1920年。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失败；之后这些地区与俄国签订了同盟协议，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而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影响。但在1921年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与苏联达成了妥协。
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活动都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但是军事力量又依赖于心理和社会条件。从这些方面来讲，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整个中心地带有着根本性优势。绝大多数农民都相信，苏俄政府将允许他们持有1917～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鼓动下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无论列宁的反对者说什么，农民都怀疑，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土地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因此，每当必须做出选择时，大多数农民通常都选择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列宁的追随者最终胜出的原因，但他们是在俄国处于经济崩溃边缘之后才获得胜利。
1919年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甚至没有尝试处理俄国的局势。相反胜利者只是满足于为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政府所制定的条约。很难实现对领土边界达成一致，尤其当意大利想要得到秘密协定所承诺的全部领土时，而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就出于此因；因此，威尔逊总统认为，神圣的民族自决原则应该优先于这些美国从未参加过的秘密而不光彩的交易。
第二个困难的议题，是如何确保德国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威尔逊总统希望成立国联以法律程序维持和平。法国却并不热衷于国联，而更想同英国和美国结成军事联盟，解除德国武装以及法国有权在德国国土上驻军。
结果是彼此妥协。威尔逊建立了国联，之后美国却拒绝参加。法国实现了让德国解除武装，但从未成功地使德国按照条约规定支付战争赔款。中欧东部新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通过口头上赋予民族自决的权力而建立，而这也是出于对欧洲军事和政治均势的谨慎考虑。
巴黎和会也见证了曾经赢得战争胜利的联盟的破裂。当意大利确切得知自己的领土野心无法满足时就退出了。法国和英国在如何分割阿拉伯国家和其他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很快失去了对欧洲问题的兴趣，因此，1920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威尔逊曾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凡尔赛和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
1920年上台执政的新总统沃伦·G·哈定确认，美国不再积极关注欧洲事务。哈定在竞选中承诺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返回到战前那种简单的状态：也就是当与棘手的外国问题没有要紧的联系时，个人可以不太关注政府的行为而专注于发家致富。美国呈现出迅速繁荣的景象，到1920年，大多数人都成为城市居民并渴望拥有汽车、收音机和其他新消费品，诸如对像汽车这种贵重物品的分期付款第一次成为一个大的市场。
英国也尝试让不受政府管理的战前生活模式恢复运转，但却繁荣不再。相反严重的失业使煤矿及其他工业部门显得不景气。在法国，重建国内战争破坏地区所需的大量公共开支让法国政府无法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模式。在德国以及在更远的东欧不可能自动地恢复到战前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因为战争及其突如其来的影响深刻地冲击了旧的社会结构。
战争让整个国家都感到不满的意大利是一个特例。不断兴起的政治骚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这让新的法西斯政权在1922年开始上台。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使国家强大，并且以整个国家的名义完全不顾及特殊阶层和个人利益而获得了拥戴。在前社会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1945年死去）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崇尚军事道德，并且毫不掩饰地沉迷于夸夸其谈。但不同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更乐意在和平时期进行在战时已经完全证明成功的国家资源的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如墨索里尼骄傲吹嘘的，他的政府象征着“未来的潮流”。
另一个骄傲地宣称代表未来的战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1919年，随着俄国内战而面临危机时，列宁召集了国外支持者商议建立一个新国际。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接受布尔什维克（重命名为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主义者接管两派。这种分化对于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非常强大的德国尤为致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使得德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因此，1918年在德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被削弱了。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开始在以无懈可击的民主原则所设计的宪法下执政。这个政府对于抵抗来自左派和右派的革命威胁显得准备不足。但是它还是幸存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与残存下来的德国军队的旧官员们保持了战略联盟。这将具有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置于政府的控制中，然而，还有一小撮部队被《凡尔赛和约》批准掌握在对新政权反感的人手中。但是这个弱点在1924年之后甚至可以被容忍。后来德国在美国借款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繁荣。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复苏缓慢、异常困难的苏联形成明显的对比。内战结束后列宁立刻决定，推迟建立共产主义的尝试。由于他的推断总是基于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设上，所以就有必要将许多无产阶级经验和共产主义者投入到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之中。当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失败时，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外无产阶级帮助的计划必须被搁置。苏联无论情愿与否都得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而列宁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农民和小商人自由买卖，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国家手中，如银行、工厂、对外贸易和交通等。
许多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向毫无见识的农民那种自私的经济行为让步。而苏联以外普遍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无法运转的证明。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城市经济仍基本在国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对最高权力隐蔽而激烈的争夺。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此时部分自由经济（换句话说由无数的私人经营，其中大多数是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民）和部分计划经济（换句话说由反应同样滞后的国家人员管理；由于计划是由上级下达，他们很少关心价格）运转的困难开始加剧。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应不足以支撑政府所要开展的工业发展项目。因此，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并且强迫农村供应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农民被迫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给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在向农民派发作为其工作报酬的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给国家。苏联农民反对集体化，他们宁可杀掉牲畜也不将其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农业危机。但是斯大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从集体农庄征收谷物，即使这对于不合作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饿死或濒临饿死状态。
主要从苏联集体化农民征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撑建立了工厂和大坝、开发新矿和制造其他主要产品的大量劳动力。五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苏联人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这些目标，这就像一场军事活动一样。人员和物资被集中起来，而且以军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产。甚至口号都是军事性的：这种带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报纸和演讲极其震撼地回响在军旅、一线工人、阶级敌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布只用四年半时间就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集体化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苏联有计划的动员确实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2年，苏联的这一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突然终结了20年代的繁荣。恐慌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所到之处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使购买力下降，这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苏联不断发展的经济却不知为何从这场危险而似乎无法避免的风波中解脱出来。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与这种徒劳的、令人痛苦的大萧条相比，强制集体化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似乎可以被谅解。
大萧条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任何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法国和英国都显得犹豫不决，不能也不愿采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复经济。而德国和美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的经济动员状态。公共建设的应急项目和控制价格及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完全地结束失业，但是缓解了萧条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公众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之以前迥异的问题。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经历了极其剧烈的政治变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的领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义，认为1918年以后德国被犹太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还有国家“叛徒”所中伤。希特勒和多数其他纳粹领导人深情地怀念着战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谊，而只有在这个党中他们才会找到一种类似表达他们好战情绪和同志友谊的途径。相信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天生优越是纳粹信条最肮脏的一面，这是为了打击和最终消灭犹太人和所想象的其他劣等民族而进行的辩护。
希特勒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和消灭敌对党派和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来攫取独裁统治。之后他开始通过重建军队、让工人和机器重返工厂和进行狡猾而冒险的外交行动使德国再次强大。英国和法国都未能有效抵制希特勒的行动。美国和苏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进行抵制。因此，希特勒能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使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同时在国内他通过迫害犹太人和结束失业而获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拥戴。他成功的秘密是全部恢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经济动员模式。希特勒所做的完全契合于战时模式，因为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为备战而重建军队置于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
到1938年，希特勒宣称其外交政策是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所施加的不公正性。这不仅意味着重整军备让德国重获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意味着将所有德意志人置于同一国家统治之下。因此，大多数信奉民族自决原则的英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对奥地利（1938年5月）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定居部分（1938年9月）的吞并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满足于吞并德意志人已经定居的地区。他认为，对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是历史的本质和真谛。要确保“雅利安”种族的未来就必须占领东部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法国和英国都不会被动接受的政策。而失误最大的是，斯大林竟让苏联和德国结盟，而此时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在1939年开始让德国军队向东扩张。1939年9月1日德国袭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对波兰的承诺而勉强宣战。而直到1941年苏联还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继续帮助希特勒，显然这让德国具备即使在1914年都没能享有的单线作战（一旦粉碎波兰）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此还是感到有点儿庆幸，因为苏联不仅吞并了半个波兰，还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芬兰在冬季战争（1939～1940年）中虽然免遭被占领的厄运，但还是不得不将一些边界领土割让给了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英国和法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成功地对抗希特勒。因此，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自1940年）和日本（自1941年）在战争前三年赢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波兰在四周之内被占领，随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1940年春天作为成功摧毁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前奏，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这些抵抗再次在几周内就被击败了。希特勒做到了德意志帝国从未实现的成就：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被所向披靡的德国军队踩在脚下。美国保持中立，苏联畏缩不前。英国孤军奋战，为了抵抗德国的轰炸，成功地进行了空中防御并在德国潜艇的袭击下保持了海上航线的畅通。但是没有人认为，英国的资源足以推翻这个成功地骑在欧洲之上的巨人。
1940年秋天，由于未能争得制海权和制空权，进攻英国的技术障碍使得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纳粹党毫不掩饰地放言“雅利安”种族生存空间将在东方出现。另外，希特勒在意识形态方面蔑视共产主义，相信会轻易地摧毁斯大林的政权。几乎所有局外的观察者都赞同他，因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大量军官遭到清洗，并且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连续几个月间的实战中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芬兰军队所遏制。
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还对巴尔干半岛成功地发起了一次“闪电战”，大约三周踏平了南斯拉夫和希腊。接下来就是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进攻苏联。斯大林在诧异中惊醒。前进的德国装甲部队俘虏了上百万苏军。尽管起初有点儿犹豫不决，但苏联抵抗意志没有崩溃而是随着冬天的来临不断加强。德国的补给和装备开始不足；进军步伐减缓，随着寒冬临近，德国人前进的步伐停止了。
怀着速胜决心的纳粹没有为在冬季里进攻苏联作任何准备。德国的装备和人员在零度以下无法活动，因此，习惯严寒的苏联人成功击退了行进到莫斯科一线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尽管直到一年之后，苏联军队才能够对入侵的德国军队掀起全面的反攻，但此时的希特勒第一次明显地遭受了重大挫折。
德国军队第一次从莫斯科前线撤退发生在1941年12月6日。第二天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将美国拖入战争。但是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确定是否像对日本那样向德宣战。而希特勒首先向美国宣战解决了美国政府心中的疑虑。这大概也是为了发泄他对美国长期以“非直接参战”的法案手段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的不满。
在进入全面战争之后，美国的政策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抵抗德国，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相比是一个更强劲的对手。这意味着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并与围绕着“三巨头”的其他次要盟国的合作。英国和美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努力合作的基础。尽管英国和美国运送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肯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帮助了苏联人，但是苏联常常保持独立。但在最初至关重要的几周中运输的困难极其巨大，而苏联也没有透露他们资源的任何信息，这让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和生产计划无法达到完全的契合。
在1942年秋天，美国的战时战争生产进入满负荷状态。此时日本早期的胜利已经被遏制，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至少被限定在一条稳定的战线之中。1942年英、美在北非开始第一次反攻。次年5月将德国和意大利从北非驱逐，然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随之进入到意大利南部。至此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3年6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战争，尽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一直都是战场。
现在德国在地中海几乎是孤军作战。1942～1943年主要的战斗集中在苏联边界。1942年夏，德国军队重新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且渗透到位于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一带。在这里他们停止不前了。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军击退德军，并且整个拦腰截断了正在进攻的德军。当1943年德国军队试图重新发动进攻时，苏军很快扭转战局。此后德国转入防御，从苏联的土地上节节败退。1944年夏末，苏联军队跨越战前边界并向柏林进军。
同年夏天，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西欧登陆日）并成功地向柏林推进。盟国的计划要求在年底前战胜德国，但是德国的抵抗比想象的更加顽强，直到1945年4月苏军和美军才在德国易北河附近会师。希特勒因为败局已定而自杀（1945年5月1日），一周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签字投降。战胜国拒绝同纳粹政府谈判，反而将德国划分为各个军事占领区，每一个占领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自由地建立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政府。盟国试图统一整个德国的政策失败了，最终德国被一分为二：之前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合并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由苏联占领下的地区建立了由共产党统治的较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45年的欧洲就像1918年一样成为了一片废墟。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交通被严重破坏，经济全面瘫痪。然而，在1945年以后的恢复比1918年要更加顺利，这主要因为全部的关注都放到了实现生产的正常恢复中。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发展和应对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手段都被应用到了战后欧洲的重建。
1949年以后的经济复苏尤为显著。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几乎全部修复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尽管和战前相比，欧洲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其所达到的强大的生产力和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任何时期。根本无法想象和平时期运用这种在战时开创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欧洲的复兴同欧洲发起战争一样都证明，很多事可以让数百万技术人员在共同服从命令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合作而得以实现。这是比其他事情都重要的20世纪欧洲的主要成就，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权所共有的成就。只有日本人在大规模集中力量上取得了堪与之相比的成就，其余国家均落下风。
思想和文化
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真正代表西方思想和文化重要创新的是什么。传统价值和思想无疑遭到了挑战，很多都被抛弃。或许由中世纪和近代先贤所界定的西方文明正在不断地遭到颠覆，这有点儿类似于其他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意识到，他们传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已无力应对西方的入侵时在19世纪所遭受的颠覆一样。
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一些新奇的艺术和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自我转变，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贴有其他所熟知的历史标签的转变。只有经过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更好地区别这种变化和延续的因素，但不可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一个十分有利于表现“颠覆”和“非延续性”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因此，他们的生活由古老的季节规律支配。农业规律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对工作、家庭关系和外部世界的看法。这些准则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地消失。城市的日常生活模式明显与过去的乡村模式划清了界限。这些将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还有待观察。但影响似乎又是非常明显的，可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后工业文明与先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的联系。
城市社区中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或许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开端。广播和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极大，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功能更加强大的电视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媒体的影响已经突破阶级和地域的划分。大众媒体网络覆盖中的所有人都普遍被更紧密地拉近到了一个共同的层次。抛开一些口语的书面应用（被电视以视觉刺激而加强）不谈，这些通讯渠道对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也产生了同样类似的影响。
这为人类行为的有意操纵方式拓宽了道路。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基于唤醒人们潜意识的反应和将人们的感情取舍与产品等联系起来。诸如像希特勒所掀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有意地采取一些欺骗和谎言来唤醒人们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让数百万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人类行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无意识思维的努力在战后德国，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因此，1939年之后这种思想学派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中。
这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艺术和文学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认为是个人的活动，与其他个体对话并经常涉及私人和个人事务，而不涉及公众和官方话题。艺术家和作家只是着手探索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并冒着无法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内行人才愿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种十分神秘的诗集或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辞。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艺术家摆脱了创造对现实认识的妄想时，视觉艺术还是在公众中不断地扩展。这是因为照相复制技术的改进可以让人们对艺术作品（或许被弱化）的体验不断增强。当公众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艺术风格时，更多的来源不同的刺激开始影响艺术家。非洲艺术和其他原始模式变得有影响力，个人风格广泛扩散，而且照相机仍然将不断扩展的视觉艺术展现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大众面前。
不同的艺术观念主导着苏联和纳粹德国。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俄国艺术家反对旧的束缚，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政党服务并被告知使用什么样的基调和风格。简而言之，艺术被当作一种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手段，而且仅有似乎对得到政府批准的事业有所促进的作品才被允许面世。希特勒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尽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于迫害反对者，而不是用来界定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形式。
对个人的无助感和非理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奇特地与接连不断的科学成就保持一致。尽管由沃纳·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欧文·薛定谔（1976年去世）为处理极其微小的亚原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数学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间还没有出现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科学形态的新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和派生影响以及旧的科学理论都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一种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学研究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详细计算恒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对解释恒星如何发光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武断地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想自治性所引发的大量观点，其差异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从宏观的时间视野出发，我们甚至会发现，当代看似混乱的迷茫蕴含着统一的特性。几乎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像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经历过的那种革新。在思想和实践，科学、艺术和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持续的变革推动西方生活模式继续支配全世界，并且使欧洲和它的海外延伸，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不断将人类纳入到一个在全球范围中整体互动的世界性文化心脏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