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此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广泛散布于太平洋的岛屿（为方便起见将相连的土地以“大洋洲”这个名称表示）仅被欧洲航海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在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土地均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后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扩张的力量，并且迅速地卷入到了互动的人类社会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正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都囊括进来。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来的隔绝和落后基本上是由于地理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这些微小的土地散布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上。在1759年之前，在能够让欧洲航海家精确地测量经度和纬度的天文钟发明之前，船只不可能找到任何较小的岛礁。这意味着系统地绘制大西洋海图被推迟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并且仅在19世纪20年代，当源于聚集在高纬度太平洋地区的抹香鲸的鲸油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时，许多欧洲和美洲的船只才开始穿越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于澳大利亚，陆地的大部分都是贫瘠的沙漠。在东部沿海足够的降雨让这个地方有着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线却被珊瑚礁所保护使得船只不能停靠。以石器时代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欧洲人进行贸易，因此，在很多世纪中船只都不驶向澳大利亚。然而，在18世纪后半期，当英国海军系统地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地图时，原本想象当中的大分水岭以南地区在东海岸被发现。为了缓解英国监狱的压力以及让这些罪犯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面创造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在1778年，英国将装满罪犯的船只驶向了悉尼港口。作为缓解大不列颠岛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慈善计划的一部分，在半个世纪之后即1840年，人们在更遥远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兰岛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边、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到1850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美国传教士和捕鲸者的影响。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进一步的侵入。事实上他们都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他们在面对西方船只所带来的疾病时极其脆弱。
1850年，非洲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景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从法老时代开始的文明历史的缩影。埃塞俄比亚和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上游河谷地区也孕育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明国家和帝国。来自印度、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进行贸易，如果没有上千年的时间，至少也已经长达数百年了，并且在东非和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附近存在着繁荣的港口。在非洲内陆有许多王国，一些经常性地进行着战争和奴隶贸易，另一些更倾向于和平。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尽管总体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现的中心地带，但是整个非洲还是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气候普遍不适于耕种。大陆大部分地区降水不足。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几乎不能维持人们的生存。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划分，只有骆驼商队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穿越撒哈拉沙漠。位于大陆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区也是沙漠——卡拉哈里沙漠。这些沙漠被广泛延伸而只能用于饲养骆驼的半干旱的土地所包围。当然在非洲还有一些优良的灌溉地区，例如条件较好的刚果盆地和西非沿岸。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热带雨林。砍伐热带雨林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由于太多的降雨把土壤表层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冲刷掉了，造成了这里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只有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南非的沿海地区（纳塔尔、好望角）拥有真正优良的耕地，但这只占整个大陆的一小部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早期非洲农民可耕作的农作物没有在欧洲和亚洲所耕种的多产。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块根农作物（大概在基督时代开始）和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大约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情况。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的传播让那些适合玉米耕种土壤和降雨的地区人口取得了大量增长。
非洲落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陆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让人变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疟疾和黄热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蝇传播的寄生物引起的。这种疾病传染人和骆驼，并且直到近年来这种病仍然让适于人类居住的肥沃而诱人的土地闲置。实际上这种舌蝇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人类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破坏。舌蝇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对羚羊没有太大的危害，因为这种野外的牧群对这种寄生物有免疫力，但对人和骆驼来说却是致命的。狩猎的人们对于在羚羊身上广泛传播的传染病抵抗力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长期以捕食羚羊为生。因此，在舌蝇生存的区域，人类不得不放弃猎食者的角色。
对于非洲人来讲，幸运的是舌蝇没有滋生于非洲大陆的整个地区。疟蚊所携带的疟疾更是广泛地传播，但是非洲尼格罗人对这种疾病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因为遗传突变（镰状细胞性贫血）和普通红细胞相比没有给疟疾寄生物提供太好的繁殖条件。因此在导致欧洲和其他外来者迅速死亡的环境中非洲人却存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从父母双方身上都遗传这种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特性是非常致命的，只有携带一半正常的、一半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的人才可以对这种疟疾有免疫力。
黄热病是第三种由昆虫传播的疾病，这种疾病也在非洲广泛分布并且对非洲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考虑到这种疾病，就可以理解至少比起欧亚等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来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个大陆直到19世纪仍然只有很少的人居住。
第三个拖累非洲的因素，是地理上的障碍，即运输和交通的困难。由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海拔较高，因此，河流在入海口处十分湍急。这样会中断河流运输，并且让海上物资很难进入到几十公里远的内陆。唯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是例外。这两条河在内陆深处才会有些落差。因此，非洲最早和大部分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尼罗河谷和尼日尔河谷兴起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河流中组织长距离、大规模的船只运输物资相对比较容易；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在一些地方集中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而专业人士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开发出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技术。
在那些只能以驮畜群和人力搬运工运输物资的地方，将大量食物和物资集中到一个地方代价高昂，所以很少有剩余的物资供专业人士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繁荣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区发现了罕见的珍贵物品，例如黄金、盐和铜等，规模相当大的村落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例如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采矿中心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存在的大量遗迹曾令早期的研究人员十分困惑不解。
非洲地理条件给强大国家的出现和商人长距离的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这一点也确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和人种。另外，在北非和部分东非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的体型类似于南欧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非洲既是居住在刚果热带雨林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的故乡，也是生活于非洲大湖区世界上已知身材最高的马赛人的故乡。与其他民族关系紧密但是又与非洲大陆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的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经常与白种人混居），布须曼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于好望角地区。
在非洲分布最广的人种被称为尼格罗人种。在这个一般的分类中，部落间和村庄间的人体差异都非常明显。只是因为在1850年以前，当地的非洲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能够有效地保持与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绝。这就让每一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形特征。另一方面，与陌生者规律而频繁的交往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开化。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基因的融合和较大范围的基因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非洲族群间较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
地理和技术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经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东南部沿海一带成为一种贸易和文化用语。阿拉伯语也深入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区。在这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农业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公元1050年之后这些地方受到了穆斯林的强大影响。因此，当地的国王和君主引进伊斯兰经师教授神圣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阿拉伯语仍然是学术用语，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在讲不同地方语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语成为共同交流的纽带。
另外一个大的语系是班图语。讲这种变化相对较少的班图语的部落散布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区。而在不同的班图语中这种密切的相似性说明了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渐四散开来。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班图人在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和使用铁器，并且成为了刀耕火种的农民以后才有能力穿越刚果热带森林，他们从大概位于贝宁湾附近地区的开始扩散。后来一些讲班图语的部落出现在刚果热带雨林以东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畜。随后他们沿着东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扩散。由于镰状红细胞性贫血的突变而产生对疟疾的免疫或许是班图人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在雨林地区他们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图人出现以前，霍屯督—布须曼人就消失了。
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种贸易语言斯瓦希里语是由阿拉伯语和班图语混合发展而来的。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讲闪米特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周围。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尼罗河上游和大湖地区，混乱的语言将人们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几乎没有语言联系的群体。
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一种促进变革的强大力量一直作用于非洲。穆斯林自北面、东面影响着非洲，同样欧洲自西面、南面影响着非洲。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内部不同寻常而急剧的建国事业全面展开，而处于大陆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和欧洲人则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碍。
两种经济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的士兵和其他专业人才。
同时发生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需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以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驻扎了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不久之后在这个地区就出现了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东非的奴隶贸易由阿拉伯人控制。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
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达荷美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课税不会损害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式枪支来猎杀大象。枪炮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和日益增加的基督教传教士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伊斯兰传教史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之前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异。在东非和西非的大多数国家，统治者都发现伊斯兰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伊斯兰并未深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良好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伊斯兰经师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日常事务。
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激发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托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愿意接受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复兴使者。他发起了对刚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国军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运动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术基础的基本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稳定扩大。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专制王国（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组织，这是由于家庭和村庄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交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统治的一个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问题，因为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对非洲人整体而言，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件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于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彼此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观念的总和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竞相效尤。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官、有抱负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观、人道主义意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专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的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直接诉诸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非正义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只能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工资。这样欧洲雇主就能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在迫使非洲向欧洲文明开放方面，两个彼此竞争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1830年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并首先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为了尽力守卫这块殖民地开放的沙漠地带，富于冒险精神的法国士兵深入了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们与位于塞内加尔的法兰西帝国代表汇合。法国军队和法国传教士有一种教化非洲的梦想，并梦想通过建立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跨北方大陆的庞大帝国让法国变得强大。
法国的帝国野心同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相冲突。这种对非洲未来设想的伟大斗士是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逝世），他早年在南非的金刚石矿中致富，之后投身政治。罗得斯努力争取英国大众对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出现了与这种广泛流传的基督福音派的认识相对立的观点：新的冷酷学派思想，认为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生活来讲生存是关键，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占领土地的面积和英国移民的规模。
受到英国为生存而奋斗的思想影响较晚的德国，1884年也出现在非洲，但是它以在非洲（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喀麦隆）和大洋洲（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更加残忍的侵略态度去弥补这一点。意大利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但是在红海取得些许胜利之后，1890年意大利耻辱地败于重振雄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手中，这也是非洲国家成功驱逐欧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组织了一个“探索和教化”刚果盆地的国际协会。这个国际协会很快成为掠夺这一地区资源的私人工具。同样葡萄牙也重申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所有权。
这些急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间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竞争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危机开始于1898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了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沿岸的荒凉村落法绍达时。法国对上尼罗河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威胁了英国对埃及地区的间接控制（1882年实现），并打乱了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通过英国调动在埃及的军队为镇压大量的激进马赫迪穆斯林派追随者并阻止法国向东非移动就可以看出，英国实际上已经预计到了法国将向尼罗河开进。英国为埃及再次征服苏丹动用了数目可观的兵力，但是在法国人到达法绍达之前，一支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并在脆弱的法国工事建立后不久就到达了这里。在极其紧张的几星期之后，法国在两国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时退让了；法绍达危机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个主要殖民帝国和平解决了它们之间在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土争端。这是由于欧洲局势迫使法国和英国结盟去遏制德国力量的兴起。后来在非洲的冲突往往加强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国首先通过对英国在激烈的战争（1899～1902年）中打败的布尔人表示同情来激怒英国。之后德国做出支持摩洛哥苏丹反对法国对其控制的姿态（1905、1911年）来向法国挑衅。这些帝国的争执极大地加剧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在1875～1914年，欧洲殖民地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它们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仍然是肤浅的。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欧洲人定居点，并且在很多地区欧洲人只是扮演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规则和制度很难实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两种不同的帝国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殖民管理。一般来说，英国倾向于间接统治。这是基于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国的顾问置身于当地统治者的宫廷之上，足以长期地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非洲，意味着先前的酋长和国王仍然存在于政府之中，并服从于来自英国常驻官方的偶尔干涉和很多意见。
法国倾向于直接统治。也就是他们委任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殖民政府的意见处理事务。这些官员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在理论和某种程度的现实层面上来讲，符合条件的人不是因为肤色，而在于教育和技能。
法国殖民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文化同化，在法国学校受教育的非洲人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会成为法国人，尽管其皮肤是黑色的。倾向于间接统治的英国为当地文化传统的保护留有更大的空间。而实际上英国殖民管理者有时发现，当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非洲人不再支持那些没有信誉的首领和国王时，他们仍然支持陈旧和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但是帝国理论只是决定殖民管理实际特点的小部分因素。而财政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非洲是贫穷的，而且非洲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欧洲殖民者想要实施的项目。因此，承诺增加税收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热切欢迎。这意味着要鼓励人们在非洲投资的愿望。无论对欧洲的投资者还是殖民管理者来讲，矿业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开采黄金、铜和其他金属能提供最可靠的利润和最适宜的税收资源。因此，一旦当地非洲人同矿业和类似的发展发生冲突时，本地非洲人的利益就被漠视。
但是，当地非洲人经常反抗欧洲的行动。有时首领和国王调动他们的各种资源去反对或击退欧洲势力。阿特拉斯山的柏柏尔人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人达几十年；西非的阿散蒂王国对英国掀起了四次反抗，直到1901年才被英国最终吞并进黄金海岸（现代加纳）。同样在南非，直到在战场（1879年）上摧毁了最高首领的军事力量之后，祖鲁人才最终屈服于英国的间接统治。
这些抵抗和其他相关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有189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击败意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很多非洲统治者认识到，武装反抗欧洲军队是没有效果的，他们或多或少自愿地开始同欧洲殖民者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间接统治模式是最富成效的。事实上，有时非洲统治者可以在欧洲殖民管理机构的庇护之下来强化和巩固政权，例如布干达王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他例子中，欧洲殖民统治者帮助濒临分裂的非洲国家，并且承认统治者对领土所具有的合法权力以及他一贯所享有的特权。例如巴苏陀兰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868年进行干涉，搭救了布尔人所破坏的部落。
即使拥有最完备的官僚制的直接殖民统治也并没有摧毁原有社会结构。具有亲属关系的群体、村庄和氏族纽带仍旧保持着，而且殖民管理者必须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所有居民。因此，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被夸大。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殖民管理者所认识和利用的当地社会结构的领土规模。处理这些事务的政策只会起到有限的作用。殖民官员通常只是在对付从各种地方局势中所涌现出来的本土领导者。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除此以外的地方事务有足够的控制。因此，例如法国，无论他们理论上如何偏爱统一的官僚政治机构，但是实际上他们必须接受间接统治的做法。例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况，欧洲外交斗争要求他们维持政府中的本土穆斯林统治者。
尽管事实上欧洲的殖民政府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为非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明确的边界被划定并且所有欧洲列强势力都一致接受时，暴力冲突的规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约1900年，流血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在欧洲渗透到内陆前几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冲突中。事实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国家都是由于战争而建立，并且几乎每年都进行战争。但是一旦欧洲远征军证明了当地非洲军队和欧洲军队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这是由于欧洲武器、训练和后勤体系的作用）时，大规模的暴力活动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从前的敌人必须共同生存，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殖民管理机构中。非洲的好战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隶的现象被有效地取缔了。这在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变化。有时通过中止战争和暴力，两个曾经军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肯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如马赛人曾经是家畜的饲养者和战士，失去了传统职业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库尤人则人口增加，很快超过他们的敌人——马赛人。
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被压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农业进步也有助于人口增长，如尼罗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设施，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出现，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东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陆的部分农村地区产生了人口过剩问题，人们开始涌向城市。这些人从宁静的乡村涌入到新涌现出的欧洲式的喧闹的城市中，但是面临着适应和习惯城市环境的困难。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现象都不是很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很少的骚乱。德国殖民地轻易地就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并且在战后再次毫无悬念地由胜利者瓜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辉煌时期。支持帝国主义者奋斗的思想和理论在1918年以后削弱了，热心的鼓吹者曾经允诺给欧洲贪婪的投资者所预想的利润几乎很少实现。事实上总体来讲，帝国主义从未真正得到现金回报。非洲殖民地管理和发展的代价可能超过了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货物的价值。当然个人的矿厂和其他公司有时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公共投资很少完全从地方财力中支付。一切取决于哪些被计作成本，只有充满偏见和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白种人是通过压榨非洲取得了巨额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乱，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很小。非洲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是英国皇室的自治领，建立于1908年，并且给予布尔人和英国人这样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里亚，是曾经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回到非洲后的家园。利比里亚作为一个共和国，通过一部效仿美国的宪法进行统治。
从西奥多（1855～1868年在位）开始，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满野心且残酷的人，他们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提倡体现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会的古代文化传统将阿比西尼亚高原这些难以驾驭的民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刷在1896年失败的耻辱。这次他们在飞机和毒气的帮助下将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赶下王位，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这个短命帝国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国在1922年从法律上确认埃及的独立，后来在1936年通过条约保证迅速地撤出尼罗河畔的全部英国军队，这些标志着英国开始退缩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平衡了那些后起的欧洲帝国列强的扩张成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间，非洲人所经历的各种新体验深刻地削弱了所有传统的社会模式。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人学习了新的技术、看到了新的景象，这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生活。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样的反应，特别当他们可以进入中学或者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学习时。更多的是那些离开本地社群到一些矿井或城镇中工作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新工作中经历了这种与旧风俗迥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时，所要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亲属关系和部落行为规范显然完全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欧洲法律和习惯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优势。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校和行政官员都鼓励非洲人越来越遵从欧洲的规范。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兰教。在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传统。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式的文明生活与西方模式竞争时表现得并不很成功。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有萎缩的趋向，因为它同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结构相联系，而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非洲人将非洲的衰弱和贫困（以及欧洲的剥削）归咎于此。
这种过程造就了少数但战略地位优越的一批非洲人，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充分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和自觉性组织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并准备从欧洲行政官员手中接管统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帝国政府相继决定放弃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时。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命运。在大洋洲所有的较小岛屿和澳大利亚，随着白人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当地的土著濒临灭绝。白人定居者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像南非一样分别在1901年和1907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新西兰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触后经历了人口迅速下降的过程，但是大约在1900年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从那时起毛利人迅速增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并以马铃薯为生。最初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是白人引进到新西兰的新作物。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另外一个大的群岛夏威夷，土著人几乎灭绝。从1810年开始，这个群岛被统一在土著王朝之下，但是在1893年美国人策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98年宣布这个群岛被美国吞并。在统治转变前后，接连不断的移民到达这个群岛，并在美国企业家建立的种植园中工作。这些移民中日本人数量最多，但是也包括各个人种和民族。原有的波利尼西亚群体崩溃了，幸存者成为少数民族。
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如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原始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改变，这主要因为西方人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其他的岛屿中，如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成功地适应了外国统治，首先是西班牙（自1571年），继而是美国。只有少数岛屿（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全部灭绝。但是西方的入侵将先前独立的民族和源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融为一体，因此，削弱了每一个地区的本土文化和种族特性。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东南亚高原、西伯利亚北部和巴西雨林），直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仍然设法维持生存。因此，整体上来看，现代人运用在工业革命中所取得的运输和通信的新手段不断向外拓展，加速了人类均匀分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这一过程往往依赖于跨越文化、地理和基因遗传的界限、长距离的人口迁徙和货物贸易。
因此，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规模和速度与之前不同。而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推动革新的主导者，从各个文明中心在欧洲和亚洲诞生以来，他们的主导角色在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为了完成对世界历史的概述，应当在最后两章中对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作一个更加仔细的考察，而这也是作为独立审视主导当代局势的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互动进度的开端。
[1]祖鲁军事专制王国的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以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并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于古代希腊引进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格古的体制不太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