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的中心在欧洲。欧洲大陆上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主导着局势。在远东日本的帝国野心和中国的内部混乱形成了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风暴中心。具有巨大版图的苏联和稍小的美国将欧洲的争斗转入到了对远东势力的争夺。作为以意识形态为准则的两个沉睡的巨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决策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和官方都处于和平的状态，拉丁美洲挣扎在美国经济势力的阴影中，同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满足于让其他国家介入国际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状态。在战争中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全球性主导力量。非常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样出于意识形态准则的原因在战前都不是很情愿介入其他事务，而随着在国联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其他方面取得平等地位以后，苏联和美国都有兴趣介入到所有地区的事务中。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意识到要善待在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著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在捍卫威尔逊民族自决观点中，美国人感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扩散。
冷战阵营的确是在较长时间中才形成。在1945年大部分美国人希望重复他们前辈在1918年所作的撤军和裁军。联合国在大国一致的支持下接管了维持和平的任务。而困难就在于1945年之后同1918年之后一样，大国都很难达成一致。为和平处理德国和日本而努力达成的一致条约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在1947年美国政府认为，从欧洲和日本的撤军要等到斯大林的苏联扩张野心被“抑制”时。
准确来讲，斯大林如何看待战后事务仍然有待推测。斯大林对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评价很低，而且在1945年不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政权。然而，他又让美国和其他观察者很容易相信，苏联正在精心策划一场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为目标的运动。斯大林在战后苏联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用这一信条预测世界革命。他于1944～1945年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地区建立了联合政权，并在两年内设法将这些政权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同时他并不是很积极地尝试得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这也显示了其欲扩张到东部的土耳其和伊朗的迹象。此时在亚洲，共产主义者开始赢得对中国的控制，而且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在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夺取了政权。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也很强大，并且大谈革命。所有这些在苏联政府看来似乎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和合乎心意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在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眼中，这种以莫斯科为中心在战后充满困境和社会不平等的任何地区所引发的革命和内战是一个世界阴谋的结果。
当希腊爆发社会主义游击运动并威胁到政府时，美国决定干涉。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5月抓住这个机会敦促国会，批准反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诉诸武力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三年之后，美国在希腊的努力证实是成功的；但是在萌芽状态下消灭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政策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力量、财力和意志。
冷战时期（1947～1973）
尽管如此，美国在西欧的冷战政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1948年各个政府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国会批准了充足的美国基金，1953年当这一计划正式结束时，除了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欧洲，所有地区都实现了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同年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开始实行。结果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努力在西欧发展跨国市场和经济合作尤其成功，而东欧不同国家各自独立的国家计划证明很难相互协调。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技术进步超过了东欧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由于1948年之后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减弱，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越来越大。因为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工业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而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且现代化工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中发生。
第二个糟糕的问题是，马克思预见的国际兄弟情谊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产生。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同苏联合作的热情。中国尤其如此，但是第一次表现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是发生在1948年当斯大林坚持主张控制南斯拉夫时却发生了与南斯拉夫公开的争吵。这种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共产主义革命无法消除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相反亚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并且在打击白人帝国主义中所呼吁的民族情感既用于反对英法也用来反对苏联。
苏联意识形态和非美国、非苏联世界现实之间的第三个差异，存在于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的方式上。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军开创了这种方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极为尖锐，英国决定尽可能地根据多数统治的原则将国家划分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随着英国的撤军，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而且有更多的难民跨越新的边界寻找他们共同宗教信仰的庇护。尽管以悲剧开始，但在1947年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享有了自治。尽管存在着文盲、贫困和地区差异，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保持了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几乎在印度实现独立时，英国也从锡兰和缅甸撤军，然而，在马六甲却一直待到1957年。
一旦英国决定撤出殖民管理机构，其他殖民国家也开始谨慎地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57年加纳（原黄金海岸）成为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殖民国家并不都愿意撤退。例如荷兰曾短暂地尝试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但当面对武装抵抗时决定放弃（1949年）。法国更加努力地尝试恢复殖民地，但是由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影响，在叙利亚，特别是越南的军事抵抗最终挫败了法国的图谋。
至此，法国最为惨烈的斗争发生在大量欧洲移民建立家园的阿尔及利亚。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开始煽动并很快为独立而战时，这些移民进行了反击。起初，法国的态度是支持这些移民者；但是随着常年的战争趋于僵局，直到法国濒临内战之时，观点分歧越来越大。这导致了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戴高乐曾经在战争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1945～1946年短暂的时间中领导着法国政府的重建。他在重掌权力时修订了宪法，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威，随后当选为总统，并利用其职权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在经过了七年的斗争之后，法国在1962年接受了以压倒多数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民投票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殖民帝国快速至少是和平的解体，部分是由于欧洲政府态度的转变。例如1946年执政的英国工党原则上不赞成帝国主义，并且希望英国不再承担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殖民责任。第二个因素是各个殖民地民族政治意识的兴起。独立运动呼吁对外国统治者进行反抗，而且同时建立了接替欧洲殖民政府管理任务的政治机构。极其讽刺的是，需要克服独立的早期障碍的民族已经为自治更好地作好了准备，而像比属刚果在独立已经到来时，人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
在东南亚，当法属印度支那分裂为独立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时，那里古老的文化和政治差异再次被重提。但是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区划分的所有边界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所有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府工作都落入在欧式学校受过教育的新人手中。传统部族的群体，先前欧洲的贵族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无法挣脱由土生白人殖民管理者的继承人掌握的政治行政的控制。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为此努力的尼日利亚比夫拉人的叛乱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美国和苏联都赞同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这也是运动一旦开始就快速推进的原因之一。但是两个大国不会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首先大量“新生国家”将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席位。它们构成了“第三世界”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拒绝坚定地站在由共产主义领导或由美国主导的任何一方。另外，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期望并没有实现。殖民帝国的崩溃没有加速欧洲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殖民国家在失去殖民地的情况下不断繁荣。这就推翻了列宁就革命应当在西欧出现却没有发生的原因阐述（列宁曾经谴责在西欧分享帝国主义利益的西方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成为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者，延误了欧洲革命意识的发展）。然而，美国也并不安心看到非洲和亚洲的独立发展。独立带来的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而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
以严格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较之很多政权相比，很难看出共产主义政府与美国民主理念是如何的相去甚远。然而，许多美国人认为，由莫斯科操控的遍及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正企图去破坏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47至1953年之间合理使用美国资源来稳定欧洲的思想在处理中国事务上被极大地强化了，但是美国尽力支持的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却不堪一击。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1949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美国将此看作是共产主义更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因为此时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美国可以使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反对侵略者。美军连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小部分军队开始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当朝鲜将要失败时，中国进行援助并很快将联合国军驱赶到朝韩的最初分界线附近。
战场上的僵持最终让双方虽然都不满意结果仍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定（1953年），而这种不满一直持续到1998年（指作者写作本书时。——编者注）。但是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军军需品主要供应者的日本从中获利很大。这种扩大的需求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破坏而急需复兴的工业带来了促进因素，并且日本的高速经济复苏很快超越了同时期的德国。
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够瞬间摧毁全部城市的核武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冷战时的国际关系。由于战时研究，在1945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新式原子弹的国家。但是苏联毫不费力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在间谍收集到的秘密技术情报的帮助下，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以让西方专家感到吃惊的速度仿造出了美国的原子武器。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9年）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研究一种更有威力的核弹头，即所谓的氢弹，它的能量释放与太阳和其他恒星氢原子核发生核聚变的过程一样。苏联几乎在同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很快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3～1954年），只落后美国几个月。
另外一个秘密的竞争，是看哪一方能够率先研制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绕地球半周）导弹，而这也急剧地增强了毁灭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和美国都有时刻准备向对方发射的导弹，这种导弹从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起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另一方的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势均力敌的恐怖局面逼迫双方为确保自身优势而争相研发在导弹弹道上拦截空中攻击的导弹技术。针对拦截的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多弹头和通过在空中改变导弹弹道来躲避拦截。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赢得或保持技术优势而一直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军备竞赛需要两国投入非常可观的资源。但是所有技术都不可能保障任何一方抵御突然的、毁灭性的和全面的灾难。
甚至在5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可能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都有约束作用。这两个大国不止一次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峙中退缩。因此，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保持克制没有轰炸中国，因为它担心苏联将援助中国并因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在1956年当苏联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共产主义叛乱时，美国没有给予匈牙利任何援助。同样在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导弹将被安装在古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建立反美政权）时，坚决要求其撤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苏联决定让步。苏联拆除了所有导弹装置并撤回了技术人员，这让希望能够平等对抗美国军队的古巴政府非常失望。
苏联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一个显著的意外收获就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能够携带武器而绕地球半周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卫星。1947年苏联首先达到这一技术。四年之后当加加林绕地球轨道飞行并安全着陆时，苏联实现了另外一个突破。苏联这些成就激发美国为空间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结果在1969年美国航天飞船两次载人到达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
这些惊人的技术成果只是空间开发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无人驾驶飞船围绕着太阳系探索其他的绕日行星。另外，大量被发射到遥远的大气层中的人造卫星具有各种功能，如传播无线电和电视信号、拍摄气象情况、观察军事设施等。到1970年间谍卫星观察已经窥测到了许多苏联和美国都曾重点保护的军事秘密。极为奇怪的是，这往往消除了敌对双方的疑惑。当卫星观测系统可以监测到每个安置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洲际导弹发射时，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
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冲突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苏联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业产量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苏联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苏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欲摆脱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则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苏联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矛盾。在美国冷战同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现实，由苏联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文化差异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地恶化，并且给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苏联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地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朝鲜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的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苏联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54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越南的政治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韧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越南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人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起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却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揭露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的明确目标和早期胜利显然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就持续的经济繁荣。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脱离尼日利亚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着斗争双方武器供应商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
中东来之不易的休战经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间接连爆发的战争所打断。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战争的胜利，在1967年已经能够确立对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时将前哨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和苏伊士运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战争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接踵而来的休战协议见证了以色列人从苏伊士运河的撤军，不久之后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管辖下重新开通恢复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着种族、部落和宗教对抗的地区冲突一样，中东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赖来自大国的武器供应。以色列在早期的独立事业中从法国获得了武器，而此时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交战。当法国政策转变并开始寻求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时，以色列完全转向了美国；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情绪十分强烈，尤其在犹太裔美国人当中。当法国、英国和伊拉克联合袭击埃及的行动在最初阶段就被联合国决议阻止时，苏联许诺在1956年后为埃及提供武器（顺便提及，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发现两国在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统一立场的事件之一）。但是中东的苏美合作极其短暂。两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又相互斗争：以色列依赖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依赖苏联的武器。随着埃及政府的翻脸而与苏联关系破裂，这种联盟在1973年之后迅速改变。冷战重组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引发一个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即恰当的被描述为“冷战的解除”。
冷战的解除（1973～1991）
世界关系新纪元的背后是美国和苏联存在的国内困境。它们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失效。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运转良好。
美国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前几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业物资数目巨大，但是进口却保持适中。这意味着当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内被合理运用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没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强经济活力。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数据显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早期令人困扰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动荡。当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时，仅适用于国内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经济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切实必要的决定或推行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在1973～1974年，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宣布禁止对美国石油出口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时，国民经济管理的局限性显得尤为明显。石油短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并妨碍了经济；之后当石油禁运被解除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4年一致同意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严重的经济震动，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石油都是交通和工业的主要燃料。接着发生的就是为期10年的迅速调整。直到1982年石油价格开始再次下降，这部分由于个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超额供油，部分由于进口国发现了新的油田（例如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和通过使用可替代的燃料以及提高燃油炉、内燃机的效能而降低了能耗。
在长期无法确定如何处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问题时，美国政府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的贸易，在1994年经过艰辛的谈判而达成一致的协定，即为了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实施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欧洲和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强化了世界范围的协定，之后到90年代美国经历了新的经济繁荣。一些旧产业在外国竞争面前衰落，但通常与计算机技术相联系的新产业却占据着主导地位。更加自由的市场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时其他人却遭受了由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支配的剧烈变化。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顽固地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型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是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以美国作为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受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困扰。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到1981年激进分子已经失势；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了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中国投资建立新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化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自1973年以来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产，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40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之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苏联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影响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中还有剩余农村劳动力。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的军备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无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平衡了与外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的低效率生产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以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可以在空中拦截核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目前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却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阿战争（1978～198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苏联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苏联有效地军事援助越南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地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倾向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事业，因为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苏联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持续军事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协议，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导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公开性和改革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公开性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改革严重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民主德国在1990年与联邦德国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独立，结果造成了苏联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当选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接掌了前苏联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罗斯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各国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罗斯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庄，而俄罗斯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极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很难与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严重的短缺。如何让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的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罗斯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利益和权利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冷战结束后的欧洲（1991年），摘自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组织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推行其规范和决议。跨国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私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娱乐明星和其他专家也与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地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廉价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舆论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思想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收录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电台上每夜秘密地广播他对伊朗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地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国，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权，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神圣律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革命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都认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神圣律法当中的真主意愿，而这是真主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神圣律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地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例如从1970年起掌控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备受困扰。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时常与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为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并最终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之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进攻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转而入侵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海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1992年）在波斯尼亚开始一场让人痛苦的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反对塞尔维亚人，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难题，除了在阿富汗，还在1994～1996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的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尚未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遭受到群众暴力和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法语人群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地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为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选举中获胜，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战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亲美政府、颠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工作会立刻提供给被剥夺者。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口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愿意接受最优方法和廉价生产将会获得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而不顾会给既得利益和现存习俗带来多少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农村各处。
上述三点值得详细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当时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亿人。之后的人口增长如下：
1850年 12.62亿
1900年 16.5亿
1950年 25.24亿
1996年 57.68亿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农业发展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交通运输的进步可以更加可靠地为饥饿的人们运送食物，这是人口数量起飞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控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也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进化得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像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人口数量萎缩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缩并行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发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预示着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证明。
城市人口曾有赖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缩短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影响，如晚婚、节育等，并且为人口繁衍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其次，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用电器和冷冻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工作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幼儿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地协调抚养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地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助劳作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对乡村的适应。至今随着这种群体开始失去他们的自治和活力时，这个曾经囊括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大范围地崩溃。农村社区中的习俗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曾经给予每个人日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运动所展现的那样，迄今为止新旧宗教流派有望担负乡村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复兴和改革也必须妥善地解决全球经济对乡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让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质疑的公共通信和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侵蚀。或许人们在没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社区支持和约束下可以学会生活。更可能的是，我们社会的需求和趋势将会找到新的途径，去建造一个让我们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密切联系（或毫无阻隔）的社区。
新型的大众传播和娱乐以及为很多人传达的信息都深刻地影响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其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三者最重要。它们的影响和冲击是近期才发生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70年和1990年以后才到来的。它们对人类社会和意识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但肯定极其深远。
抵触的反应也很明显。迄今为止有吸引力的美国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在很多技术应用中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似乎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欣欣向荣的大众媒体中心也存在于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它们也向外国出口产品。而且伊朗的例子显示了如何通过热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显地瓦解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录音磁带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息那样。这意味着，甚至大多数传统的捍卫者都有可能改变其捍卫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坚持和厌恶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新的通讯形式通常建立了一种几乎可以不考虑位置处所的新联系；随着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一天24小时的传递信息，距离不再为人们传递信息增添太多的代价。然而，人类社会是否可以无需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实现通过语言和肢体所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的全面沟通仍有待于观察。
由古代语言和文明继承者所塑造的精英文化拒绝对这些普遍的社会变化立刻做出回应。西方世界的艺术、文学和高雅音乐继续追求源于19世纪的个人独创性的思想。追求创新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有时挑战可理解性和规范性的界限。而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或无法挑选出尤为突出的个人成果。
在一些新领域如建筑学中，新材料为惊人的创新带来了广阔的机会。新奇的玻璃和混凝土浇筑的建筑物造价低廉、宽敞，被应用到了机场、体育馆以及类似的新用途中。因此，20世纪建筑风格有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不惜代价所取得的独创性更加持久。
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和艺术传统仍旧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高级文化保持着各种难以协调的紧张关系。复兴或修正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经常会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他们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发源地。例如，日本茶道的守护者有意地将他们的艺术传授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同样部分出于好奇、部分出于对常见思想和技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让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音乐以及中国的针灸和武术渗透到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和重申是非西方民族摆脱世界主义和西方影响的最普遍方式。许多穆斯林采取了这种方式，而佛教、日本神道教和印度教的复兴者也如此行事。一种相抗衡的运动是狂热的基督教传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五旬节派”。1901年“五旬节派”兴起于堪萨斯州，主要吁求贫困和落魄的美国人，之后（大约在1930年之后）在第三世界和欧洲类似的穷人中扎根。其他基督教传教流派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伊斯兰教继续在非洲、中亚和美国部分地区寻找皈依者。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宗教（和语言）让人们牢牢地固守在其过去的特性中，比其他的行为更成功地抵制了变革，所以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发生。
尽管存在着耀眼的流行文化和强大的即时通信，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在人类习惯和风俗中仍然根深蒂固。新思想和新行为肯定改变了很多重要的全球生活，但是文化界限和障碍仍将并必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喜欢通过排斥外来者来维系其与同侪的联系。
然而，科学在20世纪后半期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看法，似乎注定预示着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纳入到一个新的综合体中。虽然宇宙论和物理学的新思想仅影响了一些专业人士，可是他们对世界的新认识可以慢慢地渗透到大众意识中，就像在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之后，牛顿力学在很多世纪所发生的一样。之后数学这种预测性（和逆推性）的科学理想开始盛行于物理科学中。在18～19世纪中每次都可以重复同一结果的实验，证实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学和化学新发现。以数学表述的新理论经常在各处被采用。随着物理学和化学理论不止一次应用到很多新技术中，首先从19世纪40年代的化学染料开始，继而发展到电能、电磁通信，之后的高潮是1942～1945年应用到控制原于能的释放中，物理学显然成为一种普遍而无可争辩的真理，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了惊人的力量。
其他一些没有发现普遍真理，经受不住实验检测或应用于新技术当中的科学落后了。随着历史学家破解古老的手稿并建立精确的年表，探险家、传教士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最终描述出不同民族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生活以后，人类社会的信息不断积累。自然史也积累了各种植物和动物及其空间地理分布，随着地质学的兴起，也可得知其时间信息。但充满惊奇的世界很难被理解，而且像那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继续构想的能够经得住实验检验的理论还没有出现。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令人信服地论证，植物和动物的地理数据和现存分布显示了物种随着时间而进化。之后在《人类的起源》（1871年）中进一步将这种进化论应用到人类。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依赖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无法被实验证实，也没有经过数学预测或提出控制其他生命形式的新方法。由于它违背了《圣经》“创世说”的故事，也激起了宗教的反对。无论他说的如何有道理，但是比起物理科学的确定性还是稍显不足。
然而，20世纪的到来让这些知识景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验观测中令人惊异的不一致迫使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修改了牛顿力学就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物理实体框架的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精心努力，表明宇宙不是统一的、无限的和永恒的，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6年）和20年代量子力学的创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相反他们认为，宇宙开始于100～150亿年前某个奇点上的一次大爆炸，并且总体上仍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
实验证据非常支持大爆炸的假设；这种理论随之迅速流行，之后宇宙学家揭示出一个充满灾难而缺乏稳定的自然宇宙史。并不永恒的恒星转变为激烈的核反应堆，而这种反应堆的形成和消亡归因于引力集中和宇宙物质爆炸散射的转化。新宇宙还包含黑洞、密度无法想象的微小的中子星以及类星体和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或许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物理环境所表现的其他形式，正如它们被假设（或被证明）在大爆炸之后最初的几微秒时间内所发生的那样。
显然在地球上可以讲得通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一个特例。它们可能在长时期中有局部稳定性，但却不能永远持续。相反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刻，在集中和散射的极限中形成的状态中，物质和能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那时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在我们所居住的充满不稳定且在不断扩张的宇宙中，就我们所知的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界限都被拉近或跨越到了黑洞、恒星等的周围。
简而言之，物理和化学形态突然而始料未及的变化取代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深信不疑的统一性和数学预见性。此外，这种新的宇宙历史类似于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努力理解的混乱并且充满变数的世界。人类历史、生物进化和地球地质史都开始完全合乎逻辑地与经过新勾画的整个宇宙进化融为一体。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新形成的复杂性造成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现象出现，包括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历史的新现象等，而这些每一个层次的组织都转而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影响着浅层次的现实。显然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地球上植物的出现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改变了气候，并让进化成为可能；而且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农业、动物驯养以及近期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改变了自然环境系统并改变了有机物的进化。
物理学和天文学转变成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意味着不确定性到处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被局部而临时性的应用，而宇宙遥远的未来仍像人类事物的未来那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再让人感到无望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缺陷。相反它们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主要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其快速的变化。
然而，出于实用目的，物理学的精确性和技术力量仍如以前一样富有效用。而实际上，化学家通过研制塑料和其他的新材料以及掌握大量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而极大拓展了化学领域。1953年，詹姆士·沃森和克里克宣布他们破译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因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形式都通过DNA分子微小的变异来实现繁衍，生物化学达到了新的普遍性和影响力。就像我们习惯的改变非生物自然界一样，遗传工程或许最终可以让生物化学家通过修改DNA而根本地改变生物器官。基因作为改变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助推器可以和计算机相媲美，但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人类还没有带来更多的影响。
尽管如此，科学家似乎仍然踌躇满志地徘徊在越来越根本的技术突破边缘，而且就像过去那样，极为迅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肯定会在未来对人类事务产生根本影响。通过改变我们行为的新思想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着周边的世界。自从人类在共享期望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语言协调行动时，这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思想浪潮只是加快了这个古老的进程，使其变得更迅速，更有影响力，更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和风俗。
为了反抗由新思想和技术带来的有破坏力的新事物，人类社会经常必须在对预期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平衡有效的公众行为。近来的新奇事物显然有所增加，但是为了继续在本书中所描绘的充满惊人成功（时时伴有危险）的人类冒险事业，未来的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和创新相结合。以前的人类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激烈的形式之中，这只是因为永无止境的人类想象力从来不会满足于事物的既有存在方式。可变性实际上是人类典型的特性。我们的时代只不过加剧了这些基本的人类状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凡的可能性和同样非凡的灾难潜伏在将来，而这些可以通过人类深思熟虑的行动加以改变，尽管像过去一样，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我们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一切会对他人或周围的自然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世界历史一如既往，依然是对未知事物一种壮丽而充满曲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