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向刘绍唐先生道歉，因为我拿的护照，按规定只能停留十天，今天上午就该走的。我本应该自始至终参加这个座谈会，但因护照问题弄乱了，还不知能停留几天，所以我要先走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分两大阶段：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现代的。我的看法，传统和现代要分开来，这两个不同。我们过去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传统的，现在要写的“二十六史”、“二十七史”，就是现代的、新的。现代写的方法与古代不同。现代历史有几个特点：目前我们是处在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过去唐朝和宋朝没有什么大分别，唐朝与汉朝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同。但我们这七十年与历代却完全不同。一切在过去找不到先例。以时局为例，我们现在的中国一分为二，这又与南北朝不一样，南北朝时北方是胡人，南方是汉人；跟南北宋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分为二，一面是汉人，另一面也是汉人，这种分裂也是前所未有的，昔日是华夷之分，今日是国共之分。治史的方法、观点各方面也不同，现代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赵尔巽修《清史》、司马迁修《史记》的方法与现代绝对不同。古代修史的传统有官修、私修。官修也好，私修也好，但大家都认为当朝史家不修当朝的历史，要等下一朝代才写上一朝代的历史。我们今天开历史学会却是要当朝人写当朝的历史，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过去当朝的人只写当朝的实录，不写当朝的历史，这是现在与过去所不同的。还有一点，现在大陆修大陆的“中国历史”，台湾修台湾的“中国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用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approach。最糟糕的是海外来的人，我们这些被约来与会的都是海外学历史的，而海外的人被约来修“中国历史”，将来说不定弄成另一套海外的人修海外人的“中国历史”。这种怪事，也是两千年来所未有的。所以我们的传统同现在好多地方不同，但是我们已经在写历史，三方面写的方法不同、史料也不同。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强不同以为同，大陆修大陆的，台湾修台湾的，海外修海外的，官修也好，私修也好，但我的看法，殊途必将汇合，各自努力将收分工之效。大家在不同的观点下尽量去做。场合不同，方法不同，开会形式不同，开会的背景不同，观点不同，在不同的方法下尽量去做。譬如在台湾，刘绍唐先生的“野史馆”就应该与“国史馆”配合，大家互相配合而不互相嫉妒。历史写的结果，是非好坏，当朝人是不能决定的，这都是身后事。写《后汉书》的有十九家，其后逐一淘汰，只剩下最后出来的范晔一种，其他的都失传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都没有范晔写得好。范晔被杀头，因为当时人们不喜欢他，但他的书却传了下来，因为别人的都不及他的。所以我说历史写得好坏要由后人来决定。我认为当朝的人不妨分头努力，“野史馆”、“国史馆”……互相配合，以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方法……尽量去做，写出不同的历史来，让后人来一个评定，来一个综合，哪一个是真的、是好的，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在座的黎先生是我的老师，李先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的前辈，其他诸位先生也都是先进，我实在不该再多占诸位的时间。
谢谢各位。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