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圣诞节后一个星期日（27日）下午2时至6时，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二楼有一个文字改革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者均是专家学者，如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沈善鋐，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西东大学杨力宇，纽约州立大学邝治中，专家李鑫矩、袁晓园等十余人。
与会者都曾发言，有人认为，中国文字太难，不易学，必须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认为中文不科学，不能进入计算机，所以要改革。而改进之道，过激派则主张用拼音；也有温和的主张，就现有的文字基础上求改进。有一些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很像陈独秀，悍气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讨论会上意见分歧，但高见还是不少。其中，唐德刚教授的发言最多，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也最为中肯。
唐德刚说汉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来帮助记忆。清末劳乃宣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也用罗马字来拼音，也都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后才推动的，其中且有国际背景（第三国际）。
他们何以要搞汉字拉丁化？
唐德刚认为这是半个胡适的结果——只搞“大胆假设”，不搞“小心求证”。有些人认为方块字难、拼音字容易。最早创此说者为逊清末叶《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后来从此说者为蒋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蒋廷黻说：“我国的文字原来比欧美各国的字母的文字难，而社会又把文字知识的标准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负担之重实在可怜极了。我国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国文一门上所费的时间比欧美各国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说过类似的话，郭说，使用汉字，在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上，自小学至大学较拼音文字国家的学生起码要延长两年。
马建忠认为中国文字本不难，因为无文法所以难学，故作《马氏文通》；蒋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于郭沫若，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没有搞过双语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刚认为大陆上主张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遗老——新文化遗老。新文化已变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运动后继无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遗老，老朽昏庸。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计算机专家发言时，就是从郭说，并予夸大。他说中国人学汉字要比拼音文字的国家多花费十五年，即损失十五年光阴。唐德刚听了这位专家的话，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他说，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能够看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所执教的纽约市立大学，全部学生总数有十余万人，每年新生都是纽约市高中毕业招来的，而其中有半数看不懂《纽约时报》。大学生看不懂本地的报纸，岂不是笑话，但这是铁的事实。所以唐德刚认为中国文字比拼音文字难学的理论不能成立。
然后，唐德刚以他自己的经验来现身说法，他说：“我读中学时，我花在英文、数理化上的时间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时间最少，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而我现在用的中文，也就是凭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学时间学来的中文。”然后唐德刚笑着说：“我的中文并不太坏呀！”
接着唐德刚特别强调拼音文字亦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他说：“拿纽约地区为例：中国侨胞约有十余万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说英语、不能看英文报纸。也许有人说这与教育程度有关。那么拿我们留学生来说，今日旅美华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何止千万，但能写得出一封清顺无讹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说拼音文字比方块字容易，我不同意这种大胆假设。”
他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为准，加上附录，则全数约五万字。“我的国文不算太坏，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来测验我自己到底能认多少字，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认字率。所以中国文法科大学毕业生认字总数不出五千字，平时使用已经足够了，而我有了这五千字的基础，曾去做过大学国文教师。”
反观英文，全部单词数约十六万，我们以看《纽约时报》第一版为例，没有一天不发现生字，如果一个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识五万单词不可，五万单词则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识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报纸，岂不是笑话。唐德刚说：“拼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学英文，用的字十倍于中文。他举一个例子，中文“国会”，到了英文里就有congress及parliament之别。他说这个还算好的。试举“羊”字为例，则就花样更多了。他说在我们单音节的词汇里，认识一个“羊”字，便可认出“羊”族有关的字来，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等，我们一看词组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音节太长，单词不易组合。
英语里羊总称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国年元旦清晨，纽约美联社总社编辑部编辑老爷打急电来问这“羊年”是公羊之年，还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刚说：“把我难倒了。一个小羊过年就弄得我如此伤神，那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拼音文字词汇多，认词是拼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烦。读中文识四五千字即已足够，识了七百个字也就可以写信了。而在英文里，唐说识了七百个字，却还不能看懂菜单。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不是方块字难而拼音文字容易，这要看学习的人的个人条件，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学，天下无难字；在二十岁以后去学，则天下没有不难的语文。
关于语文的功用，胡适曾说过，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而反观欧洲，即使在今天，只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种不同的语言，其间差别原因何在？唐德刚说，是因为中国有统一的方块字限制了方言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是靠这方块字来统一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帝国，不然也像欧洲一样，小国林立，也没有统一的欧洲语言。
唐德刚说，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ction外，还有historical functio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chnicians，只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这个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ction。对于文字改革，唐认为，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远较文字学家来得重要。
第二个主张汉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汉字与计算机的问题，唐德刚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计算机。然后，在二者之间权衡轻重，他说：“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计算机如果今日不行则明日就不一定还是不行。而我们的汉字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如今要革有几千年历史的汉字的命去迁就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计算机，这就是削足适履。”
解决之道，唐德刚说：“我主张从改革计算机着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计算机较快，也容易成功，从文字上着手慢而且甚难。文字至少几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样不能适用于计算机。”
至于有人说方块字不科学，唐德刚极力反对此说，他说：“科学不科学是我们叫出来的。我国文字很美，文学讲美，文学不能精确，一精确就不美，这不关文字问题。以前我们的词汇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遗老硬将外国一套搬来，其实男女不分有什么不好？”
如果将汉字拉丁化，以后的现象将如何呢？唐德刚说，那真是不堪设想。五十年后，中国即变成朝鲜、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红番”一样，一切要从零开始。一千万本汉字图书，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丛书、类书，以及《毛泽东选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世界日报》《中国时报》《人民日报》《中报》《明报》《传记文学》《胡适文存》等都没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说，也没有人看得懂《胡适杂忆》了（编者按：《胡适杂忆》为唐德刚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刚说，不仅《胡适杂忆》没人看得懂，连琼瑶的小说也要变成“古汉语”而无人看得懂了。一讲到“古汉语”，唐德刚就很生气，他说：“今年春天，我到大陆去讲学，在山东大学碰到一位教授，我问他教什么课，他说他教‘古汉语’。我起初认为是他教甲骨文或钟鼎文，原来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么是‘古汉语’，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刚用英文说：“I feel very hurt.（我很难过。）”
唐德刚乃从“古汉语”讲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腊文。他说拉丁文及希腊文，众所周知是西方的dead language（死文字）。无论是希腊文还是拉丁文，对德国条顿族或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而言都是外来语。当英语、德语文学（即方言文学）发达时，他们就放弃了拉丁文及希腊文，一如汉文对朝鲜、越南及日本一样是他们的外来语，所以他们主张放弃汉字，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则不能这样做。中国文字即中国文明，是一个传统，unique，一脉相承，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八千年来人类历史还未找到第二种语文可与方块字比。它替我们保留了19世纪以前人类最丰富的记录，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其次，人类史上很多学科的第一部书都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如《孙子兵法》《齐民要术》《营造法式》《本草纲目》等都是各科目的始祖，这是很了不起的。
唐德刚指出，文言文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文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像希腊文或拉丁文那样是过时的、全死的外国文字。比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骂人说：“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老百姓骂那些该死而不死的祸国殃民的老头子还是用那一句话。唐德刚问大家说：“你说这句是文言文呢，还是白话呢？”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如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如流水马如龙”，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呢？
关于文言文，唐德刚说英文也有文言文。他说，《纽约时报》及伦敦《泰晤士报》是文言文报。纽约的《每日新闻》与《纽约时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报纸。《每日新闻》是语体文（spoken language），而《纽约时报》社论是半文言，伦敦《泰晤士报》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文言。唐德刚说：“我以前在哥大读书时，自己觉得英文不够潇洒，想学点文言文，所以天天看《纽约时报》及伦敦《泰晤士报》。然而英文文言文极其噜苏，英文语体文一页如写成英文文言文则要两页，而中文正相反，文言文较白话文更为简练。因为我们口语很噜苏，但文字很简洁。”他说：“去年夏天我去台湾参加民国史讨论会，台北一家出版公司要我写林纾传。林琴南是古文大家，他当年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无所不用其极，而我是胡适的学生，为林纾作传，我当然要用白话文写。写了三四千字，但因为有篇幅限制，挤不下，不得不改写，还是挤不下。经过再三改写之后，结果改成五百字，塞下去了，但最后发现我写的林纾传是一篇文言文。”他又说：“我们舍简洁而就噜苏，那算是进步呢，还是现代化呢？”唐德刚问大家，要大家作答，在座诸君均笑而不答，无辞以对。这个又牵涉繁体字与简体字的问题。
他又说，如果我们放弃汉字，则一部六千年的文明史等于宣布了死刑，汉字变成古埃及的“神书”、“希腊文”、“拉丁文”，我们的文化遗产就全部损失了。一部新的文明史从头开始，我们要重头再造一个新文化，这又待何年何月才能造成呢？
唐德刚最后以幽默的口吻说：“我们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条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花五十年造一种新文字，不如花五十年学一种现成的文字。”他所提出的几个办法，一是蒙古化，大家学俄文；一是学印第安人的办法，以英文为主，以拼音为辅；三是印度化，印度境内语言最多最复杂，所以必要时得用英文。大家学英文，英文变成印度的second language（第二种语言）。唐德刚说：“如果我们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则我国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如果印度化，即大家学英文。再不然，在五十年内将古籍全部译成英文，则我们尚可以保存一点点文明，文明当不致完全消失，何况英文也是世界上美丽的文字之一种。”他说：“西方希腊、罗马文明中断，一是他们本来的东西就不多，他们没有十三经、二十四史等。还有，他们在文字灭绝之前，好东西都已译成了英文或法文。当年我在哥大读书时不修拉丁文就是这个道理。试问哪一种拉丁文典籍没有英文翻译？但如果把我们《四库全书》全部拉丁化或拼音化（不管哪一种拼音），则成什么样子？岂不变成有字天书，谁也看不懂？如译成英文还可以看。”接着，唐德刚很激动地说：“我主张连中文spoken language（口语，即中国话）都取消。”道理何在？他说：“1965年我去印度，发现印度人英语讲得不好，很难懂，但印度人听得懂。所以我建议中文连spoken language也取消，则大家可以全心全力学英语，要学得彻底一点、学好一点，则以后移民也方便，来美留学也不要考托福了。”唐德刚讲这番话，是挖苦与讽刺主张拉丁化或拼音化者的话。但席间一位专家居然认为唐德刚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是反对汉字拉丁化，但主张全盘英语化，以英文英语来代替汉字及汉语，则大谬特谬矣。
这位专家不懂幽默，误解唐德刚的意思，在座诸君子听了大惊失色。这一点倒很像《礼记》的《檀弓篇》里记孔门弟子误解孔子说“死欲速朽”的道理一样。
最后唐德刚呼吁大陆有关方面及一批五四遗老不要随便宣布中国文明死亡。
结尾时，他很沉痛地说：“杀一个文明很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
（唐德刚讲述 汤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