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的文艺界，我个人原是非常陌生的。50年代后期虽也在《自由中国》投过稿，但在该刊关门之后，我便未在台湾报刊上写过一个字。一直到1977年刘绍唐先生来美国拉夫，要我替自己的英文作品（编者按：此处指《胡适口述自传》）做点翻译汉文的工作，这样我才替“刘传记”写了些“打差文章”。本拟译完就搁笔——对台湾的文坛实况和写作阵容，并未深入观察，也无心及此。
我之开始阅读台湾的文艺作品和群众性的学术著作，老实说，实在是从翻阅“人间”副刊开始的。那时承《中国时报》大批按时航寄赠阅。我原是中国农村出来的，不习惯于浪费，眼看这样万里外航空寄来一束束印刷精良的报纸，不加翻阅便胡乱丢掉，未免太浪费了。由于“免罪过”心情的驱使，我才一篇篇地翻看一下，这样才使我逐渐深入，不能自拔。
30年代，读中小学时代，我曾经是个副刊迷。对那时的副刊作家，什么鲁迅、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可倒背如流。彼时政府的“文网”还算不上太密，这批人又托庇于租界，所以能畅所欲言，而读报的青年，又正是崇拜英雄最忠实的年龄，一卷在手，废寝忘餐……在我个人褊狭的记忆里，30年代真是我祖国当代文艺和学术的黄金时代。
后来抗战开始了，报刊少起来，而左右各派大作家的框框反而愈来愈重。青年大学生的脑袋又一天天地独立起来，不愿意“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因此对“框框文学”兴趣也日渐减退，甚至觉得“时下少可看之书，坊间多欠通之作”呢。
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经验里，大学时代往往都是他一生“学问”的巅峰时期，他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可是在我的记忆里，“30年代”仍是个迷人的时代，她一去不复返，多惹人怀念啊！这大概也如“初恋是最甜蜜的”一种心理在作祟吧。
那时大中学里的文艺青年对鲁迅的迷恋，和今天的张纯华姑娘对鲁迅孙子的一往情深，也颇有些相同之处。
可是当我在五年前接触“人间”副刊时，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和浅薄落伍了。不但当大学生时代的轻狂心理久已消失，甚至我对“30年代”的怀念也连根动摇了。有时我细嚼“人间”上的诸家作品，觉得他们都写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珠玉，非小可所能及，而编者的编排技巧、选稿、插图，皆深具匠心——弹一句老调，真叫做“超过国际水平”——令我看得眼花缭乱，爱不忍释！“30年代”里哪有这个水平？
由于“人间”的勾引，我阅读中文报刊的范围也扩大了，越看越觉得今日的台湾文艺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抛入古物陈列所了。
现代中国文艺，在这个宝岛之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在海外喜欢翻阅“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的读者们，对台湾写作界的千百个文艺耕耘者，真要脱帽致敬。
今昔对比之下，我对当前台湾女作家的表现尤其感到惊异。
记得大约两三年前，我读到张晓风女士所写的悼念我的老友顾献梁先生的文章——那时我还不知道张晓风是位“女作家”——她说献梁守不住钱，守不住朋友，也守不住太太，虽然他的两位夫人都是最善良的妇女，但是他死后却落得无数青年学生在为他垂泪、治丧。我读后为之凄然者竟日。
献梁是我的老友，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对文学和艺术都有火热的爱心。他年龄比我大，学问比我好，阅历也比我多，我可说一向都是“以兄事之”的。后来他应聘返台，我们的往还就少了。一直到1970年冬，我回台湾，他于午夜时分到我旅邸相访，恳谈数小时。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倾谈。这时他给我的印象，便是一位十分潦倒的文人——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以献梁的才华和经历，他本不该惆怅若是。分手之后，我心中颇为恻恻，而不得其解，一直等到读完张晓风女士的悼文，我才若有所悟。
因为我对亡友顾献梁先生了解得太深刻，读到张文才有扣我心弦的感应，而久久不能忘。也由于我读到这一类“女作家”的作品，才又使我想起我在30年代所读的什么“小雨点”、“小读者”、“小札”……一类大名鼎鼎的“小”字号女作家的作品来。两两相比，70年代的作品，毕竟比30年代的要成熟得多了。
去年我有幸在纽约听到丁玲女士的讲演。看那位老太太在台前走来走去的神情，和听她那一篇惹起很多青年作家和她抬杠的讲辞，我坐在后排暗想：这就是我读初中时代所朝夕倾慕的“丁玲女士”吗？
后来我们又一起吃晚饭，交谈之间，我狠狠地注视着她，想从她那萧疏的白发之间，找出些罗曼蒂克“30年代”的痕迹，可是我一丝也找不到了。
“30年代”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代之而起的，是台湾这个小岛上“70年代”的过去和“80年代”的将来！
“文艺”毕竟不是生姜，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坛”也不是市场，在那儿劣币不一定可以驱逐良币；而“历史”却是一面筛子，优良的作品，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古往今来的佳作、巨著，无一而非是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
言念及此，我个人亦深觉自疚。因为我自己不是搞文学的，而我在前些年，却听信海外文艺界的友人说台湾的文艺是“蓝色窗帘的文艺”。朋友们是低估了这片一度有“文化沙漠”之称的宝岛了。
台湾文艺之有今日的成果，当然是它所拥有的千百个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晶。但是这批作家们，话说回头，原只是一批有战斗潜力的“散兵游勇”，如不经过一些“总司令”型的编辑加以“收编”、“整训”，日久他们就会涣散、消失，而他们今日之有如此的集体成就，论功行赏，信疆和其他各报刊的主编先生，都是应该居首功拿头奖的。
愿将满苑繁花果，
献与殷勤种树人！
将来的“中国文学史”是不会辜负你们的。
近年在纽约、前年在大陆，我便向那些新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文艺界好友们，直言无隐地道出我对台湾近年文艺发展的观感。希望大陆上也能及早恢复30年代的水平，从而超越之。
我个人也是不太赞成美国式或日本式绝对“自由化”的道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应该有若干道德和法律约束的。但是，搞文艺和学术，不坐“牛棚”，就戴“纱帽”，总归也是不太正常的。我们总应把“牛棚”和“纱帽”之间的距离拉长，使文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在两者之间有适当的生存余地。（下略）（本文系节录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