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秩之外，还存在着由“比若干石”构成的“比秩”，这是汉代官阶的基本结构特点。一正一“比”，分外显眼。秦汉官制被人推敲了两千年，几乎没什么细节没被研究过了；但“比秩”是例外之一，几乎无人问津。《秩律》之中无“比秩”，而“宦皇帝”诸官曾列在“比秩”，我们把两个现象综合分析，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顺藤摸瓜，全面发掘“比秩”的真相，及其在帝国等级管理上的特殊意义了。
这“顺藤摸瓜”的工作至少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步是把“瓜”挖出来。除“宦皇帝者”外，还有更多的“瓜”，即，还能看到更多官职列在“比秩”。那些“瓜”都是什么样子？显有必要一一考察。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对“瓜”的形态和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了。
前一章第二节中，引证了《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所载建武元年秩级，那些内容我们认为出自建武《禄秩令》。其末段云：“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这段文字中所记官职，我们认为大抵都有最初无秩、后来才变成“比秩”的嫌疑，尽管有些在建武时又变成正秩了。通过检索还能进一步看到，除“宦皇帝者”外，汉代的“比秩”官职有期林、羽林诸官，博士与掌故、御史、掾属、国官、军吏，等等。总的说来，“比秩”诸官面貌各异，职能、职类各自不同，秩级往往因时而异；史料中它们的秩级记载，也常常有牴牾含糊之处，有本来是“比秩”但却省去了“比”字的简化记法。还有这种情况：某官最初无秩，其后是“比秩”，再后又变成正秩了；以及这种情况：曾是正秩，但后来被置于“比秩”。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将之梳理得尽量清楚一些。
下面，就对期门羽林郎、博士掌故、御史、中央官署中的掾属及国官的“比秩”情况进行考察，再用第六章通盘分析之。关于军吏的“比秩”问题，为行文方便，置于第六章第三节，本章不论。
一 期门郎、羽林郎
期门和羽林，是皇帝的两支禁军。期门军中有期门郎，羽林军中有羽林郎。《汉书·百官公卿表》：“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贲郎。……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期门郎“比郎”，而羽林郎“次期门”，那么二者都跟郎官相去不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支禁军是从郎官衍生出来的。从事宿卫的郎官，本来也是一支武力，曾组成为一支专门的“郎中骑”。刘邦麾下的郎中骑战斗力极强，是汉军主力(1)。刘项相争而项氏惨败，获得了项羽尸首的人有五：“王翳取其头”，“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2)。五人中一位是郎中骑，两位是郎中，占了五分之三。可见郎官的战力不容小觑，抢尸首胜人一筹。入汉以来“郎选益杂”，郎官来源多样化了，来自士人者与日俱增；其“禁军”的性质开始淡化，“文官预备役”的色彩浓厚起来。这也是需要另创期门、羽林的原因之一，王朝以此来维持一支既有士官身份、又具有武装性质的“郎”军的继续存在(3)。
期门郎后来改称虎贲郎。《续汉书·百官志二》：“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节从虎贲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三百石。”可见虎贲郎、羽林郎跟郎官一样，都是“比秩”。而且东汉虎贲郎，有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4等，那么在等级结构上，虎贲诸郎也与三署诸郎同构。
东汉的虎贲郎、羽林郎仍保持了强烈的“武”性质，承担宿卫、逮捕、出征等事。对已不胜军事的虎贲郎、羽林郎，朝廷有时只发半俸，不发服装(4)。同时三署郎却已“文”起来了，成了文职官员的主要来源，其资位也高于虎贲郎、羽林郎，尽管两类郎官秩级相同。这一点还可以从赏赐制度看出来。东汉腊赐制度：“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5)三署郎官每人赏三千钱，羽林郎、虎贲郎每人只赏一千五，差一半。“二人共三千”的表述也很奇怪，为什么不直说“人一千五百”呢？好像故意让俩人分钱、或一起花钱似的。猜想那也许跟羽林、虎贲的编制方式有关。
但虎贲郎、羽林郎还不只是单纯的禁军士官而已，在东汉，他们似乎也有选举资格。东汉的虎贲郎、羽林郎是可以买卖的：
1.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2.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3.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那么，从汉安帝、汉桓帝卖官，直到汉灵帝著名的西园卖官，虎贲郎、羽林郎都在商品目录之中，有卖有买。而且，虎贲郎、羽林郎还被列在五大夫前面，似其售价比五大夫更贵一些。人们花钱买虎贲郎、羽林郎，消费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可能是为了它们的优厚待遇，但更可能的，是为了由此获得选举资格。请看：
1.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2.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骑。……王莽更名虎贲郎。迁补吏署。（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由第1条知，羽林郎有补任县丞、县尉的资格。“比秩为真”，即依其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之秩级，分别真除为三百石丞、尉和四百石丞、尉，但不给正秩。由第2条知，期门郎或虎贲郎同样“迁补吏署”。正因为虎贲郎、羽林郎都有升迁资格，所以很有市场前景，想当官的肯买。三署郎不卖而虎贲郎、羽林郎卖，则可能是因为前者大多来自孝廉，资望高而升迁优，朝廷一时不想败坏了三署郎选，就先从对干部整体素质影响较小的虎贲郎、羽林郎卖起。
期门郎、羽林郎与郎官同属于光禄勋，光禄勋就是汉初的郎中令。这个系统，“宦皇帝者”构成了其基本阵容。就连其中的各种长官，也有很多被安排在“比秩”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三将，秩比二千石；郎中车将、郎中户将、郎中骑将，秩比千石；谒者仆射，比千石；期门仆射，比千石；虎贲中郎将、羽林监，秩比二千石。又据《续汉书·百官志二》：东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皆比二千石。属于这一系统的军职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和骑都尉，它们也都是比二千石。他们之为“比秩”的原因，应与“宦皇帝者”系统的地位一并考虑。光禄勋系统——原先的“宦皇帝者”系统——之中，堆积着大量“比秩”官职，相当显眼。
总之我们认为，期门郎、羽林郎或虎贲郎、羽林郎之所以被安排在“比秩”，是从郎官制度中衍生出来的，他们也属“从官”，可与三署郎同样看待。
二 文学之官：博士与掌故
第二类要讨论的“比秩”官职，是博士和掌故。
《续汉书·百官志二》：“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把五经博士增为12人，“增秩”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博士“本四百石”乃是笼统而言的。史书记秩级，对“比若干石”经常省略“比”字，其到底是正秩还是“比秩”，往往要进一步辨析。参照后来博士祭酒六百石、博士比六百石的情况，推测汉宣帝以前，应是博士仆射四百石、博士比四百石。即，汉宣帝以前的博士，也属“比秩”。
秦朝已有博士之官了，叔孙通就是秦博士。后来叔孙通又当了汉博士，而且号曰“稷嗣君”。“稷嗣君”之号，是标榜继承战国稷下学宫的，而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既无行政职事，当无秩级。秦与汉初有博士，《二年律令·秩律》中却看不到博士。凡此种种，都说明博士汉初无秩，后来的“四百石”之秩，应系“比秩”。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强化对博士曾为“比秩”的判断。这就是《续汉书·舆服志》注引《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其最后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的一段中所列官职，我们认为，大抵都属曾经无秩、后来成为“比秩”的官职，再后又有被调至正秩的。而“博士”一官，恰好就列在建武《禄秩令》的这一部分，秩六百石。那么我们推测，博士最初无秩，随后比四百石，再后六百石。参看下表：
若从建武《禄秩令》看，东汉初博士似乎一度是正秩六百石。那么《续汉书·百官志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的“比六百石”，应是建武之后的博士秩级。“博士十四人”即今文十四博士体制，王国维认为始于东汉之初(6)，也有人认为始于西汉成帝之时(7)。这问题无关宏旨，就不多纠缠了。
下面再来看掌故。博士、掌故都是文学之官，都为君主提供“通古今、备顾问”的服务。文学掌故有从博士弟子中任用的，也有因文学射策而任用的。掌故之官也不见于《秩律》，由此可以判断此官最初无秩。至于掌故在后来的秩级，据应劭的说法，“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8)。这说法肯定错了，掌故不可能是六百石。王先谦认为“六字衍”，亦未得其真(9)。“六”应作“比”，即作“掌故，比百石吏”。详下。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所载公孙弘《兴学奏》中，有让博士弟子补掌故的建议：
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
上文所叙“掌故”，有比二百石和比百石两种，却无六百石者。由此可证“掌故，六百石吏”的说法必误。
但是，上文有“掌故”、“治礼掌故”和“文学掌故”三种提法，三者间的关系并不大清楚。《汉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一句(10)，《史记》作“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集解》引徐广曰：“一云‘次治礼学掌故’。”《汉书》、《史记》和徐广三说有异，注家历来都认为其间必有讹误，须先澄清。
李慈铭云：“此段文字，晦窒难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十五字，尤不可解。”他一番考察的结果，是把治礼、掌故、文学视为三官，把原文复原为“臣以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官，迁留滞”，“三官者，诸卿掾属之名”(11)。泷川龟太郎也深感《史记》“治礼以下十六字，文义晦窒”，并提出己见。对《史记》所言“治礼掌故”，他认为“治礼”是一种官，比如有位叫平当的，就做过大行治礼丞；“掌故”又是一种官，兒宽担任的掌故即是(12)。泷川这个见解，还是很敏锐的。这里帮他补充一些“治礼”的例子：萧望之做过“大行治礼丞”，公宾就做过“大行治礼”(13)。照他的意思，相关文字就应理解为“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李慈铭和泷川的意见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弱点。首先，从总体上审视公孙弘奏，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先对博士弟子的出路加以规划，让考试及格的补文学掌故，成绩高的补郎中；第二，再对掌故的出路加以规划，让他们补卒史，但补卒史后还剩下一些掌故没官做，那么再让他们补掾属；“迁留滞”是说对迁徙太慢、处于留滞状态的掌故，应为其打通仕途。
第二、“治礼掌故”应为一官，而非“治礼、掌故”两官。《急就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14)但徐广所见本作“次治礼学掌故”，多了一个“学”字，我想那“学”字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应予充分重视。那“学”应与“文学掌故”有瓜葛，我判断就是“文学”二字之残。若把“文学”二字补入《史记》“治礼次治掌故”一句，那话就将变成“治礼次、治文学掌故”，包括治礼次掌故、治文学掌故两种官了。《史记》那句话若作“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则两官正好一个“以文学为官”，一个“以礼义为官”。后来在传写中，“治礼次、治文学掌故”那句话残讹了。在徐广所见本中，“文”不见了，“治礼次”的“次”被抄到“治”之前，变成了“次治礼学掌故”。在另一种《史记》抄本中，则讹为“治礼次治掌故”，“次”字没错儿，但“文学”两字阙如，“治掌故”三字遂莫名其妙、无从索解。再到《汉书》，就只剩下了“治礼掌故”四字了。
第三、我们来看掌故的分等与秩级。从“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比百石以下”与“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两句看来，掌故是分为两等的，一等秩比二百石，一等秩比百石。同时其所补官也有两种，一是卒史，一是属。下面把我的一己之见列为下表：
就是说，我们认为治礼、掌故、文学都是一事。李慈铭将之分为三官，以及泷川把治礼、掌故分为二官，皆非。文学掌故是比百石，所以博士弟子首先要“补文学掌故缺”，从秩级低的“补”起。《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那“掌故”就是文学掌故。
第四、再从“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一句看，比百石的“文学掌故”之上是“掌故”，其秩应为比二百石，我们推测就是“治礼次掌故”。为什么只称“掌故”，不冠类别呢？我想，是因为比二百石掌故大多数分布在中二千石官署中，又往往以官署为名。如前面谈到的大行治礼掌故。太常之下有“太常掌故”，晁错、匡衡曾为其官(15)。太史令下有太史掌故，房凤曾为其官(16)。在“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那句话中，为了与前文“文学、礼仪”二词呼应，所以特揭治礼次掌故、治文学掌故，就是说出自修辞需要。但在具体规划其升迁时，不便对各种比二百石掌故一一罗列，奏文为求行文简捷，就只说“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了。中二千石属的秩级，是二百石及比二百石；能补中二千石属的掌故，只能是比二百石掌故，不会是比百石掌故。这一点当时的君臣都知道，不会弄错的。西汉掾属任用，遵循“皆从同秩补”的原则（详见下节）。以比二百石的治礼掌故补二百石属，也算符合“从同秩补”的原则；若补比二百石属，从秩级上看虽是平迁，但已从文学职类转入行政职类，升迁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反过来再看李慈铭的意见。李慈铭把文学视为一官、掌故视为一官，所以“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这句话，在他看来是“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可前半句已说了掌故，后半句又说掌故，不怎么合理吧。即便照他的意思，原文也应作“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郡属，文学补郡属”才对。
又，汉廷另有一种官叫“文学卒史”，它不应与“文学掌故”混为一谈。掌故在比秩，卒史在正秩。有位叫兒宽的：“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17)兒宽的经历恰好合乎“掌故补卒史”制度，而且反映了“文学卒史”与“文学掌故”是两种官。不光廷尉有文学卒史，郡国也有。如西汉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18)这“平原文学”，就是平原郡的文学卒史。还有，东汉诸卿的官署中也设有“文学”一官，如卫尉有“文学三人百石”，太仆有“文学八人百石”，廷尉有“文学十六人百石”，大鸿胪有“文学六人百石”，等等(19)。这些“文学”，都相当于西汉的文学卒史。就此而言，公孙弘奏中“文学掌故”，也不可以按李慈铭的看法点断为二的，因为单言“文学”，文学掌故就跟文学卒史分不开了。读者不信可以试试：若把公孙弘奏文中的“文学”单看成一官、理解为“文学卒史”的话，整个升迁安排就一塌糊涂了。而依本书之解，则次序井然。汉廷考试制度，有“丙科补文学掌故”规定(20)，也说明“文学掌故”是一种官，不是“文学”与“掌故”两种官。
综合以上分析，《史》《汉》原文文意应当如下：
以治礼次、治文学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
请选择其比二百石以上（礼次掌故）及吏百石通一艺者，补左右内史、大行二百石卒史；
比百石以下（文学掌故），补郡太守百石卒史；
（若官缺）不足，择（比二百石礼次）掌故以补中二千石（之二百石或比二百石）属，
（比百石以下）文学掌故补百石郡属。
总之，西汉前期的掌故有两等，一种秩比百石，一种秩比二百石，都是比秩。两种掌故都低于比三百石的郎官，所以东方朔有言：“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21)
三 御史之比秩
《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元年《禄秩令》，其最后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一段，其中所列官职大抵都曾无秩、后来成为“比秩”；而这些官职中有“侍御史”，秩六百石，由此我们推断，这六百石的侍御史，曾经无秩而后为“比秩”。
《二年律令》为了解西汉初期的御史秩级，提供了清晰的线索。请看：
1.御史比六百石，相（下残）。（《赐律》，第31页第296简，第174页释文）
2.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页第441简，第192页释文）
由第1条《赐律》所见，在行赏的时候“御史比六百石”。这就是《二年律令》时代，六百石左右的御史没有秩级的强证。
然而再看第2条《秩律》，似乎是说“御史……秩千石”，这与第1条是否矛盾呢？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矛盾的：《赐律》既云“御史比六百石”，则御史不就可能是千石了；学者进一步猜测，《秩律》“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一句中，“丞相”的“丞”字可能脱落了一个重文符号，“丞”应有两个，“御史”应作“御史丞”(22)。
不过我认为，两条材料并不矛盾，第2条的“丞”字也没脱落什么重文符号。比六百石的御史其实是“御史少史”，而千石者是御史长史。“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中的“御史”二字，指御史大夫或御史寺，它跟“丞相、相国”，共同构成后面“长史”二字的定语，即应理解为“御史长史、丞相长史、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能够找到材料证明这一点。西汉确实有过千石的御史长史。首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时，千石的御史中丞一度改名“御史长史”，那么千石御史长史的存在，确有其事。
其次在景帝、武帝之时，御史寺中确实设有“少史”之官，其秩比六百石。请看《汉旧仪》卷上：
御史少史行事如御史。少史有所为，即少史属得守御史（指御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御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御史少史。（《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2页）
上文至少涉及了御史机构中的3种吏员：御史，御史少史，御属。相对于“少史”，“如御史”的“御史”就是“长史”吧。而“少史秩比六百石”一句，与《二年律令·赐律》的“御史比六百石”一句，可谓合若符契。《赐律》中那个比六百石御史，就是《汉旧仪》里比六百石的御史少史。由此可以论定，西汉前期的御史少史，秩比六百石。那么《秩律》时代有两种御史：一种有秩级，千石，是作为“众史之长”的长史；另一种无秩级，但赏赐时比六百石，那就是御史少史。御史少史后来的秩级，就是“比六百石”。
于是我们推测，御史长史有秩，千石；而六百石左右的御史最初无秩，后来秩比六百石，再后又变成了正秩六百石。其秩级的变化，反映了御史之官最初是被看成君主私属的，身份近乎侍从，后来才逐渐“公职化”了。
与侍御史相近的还有尚书。在《东观书》所载建武《禄秩令》中，尚书也在“而有秩者……”那一段中，六百石。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恰好没有尚书一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没记尚书秩级。《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六人，六百石。”与建武《禄秩令》一致。按，尚书本是秦官，属少府，最初只是宫中为君王传发书奏的小吏，有“刀笔”之责(23)。若以阉宦任其事则称“中书”，可见尚书与“宦者”比较接近，所以赵翼说“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24)。我们推测，尚书本来也无秩级，是在尚书发展为机要秘书机构之后，此官才逐渐获得了秩级的；那么在某个时候，尚书之官可能也是“比秩”。
四 中央官署掾属的“比秩”问题
掾属普置于各种官署。丞相、将军和诸卿的官署有掾属，地方郡府、县府也有掾属。这些掾属承担着各种行政事务，没他们的工作，长官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掾属既然承担行政事务，其身份就应是“吏”了；然而我们又看到，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在某些时间中，某一部分官府掾属，是“比秩”。
先把视线投向丞相府和三公府。东汉的公府组织：
1.（太尉）长史一人，千石。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
2.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注引《汉官仪》）
3.三公东西曹掾四百石，余掾比二百石。（《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注引《续汉书》）
4.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太平御览》卷二○九《职官部·三公府掾属》引应劭《汉官仪》。）
综合4条材料，东汉三公府的长史千石，掾属则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但在第3条材料中，东西曹掾是四百石，而非比四百石。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此文省略或误夺“比”字。记述秩级时省略“比”字的情况，在史书中是经常出现的。误衍“比”字的概率，从情理上说，总比省略“比”字的概率小得多；所以对同一官职，若某材料叙为正秩、另一材料叙为比秩，我总觉得“比秩”的可能性大得多。但还有第二种可能：同级的掾属本身有两种，一种比秩、一种正秩。仅就这一组材料看，前一种可能性很大，因为第1条《汉旧注》叙掾属“比秩”时连出三“比”，误衍的可能性基本为零。然而在后面还会遇到类似情况，即某种掾属有时记作“比秩”、有时记作正秩的情况，在这时候，是否都能绝对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呢？真不好说了。
又第4条应劭《汉官仪》说三公长史“比千石”，而不是《续汉志》所说的千石。那么我们再度遭遇麻烦，即同一官职的同一秩级，有的无“比”字，有的有“比”字。查《北堂书钞》引《汉旧仪》，又作“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迁也多据卿校。”(25)“秩比二千石”就很高了，但也不是不可信。汉武帝时，丞相长史一度有加至二千石者(26)。东汉窦宪做大将军时，其长史高达中二千石，可以与皇帝的九卿相比了(27)。那么对丞相或三公长史的秩级，就有了比千石、千石、比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5种说法。看来长史的秩级，是因人（因府主）而异、因时而异的。
无论如何，东汉三公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这样一点，大致是可以确认的。比较麻烦的，是西汉的掾属。
西汉丞相府中，有东西曹掾、掾史、少史、属等吏员。请看其秩级的情况：
1.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
2.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
3.丞相司置谏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应作三百六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从同秩补。（以上见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37页）
4.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汉书》卷七《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从第1条看，丞相府有六百石吏15人。第2条，六百石之下有四百石史。在第3条中，又看到了少史三百石、属二百石、属史百石(28)。第4条《汉仪注》印证了四百石史的存在。这一来矛盾就降临了：东汉三公府的各级掾属，通记为“比秩”；但西汉丞相府及太尉、大将军府的各级掾属，却通记为正秩。解释这个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再把视线转向更早时候。汉初《二年律令·秩律》记有两种长史：
1.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页第441简，第192页释文）
2.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秩律》，第44页第444简，第193页释文）
综合第1、2条，吕后时存在着两种长史，一种秩千石，一种秩八百石。但第2条中的“丞相长史正、监”，官名看着很是奇怪。原书注释［18］谓：“丞相长史正、监，丞相长史的下属。”(29)不过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丞相府有“正、监”，廷尉寺中倒有正、监。《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又《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遂知汉初王国也有廷尉正。“正、监”既是廷尉下属，而非丞相长史的下属，那么原文应如是标点：“丞相长史，（廷尉）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若然，则丞相府中还有一种八百石长史。
丞相府中既有秩千石的长史，又有八百石长史，可能吗？我说是可能的。首先丞相长史不止一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汉武帝时一度还有三长史，出现过“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张）汤”的事件(30)。再看《汉旧仪》卷上：“丞相门无塾……署曰丞相府。东门、西门长史物故，廷尉正、监守。”(31)丞相府东门、西门各由一位长史负责，或说有两位这样的长史，一位由东门命名，一位由西门命名；若这两位长史死了，就调用廷尉寺的正、监来“守”，“守”就是代摄其事的意思。那东门、西门不会是“东曹、西曹”之讹，因为前文说的就是丞相府的门如何如何。我们看到，廷尉正、监，跟丞相府的长史还真有密切关系呢。
西汉中央官的官属若出员缺，习惯采用“皆从同秩补”的办法，即从其他官署的同秩官员中调人去“守”，参后。根据《秩律》，正、监为八百石，则死去的东门长史和西门长史也应八百石，才称得上是“同秩”呢。然则某个时候丞相府有三名长史，一名千石的；两名八百石的，即东门长史与西门长史。汉武帝时，丞相长史一度加至二千石，参前。《汉表》所记丞相“两长史”，只是西汉后期的制度。
上一节讨论御史秩级，曾引证《二年律令·赐律》：“御史比六百石，相（下残）。”简文的“御史比六百石”之后，还残留着一个“相”字。这“相”是什么官名的残缺呢？《秩律》中有“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一句。那么《赐律》的这个“相”，应是相国、丞相吧。前称御史在赏赐时比六百石，那么后文是否是说，相国、丞相的什么“史”，在赏赐时比若干石呢？若然，则随后所叙相国、丞相之史，应与比六百石的御史相去不远，其所比秩级应在六百石左右。简言之，我认为在《秩律》时代，相国、丞相之下有一种史，比六百石。考诸文献，这推断不是一丁点根据都没有。
上一节讨论御史秩级，已看到《汉旧仪》卷上有“少史秩比六百石”的明确记载，则御史少史比六百石已无可质疑；而《汉旧仪》卷上又谓：“少史有所为，即少史属得守御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御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御史少史。”那么当时有这样的制度：如果御史少史另有公务，则由少史下面的“属”暂摄其事；如果御史少史死了，就要从丞相府中选一位丞相史来“守御史少史”，即暂摄其事。根据“皆从同秩补”的制度，暂摄御史之事的那位丞相史，应为比六百石之史。
现在对“皆从同秩补”的制度，已必须做一阐述了。《汉旧仪》有“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皆从同秩补”一句。所涉及的丞相府吏员的这种迁调制度，《汉旧仪》中还有更多的相关记载：
1.元封元年（前110年），御史止不复监。后御史职与丞相参增吏员，凡三百四十一人，分为吏（？）、少史、属，亦从同秩补，率取文法吏。
2.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丞相史。若御史少史监祠寝园庙，调御史少史属守，不足，丞相少史属为倅，事已罢。（以上见《汉官六种》，第40、72页。第2条对原书标点有修正。）
3.御史少史……所代到官视事，得留罢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汉官六种》，第40、72页，标点有修正）
4.（丞相）书令史斗食缺，试中二十书佐高第补，因为骑史。
5.选中二十书佐试补令史，令史皆斗食，迁补御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许之。（以上见《汉官六种》，第37-38、68-69页）
在第1条中，御史府和丞相府的“吏（史？）、少史、属”，都“从同秩补”。再看第2条，若丞相少史死了，也可以调用御史少史去“守”丞相史的。那么“皆从同秩补”的所谓“补”，当指“互补”，即御史可补丞相史，而丞相史也可以补御史。第2条还说，御史少史们临时去“监祠寝园庙”，则其职事由少史属暂摄；若少史属人数不足、“守”不过来，就可以把丞相少史属弄过来帮忙，协助御史少史属。
这种“从同秩补”的做法，还通用于御史府与中二千石的官属之间。第3条告诉我们，御史少史到中二千石及詹事、水衡都尉的官署去摄事，事毕可以留任。那么御史府与中二千石的吏员，同样互通有无。
这种从其他官署调人的做法，还适用于斗食、佐史级的小吏，参看第4、5条。这两条中的两处“中二十书佐”不可解，而周天游先生标点的《汉官六种》于此无校。我想这两个“中二十”，都应作“中二千石”。就第4条看，丞相府中书令史缺了，就从“中二千石书佐”中选拔高第者为之。书令史是斗食秩级的，书佐是佐史秩级的(32)。选举时凡言“高第”，则升级任用；若非高第，则属“同秩补”。第5条显示，“中二千石书佐”可以迁至斗食级的御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许之”的“留”有两种可能：“留”在原单位，或“留”在新单位。前者是说这书佐接到调令但不想去御史台，则允许他以斗食之秩留在原单位；后者是说那书佐去了御史台后乐不思蜀了，那么就尊重他的意愿，允许他以斗食之秩留在御史台。参考御史少史“得留罢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的令文，应以后者为是。可见吏员愿在哪个部门工作，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第4、5条所叙斗食、佐史级吏员的转任，属于“迁补”，因秩级有升迁，就不是“同秩补”了。又，《汉旧仪》叙毕丞相吏员“皆从同秩补”，又云：“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那么“宜”者就不必“还故官”，而是“以秩留”了。
中央官署在人力资源上互通有无，实行“皆从同秩补”制度，应以各官署的吏员结构和吏员秩级相近为前提；进而，我们就可以通过“同秩补”来推断各官署的掾属秩级了。例如，前文判定汉初御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则可以由此推断，被委派去“守”御史少史之职的丞相少史，应与御史少史“同秩”，也是比六百石。《秩律》中只有千石、八百石之史，而没有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属。御史机构的吏员分史、少史、属3级，千石御史有秩，御史少史、御史属无秩。若各官署的吏员结构和秩级差不多少，则丞相、太尉及中二千石的吏员应与之相类，存在着相同的秩级安排。赘言之，《秩律》中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属，说明当时少史、属无秩。御史少史比六百石，“皆从同秩补”的丞相少史也应该是比六百石。
那么，《汉旧仪》所叙汉武帝时丞相府的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掾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属、百石属史，其实都是“比秩”，而《汉旧仪》省略了“比”字吗？
同一官职的秩级，有时记为“比秩”、有时记为正秩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下面举几个例子。如《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照贡禹原话，谏大夫八百石，光禄大夫二千石，都是正秩。然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得明明白白：“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可见贡禹的话中省略了“比”字。在汉人看来，“比秩”是从属于正秩的，省略“比”字并无大碍。
又如东汉九卿寺中的丞，《续汉书·百官志》通记为“丞一人，比千石”，但大司农另有一丞，记为“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梁人刘昭注：“《古今注》曰‘建初七年（82年）七月，为大司农置丞一人，秩千石，别主帑藏’，则部丞应是而秩不同（此句疑有误）。应劭《汉官秩》亦云二千石。”主帑藏的部丞，《续汉志》说是六百石，崔豹《古今注》说是千石，都是正秩。但一丞为正秩，一丞为“比秩”，很不好理解。“应劭《汉官秩》亦云二千石”一句，我怀疑“二”为“比”字之讹，应作“应劭《汉官秩》亦云比千石”。就是说，大司农部丞的秩级一度是比千石，跟大司农丞是一样的，《续汉志》所记应是较晚的情况，后来这个部丞降到六百石（或比六百石了）。
又如《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议郎、郎官，皆秦官也。冗无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博士、议郎、郎官都是比秩，但《十三州志》都省略了“比”字。
《汉旧仪》所记西汉丞相府掾属秩级，是否有省略“比”字的可能性呢？有可能的。请看前引《汉旧仪》中的这一段：“丞相司置谏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周天游先生注云：“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至东汉改称谏议大夫，秩为六百石，事见《续汉志》。胡广注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汉旧仪》既言西京旧制，而曰秩六百石，误也。”(33)前文也已指出，西汉的谏大夫实际是“比八百石”。无论是六百石还是八百石，总之谏大夫本为“比秩”，《汉旧仪》却把“比”字省略了。而叙谏大夫省略了“比”字，紧接其后的“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一句，为什么就不能推断它们省略了“比”字呢？
就目前而言，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只能看到千石、八百石的“史”，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史”，我认为这说明八百石以上的长史比较“公职化”了，由皇帝任命的；但地位在六百石以下、没见于《秩律》的掾史，当在“自辟除”之列。到了汉武帝时，若干六百石左右的“史”也“公职化”了，源于丞相史的“刺史”就是六百石，在正秩；但四百石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属、百石属史，其中由丞相“自辟除”的部分，有可能在“比秩”之中。毕竟，此前的《秩律》中看不见六百石以下掾史，它们应当无秩；此后东汉的三公掾属，明明都是“比秩”。当然，我们还没武断到如下程度：完全否定汉武帝时存在正秩的掾、史、属；因史料所限，只能推测掾、史、属中“自辟除”的那部分，有可能是“比秩”。这个问题，第六章第二节还要继续讨论。
五 国官之“比秩”
在王国、侯国官中也存在着较多的“比秩”之官。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二月诏：“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这是针对作乱的吴王刘濞之国的，由此可见王国官有比三百石者。《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淮南王案件中的胶西王之议，也提到了“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颜师古曰：“谓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汉初王国官职的设置同于中央，所以与正秩相“比”的那些王国官职，大概也跟中央相近。
在尹湾汉简中，能看到“侯家丞”一官，其秩比三百石，从而填补了西汉史籍中此官秩级的记载空白。史云贵谓侯家丞“西汉中后期秩降为比三百石”(34)，他用了“降”字，似乎认为西汉前期此官在三百石之上。其所举证据尚不充分，因为《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注引《续汉志》所记“诸侯家丞秩三百石”，是东汉制度。然而从《二年律令》间接推测，汉初家丞为正秩三百石，倒是有可能的(35)。
侯家丞是有印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了数十块“轪侯家丞”封泥(36)。有印则有日常职事，那么侯家丞为什么又是“比秩”呢？此官虽系朝廷命官，但又是列侯的大管家，管理着一群家臣。《续汉书·百官志五》：“每国……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汤其领先生认为，王子侯国的吏员大致可分两类，一为行政系统，一为家政系统；后者由侯家丞、右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构成，侯家丞不分国之大小，都是比三百石(37)。廖伯源先生分析说：“又据《东海郡吏员簿》之体例，凡二百石以上之朝廷命官皆书其秩，百石以下之属吏则不书其秩。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不书秩，盖属吏，乃侯国相所辟，派到侯家给事，为侯家臣。如霍中孺以县吏给事侯家。”还可提到廖先生对尹湾汉简所见16位侯家丞籍贯的考察，那考察显示：“本郡人得在本郡为侯家丞，此为地方长吏籍贯限制之例外。……侯家丞之职掌既无关地方行政，可不必有籍贯之限制。”(38)“长吏”必须回避本籍，侯家丞却不必，那么此官是不被算做“长吏”的。这对我们理解侯家丞之为“比秩”，很有帮助。侯家丞所统领的是家臣，本身也有家臣意味，跟“宦皇帝者”类似。
此外还有一些官职，在中央为正秩，在王国却是比秩。据《续汉志》所示，中央的中尉中二千石，而王国中尉比二千石；中央的尚书秩六百石，王国的治书（原称尚书，后改）比六百石；中央的太乐令、卫士令、太医令、永巷令、太祝令六百石，而王国的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秩比四百石。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官在中央和王国都是比秩，但王国秩级较低。比如，中央的谒者比六百石，而王国谒者比四百石；又如，中央的中尉、内史在正秩，而西汉后期，王国的中尉和内史秩比二千石。
总之，王国及侯国中的那些“比秩”官职，应与国官的“左官”地位有关。汉廷基于传统的“削藩”政策，有意压低国官秩级，并将国官中的同类职务置于“比秩”之上，以强化其“另类”形象。
附带说，“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的提法，还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点：“吏”与“宦”在概念上存在着参互性。因为在这句话里，“比者”也是“吏”。这一点并不奇怪。因场合而发生的语义参互错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在马王堆汉墓遣策第42简所记的“男子明童”(39)中，有“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此处的“吏”、“宦”概念，就得从“国吏”的特殊性来理解了。所谓“十五人吏”，即第2、3、4简所记“家丞一人，家吏十人，谒者四人”；所谓“九人宦者”，即第5、6简所记“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牛车”，“牛车，宦者四人服”(40)。这里的“宦者”应是仆役，傅举有先生释之为家奴(41)；家丞、家吏、谒者称“吏”，应是因为他们是职官、有职事。从汉王朝的整个职类体制看，侯国的家丞、家吏、谒者都有家臣性质，都近于“宦”，所以他们使用“比秩”；然而在侯国内部他们又可称“吏”，与无职事的侍从、与低级仆役不同。
正像“仕”、“宦”二字有时可以参互活用一样，“吏”与“宦”有时也可以参互活用。再举一个例子。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能看到“甲，尉某私吏”；“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甲”(42)。那位尉的“私吏”、那位五大夫的“家吏”，由于在家中任事，所以称“吏”；然而对官府来说，他们不是国家在编吏员，只是“宦”而不是“吏”。这也很像今天的“干部”一词，其含义也会随场合而发生变动。学校里有“学生干部”、“班干部”，乡村中有“村干部”。可谁都知道，按国家人事制度，学生并不是国家干部；村主任、村会计什么的，也不在国家干部编制之中。总之，马王堆汉墓遣策中的“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不足以否定秦汉官制中的“宦”特指从官。
【注释】
(1)参看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5页。
(2)《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又《汉书》卷三一《项籍传》。
(3)黄今言先生先有类似看法了：秦至汉初，郎卫及谒者、大夫等“基本上还属文官性质，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警卫部队。……为改变这种现状，……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军。”《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玉福先生也指出，由于“军功为郎者毕竟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书生为郎”，所以文帝、景帝开始设置期门、羽林。《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以下。
(4)《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五年（162年）：“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李贤注：“《东观记》曰以京师水旱疫病，帑藏空虚，虎贲、羽林不任事者住寺，减半奉。”
(5)《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
(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张汉东先生说同，见其《论秦汉博士制度》，收入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418页。
(7)如黄开国主编：《经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8)《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句注引。
(9)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2页上栏。
(10)《汉书》“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一句，刘敞以为下一个“以”字衍，而王先谦以为上一个“以”衍。参看《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515页。其实二“以”可以并存无妨。详下。
(1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14页。
(12)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5页。
(13)分见《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14)《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3页。
(15)《史记》一○一《晁错列传》：“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汉书》卷八一《匡衡传》：“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
(16)《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掌故，太史官属，主故事也。”《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续汉书·礼仪志下》：“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太平御览》卷二三五《职官部·太史令》引应劭：“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册第1114页上栏。
(17)《汉书》卷五八《兒宽传》。
(18)《汉书》卷八一《匡衡传》。
(19)《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20)汉平帝制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按郎中比三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那么顺次而降，文学掌故应是比百石。
(21)《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22)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58-259页。
(23)《战国策·秦策五》记，司空马在秦“为尚书，习秦事”，“少为秦刀笔”。第286页。
(24)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尚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25)《北堂书钞》卷六八《设官部·长史》引，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26)按，《史记》卷一○四《田叔附田仁传》，汉武帝时田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当是一时之事。祝总斌先生云：“则长史原来秩二千石，似乎与万石之丞相的主要辅佐身份更相当，比稍后设立秩比二千石的司直地位略高，也较合适，不知后来因为什么缘故降为千石。”见其《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又安作璋先生根据《汉旧仪》“汉初置相国史，秩五百石”记载，判断说：“开始丞相或相国只有史，而没有长史……这‘秩千石’是文帝以后的事。”《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35页。今由《秩律》，知吕后时丞相、相国已有长史，而且已有千石长史。二先生之说可以稍作修订了。
(27)《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窦）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
(28)据《汉旧仪》卷上，汉初一度还有五百石的相国史：“汉初置相国史，秩五百石。后罢，并为丞相史。”《汉官六种》，第36、67页。这是一时之事。
(29)在《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中，这段释文没有修改。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沿用了这个解释。第260页。
(30)参看《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颜师古曰：“《百官表》丞相有两长史，今此云三者，盖以守者，非正员也。”但这过于拘泥了，不同时期长史员数有变，是完全可能的。《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云：“丞相置三长史。……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按《宋志》叙制度往往综述汉晋，所云“丞相置三长史”，也符合西汉某些时候的情况。
(31)《汉官六种》，第36页。
(32)谢桂华先生认为，郡府书佐“秩与佐史同”。见其《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严耕望先生则认为书佐“盖斗食之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116页、第119页。廖伯源先生认为斗食的啬夫被排在书佐之后，所以书佐最少应为斗食。见其《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33］。
(33)《汉官六种》，第43页。
(34)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5)按，《续汉书·百官志四》又云：“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与上引不同。不过《续汉书·百官志三》：“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若诸侯家丞和公主家丞秩级相等的话，那么公主家丞既三百石，诸侯家丞也应三百石。若此，《百官志四》“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比”字，有可能是“三”字之讹。《二年律令·秩律》：“李公主、申徒公主、荣公主、傅公［主］家丞，秩各三百石。”《张家山汉墓竹简》，第46页472简，第203页释文。
(36)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37)汤其领：《〈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38)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第107、108、111页。
(39)“明童”通释为俑，郑曙斌先生释为参加葬仪的家童，见其《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之明童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40)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页，及书末图版。“牛车”，王贵元先生释“羊车”，见其《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
(41)傅举有：《汉代列侯的家吏——兼谈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文物》1999年第1期。
(4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153、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