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章考述，“宦皇帝者”之外的更多“比秩”官职，又摆到了我们面前。从“分等分类”角度观察它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那些在“分等”上被置于“比秩”的官职，在“分类”上确实存在特殊性。它们的某些特点与“宦皇帝者”相类，但也不尽相同；它们之所以被置于“比秩”，还有其他原因和考虑。反过来说，“宦皇帝者”虽是滋生“比秩”的温床，但“比秩”并不仅仅用于“宦皇帝者”，其管理范围大于“宦皇帝者”。
相关官职为什么被置于“比秩”，王朝运用“比秩”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本章的讨论内容。首先有几类“比秩”之官具有一个共性：它们不是行政吏员。如“宦皇帝者”和儒学之官，按汉朝的官职分类概念就不属“吏职”。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担行政事务的，例如掾属，他们就不能说“非吏职”了；相反，他们恰好就是吏职。掾属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测是因为他们由长官自辟。国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这个原因。那么，“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关了。再就是“军吏”之为“比秩”了。军吏与文职双峰并峙，是王朝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职官系统；军职之在“比秩”，有可能是为了表示其自成系统，并通过“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级变化关系，来安排其与文官的职类转换。阐明以上几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看到，汉代的“比秩”，是一种具有特殊分等分类功能的等级手段。兹分节详述之。
一 “比秩”诸官的性格——非吏职
对“宦皇帝者”的考察显示，这是一个行政吏员之外的职类，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最初无秩、后来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职”的标志。
“宦皇帝者”是一个从官或侍臣系统。而且还不只是“侍从”，还有军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宿卫之外也经常投入战争。还有政治功能。环侍于皇帝身边，就有可能由此参与国政。而以“侍从”身份参政，表明当时政治仍有较大的个人性、随意性和非程序性。还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经常被委派各种随机事务(1)。以吏职承担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担随机事务，这是早期帝国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犹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残留。还有选官功能。“郎从官”又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后仕”的制度，把“比秩”与正秩联系起来了，把“非吏”与“吏”联系起来了。西汉中期以后，郎官的选拔日益制度化了，郎署成了汉廷选官的枢纽。东汉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属两大仕途，构成了帝国选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时散官大夫与职事官的互迁，也更为正规了。
“宦皇帝者”是历史早期管理吏员的一种方式，安排军政的一种方式，君臣结合的一种方式。它曾带有浓厚的君主“私属”性质，其管理不如“吏”那么严密，选拔、晋升和等级都比较粗糙。
“宦皇帝者”的选拔，曾有任子、赀选，以及从大臣的舍人之中选拔等方式。还有其他很多途径，如以上书、进言而为之，以特殊技能而为之，等等。这方面学者的考察颇多，不赘述。“宦皇帝者”在本系统内的晋升，在早期也比较粗糙简单。晋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种方式。这时候爵级与年资、功绩有一定关系，但就目前所知，那并不是充分制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还可注意的是，汉初郎官有车郎、户郎、骑郎、陛楯郎、执戟郎、中郎、外郎等众多名目。细审其命名之规律，主要以职事为别。比起后来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级制和晋升制，最初郎官显然重分类而不重分等，重职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当时“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级化的一个表现，是组织发展早期的常见现象。那一点也体现在“宦皇帝而知名者”制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为“显大夫”，只取决于帝王的欢心；而帝王的欢心如何赢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确定，我们不得而知，推测也是以意为之，大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个叫张释之的给孝文皇帝当了十年骑郎，“不得调，无所知名”。后来中郎将袁盎替他说话，才迁了一个谒者(3)。这算一个好例子吧。“吏”的选拔升迁则有规矩绳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个提法，本身就给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为皇帝侍从，“宦皇帝者”又有特殊荣耀、特殊待遇。汲黯做过九卿、郡守，老病之时又申请去当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边呆着。东汉邓禹家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宦皇帝”、当过大夫、郎、谒者，在罗列官爵时被特别揭举，是门第显赫的标志之一。
“宦皇帝者”有若干法律特权。高帝七年（前200年）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6)而“吏”至六百石以上，方有“先请”特权；公与列侯的嗣子，犯耐以上罪方有“先请特权”(7)。可见皇帝对“宦皇帝者”很优惠。在汉惠帝诏书中还能看到，“宦皇帝”中的“知名者”在逮捕羁押时可以“颂系”，即不加械具。
在管理“宦皇帝者”上，汉初能看到专门的法令。贾谊《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这里提到了三种“法”，第一种“皇帝在所宫法”，涉及宫卫，大概是针对卫士的(8)；第二种“宦皇帝之法”，就是专门针对“宦者”的(9)；第三种“事皇帝之法”，针对“吏”。
“宦皇帝”后来逐渐被称为“郎从官”了，但依然自成系统。请看汉朝行赏的若干材料：
1.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赐郎、从官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汉书》卷七《昭帝纪》）
2.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
3.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
4.汉宣帝元康三年春：以神爵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郎、从官帛，各有差。（《汉书》卷八《宣帝纪》）
5.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萯阳宫，赐从官。（《汉书》卷十《成帝纪》）
6.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赐……郎从官［视事］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
7.汉明帝永平十七年：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8.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9.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赐河间、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郎”其实也是“从官”，但因其身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特标“郎”字，变成了“郎从官”。若点断为“郎、从官”，也无伤大雅。上引文字中还有“郎吏”的提法，这个“郎吏”之“吏”，其意义比较特别，指的不是行政吏员，而是承担了某种职事的从官，即如“诸吏”之类(10)。在这些事例中，有时只赏赐郎从官（或将、大夫、郎从官），有时百官与郎从官同赐，但都反映了二者各成系统。
东汉有定期的春赐和腊赐，其腊赐标准见下：
1.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
2.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
3.尚书丞昧死以闻。制曰：可。赐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人三万；校尉史、司马、候丞人二万；书佐、令史人万。（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简号87-89C：1。）
前两段材料互有详略，可互相补充。由第2条《汉官名秩》的“尚书丞郎各万五千”以及后文“郎官、兰台令史三千”可以判断，后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中的“尚书令”，“令”字后面必定缺少了一个“史”字，原文当作“尚书令史”；连类及之，第1条《汉官仪》中的“尚书三万”，当作“尚书令仆、尚书三万”。中黄门、虎贲郎、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或与某种两两成组的编制方式有关。第3条见于敦煌汉简，虽不能肯定那赏赐之钱就是腊赐之钱，但“校尉五万”却与腊赐全合。此外，第2条的“特侯十五万”一句当作“特进侯十五万”，参第1条。由此可以列出下表：
按，兰台令史或云六百石，或云百石。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安作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等均取“六百石”之说。汪桂海君则以百石为是，见其《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应以汪说为是。《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傅毅由兰台令史而迁比三百石郎中，也可以证明兰台令史不可能是六百石官。
首先能看到军官待遇颇优，校尉比二千石，但腊赐达5万钱，体现了“武官倍于文官”(11)的原则。还能看到尚书诸官的待遇也不错，比同级普通官吏高好几等。最后，也是这里最关注的，就是大夫、将、郎、从官的赏赐额度总体偏低，显示他们自成系统。自成系统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非吏”。
前章第一二节论述了期门、羽林郎及博士、掌故，他们都在“比秩”。期门郎、羽林郎属“郎从官”，不用多费笔墨了；博士、掌故呢？他们与“宦皇帝者”们有可比之处吗？
博士与大夫就很有可比之处：“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异官通职，《周官》所谓‘联’者也。”(12)在朝贺时，博士跟三署中郎将、大夫处于同一队列(13)。受命议政时，博士经常列在大夫、议郎之间(14)。博士还往往跟大夫一块儿受命任事(15)，或加上大夫之衔奉命出使(16)。博士与议郎秩级相同、排序相近，又往往与谒者一同受命出使(17)，议郎、谒者都属“宦皇帝者”。
西汉博士叔孙通号“稷嗣君”，自比稷下先生。钱穆先生谓“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云：“游稷下者，既得优游禄养，而无政事之劳。”(18)《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学士“皆命曰列大夫”。余英时先生把“列大夫”解释为“比爵大夫”的意思，“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职’，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19)其说可从。“不在官僚系统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吏”。稷下学士号称“不宦”、“不仕”(20)，因为他们有供养却无朝廷正式名位。若博士制度与稷下学士制度有关，则稷下学士的“不宦”、“不仕”特征，颇有助于理解秦与汉初的博士身份，及《秩律》不列博士，博士后为“比秩”的情况。
叔孙通的百余弟子曾跟刘邦的“左右为学者”一块制定朝礼。所谓“左右为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那百余弟子后被任命为郎官，而郎官也属“左右近臣”。看来，把“素有学术”者安排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来顺理成章；在其眼里，博士之类“为学者”，与“内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类人。当然博士又属太常，除“御用文人”身份外，“国家教育官员”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过“比秩”的安排，毕竟暗示了他们作为君主顾问，所曾有过的“宦皇帝者”身份。质言之，博士起初无秩、后为“比秩”，就在于其官“非吏”。
作为学人之选的掌故，也经常与大夫、郎官相提并论(21)。汉平帝时的太学课试制度是这样的：“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2)这3种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显有共性。这样看来，在“宦皇帝者”和“吏”两类人中，博士、掌故更近于“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节，我们还考证了汉初御史在“比秩”。御史在“比秩”，也因为御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条：“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见御史系近臣。又《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也反映了御史与谒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学者指出御史有“家臣”性质，“御史是由先秦时期国王的亲信发展起来的”(23)。丞相府在宫外，御史大夫寺却在宫中(24)。
“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无印一样。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官，则无印绶(25)。印章是“吏”行使权力的凭证。治事、有官属，就有印，哪怕那印绶卑微到了“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程度；不治事而无官属，就无印。大夫、博士、谒者、郎官、舍人无印，是因为他们“非吏”，不治事；御史无印，是因为御史属近臣。传世有“吴郎中印”、“齐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谒者之印”、“中谒者”封泥，也应是谒者长官之印而非谒者之印(27)。当然，若是郎官承担了随机差使，有责有权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务。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许是某郎中在承担“左田”事务时的权责凭证(28)。
二 “比秩”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上节阐述了“比秩”在分等分类上的一个主要功能：区分“吏”、“宦”，标示“非吏”职类。但那只是“比秩”的等级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因为还有一些“比秩”官职，不能简单地云其“非吏”，例如掾属和军吏。这就提醒我们，对“比秩”的功能还要做更多探索。下面讨论掾属的“比秩”问题。
上一章第三节对中央各官署的掾属秩级做了考述。东汉三公府掾属，史料明确记载其为“比秩”，没什么疑问；汉武帝时丞相府的各级掾属，《汉旧仪》均记为正秩而非比秩；从张家山汉简《秩律》透露的某些迹象看，汉初存在着六百石以下的无秩掾史。无论如何，现在至少可以推测，汉代掾属在某些时候是“比秩”，或某一部分的掾史是“比秩”的。我们认定禄秩是“吏”的身份标志，尤其是在汉初，“宦”与“非吏”两种人无秩。《秩律》所见秩级，有百六十石的，有百廿石的，还有百石有秩，可见很低级吏员都有秩级，更不必说斗食、佐史了。高级掾史近于六百石，自身却没秩级。那是为什么呢？掾属必有什么特殊之处，才会被列在“比秩”。这时我们的视线落在了掾属的一个重要特点上：他们由长官“自辟除”。由于“自辟除”，他们逐渐被视为长官的私人幕友了，还与长官建立了“君臣之谊”。
东汉掾属是“自辟除”的，这并无疑问，但若说秦汉间掾属也有“自辟除”的，这里横卧着一块大石头。先看《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
东汉三公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3等，其为“比秩”，还有《汉官仪》可以印证(29)。他们都是三公自辟。那么，引文中的“本注曰”和“或曰”在讨论什么呢？“本注曰”拿公府掾比附古代元士，但只着眼于秩级，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称“掾”者算命士，比二百石以下的称“属”者不算。“或曰”也认为二者可比，但又考虑到了“上言”与“自辟除”的区别。“命士”之“命”本指受命于朝，则经“上言”即上报朝廷批准，才算命士；长官“自辟除”的未经报批，就不能算朝廷命士。这道理“或曰”也懂，他预料会有人以公府掾“自辟除”为由，质疑“公府掾比命士”之说，便补充了一个情节：汉初百石以上掾史的任命都“上言”，非“自辟除”，所以既“有秩”、又可以“比命士”；百石属史不用“上言”，那就不能“比命士”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汉初掾史辟”是否“皆上言”、皆“有秩”了。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三节表明：据《二年律令·赐律》，御史少史在受赐时“比六百石”，而只有在御史少史无秩的情况下，才需要“比”。进而《秩律》无六百石以下掾属，暗示这个层次的掾属无秩；“皆从同秩补”时丞相少史与御史少史照例互补，暗示二者地位身份相近，进而丞相少史也无秩。那么“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的说法，未必全是史实。
先秦秦汉间的丞相有自辟除的权力吗？我们认为有。请看以下材料：
1.范雎谓秦昭王：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战国策·秦策三》）
2.曹参为相：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3.丞相府……掾史有过，君侯取录，推其录，三日白病去。（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71页）
4.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69页）
第1条显示秦昭王时的相国权力很大，连“尉、内史”都是“相国之人”，推测不会“掾史辟，皆上言之”，应是相国自己说了算，用不着秦王一一点头。再看第2条，相府掾史或除或罢，曹参一言九鼎，其时掾史应是曹参“自辟除”的，即由丞相自行任免。再看第3条，“君侯”是丞相代称，这条也说掾史有过免职由丞相决定，当然形式上是先由丞相取录、推录，再让掾史托病自免，以保全其面子。至于第4条，明言“丞相设四科之辟”，“辟”就是“自辟除”。
当然不同意见还是有的。廖伯源先生说：“汉初县廷各职部门之主管官吏，乃至乡、亭之主吏，皆朝廷任命。传统以为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30)黄留珠先生也否定了“秦之公卿守令亦自辟除其掾属”之说：“现从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有关规定来看，秦官员调任，原佐、吏一律不许带至新任官府，因之，其自辟掾属，更是不可能的事。”(31)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不妨从审读《置吏律》开始：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2.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为补之，毋须时。（《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第1条材料，所叙为吏、尉的派任及职权问题(32)。“尉”被释为“县尉”，那么“吏”约是县丞。汉代的丞、尉是由中央任命的。《置吏律》出自秦始皇五年（前242年）之前，其时丞、尉的任命者不像是秦王，因为秦律总不会规定秦王该怎么做、做错了就要“以律论之”。不妨推断丞、尉由丞相任命。
第1条的末句，注释者的译文是：“啬夫被调任其他官府，不准把原任官府的佐、吏任用到新任官府。”这规定很合情理，若啬夫调任时把下属也带走了，就会影响原官府的公务了。但律文说的只是“不得除其故官佐、吏”，却不是“不得除其佐、吏”，也就是说，只是不能辟其“故官佐、吏”而已，但可以辟除他人。辟除权力啬夫还是有的。要是他压根儿无权自辟，律文岂不无的放矢了么？所以《置吏律》反倒证明了啬夫有权自辟佐、吏。“啬夫”可能是县令(33)，那么县令可以自辟掾属。
第2条律文规定，诸县、都官及十二郡任免官属的时间，照例在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若逢死亡或临时出缺，则可即时任命。若县令有权自行辟除，则都官及十二郡的长官也都有权任免官属。
这样说来，秦朝长官“自辟掾属”，还不是“不可能”的。当时人都了解长官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不经意就会透露出有关消息。《韩非子·八经》：“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34)，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35)，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韩非精心规划了各有针对性的层层约束之法。其中“县令约其辟吏”，我们最感兴趣。什么是“辟吏”呢？学者释为“由县令直接任命的小官吏”(36)，释“辟”为“辟除”(37)。
若秦朝长官可以自行任命佐吏，汉初亦然，二者间不该横插一个“皆上言之”阶段。“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之说简单化了，其本意似乎不是说汉初所有掾史任命都需“上言”，只是说若经“上言”则“有秩”而已。
邹水杰君对秦汉郡县的员吏、私吏，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处值得引述。他指出，秦与汉初简牍显示，基层令长往往拥有很多舍人，他们相当于长官的私吏，但也协助长官处理公务。又，尹湾汉简木牍五显示，在西汉中期，东海郡府正式员吏只27人，实际掾史却达103人之多。多出来的不是正式员吏，而是太守自行招聘的宾客或私吏。海西县员吏只22人，县吏若以60人计，则县令自辟的达40人左右，几乎是员吏的两倍。于是邹水杰判断：“当时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的宾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长私府供养的人。”(38)
邹君的阐述，对眼下的讨论颇有帮助。由此我们首先知道，非员吏的数量大大超过员吏；进而因任用方式之异，属吏有不同身份。对任用方式，邹水杰君只用两分法，分成“按制度辟署”和长官“私人招聘”两种。但实际掾史的任命方式及其身份、秩级，也许更为多样。有的有员额，有的无员额；有的有秩级，有的无秩级；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由长官自行供养。既令“按制度辟署”的，有的要“上言”，有的就不须上言，由太守自己作主；“上言”的也可能有多种情况，既可能是由上峰选任“空降”，长官被动接受；也可能由长官自行选任，然后报批或备案。若是“报批”，依然是权在上峰；若只是“备案”，则权在长官了。
尹湾木牍五：“今掾史见九十三人，其廿五人员，十五（？）人君卿门下，十三人以故事置，廿九人请治所置，吏羸员廿一人。”(39)仅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四种情况。第一是“员”，即基本编制；第二是“君卿门下”，门下近吏15人，应全由郡守自辟除；第三是“以故事置”，大概属于邹水杰君所说的“按习惯自设的岗位”；第四是“请治所置”，其29个掾史岗位，系因行政需要上请而“置”，设岗虽须朝廷批准，人选可能仍由太守自辟，其实是又一种“员”。
又据周长山君研究，战国到汉初，很多大臣都有“舍人”、“门下”，他们作为私属而承担职役，并有望被主人推荐做官。“诸曹出现以后，秦末汉初的宾客或舍人渐趋消失。他们与诸曹掾史合为一体了呢？还是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下来了呢？答案看来是后者。……诸曹出现以后，宾客或舍人以门下吏的形式留存下来，并高居诸曹之上，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入则腹心，出则爪牙’。”(40)门下掾属的私属色彩最浓厚，他们源于先秦宾客、舍人或私吏，其身份变迁一脉相承，并没中断。在观察“自辟除”和“比秩”问题时，这一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汉武帝时丞相就是有宾客的，那些宾客由丞相供养，参与谋议(41)。汉武帝没认为宾客参政非法。相府中有没有非“员吏”的掾史呢？不是没有可能。《汉旧仪》：“丞相车黑两轓，骑者衣绛；掾史见礼如师弟子，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42)。既云“丞相车黑两轓”，则其事在汉景帝之后(43)。“不臣”、“见礼如师弟子”等记载引起了安作璋先生的注意，他指出，那显示掾属是“丞相幕僚”，与丞相的关系“很特殊”(44)。其看法值得重视。“不臣”是说掾属与丞相并不只是“公对公”的关系，而是有如“师弟子”的，散发出了“私”的味道。
东汉后期，那“私”的味道更浓了。王充云：“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45)无论儒生、文吏，做掾吏就得把长官看成主子，视府为朝，自居于“臣”，双方有类“君臣”；双方有私人从属关系，调迁后仍向故主称“故吏”，甚至还得为故主服三年丧(46)。赵翼有见于此，云：“盖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47)从西汉掾属对府主的“不臣”中，滋生了东汉掾属与府主的形同“君臣”。又祝总斌先生指出：“掾属之辟除，黜免，其权皆在诸公及开府府主，二者且有‘君臣’关系”，所以三公与掾属关系，不同于尚书令仆与尚书丞郎的关系，尚书诸官都是皇帝任命的(48)。所论虽为晋制，也不妨用以观察汉朝。
汉元帝外戚史高做了大司马、车骑将军，杨兴对他“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提出劝告，史高以为然，于是辟名人匡衡为议曹史，向士人示好(49)。可见将军自辟掾属时，可任意举用“私门宾客，乳母子弟”。朱博就任琅邪太守，“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50)因掾史是府主“自辟除”的，所以新官上任时掾史依例装病，给新官一个任免机会；朱博则应“遣吏存问致意”，示以恩义，令掾史对他再次“委质”。其时他对掾史也可以有所选择，或用或留。
又，丞相征事也在“比秩”。《汉旧仪》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降秩为征事。”(51)《汉书》卷七《昭帝纪》文颖注：“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征事是一些做过二千石官的退职人员，被丞相请到府中帮忙，很像今天的“返聘”。不同的是返聘者无级别，钱多钱少单位看着给；征事则有秩级，当然只是“比秩”，原因则如文颖所说——“掾属也”，是掾属就“位差尊”，低一等，而且只用“比秩”不用正秩，正如征事只穿绛衣，不能穿文官的制式皂服一样。
总之，掾属承担行政，从这点看来他们是“吏”，但从“自辟除”看，他们又有长官私人性质。我们认为，这就是掾属、或部分掾属被安排在“比秩”的原因。由上述掾属、“比秩”、“自辟除”三者关系看，“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的说法，是太简单了。从目前情况看，汉初掾史无秩和东汉三公掾属“比秩”，其原因都在于“自辟除”。不太好办的是《汉旧仪》的记载，其中汉武帝时丞相府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掾属，都是正秩，而非“比秩”。对此我们目前的解释是，从战国到秦汉，掾史身份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员吏”，也有非“员吏”。《汉旧仪》所记的是正秩“员吏”，但在“员吏”之外，似不能否认另有很多“自辟除”的掾史。“自辟除”的掾史无秩，其待遇通过与正秩相比来确定，亦即，用“比秩”之法确定。简言之，“自辟除”的掾属使用“比秩”。
三 “比秩”诸官的性格——军吏之自成系统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比秩”的两个功能，标示“非吏”之官，标示“自辟除”之官。但这两点概括，又将在另一个重要职类前碰钉子，这就是军吏。“非吏”与“自辟除”这两点，不适合解释军吏之“比秩”。
所谓“军吏”，指将军以下的各种军职。黎虎先生对秦汉“军吏”的定义，是将军之下、士卒之上的中下层军官(52)。除汉初的卫将军外，汉代将军无秩，将军以下有大量军职使用“比秩”，这一点相当引人注目。顾名思义，“军吏”名之为“吏”，便是“吏”之一种，不能说是“非吏”；他们也不是“自辟除”的，而是皇帝与上级将领正式任命的。但军政毕竟是一个特殊系统，与行政系统有别，“军吏”之为“比秩”具有特殊意义。本来，我们该在第五章考述“军吏”的，但为行文与结构的便利，移至本章了。
关于“军吏”概念，先看几条材料。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秦律十八种·置吏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2.凡以风占军吏之事，子午刑德将军，丑未丰隆司空，寅申风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马，己亥雨师冢子，各当其日以▌。（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种，《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陈松长：《帛书〈刑德〉略说》，《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3.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
4.公卿、侍中、尚书衣皂而朝者，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不为朝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蔡邕《独断》）
在第1条“除吏、尉”的提法中，“尉”显然在“吏”之外。第2条《刑德》乙种大约写于吕后初年，所列“军吏”有将军、司空、候、尉、司马和冢子，这虽不能认作现实制度，但能看到，广义上“将军”也不妨说是“军吏”。第3条是叔孙通所定朝仪，军吏的朝位朝堂之西、将军之后，与东侧丞相为首的文官对面站立。
第4条又显示，公、卿、侍中、尚书才算“朝臣”，诸营校尉、将（即诸中郎将）不算“朝臣”。不过这条材料史有异文。四库全书本蔡邕《独断》卷上：“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亦为‘朝臣’。”(53)“亦为朝臣”跟“不为朝臣”的意思是相反的，“亦”、“不”必有一误。哪一个对呢？卢文弨取前者，认为“不”字为“亦”字之讹(54)；汪桂海君取后者，认定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非朝臣”(55)。我以为汪说可取。“诸营校尉、将”是军吏，按服制他们服赤；而《独断》明言“衣皂而朝者”才算“朝臣”，这话的限定性非常之强，那么服赤的不能算“朝臣”吧。除大夫之外，“大夫以下”的各种郎官属于“内官”，就“内官”性质而言，可以认为他们不算“朝臣”(56)。
“大夫”属光禄勋。大夫和大夫以下的谒者、郎官、舍人等，都是“比秩”。那诸营校尉和“将”呢？也全是“比秩”。首先来看“将”即光禄勋以下的诸中郎将，及“将”以下的若干军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比二千石；
虎贲中郎将、羽林左右监：比二千石；
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和骑都尉：比二千石；
郎中车将、郎中户将、郎中骑将：比千石；
期门仆射：比千石。
再看“诸营校尉”等官。《续汉书·百官志一》：
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军司马一人，比千石。
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
将军无秩，诸营校尉以下直到屯长的4级军官，又全是“比秩”。除了军司马比千石外，还有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也都是比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二》。
居延汉简中有一支简，文曰“右比二千石百一十一人”(57)。陈直先生谓：“此为比二千石人数之统计，最为可贵资料。”(58)虽不知道这111位比二千石都是什么官，但考虑到居延乃国防前线，其中应有大量军校。据《汉表》，汉元帝设置戊己校尉，其下有候五人，比六百石；居延简文中有一句“右鄣候一人秩比六百石”(59)，都能跟《续汉志》所记军候比六百石印证。陈梦家先生认为，边塞的“候长”相当于屯长，秩比二百石，“士吏”也是比二百石(60)。若然，则军吏职类又多了两个“比秩”的实例：候长与士吏(61)。
《汉表》中的“比秩”军官，还有西域副校尉，比二千石；郡都尉，比二千石。郡尉在《二年律令·秩律》跟二千石郡守平起平坐，后来降到了比秩。又，《汉表》说护军都尉“比司直”，司直秩比二千石，那么护军都尉也应是比二千石。
然而《汉表》又云：“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这句话是对十种校尉的总述，即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及“八校尉”——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这些校尉为什么就是正秩而非“比秩”呢？我认为是《汉表》出了错，原文应作“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原文脱一“比”字。王先谦对这问题有含蓄提示(62)，日人大庭脩明确指出，这里的“二千石”应为“比二千石”(63)。我觉得大庭脩的论断可以成立，并进一步论证如次。
第一，《汉表》把司隶校尉列在“秩皆二千石”的官职之首，又说司隶校尉“比司直”。查《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比司直”，是说与丞相司直的级别职类相近；“位在司直下”，是说其朝位比丞相司直低。而司直秩比二千石，那么，司隶校尉怎么可能是二千石，反在司直之上呢？还是定为比二千石好一点(64)。司隶校尉是持节官，有“使命之官”性质，这跟它置于“比秩”也相一致(65)。
第二，《百官公卿表》总述诸官禄秩的格式，是这样的：
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
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
可见《汉表》对二千石官概括了两次。最后一句若作“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则呈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依次而降之势，更显合理。
第三，据《续汉志》，东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及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等五校尉都是比二千石，则西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与八校尉也应比二千石，因为这些校尉两汉相承。王先谦对此已有暗示。两汉通例，称中郎将、校尉、都尉之官，大抵都是“比秩”。如西汉的郡尉、西域副校尉、护军都尉，东汉的各种中郎将、校尉（如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属国都尉等），皆为“比秩”。
再来看《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有一段记录建武元年禄秩的文字，与《二年律令·秩律》相类似，应即《秩律》或《禄秩令》之类文献。其文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
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
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二千石；
（以下叙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诸官，从略）
可以断定，第三行句末的“秩皆二千石”一语，也脱一“比”字。原文第一句叙中二千石，第二句叙二千石，则第三句“校尉、中郎将……”之末的“秩皆二千石”，必为“秩皆比二千石”。
按，建武元年十月光武帝甫定都洛阳，庶事草创。《东观书》所记官秩，除河南尹、洛阳令及内史(66)系东汉新增，其余官职及秩级，最大可能是承用西汉旧制。而西汉中郎将、郡都尉、王国中尉、丞相司直等，都是比二千石，建武制度应承其旧。查《续汉志》，东汉的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王国中尉确实也是比二千石。“诸国行相”，吴树平先生说“即暂时摄代之相，秩当略低于相，应为比二千石”。吴先生说：“上述诸官有明确记载者，皆云秩比二千石，‘皆’字下当增补‘比’字。聚珍本有‘比’字，甚是；姚本亦脱‘比’字。”(67)吴先生所言有武英殿聚珍本为证，乃不易之论。以此反推《汉表》之“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末句也应是“秩皆比二千石”。
由此，《汉表》、《东观书》两处“秩皆二千石”，就被同时订正为“秩皆比二千石”了。两处皆补“比”字，看起来是“铤而走险”，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与证据。若干被记在正秩的军官，从此复原为“比秩”，“军职用比秩”的论点大为强化了。
将、校、尉等等职名，战国秦汉间频见于史书(68)。把《二年律令·秩律》看成一个参考点，则当时军职的等级管理有两块。一块是“宦皇帝者”系统的郎将。汉初统辖车郎的车将、统辖户郎的户将、统辖骑郎的骑将，都不见于《秩律》，应无秩级。此外还有一块，在《秩律》中有秩级记录，如卫将军在二千石，卫将军长史八百石，卫将军候六百石，卫将军士吏一百廿十石；又如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在二千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在千石。
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变动的方向是两块合一。一个变动，是各种郎将有秩级了，然而是“比秩”。如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等，都在“比秩”。另一个变动，是军职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秩级，但所失去的只是正秩，现在他们也用“比秩”了。即如：军尉变成了比二千石，军司马变成了比千石，军候变成了比六百石，士吏变成了比二百石。《秩律》时代无秩的军官和有秩的军官，其秩级变化方向相反的，最终结果却“殊途同归”，都归于“比秩”了。
由此我们看到，“比秩”官职有两种相反的来源，一部分最初无秩，后来成为“比秩”，它们是“比秩”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筚路蓝缕者”；另一部分最初在正秩，是较晚时候才变成“比秩”的，对“比秩”的发展它们是“坐享其成者”。若干军吏即属后者。
部分军吏初为正秩而后为“比秩”，“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其为“比秩”，乃是一种刻意的安排。把军吏置于“比秩”的目的，在于显示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郡县的军吏由郡尉主掌(69)，王国的军吏由中尉主掌(70)，在中央则有太尉“掌武事”。若太尉不置，军吏管理者大概是主爵中尉(71)。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吏、文吏都不在同一系统，不是一个职类。甚至还可以考虑钱穆先生的如下论点：“军人本为王室私属，今已由军人政府转变为士人政府，故军职不为外朝之丞相而为内朝之辅政”(72)。再参考上文对“不为朝臣”的讨论，在此意义上，也不妨说军吏具有“非吏”性质，但此“吏”特指文吏。把军吏置于“比秩”，也可说是战国秦汉间“文武分途”的进一步发展，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等级管理手段或官阶样式，凸显了文武两分的官制结构。
总之，与“宦皇帝者”的“比秩”、与掾属的“比秩”相比，军吏的“比秩”具有不同意义。而且我还觉得，那与其说是为了凸显“军吏”之为特定职类，不如说更是为了凸显“文吏”之为特定职类。王朝制度规划者很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尽量把行政吏员，特别是其长官置于正秩，而把其他官职——如“宦皇帝者”、掾属、国官、军吏等置于“比秩”。传统中国政府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府。日常行政，以及承担行政的文职吏员，一直是帝国大厦的主干。
四 “比秩”的扩张及其与正秩的配合
对汉朝的各种“比秩”官职，现已可做如下小结了：
一、“宦皇帝”诸官、文学之官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非吏”性质；
二、掾属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任用上“自辟除”；
三、军吏之列于“比秩”，是由于军吏之自成系统，以与文官系统区分开来；
四、国官之多在“比秩”，用以强化国官的“另类”色彩，与朝官拉开距离。
这一点就更明白了：汉代官阶中的“比秩”，远不像最初让人感觉的那样简单，它有若干鲜为人知的特殊意义，即特殊的分等分类功能。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的新线索，使我们得以在分等分类两方面，同时勾勒出战国秦汉禄秩的变迁轨迹。在“分等”方面，展示了禄秩覆盖面是如何扩大到等级结构的上端的，可以说是“禄秩的纵向伸展”；而最近两章对“比秩”官职的讨论，则从“分类”方面，又展示了一个“禄秩的横向扩张”过程。
所谓“禄秩的横向扩张”，也就是禄秩被用来管理更多职类的过程。禄秩是“吏”即行政官员的身份标志，“非吏”职类大多最初无秩。随官僚政治发展，作为新式官阶的禄秩，通过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断扩张其管理范围：扩张到“宦皇帝者”职类，扩张到文学职类，扩张到掾属职类，扩张到国官职类，扩张到军事职类。那些无秩的职类获得了“比秩”，也就被纳入了禄秩手段的管理范畴，其“公”的色彩变浓厚了，向“吏”靠近了。汉帝国的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而“禄秩的横向扩张”给更多职类赋予了秩级，也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不断贯彻。秦汉官阶的发展趋势是“官本位”和“一元化”。无秩职类用禄秩管理之后，官阶制的一元化程度也提高了。
“禄秩横向扩张”的途径，是“比”，即令无秩者比于某秩。《二年律令》中已能看到若干“比”的办法了。如《赐律》：“赐公主比二千石”，“御史比六百石”。使无秩者的某项待遇同于某秩，本身虽没构成官阶形式，但显然就是“比秩”的前身。“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那类做法越来越多，就推动了“比秩”向正式官阶演化。
“比秩”正式成为官阶，是在什么时候呢？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73)这是最早的一例“比秩”。汉景帝口气很凶恶，抓到比三百石以上的俘虏一律杀死，非议诏书或不执行命令要腰斩。既然“比三百石以上”是一个砍脑袋的界限，人命关天，那一定也是一条清晰的法定界限，足以判断该砍不该砍。就是说，“比三百石”是可以清晰判定的。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学，公孙弘为太学生规划出路时，提到了比二百石掌故和比百石掌故；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那么汉武帝前期，就是“比秩”形成的下限。“比秩”是在景、武之间形成的。
“比秩”形成后，“比”或“视”的做法，仍被使用着，而且用于多种场合。例如汉朝敬老政策，七十岁以上老人“比六百石”(74)。又县、乡设有“三老”之职。《史记》卷三十《平准书》：“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集解》引如淳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三老不是吏，但某些待遇可以“比吏”。尹湾汉墓简牍《集簿》，有“县三老三十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75)。皇帝的妃嫔们也用“比视”定等级。如婕妤、娙娥、昭仪、美人见皇后，其礼节分别“比”于丞相、将军与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列卿、二千石见皇帝之礼(76)。这只是一个具体的见面礼，也有一般性的“比”。例如汉元帝定嫔妃十四等，依次“位视”丞相、上卿、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77)。“比”之用于长老、妃嫔，是禄秩运用的一种特殊延伸。
“比秩”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这种级别有“另类”意味。请看：
1.汉武帝治淮南王之狱，胶西王之议：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2.▌自言功劳者与计偕。吏千石以下及比者，自▌。（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2000ES9SF4：23A）
3.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而敢詈之殿宫廷中，至其上秩，若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或一岁吏、比者，有将辨治。（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Ⅱ0215：76）
第1条“国吏二百石以上”与“比者”的并列，“比者”自成一类；第2条“吏千石以下”与“比者”并列，“比者”不在“吏”中。第3条“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三者并列，随后又以“一岁吏、比者”两分。“宦官”或是“宦皇帝者”，但他们只是“比者”的一部分，“比者”还包括更多职类，甚至三老、北边骑士和年七十岁比六百石的老人。总之，“比”的提法有特别意义、有具体对象。
因为“比秩”的形成途径是比于正秩，所以当时观念中，“比秩”是从属于正秩的。这从俸禄额度的安排上，也看得出来。请看下表：
单位：斛
东汉俸禄主要见于3种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续汉书·百官志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三种记载略有差异，何德章先生认为“《光武帝纪》李贤注最为准确”(78)。但我认为最准确的是《汉表》颜注。问题的关键是“比六百石”一秩，此秩《光武帝纪》李贤注记为55斛，《汉表》颜注记为60斛。何先生云：“考虑到六百石上下为官与吏的分野，当以差额大的李贤注为是。”而我认为，《汉表》颜注“70、60、50”的级差更匀称。还有，从三百石到比二百石4级，秩级一正一比，级差呈“40、37、30、27”排列。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比秩”37斛、27斛，是从属于正秩40斛、30斛的。那么比六百石到六百石的差距，也不会相去太远，比六百石应为60斛。那么讨论东汉禄秩，当以《汉表》颜注为准；“比秩从属于正秩”的情况，也就昭然若揭了。
“比秩从属于正秩”一点，还可以从印绶制度得到证明。据《汉表》，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则印绶等级的划线，比二千石与二千石以上属同一段落，比六百石与六百石以上属同一段落，比二百石与二百以上属同一段落。为此我们不采纳李解民先生的这一看法：“比某石分别档次时，应归并于下一级而不应归并于上一级。”(79)
“比秩”应归入其上一级，即归入其正秩，这还涉及了汉代官员任用制度的又一个微妙之处。把郎官、掾属、军吏等置于“比秩”，还能给选官带来一个特殊便利。
下面以东汉三署郎官、三公掾属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是地方令长丞尉的候选者。东汉令长秩级，是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4级；丞尉最低二百石。那么请看，三署郎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比六百石，三府掾属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与二百石丞尉、三百石、四百石长相，六百石县令相比，恰低一级。请看下表：
此表涉及了“试守”和“即真”问题，这问题事关“比秩”的一个特别功能。汉代任官，普遍实行“试守”制度(80)。“守”有两类。第一类属“代理”或“摄行”性质(81)，与此处讨论关系不大。第二类的“守”是“试守”，即任命后试用一年，期满才能“即真”，正式任职(82)。“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其全俸”(83)。在一年的试用期中，不能食全俸。
那么在三署郎、公府属外补地方官时，“比秩”起什么作用呢？“比秩”保证了如下一点：外补时若非超迁，就任者在不食全俸的“试守”期，其秩其俸恰低正官一等；满岁即真后变成正秩，又正好官升一级。举例说，比三百石郎中任三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三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三百石。比四百石侍郎任四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四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四百石。比二百石郎中、比六百石中郎与之同理。换言之，“比秩”被用作郎官补吏试守期的“守秩”。
行政吏职都在正秩，所以在补吏时，守秩与正秩的上述关系，存在于郎官与各种行政职务之间。又如，郎官还经常被选任为尚书郎、谒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84)可以推知：三署郎最初所任，是比三百石的“守尚书郎”；满岁“即真”，升为三百石的尚书郎中；满三岁，升为四百石的尚书侍郎。那么“比三百石”，就是郎中初任尚书郎时的“守秩”。谒者分两种：“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比三百石。……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85)《汉官仪》说得更清楚：“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86)谒者从郎中里选拔。“灌谒者”实际就是试守期的谒者，其时“以郎中秩”，即比三百石。那么，灌谒者也以郎中的比三百石为守秩。
郎官有孝廉郎，来自孝廉察举，待遇最高。三署中还有一批“诏除郎”，大多是二千石子弟靠“任子”制度特诏除拜的，也有其父为国家死难，而被特诏除拜的。“诏除郎”低于孝廉郎，在其外补丞尉时，即令试守期满而成为正官，也必须在“比秩”上呆下去，不能升为正秩，是所谓“比秩为真”。羽林郎补吏也是如此，即令即真也只能“比秩为真”(87)。孝廉郎来自士人，而诏除郎靠父祖特权，羽林郎是武人；三郎待遇不一，盖因朝廷优待士人。在这时候，“比”标明了诏除郎、羽林郎的“另类”。
掾属也用“比秩”，其补吏时的守秩，以此类推。尹湾汉简行政文书提供了若干中央属吏的迁转实例。据陈勇先生的统计，其中有丞相属2人，分迁容丘相（四百石）、厚丘长（四百石）；将军史1人，补建乡长（三百石）；太常属1人，迁盐官丞（二百石）；大司农属1人，迁厚丘右尉（二百石）；廷尉史1人，除费丞（二百石）；卫尉属1人，迁昌虑丞（二百石）(88)。这些相、长、丞、尉的前官秩级，最大可能是丞相属比四百石，将军史比三百石，九卿属比二百石。相、长、丞、尉的试守期中，用掾属的“比秩”做其守秩。
郎官、掾属是低中级长吏的来源，“大夫”则是中高级行政官员的来源。在大夫被任命为吏职的时候，其“比秩”发挥着类似的守秩功能。又，军吏中本来有很多正秩之官，后来却都被置于“比秩”了。为什么朝廷要把军吏全部置于“比秩”呢？我想，利用“比秩”调节文武职类的迁转，也是其目的之一。当人员由军吏系统向文吏系统迁转时，“比秩”发挥着同样功能：在试守期，低正官一等；即真时，官升一级而食全俸。
本书上编第一章讨论过“真二千石”的问题，这问题也与“守秩”相关。周国林先生提出：“二千石之所以称为‘真二千石’，可能是与‘比二千石’相对而言时所用（犹如今日正职干部，与副职并列时则加‘正’字，单言时则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与试署性质的‘守’相对而言（《汉书》中，不少太守都是试署一年，‘满岁为真’）。”(89)又刘文瑞先生认为“真二千石月俸二万，二千石月俸万六千，实属试守不食全俸与真除食全俸的差额”(90)。
总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错配合，构成了安排职类转换，调节其间秩级变动的一种手段，带来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汉代官制，郎官、大夫、掾属、军吏等，与文吏系统中的官职互为迁转；其时“比秩”就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把各个职类链接起来了。
当然，“比秩”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是从最初无秩的职类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细地区分级别的手段。王朝也可能仅仅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顾职类。《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秩六百石。这些官过去是“比秩”，但此时不是了。尚书、侍御史、博士变成正秩，也意味着它们的“公职化”；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之为正秩，似仅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诸大夫的级差较为匀称，与“分类”无关了。这样，“比秩”与职类的对应关系，就不是严明整齐而无例外的。用“比秩”区分职类，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从长时段看，它并不是官阶制的发展方向。此后九品官阶的“从品”，就只用于分等，再不承担分类功能了。那么东汉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变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来的衰退。
无论如何，汉代“比秩”是一种很特别的官阶，它不但有“分等”功能，还有“分类”功能。然而二千年来人们对此茫无所知，或说视而不见。《二年律令》的发现与公布提供了契机，我们在若干片断史料中——主要是在“宦皇帝者”的史料中，察知了问题的存在，由此得以把汉代品位结构的这个重要侧面，揭示如上。
【注释】
(1)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9页以下。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
(4)《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5)《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6)《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7)《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
(8)“皇帝在所宫法”所针对的是“宫卫”，“宫卫”应指卫尉所辖卫士系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诸屯卫候、司马等。卫尉所辖兵士，是来自全国各郡国的服役番上者，即所谓“一岁为卫士”。东汉的情况见《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下辖公车司马令、南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及诸宫门司马等。
(9)《汉书》卷六六《杨恽传》：“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文中“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的“法令”，应即《新书》所云“郎中、谒者受谒取告”的“宦皇帝之法”。先秦已有“谒告而归”的休假制度，参看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休假制度先秦已有”条。汉代郎官休假，可参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收入《秦汉史论丛》，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2页。“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的奖惩拔擢制度，也应属于“宦皇帝之法”。《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以“四行”考校郎从官的制度，亦在“宦皇帝之法”之范畴。
(10)“诸吏”问题，可参看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11)《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记春赐：“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12)《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光禄大夫》注引《汉官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88页。
(13)《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二·博士》引《李郃别传》记李郃上书邓太后事：“博士着两梁冠，朝会随将、大夫例。时贱经学，博士乃在市长下。”第831页。“博士乃在市长下”，不是正常情况。又《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博士》注引《汉旧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朝贺，位次中都官。”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1117页。“位次中都官”，似乎反映了当时博士在中央各色官吏之外另行成列，或另有其席。按，秦与汉初，博士被看成一种从民间礼聘而来的学者，与官吏有所区别，而且另服儒服（参看本书上编第五章第三节）。大概因朝廷崇儒，便又令其“朝会随将、大夫例”，改置于从官系统之中了。
(14)例如《汉书》卷十《成帝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卷二五《郊祀志》王莽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卷六八《霍光传》：“（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同卷《金日磾传》：“（王）莽白太后，下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卷七三《韦贤传》：“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
(15)《汉书》卷六七《梅福传》：“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
(16)《汉书》卷九《元帝纪》建昭四年（前35年）四月：“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汉书》卷十《成帝纪》河平四年（前26年）三月诏：“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阳朔二年（前23年）五月诏：“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
(17)葛志毅、张惟明：《汉代的博士与议郎》、《汉代博士奉使制度》，收入《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0页。
(1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又刘蔚华、苗润田把稷下学士的“上大夫”、“列大夫”视为“称号”，见其《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白奚云其“爵位与大夫并列，这标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毕竟又不同于有具体官职的大夫”，见其《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于孔宝云其“享受上大夫或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并领取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见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20)《战国策·齐策四》记田骈“设为不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淳于髡“终身不仕”。二人均为稷下学士。
(21)《汉书》卷八八《儒林申公传》：“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
(2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23)王勇华：《秦汉御史大夫的职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25)参看安作璋：《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467页。
(26)陈直先生说：“郎中虽无定员而有印章”，“其他如中郎、议郎、侍郎等，同为无定员，亦可能有印。”《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页。其说不确。
(27)《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列表及第115、222、223页图版。又汉代“齐中谒者”封泥（《齐鲁封泥集存》、《再续封泥考略》）、“中宫谒者”封泥（《封泥考略》），及《二年律令·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其实都应是谒者的长官或谒者官署之印。
(28)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115页图版。此印倒可能真是郎中之印，因为他承担了“左田”事宜，“左田”被推测为公田。刘瑞先生推测“郎中左田”是郎中令下的田猎之官，见其《“左田”新释》，收入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编：《周秦汉唐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若然，“田猎”也是职事。按秦印中还能看到南田、都田等官称，如“小厩南田”（《尊古斋印存》）、“都田之印”（《齐鲁封泥集存》），那些以“田”名官者应综合考虑，可能都是管田的。无论如何，郎中有职掌才有印。
(29)《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注引《汉官仪》：“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
(30)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一》，《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31)黄留珠：《秦仕进制度考述》，收入《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2)注释者的译文是：“任用吏或尉，在已正式任命以后，才能令他行使职权和派往就任；如有不应任用而敢先行使职权，以及私相谋划而派往就任的，依法论处。”
(33)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松皋圆认为“兵士”与“军吏”4字应该互易，是。陈奇猷也赞成松皋圆的看法：“上下文皆为上约下，不得此句独为下约其上可证。”参看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6页。
(35)“令”本或作“吏”。卢文弨云：“令，张本作吏，非。”引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7页。其说是。
(36)《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1982年版，第652页。
(37)陈启天先生云：“辟吏，主官自行委任之属员；辟，辟除。”见其《增订韩非子校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68页。又张富祥先生云：“辟吏：征辟之吏，即属吏。”见其《韩非子解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页。
(38)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9)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
(40)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以下。
(41)《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同书卷六四上《严助传》：“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东阁”就是公孙弘安置宾客之处，传说它包括“钦贤馆”、“翘材馆”和“接士馆”三馆。《西京杂记》卷四：“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列、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历代小史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又，多种版本中“九列”作“九烈”，误；又有多种标点本以“九烈将军二千石”作一读，亦误。）三馆之说虽未可尽信，但“俸禄以奉待之”，与《汉书》“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是一致的。据《盐铁论·救匮》：“而葛绎、彭侯之等，隳坏其绪，纰乱其纪，毁其客馆、议堂以为马厩妇舍。”这个客馆中还有议堂，后来都被政敌毀掉。
(42)《汉官六种》，第36、39页。
(43)《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元六年（前144年）诏：“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这里没说丞相车轓，但丞相车轓应定于此时。《续汉书·舆服志上》云公、列侯黑轓，卿朱两轓。“轓”即“车耳”，车轮上方的挡泥板。参看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44)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38页。
(45)《论衡·量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页。
(46)东汉故吏现象，可参看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高凯：《略论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长官丧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48)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82页。
(49)《汉书》卷八一《匡衡传》。
(50)《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1)《汉官六种》，第38、69页。
(52)黎虎：《汉唐时期的“军吏”》，《阴山学刊》2006年第6期。
(53)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影四库全书，第4-5页。又查四部丛刊三编本、汉魏丛书本、左氏百川学海本、古今逸史本《独断》卷上等，皆同于四库本，作“亦为朝臣”。
(54)卢文弨辑抱经堂丛书《独断》卷上，于“衣皂而朝”句中的“皂”字下注云“帛讹”，于“不为朝臣”句中的“不”字下注云“亦讹”，北京直隶书局1923年版。按“皂”字不误，因为公卿、侍中、尚书确实是穿皂服的，而“帛”为白色。段玉裁云：“《纟部》曰：‘缯，帛也。’《聘礼》、《大宗伯》注皆云：‘帛，今之璧色缯也。’”见其《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张舜徽先生云：“帛之言白也。谓其色洁白也。缯以白者为本色，因谓之帛耳。璧本白色，故汉人取之以喻缯之洁白。帛乃素缯之专名，引申为凡缯之通名，故缯、帛互训。”见其《说文解字约注》卷十四，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中册第74页。汉人不以白色为官服之色，卢文弨误，“衣皂而朝”不误。
(55)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汪文没有辨析《独断》的异文。
(56)但《独断》所谓“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一点，还无法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东汉蔡邕的《被收时上书自陈》起首即云：“议郎粪土臣邕顿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66页上栏。议郎在大夫以下，当然不是朝臣。但东汉建宁四年尚书上书：“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闇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照《独断》之说，尚书省官员在“朝臣”之列，但我们看到他们也使用“稽首再拜”。见《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蔡质《立宋皇后仪》。检索《全后汉文》中“稽首”、“顿首”、“再拜”的各种用法，没有看出蔡邕所说的那种区别。也许那只是一时之制。
(5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4页，简号53·20。
(58)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5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第429页，简号259·2。
(60)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61)朱国照先生认为，西汉前期军制应另行依据《通典》卷一四八《兵一》：“二队为官（百人，立长），二官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为部（四百人，立司马），二部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为裨（千六百人，立将军），二裨为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也）。”朱先生认为此制与上孙家寨汉简相近。见其《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但大庭修也指出：“这里所见到的校尉、候、司马等军官，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82页。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封泥中，有司马、营司马、候、骑千人等，中司空、营司空等等军职。参看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62)王先谦指出：“《续志》后汉自司隶校尉至各校尉，皆比二千石。”以此暗示此处的“二千石”可能有问题。《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5页下栏。施之勉先生的《汉书集释》（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3册第1246页以下），反而于此无说。
(63)日人大庭脩指出“上述诸校尉的秩从西汉时期起就可能是比二千石”，其说甚是。不过他是从字形讹误上论证的，先指《百官表》郡丞“秩皆六百石”的“皆”字应是“比”字，进而判断“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的“皆”字也是“比”字。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64)按，西汉司隶校尉还可能一度秩比六百石。《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事在汉宣帝。王鸣盛谓：“宽饶为司隶校尉，奉钱月数千，司隶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数千，则又与《贡禹传》所言不同，存疑备考。”《十七史商榷》，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陈梦家先生云：“而《百官表》司隶校尉秩二千石，奉当为万二千，是升司隶校尉为二千石当在宣帝以后。”见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这推测是有道理的。《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按此诏推测，吏六百石及故吏二千石以下，其家除军赋之外，是要承担戍边之徭的。盖宽饶所任司隶校尉，可能秩比六百石，所以其子要承担徭戍。西汉比八百石的谏大夫月俸9200钱，比六百石、六百石月俸约3000—6000钱，说司隶校尉秩比六百石，也符合盖宽饶“奉钱月数千”的情况。刘文瑞先生根据盖宽饶由比千石的太中大夫迁司隶校尉一点，判断其时司隶校尉千石。见其《西汉官俸杂考》，收入《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但这与其子徭戍不合，与其俸额不合。汉代官僚能上能下，秩级可高可低（参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所以从仕历判断秩级不一定可靠。朱绍侯先生说西汉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汉哀帝绥和二年变成二千石，但未能提供可信证据。见其《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许树安先生径断司隶校尉二千石，也嫌粗略。见其《汉代司隶校尉考》，收入《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5)朱绍侯先生认为司隶校尉来自绣衣直指使者，见其《浅议司隶校尉设置之谜》，收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研究》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司隶校尉称“奉使”。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设官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节”，司隶校尉一直是“持节”之官。参看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以下。“持节”的意义，参看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以下。
(66)西汉王国内史，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废罢，事见《汉表》。安作璋、熊铁基先生因云：“成帝时罢内史官，以后不见复置。”《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252页。吴树平先生看到《东观书》上文有内史，推测“可能东汉初年一度恢复，亦未可知。”《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然东汉有内史，不止于东汉初年。邓太后曾为清河王国特置内史，事见《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续汉书·百官志五》叙王国官不及内史，但刘昭注云：“《东观书》曰：其绍封削绌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又《续汉书·礼仪志下》记诸侯王薨，“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可见东汉仍有内史，但系特置。
(67)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150-151页。
(68)对秦楚之际形形色色的将、校、尉，可参陈直：《汉书新证》，第147-148页，《附录二·秦楚之际官名》。
(69)《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
(70)《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王国“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同书卷四四《淮南王刘长传》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曾发现了7枚“中尉”封泥，是为中尉的职权凭证。见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71)《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谓“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掌列侯”似应包括各级军爵。
(7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161页。
(73)《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
(74)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参看《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从尹湾汉简看，似不是所有七十以上老人都能受杖。参看李均明：《读〈尹湾汉墓简牍〉杂记》，《简牍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393页以下。
(75)《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当时东海郡有“县邑侯国卅八”，是一县一三老；“乡百七十”，是一乡一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