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惠帝纪》记录了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书，其中提到了一种“宦皇帝而知名者”。那“宦皇帝”是指什么，旧说各异。后来在睡虎地秦简中，也发现了“宦及知于王”的提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发表后，学者看到所谓“宦皇帝”多次出现在律文之中，便引发了进一步研讨的兴趣。《二年律令》的新材料，使“宦皇帝”的谜底有望揭开。我们认为，“宦皇帝者”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等，他们构成了一个从官系统，从而与行政吏员即“吏”区分开来了；他们与“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
这个与“吏”有别的“宦皇帝者”系统，以特殊形式存在于王朝官制之中。它造成了“宦”、“吏”两分的格局，并体现了一种特别的职位分类观念，即把从官和侍臣视为一个特殊职类，而且不用秩级手段加以管理。然则对“宦皇帝者”的考察，可以给战国秦汉的官僚品位制度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新鲜线索。例如汉代禄秩中存在着“比秩”，即如“比六百石”、“比二千石”之类，可那“比秩”是怎么来的，两千年来无人问津置喙。而如今，就可以通过考察“宦皇帝”，揭开其中隐情了。
一 “宦皇帝者”所涉官职
人们最初是从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令中，看到“宦皇帝”字样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份诏书开始吧。《汉书》卷二《惠帝纪》：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对诏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一句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汉书》注里可以看到四种解释：
1.文颖曰：言皇帝者，以别仕诸王国也。
2.张晏曰：时诸侯治民，新承六国之后，咸慕乡邑，或贪逸豫，乐仕诸侯，今特为京师作优裕法也。
3.如淳曰：知名，谓宦人教帝书学，亦可表异者也。
4.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所以云及耳，非谓凡在京师异于诸王国，亦不必在于宦人教书学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时未有。礼记曰“宦学事师”，谓凡仕宦，非阉寺也。
在文颖和张晏看来，“宦皇帝者”是跟“仕王国”或“仕诸侯”相对而言的；在如淳看来，“宦”是宦官的意思。文颖、张晏、如淳都是汉魏间人，连他们都各执一词，则“宦皇帝”的本义必定湮没已久。
颜师古只把“宦皇帝”看成汉惠帝的旧人，他作为唐人来解释七八百年前的事，更是难免臆测了。
贾谊《新书》也曾提到“官皇帝”。《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1)裘锡圭先生在一篇几百字的札记中，对《新书》的“官皇帝”加以辨析，认为其为“宦皇帝”之讹，指的就是上文的“郎官、谒者”。“‘宦’本是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谒者之流本是门廊近侍，有类家臣，故以‘宦’称。”(2)
睡虎地秦简有个与“宦皇帝而知名者”类似的概念，即“宦及知于王”。《法律答问》：“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注释小组引述了《汉书·惠帝纪》有关文字，指出“宦及知于王”与“宦皇帝而知名者”义近，但只把它解释为“做官达到为王所知”(3)而已。
对张家山汉简中出现的宦皇帝，整理者最初提供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注释。《二年律令·杂律》：“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这是一条惩办官员非法牟取高额利息的条文。整理小组的《注释》云：“宦皇帝，在朝中为官。”(4)但这解释显然过于粗放了。“在朝中为官”的人太多了，其中既有六百以上的，也有六百石以下的；但从原文看，这些“宦皇帝者”是与“六百石吏”并列的，它们之间应有区别。
王子今先生指出了“所谓‘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当时是程序化文字”，与《汉书·惠帝纪》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可以对照理解；明人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七释“宦皇帝而知名者”，谓“仕宦而皇帝知其名”，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只说“宦皇帝”而未言“而知名者”，可知邱说不确(5)。王先生没有明言“宦皇帝者”为何人等。邢义田先生在解读《二年律令》时开始向文颖和张晏回归，突出“宦皇帝”有别于“宦诸侯”一点；虽然也参考了裘先生的意见，推测这两种人分别是皇帝或诸侯王的近侍，但却没有明指其为郎官、谒者，等于是从裘先生的论断向后倒退了；并且把“宦”、“知于王”和“吏六百石”看成是三种人，也属不妥(6)。
下面就来谈谈个人看法。我以为，裘锡圭先生把“宦皇帝者”推断为郎官、谒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判断，尽管那是仅就《新书·等齐》而做出的。若进一步把文献跟新出《二年律令》等资料结合起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宦皇帝者”，由此更清晰地勾画出他们的面貌。
以往学者在论“宦皇帝者”时，对前引《汉书·惠帝纪》的那份诏书，大抵只引用其最后一句，却没把它跟前文的爵赏内容联系起来。然而我想，揭开“宦皇帝者”谜底的线索，其实就隐藏在这段文字之中。
汉惠帝诏中的爵赏部分，“赐民爵一级”可置不论，其余内容则涉及三点：一、中郎等官的晋爵和赏钱；二、“给丧事者”的赏钱；三、“视作斥土者”的赏钱。后两项针对的是葬礼上承担了不同任务的同一类人，虽有赐钱、赐金之别，实不妨等量齐观。从本文角度，这三项恩遇实际只面向两类人：一、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二、二千石至佐史等官吏，及将军。
我以为，第一类人中的中郎、郎中、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再加上中大夫和郎骑，就是所谓的“宦皇帝者”。其共同特点，就在于他们都是皇帝个人的从官、侍从，并由此而与文官、与军官区分开来了。
下面把他们的爵赏等级列表显示：
这表格中存在着若干空缺，表明《汉书·惠帝纪》所录诏令，已非完璧，只是节略而已。
郎中和谒者属于“宦皇帝者”，裘锡圭先生有论在先。“中大夫”之为“宦皇帝者”，将在本章第五节集中讨论。至于执楯、执戟、武士与驺，在汉惠帝诏中他们明明是“比外郎”的。若郎官是“宦皇帝者”，那么他们也是。《续汉书·百官志二》：“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执戟也是皇帝左右的卫官(7)，与郎官身份相近，其实就是郎官。韩信有言：“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东方朔有言：“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8)“执戟”看上去简直就是郎官的一个“位”。“执楯”亦然。此官大约是秦官，而为汉朝所承袭(9)。在秦始皇的陛前就有一些“陛楯者”，他们又叫“陛楯郎”(10)。按，“执戟”又可称“陛戟”(11)，“陛楯”与“执楯”也是一回事。“陛楯者”可称“陛楯郎”，可见其身份与郎官相似，所以可以“比外郎”。至于谒者，他们与郎官的身份很接近，职事稍异罢了。谒者在先秦也称“典谒”，是由庶子来承担的贱役。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汉代谒者木俑，就是执戟的。《墨子·号令》：“守必谨微察视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岑仲勉先生云：“谒者、执盾、中涓，均侍从名称。”(12)岑先生把谒者、执盾定性为“侍从”，是非常准确的。汉印文和盘铭中都出现过“宦谒”(13)，此官应是谒者的长官，是否已由宦官担任，情况不明。总之，所谓“宦皇帝者”，其实就是一个侍从系统。
再看武士和驺。《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曰：“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缚韩信是也。驺，驺骑也。”春秋有“六驺”，战国有“七驺”，他们的职责都是驾车(14)。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驾驺除四岁，不能驾驭，赀教者一盾。”(15)不过颜师古说得好：“驺，本厩之御驺也，后人以为骑，谓之驺骑。”(16)就是说“驺”有“驾驺”、“驺骑”两种，前者是驾车的，后者是骑马的。汉惠帝诏书中的“驺”应系驺骑，驾车的人另称为“御”。汉晋皇帝都有驺骑(17)。《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条提到了驺：“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那么驺骑属郎中令系统，其顶头上司称驺仆射(18)。武士和驺并不是卑微的兵卒，而是天子仪仗中的侍从者，所以在汉惠帝开恩行赏时，把他们比于外郎。
颜师古注曰：“武士、驺以上，皆旧侍从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属。”汉惠帝这次赏赐，包含着两种侍从：天子的侍从和太子的侍从。太子的侍从，汉惠帝诏书中能看到的是太子御骖乘和太子舍人。他们替皇帝奉侍儿子，广义上说也算“宦皇帝者”。
“太子御骖乘”包含了“太子御”和“太子骖乘”两种官职，分别是驾车的和陪乘的(19)。太子的御、骖乘“赐爵五大夫”，五大夫是第9级爵。这种直赐某级之爵的做法，与其他“爵三级”、“爵二级”、“爵一级”的依次晋爵之例相比，稍有区别。从后来汉代赐爵通例看，五大夫以上一般特赐某爵，如赐五大夫、赐右庶长、赐关内侯等；公乘以下爵，则采用“赐爵若干级”的办法。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冬十月，赐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从者帛，蛮夷锦各有差。”(20)对文中“乘从者”，晋灼曰：“乘骑诸从者也。”又《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有条律文提到了“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中从骑”属于内官，他们得到了假日多于其他内官的特殊待遇。这“中从骑”，也是“驺”、“御”、“骖乘”、“乘从者”之类。
在前引惠帝诏中，太子舍人“满五岁二级”。“舍人”是个古老的官名，具有私人侍从性质。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中郭舍人有句：“啮妃女唇甘如饴。”(21)因舍人奉侍宫中，所以才能钻空子跟妃女亲昵。除太子外，大臣也畜养着众多舍人。秦与汉初简牍告诉我们，基层令长往往拥有很多舍人，他们相当于长官的私吏，但也协助长官处理公务(22)。战国秦汉间，王朝有时就从舍人中选拔郎官。将军幕府中也有随军的舍人，学者把这种舍人比作“入幕之宾”(23)。汉代的太子舍人职比郎中，往往与郎中并称(24)。大夫、郎中要承担各种临时差使，而舍人也是如此(25)。魏晋以下，国家还为王公、将军们设定了舍人的员额。比如，诸王府、大将军府可置舍人10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26)。至如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之类，已是国家正式吏员了。到了唐朝，中书舍人居然变成清官要职了。而在先秦与汉初，舍人只是私属，正如郎官是君主的私属一样。日本的大和国也有“舍人”、“大舍人”、“左右舍人”，是大王和贵族的亲近，这个官名是从中国学去的(27)。
太子宫官系统中，还有太子先马、太子庶子，他们也应属于“宦皇帝者”。《国语·越语下》：“越王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韦昭注：“宦，为臣隶也。”《韩非子·喻老》：“句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这两个“宦”字都系先秦古义，属于这个字的典型用法。勾践、文种和范蠡，不是到吴国当官，而是到吴国当臣隶，侍候人去了。那么“洗马”属“宦”。“洗马”即“先马”，即在车驾前护卫开路，又称“前马”、“马洗”(28)。汉朝太子官属中有“先马”。《续汉书·百官志四》：“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
“庶子”之名的起源也很悠久，来自周代的士庶子。他们是贵族子弟，被编制起来，为君主承担近卫、侍从及其他差使，管理他们的有宫伯、公族、余子、公行等官。战国仍有这种官，秦国的中庶子蒙嘉，就是秦王的宠臣。刘向《新序》提到齐王的一位中庶子，“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29)。“郎”读为“廊”，这位中庶子在廊内掌衣冠，可见此官是左右侍臣，与郎中之官相近。而且大臣也养活庶子。如卫鞅给公叔痤做庶子，甘罗给吕不韦做庶子。吴师道云：“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当时家臣亦有此名，非复周制矣。”(30)周朝大概也是如此，“非复周制矣”的判断恐怕不确。
以上我们认定，汉惠帝诏书中所列的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太子先马、太子庶子等，都属于“宦皇帝者”。这些官职，人们原先就知道；但当时他们被划归同一职类，一个以“宦”为称的特殊职类，这事实是刚刚鲜明起来的。
依文颖、张晏，“宦皇帝者”相对“宦王国者”而言；然而我们强调，“宦皇帝者”还有另外一义，是相对于“吏”而言的。在《新书·等齐》中可以看到，“宦皇帝者”与“事皇帝者”构成对称。吏者事也，吏、事原为一字，“事皇帝者”指的是“吏”，也就是惠帝诏中的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下至佐史那一批人，他们承担国家行政，其身份具有“公”的性质。而“宦皇帝”之“宦”是臣仆之义，作为皇帝近侍而显示了浓厚的“私”的色彩。在汉惠帝诏令中，“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特权，除五大夫以上爵的拥有者外，仅仅授给了“吏”中的六百石以上者和“宦皇帝”中的“知名者”，但那不能掩盖“吏”、“宦”分为两大职类的事实。
进而，还可以通过一个等级管理上的差异，把两类人区分开来，这就是“宦皇帝者”不以禄秩为官阶，或说没有秩级；“吏”却以禄秩作为等级，秩级构成了“吏”的身份标志。这就是下节将要讨论的内容。
二 论“宦皇帝者”之无秩级
上一节中提出一个推断：“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下面就来论证这个推断。
讨论之前还得说明两点。首先，汉惠帝诏所见“宦皇帝者”中有“宦官尚食”一官。诚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宦”是为人臣仆的意思，“宦者”又可以是宦官之称。然而汉初有“五尚”或“六尚”(31)，汉惠帝的赏赐却独独给予尚食者而不及其余，这是基于一个古老传统，就是在历史早期掌饮食者与君主特别亲近的传统(32)。因而向“宦官尚食”赐钱乃是特例，不在我们考虑之内。再者宦官也有职事，算是一种特殊的“吏”吧，因而他们是有禄秩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列有宦官，也是证明。所以下面对宦官旁置不论。其次汉惠帝诏的赏赐对象还有“将军”。《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将军只有一号“卫将军”，秩二千石。但军官、军吏的问题比较特殊。将军的位号与秩级，参看本书下编第一章第六节，及第五章第七节。兹亦不论。
禄秩是面向于“吏”的，“吏”是行政事务的承担者；“宦皇帝者”是近臣侍从，所承担的不是国家行政，所以就没有禄秩。必须说明，“没有禄秩”不等于说没有禄廪。这里所说的“禄秩”是指官阶，它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差，但这和禄廪俸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读者对“宦皇帝者无秩级”的论断，大概已滋生了很大疑惑了，那么下文提供八点论证。
第一个证据，就是在《二年律令·秩律》里，上述被确定为“宦皇帝者”的诸官，都没有列身其中。没列在《秩律》里的官职，我认为就没有禄秩。虽《秩律》略有残缺，可那些官职若有禄秩，不至于一个也看不到吧。我就是因为发现了《秩律》中竟无“宦皇帝者”诸官，才决意揭举“宦皇帝者无秩级”这个论题的。
当然，对“谒者”一官可能引发疑问，因为《二年律令·秩律》中能看到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在六百石之列：
大行走士，未央走士，大卜，大史，大祝，宦者，中谒者，大官，寺工，右工室，都水，武库，御府，御府监，私府监，诏事，长信掌衣，长安市，云梦，长信詹事丞，家马，长信祠祀，长信仓，大匠官司空，长秋中谒者，长信尚浴，长信谒者，祠祀，大宰，居室，西织，东织，长信私官，内者，长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将行，长秋谒者令，右厩，灵州，乐府，寺，车府，内官，圜阴，东园主章，上林骑，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第45页第460—464简，第197页释文）
不过对“中谒者”一官，《注释》已说明其实那是中谒者令，是中谒者的长官而不是作为其部属的中谒者。连类而及，长秋中谒者与长信谒者，也应该是长秋中谒者的长官与长信谒者的长官。上列诸官大多数是“令”级长官，例如大卜其实是大卜令，都水其实是都水令，长信祠祀其实是长信祠祀令。后文的“有丞、尉者半之”一句，也反映了它们是可以配备丞、尉的长官。只有“令”才有丞有尉呢。秦汉印章中，官称省略“令”字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出地名不出官名，这主要是县令的官署印，往往只有县名而无“令”字；另一种，就是在不至造成混淆和发生疑问时，迳省“令”字。《秩律》上文的省略“令”字，就是后一情况。
当然这会遇到一个矛盾：《秩律》的千石一级中还能看到一个“长信谒者令”（第442简）了，那么认定六百石的“长信谒者”也是长信谒者的长官，岂不就弄出两个长官了吗？然而发生官名重叠现象的，还不止于这一官。《秩律》上文所列六百石官中，还有“长信祠祀”、“长信私官”，但第467简又另见“长信詹事、私官长，詹事祠祀长，詹事厩长”。因其简残缺，它们禄秩不明。准以下文“詹事祠祀长，詹事厩长”，前文“长信詹事、私官长”似乎应作“长信詹事私官长”。查《汉书·百官公卿表》：“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长信詹事是长信宫的总管。由此我们看到，同名官署存在两个长官的情况，还不止长信谒者呢。第464简还有一条“詹事、私府长，秩各五百石。”若把这里的“詹事”看成是跟私府长并列之官的话，这位詹事只有五百石；同时《秩律》二千石中所列的长信詹事，却是与诸卿比肩的官职。《秩律》六百石中还有“宦者”和“长信永巷”，同时第466简中又有“未央宦者，宦者监仆射，未央永巷，永巷监；长信宦者中监，长信永巷”。这里再度出现了“宦者”和“长信永巷”。由于此简下文阙如，也弄不清其禄秩为何。下面我们把长信诸官的官名重叠情况，列如下表：
在上表中，若同一行出现了两个官名，就表示官名重叠。由于《秩律》的有关部分恰好存在残缺，暂时无法弄清全部真相。但有一点却很明显：官名重叠的矛盾在长信宫诸官中特别突出，这不会是偶然的吧？《秩律》肯定抄录于吕后当政之时，长信诸官叠床架屋，应与吕后的特殊权势有关，属特例。
由于存在着称“令”者秩六百石，称“长”者秩五百石、三百石的通例，我们认定六百石的“长信祠祀”、“长信私官”是“令”；第467简又有长信詹事私官长、长信詹事祠祀长，就该是五百石官了。那么人们就看到了同名官职令、长并置的情况。“长信永巷”在《秩律》中出现了两次，大概也是令、长有别、一令一长的缘故。类似现象，又如《秩律》中六百石有“太祝”，同时三百石的部分又有“祝长”。此外“监”和“长”也是有区别的。在《秩律》中，六百石有“私府监”，同时“詹事、私府长，秩各五百石。”可见“监”高于“长”，私府监是六百石官，私府长是五百石官。
由此我推测，六百石的“长信谒者”是长信谒者长，千石的“长信谒者”是长信谒者令。一般情况是称“令”者六百石，称“长”者五百、三百石，但由于长信系统的特殊地位，长信宫的令、长比一般的令、长秩级高一头。总之，《秩律》中虽有同名官职，但它们秩级不同，应系一令一长，或一监一长。无论如何，《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都是谒者的长官，长官有秩而其部属谒者无秩，正如中大夫令、郎中令有秩，而中大夫、郎中无秩一样。
认为“宦皇帝者”没有禄秩的第二个证据，是其爵赏的样式。对参与刘邦丧事的“吏”，汉惠帝按禄秩高下给赏钱；而对“宦皇帝者”，则是晋爵加赐钱。这个差别不能忽略了。为什么对后者要采用晋爵方式呢？是因为这些人没禄秩，“爵”是其身份标尺，晋爵是其提高位阶的方式。好並隆司曾把惠帝诏中的中郎、郎中依据服务年限而晋升爵级的规定，理解为“代替了依军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33)。这说法并不妥当：这些人并不属于文职官吏序列，或说并不是“吏”，而是“宦皇帝者”。
随后是第三个证据，就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有先生认为这一条文“指涉‘宦’、‘知于王’和‘六百石吏以上’三类人。‘宦’之原意如裘先生指出乃臣仆之属；‘知于王者’虽不排除外官，似以与王较接近的近臣较有机会。‘六百石吏以上’则应是指‘宦’和‘知于王’之外，也就是内廷之外，其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了。”(34)在这解释之中，“宦”与“知于王”是两回事。但这个意见，与《汉书·惠帝纪》的“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的提法不兼容；《惠帝纪》“宦皇帝而知名者”一语，是很难断为“宦者”和“皇帝知名者”两项的。我想，“宦及知于王”或“宦皇帝而知名”，就是做侍从赢得了帝王欢心、从而给予“显大夫”待遇的意思。明人邱濬把它释为“仕宦而皇帝知其名”(35)。邱濬这话，若把“仕”字去掉则其言无误。也就是说，对《法律答问》与汉惠帝诏所涉爵、吏、宦三种身份的高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而这说明什么呢？不就说明“宦皇帝”最初无秩级吗？若其有秩级，就该像“吏”那样，使用“若干石以上（或以下）宦皇帝者”来区分高下了；但他们是君主私属，没有秩级，其与王或皇帝的关系是很个人化的，所以另用王或皇帝是否“知其名”来区分高下。
认为“宦皇帝者无秩”的第四个证据，涉及了“比秩”问题。《二年律令·秩律》中没有带“比”字的秩级，这一点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就意味着“比秩”是较晚时候，即《秩律》之后才形成的，此前还没“比秩”呢。汉代的官阶为什么有“比秩”，这事一直没人留意。现在转机来了，“宦皇帝”的考察，令“比秩”问题凸显出来。请注意这一重要事实：属于“宦皇帝者”的中大夫、中郎、郎中、谒者、舍人等官，在后来都是“比秩”。请看：
中大夫：更名光禄大夫后，秩比二千石；
谒者：秩比六百石；
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秩比三百石(36)、比二百石(37)；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
太子庶子：比四百石；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38)。
大夫、郎官、洗马、舍人等官既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后来恰好又都被安排在“比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想不是，这两个事实之间必有内在联系，交互印证了“宦皇帝者”曾经无秩的事实。
中郎、侍郎、郎中三郎并列，是较后的制度。汉初的“三郎”不是中郎、侍郎、郎中，而是中郎、郎中和外郎，秦代的“三郎”大约也是这三郎(39)。尽管“三郎”所指前后有变，但它们毕竟一脉相承，中郎、侍郎、郎中在后来都是“比秩”(40)，仍可以用来证明中郎、郎中和外郎最初无秩。与之同理，中大夫、太子舍人后来是“比秩”，我们推测其最初没有秩级。执楯、执戟、武士与驺，因其身份与郎相近，也应在无秩之列。按，郎官通过宿卫皇帝而出仕，这个制度的来源相当古老，源于周代贵族子弟“士庶子”宿卫制度，这是他们做官的必经环节。宿卫的士庶子们并不是官儿，君主只为他们提供“稍食”形式的廪食(41)。基于这个传统我们推测，战国、秦和汉初的君主没给宿卫者俸禄，他们当然就不能用“禄秩”标志等级了。
“宦皇帝者无秩说”的第五个证据，仍与“比秩”相关。上述那些官员后来变成了“比秩”，其间可能经历了一个“比吏食俸”的环节。东汉残存着一种卫官“比吏食俸”的做法。《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条：“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这种“无秩，比吏食俸”的官，在较早时候应该普遍得多，秦汉间的“宦皇帝者”应即如此，他们也是“无秩，比吏食俸”的。《续汉志》执金吾条注引《汉官》又言：“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执戟”既跟缇骑的身份相似，则待遇也应相似；缇骑既然“无秩，比吏食俸”，那么“执戟”也该“无秩，比吏食俸”了。汉初“宦皇帝者”中恰有一种“执戟”。虽然后来“执戟”变为执金吾下的卫官之称了，然而草蛇灰线，千里犹见。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最初“无秩”，后来逐渐通过“比吏食俸”，即与吏的某个秩级相比，从而形成了“比秩”。即如：由“比三百石吏食俸”，形成“比三百石”；由“比四百石吏食俸”，形成“比四百石”；余类推。这样，揭开“比秩”面纱、弄清其真面目的机遇降临了。
“宦皇帝者无秩说”的第六个证据，是汉武帝时的一个实例。此例显示：其时“宦皇帝者”的俸钱数额，就是拿来与此后的“比秩”相比，也不相称。在前引汉惠帝的赏赐诏中，赏赐对象有“驺”。请看汉武帝时东方朔的一个历史小花絮：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今欲尽杀若曹。”……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驺朱儒”那官名很怪，后人想编也编不出来，所以那故事一定是真的。“驺朱儒”是干什么的呢？文颖：“朱儒之为驺者也。”师古：“朱儒，短人也。驺本厩之御驺也，后人以为骑，谓之驺骑。”“驺朱儒”应是驺骑的一种，由矮人侏儒任之，以诙谐的形体和动作来愉悦帝王耳目。陶俑中也能看到这类形象。汉武帝给“驺朱儒”的待遇是“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这已让他们“饱欲死”了；而东方朔抱怨钱粮微薄，让“长九尺余”的汉子“饥欲死”。我想当局规定的钱粮自有合理性，不会微薄到点燃饥火的程度；东方朔啧有烦言，那只是因为他“长九尺余”，身高、饭量同时超标。他说的就是这个：当局没因为他身材高就给他加钱，照旧“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所以我推测，高个子的驺骑跟小矮人“驺侏儒”一视同仁，也是“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当时东方朔的身份约是郎官(42)，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就可以看成郎官的禄养。也有人认为东方朔逗弄“驺朱儒”之时是“待诏”，不是郎官(43)。那可能性是有的。不过汉惠帝的行赏诏书有“驺比外郎”规定。赏赐上“驺比外郎”，禄养上也应“驺比外郎”吧，至少不会差太远。“外郎”禄养仍应与驺相近，在“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左右。
对东方朔这段逸事，陈梦家先生说：“是汉武帝时之郎，月奉钱240；粟一囊为常人所食的廪食，当为大石二石。”(44)但若把“二百四十钱”视为“月奉”，问题就来了。“律，百石奉月六百。”(45)又据陈先生自己对汉俸的勾稽，在汉武帝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相关吏员的月俸略如下表：
驺、郎的俸钱，怎么那么低呢？郎中是比三百石，可每月才给240钱，连百石吏都不如（700钱或720钱），甚至还不如书佐（360钱）(46)。我想俸钱奇低，并不说明郎官地位低。郎官后来的比秩达到了比三百石，只略低于县长，郎官外补也是当令长。又，汉惠帝那份爵赏诏书中，官吏们的赏格是“六百石以上万”；同时“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外郎及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因侍从皇帝，其赏钱竟然可与六百石吏相比，达到了万钱之多，可见他们并不卑贱。地位不低而俸钱低，该怎么解释呢？解释只有一个：“宦皇帝者”是特殊职类，无俸禄，无秩级。朝廷不给他们俸钱，“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是另一种禄养，而非官吏月俸。
前面说过了，汉代郎官制度源于周代的士庶子制度。士庶子宿卫只吃稍食，秦汉郎官也用廪食供养着，再发一点零花钱，如此而已。《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谋求复国时有这样一个措施：“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注云：“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廪食之也。”这是用士庶子的待遇来优待孤寡贫病者的子弟，士庶子就是用廪食来养活的。附带说，《礼记·月令》有言：“季秋之月……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对后一句话，古注往往不得其正(47)；而我认为，这正反映了拿禄秩的是一批人，靠廪食供养的又是一批人。总之，“比吏食俸”是较晚才产生的。
就“禄养无多”一点，就可以补充第七个证据了，这就是做“宦皇帝者”的个人花费和“赀选”制度。
就史料看，做郎官花费很大。首先他们上任时，得自备很多昂贵的东东，如鞍马、绛衣、玉具剑什么的，所以阮囊羞涩者是不该问津的(48)。其次当了郎官后，还得掏钱供给官府文书等费用：“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名曰山郎。”(49)又，汉初选拔郎官有“訾选”一法。如董仲舒所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50)又卫宏《汉旧仪》卷上：“谒者、常侍、侍郎，以赀进。”起初郎吏的“富赀”条件是家资十万，汉景帝开恩降为四万。《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51)五百万更不是个小数目。家资不足者，做郎是久难为继的。张释之做骑郎，就是靠哥哥的家产支持着，结果生生把哥哥弄穷了(52)。“宦皇帝”得家资雄厚才成，这很耐人寻味，我想那也说明“宦皇帝”无禄吧。“山郎”是要“出钱市财用、给文书”的，想象一下吧，若“山郎”有俸，则郎官得向官署交钱，官署又得向郎官发钱，双方你来我往地交换着钱，岂不是个很费解的事情么？那么只能认为，当时郎官无俸，进而就是无秩。
《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用很长一篇文字记载了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百官禄秩，我们推测它出自《禄秩令》一类文件。为与《二年律令·秩律》比较，我们不避冗赘征引如下：
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按此处脱一“比”字，详见下编第六章第三节］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公将军长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中宫王家仆、雒阳令秩皆千石。尚书、中谒者、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候、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候、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阳巿长秩四百石，主家长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署长楫棹丞，秩三百石。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县国丞、尉亦如之。县、国三百石长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灵台丞、诸陵校长秩二百石。丞、尉、校长以上皆铜印黄绶。县国守宫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长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长相皆以铜印黄绶。
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上文第一大段，其格式与《二年律令·秩律》非常相似，应系律令性质的文件。我们暂时推断为建武《禄秩令》(53)。这一段所记的主要是王侯、文官与军吏的秩级。第二段更引人注目。“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皆二千石……”一句以下所列的官职，显然是被王朝看作王侯、文官与军吏之外的特殊职类的。而这些职类，恰好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这些职类大多是“比秩”，即令在《东观书》中已非“比秩”了，往往也能找到其他证据，证明其曾为“比秩”，详见本编第五、六章的考证。尤其是段首有“而有秩者”四字，那提法很不寻常。为什么要特标“而有秩者”呢？我认为，那就反映了它们曾经无秩、是在后来才获得秩级的。其最初所获之秩，应即“比秩”。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恰好就没有这部分官职，就是证据；在吕后二年之时，上述职类还没有秩级呢。也许有人又会猜想，是否《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类似一段，但出土竹简中未见呢？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过若结合前面七个证据综合评断，那种可能性就非常之小。
以上八个理由若单举其一，或许还难以服人；但当那八点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具有了刑侦学所谓的“证据的连锁性”、全都指向同一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可锁定如下事实：中郎、郎中、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太子骖乘、太子舍人及中大夫、郎骑等，最初都无禄秩。后来在某个时候，他们开始“比吏食俸”；再后，这“比”的方法逐渐凝固为秩级，变成“比秩”了。由此看来，“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温床。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与“宦”：两大职类
我们判断，“宦皇帝者”就是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从之官，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并因此而与作为“事皇帝者”的“吏”两分；并以八个证据，论证了“宦皇帝者”与“吏”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下面围绕《二年律令》，继续论证秦汉的这种特殊职类管理制度，即“宦、吏两分”制度的存在。
《秩律》中虽没有“比秩”，但其他律文中，却能看到出于某种必要而与禄秩相比的办法。比方说《赐律》：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第31页第291、292、293简，第173页释文）
赏赐等级是按禄秩级差确定的，那么赏赐无秩者怎么办呢？用“比”的办法。在上文中，“不为吏及宦皇帝者”的赏赐以爵为比。“不为吏者”无秩，让他们以爵为比是很好理解的；而“宦皇帝者”也是官儿，为什么也依爵不依秩呢？这就回到前边的论点上去了：“宦皇帝者”无秩，照例应依他们的爵位高低行赏。赏赐时“宦皇帝者”跟“不为吏”者同案处理，可见“宦皇帝者”被认为跟“不为吏”相近，不被朝廷视之为“吏”。
《赐律》还有这么一条：
吏官庳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第31页第294简，第173页释文）
这条材料上文不明，弄不清楚是赐什么的规定；但总归能够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况下，朝廷允许“吏”以己之爵，比于“宦皇帝者”之爵，却不是比于“宦皇帝者”之秩。这再度说明“宦皇帝者”有爵无秩，所以想比其秩也没法儿比。我想这是一种“秩—爵—秩”的绕弯子“比”法：先由“吏”之爵比于“宦皇帝者”之爵；再用爵、秩相比，“比”于某级之秩。比方说有一位三百石之“吏”，他拥有五大夫之爵，那么在确定其受赐数量时，应先比于“宦皇帝者”的五大夫，再遵循《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条文，按八百石受赐——又“比”回到“秩”这边儿来了。这样，这位三百石吏就可以得到相当于八百石吏的赏赐了。这是就高不就低的意思，免得高爵吃亏。
以上是“比秩赏赐”的例子。此外又如《二年律令·传食律》中的“比秩传食”：
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实从者食之。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第26页第235、236、237简，第164-165页释文）
这律文涉及两项传食规定，第一是针对承担公务的使者的；第二是针对休假者和罢官者的。第一种即使者的传食，吏依其秩，非吏者用他的爵位比于秩级。可见“吏”与“非吏”两分，待遇有异。第二种即归休或罢官的情况下，“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的提法，又表明“诸吏”与“宦皇帝者”两分，身份有异。两相比较，“宦皇帝者”其实就在“非吏”范畴之内。后一种情况所谓“如令”，自然也是吏依其秩、而宦皇帝者以爵比秩的。
《二年律令·户律》：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第33页第320简，第177页释文）
买宅时只能买邻宅，否则法律不答应；但“为吏”者和“宦皇帝者”不受限制。这时“吏”和“宦皇帝”又成了同类，而与“不为吏”区别开来了。这道理却也简单：“宦皇帝”有名位、有勤务，这一点跟“吏”一样，跟平民就不同了。
再看《二年律令·置吏律》这条律文：
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一归，予告八十日。（第25页第217简，第162页释文）
《注释》云：“中从骑，疑指骑郎。《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内官，宫中职官。”这解释虽不无可取，但仍相当含糊。所以有的学者感到：在这段文字里，吏、宦皇帝者、中从骑和其他内官四者并列，到底是为什么呢？“吏”是什么人？中从骑为何被特别提出来？都十分难解(54)。
因为以往对“宦皇帝者”众说纷纭，这里又跟吏、中从骑、内官搅在一块了，故一时难以索解。不过本文讨论至此，这难题已不再困难。关键在于，上文中的“吏”、“宦皇帝者”、“中从骑”和“它内官”四者，并不是并立关系。正确的解读，应先把它们分为“吏”与“宦皇帝者”两类；进而再把“宦皇帝者”分为两类，即分为“中从骑”及“它内官”。即如下表：
“内官”之“内”意思是“中”，中郎、郎中的“中”也是这个意思。郎官就是“内官”。照上表那样理解，原文一清如水。原录文在“宦皇帝者”后点断，作“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结果弄成了并列关系；其实删掉顿号更好一些——“宦皇帝者”就是“内官”，包括“中从骑”在内；正确的标点应为“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
《二年律令》在以禄秩定待遇时，在“若干石”的前后往往特加“吏”字。如《赐律》：
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赐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赐衣、棺及官常。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县赐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县赐棺。（第30页第283、284简，第172页释文）
赐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升。（第31页第297简，第174页释文）
二千石吏食▌、粲、糯各一盛，醯、酱各二升，介一升。千石吏至六百石，食二盛，醯、酱各一升。五百石以下，食一盛，酱半升。食一盛用米九升。（第31-32页第298-301简，第174页释文）
赐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第32页第302简，第174页释文）
这些条文为什么特标“吏”字呢？是因为在“吏”之外，还另有“宦皇帝”者呢。《史记》、《汉书》中也经常出现“吏若干石”的提法，例如高帝十二年“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一级”、“吏二千石徙之长安”(55)之类。这“吏”字大概不像以前想得那么简单，只是通指官员；现在看来，特标“吏”字是因为还有一种“非吏”的“宦”存在着。
若仔细辨析，则《二年律令》中很多“宦”字都是特指。如《置吏律》：
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第24页第210简，第161页释文）
“非吏及宦”四字，原书无注。不过这“宦”字显系“宦皇帝者”省称。这条律文说，对任人“不廉不胜任”、即所保荐者贪污或不称职时，除本人罢免外，其“任者”即保荐人也要免官；那保荐人如果“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则其惩罚还得加上罚金和戍边两项。“非吏”无官，其惩罚只有罚金、戍边；“宦皇帝者”有官，其惩罚将有免任、罚金、戍边三项。那么这里所涉及的保任者，就有“吏”、“非吏”和“宦”3种，相关的惩罚也有3等。即如：
从表格中能看到，在任人不善时，对“宦”者的惩罚比“吏”多了两项，不仅免官，还得罚金和戍边。那道理很简单：人们之所以肯去“宦皇帝”，只是为了由此获得做官资格；至于做郎官本身就不好说了：执戟宿卫、出充车骑的辛苦不谈，其待遇不过“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而已，能否赶上皇帝赏钱加爵、能否获得“知名”的宠遇，都是没准儿的事。这样看来，对任人不善的“宦皇帝者”若只罢免，反倒免除了他们勤务的辛苦，太便宜他们了；一定得加上罚金和戍边二岁，让他们进一步破财受累，才能构成与“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惩罚呢。
在任人不善的惩处上，“宦”的待遇近于“非吏”；但“宦”在“吏”与“非吏”之间，其待遇也有近于“吏”的时候。《二年律令·徭律》：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第41页第411、412简，第188页释文）
官家运输“车牛不足”时，爵在大夫以下的有钱人要出车出牛，没钱的要出牛饲料和用具。但“吏及宦皇帝者”却不在其例。我推测，《徭律》下文涉及的各种徭戍，如“事委输”、“载粟”、“补缮邑▌，除道桥，穿陂池，治沟渠，堑奴苑”、“春秋射”等等，“吏及宦皇帝者”都可以“不与”，因为二者另有公务。
这样，“吏”、“宦”和“非吏”就呈“三足鼎立”之势。再请看：
1.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县道若属所官谨视收敛，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椟槥，以印章告关，关完封出，勿索。（《二年律令·津关令》，第48页第500、501简，第207页释文）
2.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为将，令县贷之，辄移其禀县，禀县以减其禀。已禀者，移居县责。（《秦律十八种·仓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第1条材料的原文标点可商，“宦”字之后应加顿号，“徭使”后的逗号应移置于“有事关中”之后，即作：“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这样，“关外人宦于关中”、“关外人为吏关中”和“关外人有事徭使关中”，就各为一事了，而不必把“宦为吏”作一读了(56)。第2条简文，可以证明这个意见正确无误：秦朝恰好也有“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者的三分法(57)。这跟《津关令》中的“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是非常相似的，仅“都官”与“关外”有异而已。此外秦简中还有“吏、徒”并称的情况，“徒”就是“徭使”(58)。
那么秦律《仓律》中的“宦者”，是否如原书所注只是阉人，恐怕还要再行考虑——很可能它跟《津关令》中“宦、为吏若徭使”的“宦”，以及跟《置吏律》中“非吏及宦也”的“宦”，是同一个意思。又《秦律十八种·传食律》中：“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刍稾各半石。宦奄如不更。”(59)文中的“宦奄”是否连读呢？若是，则特指阉人。不过以《二年律令》律之，“宦皇帝者”不止是阉人。若“汉承秦制”，则秦简《传食律》中的“宦、奄”应予点断，令“宦皇帝者”和“阉官”为二事；或“宦皇帝者”包括、但不等于阉人，“宦奄”虽为一辞，但兼二者而言。又云梦龙冈秦简第199简：“宦者其有言迁及有罪者▌”。又第258简：“▌▌宦者▌。”(60)原书注释：“宦者，太监。……一说指为官者。”但现在就要考虑了，这“宦者”也许不同于后世“太监”，也不是“为官者”的通称。
进而汉代文献、尤其是汉初文献所见“宦”字，人们也得留神，先弄清楚它指的是“宦皇帝者”，还是阉人为好。《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汉武帝治淮南王之狱，胶西王议云：“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这“毋得宦为吏”，我认为应作“毋得宦、为吏”。“国吏二百石以上”，是“吏”；“及比者”的“比者”应是“比秩”之官，包括“宦皇帝者”；“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的“非吏”，则构成了第三种人。就是说胶西王之议，事涉吏、宦、非吏三种人的处置办法。又《汉书》卷八《宣帝纪》本始元年（前73年）诏：“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标点从中华书局本。朱绍侯先生释云：“这也是一次以赐高级官吏及宦官为重点对象的赐爵令。”(61)原文标点和朱先生的解释有无问题呢？“赐……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一句，我认为应改作“赐……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即向“中都官”中“宦皇帝者”与“吏六百石”两种人赐爵，并没有向宦官赐爵。
四 《津关令》所见中大夫及相关问题
本章第一节曾提出，中大夫应该属于“宦皇帝者”，第二节又提供了中大夫是“比秩”的情况，算是理由之一。那么在本章最后，我们再对中大夫与“宦皇帝”的问题，做一补充讨论，因为现在有新证据了。《二年律令·津关令》：
1.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买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狱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陈伟先生意见(62)。）
2.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即归休、徭使，郎中为传出津关，马死，死所县道官诊上。其诈贸易马及伪诊，皆以诈伪出马令论。其不得▌及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视，为致告关中县道官，卖更买。制曰：可。（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这两条律文，对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以及“郎骑”的买马问题，做出了规定。其中的“谒者、郎中、执盾、执戟”，恰好也是《汉书·惠帝纪》里晋爵赏钱的同一批官儿。“郎骑”，《注释》说是“充任军骑的郎”。而“中大夫”与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并列，就证明了此官也是“宦皇帝者”。中大夫是皇帝的侍从散官，与“吏”相远而与谒者、郎中相近。《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大夫与谒者、郎官等后来同属郎中令了，也说明它们性质相类。
秦朝有中大夫，又有中大夫令。春秋末年的赵简子誓辞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63)之语，没提“中大夫”。但《韩非子》显示赵国有中大夫，而且“中大夫，晋重列也”，这还被说成是“晋国之章”或“晋国之故”(64)。又《韩非子》记“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若以“卿”视上大夫，则中大夫确属“重列”，是因为它仅次于上大夫卿(65)。
但由此也能看到，晋国的“中大夫”，乃是就上大夫、下大夫而言的。米田健志说秦汉中大夫之“中”，同于中郎、郎中之“中”，而有异于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66)。我想应该采纳这个意见。虽然秦制往往来自三晋，但“中大夫”则否。第一、就《二年律令》看，秦及汉初唯中大夫有“令”，而上大夫、下大夫无“令”，那么秦汉“中大夫”之“中”，应非上中下之“中”。第二、汉有“太中大夫”，高于中大夫一等。若中大夫之“中”是上中下之“中”，那么中大夫之上就该是上大夫，而非太中大夫了。“中”即宫中、省中、中朝。大夫“掌论议”，这一点可与稷下学士相比。《史记》谓稷下学士“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又云其“皆命曰列大夫”。但秦汉的中大夫居“中”，专门在省中侍从皇帝，属高级散官，既为皇帝担任顾问、提供咨询，也算是暂无职务的高级人材的安置储备之位。所以，尽管大夫是散官，但官僚队伍和人事管理上还真少不了那一块。汉朝大夫种类繁多，有太中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中散大夫等，他们都由秦官中大夫衍生而来。
金少英先生云，秦代已有太中大夫及谏议大夫了(67)。其说似非。最早的一位太中大夫，大概是汉初的陆贾。《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说得很具体：“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这太中大夫是陆贾出使返国后才拜的。不妨推断陆贾原为中大夫，因降服尉他之功而加“太”，“太中大夫”遂为中大夫资深位高者之称了。又《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后元年（前187年）五月：“封（吕）则弟大中大夫吕禄。”吕后当权，吕家的人当然得另眼相看，给予“太中大夫”以示尊崇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又升其秩，大概就是考虑到中大夫原先的重要地位。
上引《二年律令·津关令》第一条史料中的“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一句，原书标点和注释存在一些可酌之处。首先，“相国上中大夫书”一句中的“中大夫”，原书无注，但陈伟先生已指出这一“中大夫”应该是“中大夫令”，其说甚是。其次，《注释》云“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这“均属郎中令”的说法也有问题。《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秩列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可见当时中大夫有一令、郎中有一令，中大夫们与郎中们各有各的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前143年）复为卫尉。”(68)此事源委不明。“更名中大夫令”，似是把卫尉和中大夫令两官合并为一；在“复为卫尉”即恢复“卫尉”之名后，“中大夫令”一官就不见了，大概从这时起，中大夫才归于郎中令——后来是光禄勋管了。
其三，《津关令》原文中的“中大夫谒者”一句，应在“中大夫”和“谒者”之间加顿号，以示其为二官。中大夫是中大夫，谒者是谒者，二者是并列关系，各为一职。请看《津关令》的另一条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先生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惠帝，至迟不过高后元年（前187年）(69)。对“鲁中大夫、谒者”，《注释》将之断为二官，这就合情合理了。中大夫侍从皇帝，难免有“骑从”的时候，谒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都可能有买马的需要(70)。
对《注释》“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的说法，陈伟先生也表示了反对：“据令文的表述，中大夫谒者当属中大夫令。”不过这意见我只能部分赞同，因为“谒者”应该另为一官，不当上连“中大夫”三字，谒者也不属中大夫令。对《津关令》中的“鲁中大夫、谒者”一句，陈先生也取消了其间顿号，引为“中大夫谒者”。
我没采取陈伟先生的看法。因为首先，在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汉代有“中大夫谒者”这一提法，也没有史料反映谒者属于中大夫令。谒者是属于谒者仆射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汉初的谒者也应属于谒者令。《秩律》有不少谒者令，千石之官中有长信谒者令，六百石之官中有长秋谒者令，此外六百石还有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它们都是谒者的长官。对中谒者，《注释》谓：“即中谒者令。少府令属官。《汉书·高后纪》注引如淳曰‘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后常以阉人为之”和“多阉人也”，也反映了中谒者并不完全是阉人，也任用没阉的人。
又，《津关令》原标点“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陈伟先生对其“郎中、执盾、执戟”一项，也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删掉“郎中”之后的顿号，作“郎中执盾、执戟”，“‘中大夫’和‘郎中’显然是前述‘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的上司……对照前后文，显然‘中大夫谒者’为中大夫令部属，‘执盾’、‘执戟’为郎中令部属。”那么照陈先生理解，“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五官，成了谒者、执戟、执盾三官了。
我觉得原先的顿号还是保留为好，以使“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成为并列五官。查前引《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可见在汉惠帝的时候，执楯、执戟明明是与中郎、郎中、外郎并列的不同官称，正合于《津关令》“郎中、执盾、执戟”的并列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续汉书·百官志四》：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众所周知，太子的庶子、舍人和洗马，都是比于天子郎卫的。太子洗马比谒者，太子庶子比中郎，太子舍人比郎中；至于“太子中盾”之所比，原文无说，照我看来就是比于“执盾、执戟”的。当然，太子之官的员额秩级上都须减于父皇，父皇执盾、执戟两职齐备，太子就只设中盾一职了。虽然《续汉志》所述为东汉制度，但这制度本身是上承西汉的。卫宏的《汉旧仪》是“以载西京旧事”的，其中记述庶子、舍人、洗马、中盾的文字，也与《续汉书·百官志四》相类，而且还补述了太子舍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太子庶子“亡新改为中翼子”的情况(71)，可见王莽之前就是如此了。既然中盾与太子庶子、太子舍人是并列的官职，这就暗示着执盾、执戟与郎中也曾是并列的官职。所以《津关令》对“郎中、执盾、执戟”的标点无可挑剔，陈伟先生的改动不妨再作斟酌。连类相及，“郎中”既然不便冠于“执盾、执戟”之前，“中大夫”也不便冠于“谒者”之前。“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仍为五职，而非三官。
附带说，劳榦先生曾认为，汉无中大夫令，而秦时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就应是千石以下官，并且都是卫尉属官(72)。日人米田健志对中大夫令改名卫尉一事有考，他同时承袭了劳榦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的说法(73)。可现在看来，这说法至少不合于《二年律令·秩律》。《秩律》里的中大夫令、郎中令和卫尉三官，都是二千石，并无轩轾。也许秦史上的某个时候，中大夫令、郎中令这些称“令”之官曾是千石以下官，却无证据显示中大夫令、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南越中大夫”印，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汉朝出使南越国的使臣之印(74)，也有人视为南越国的中大夫之印(75)，或说那印系汉朝所赐(76)。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明明说大夫无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南越国官制既与汉朝相近(77)，则其大夫应该无印。参照《秩律》中“中大夫”实为“中大夫令”的情况，我怀疑它实际是南越国的中大夫长官之印，即中大夫令印。此外，上海博物馆另外藏有一枚“中大夫丞”封泥(78)。有丞必有其令，有中大夫丞必有中大夫令。“中大夫令”可以省称为“中大夫”，即只出官署之名；但“中大夫丞”则不能省称(79)。此丞之秩应是六百石。《秩律》：“二千石▌丞，六百石。”
对“宦皇帝者”考察至此，我们感到，只依《新书·等齐》的记载，裘锡圭先生就判断其为谒者、郎中，并揭示“仕”、“宦”有异，其眼光可称锐利独到。如今再结合《二年律令》和更多文献，就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宦皇帝者”的面貌了。“宦皇帝者”特指侍臣内官，包括中大夫、中郎、郎中、外郎、郎骑、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太子骖乘、太子舍人等。这些官职主要有四类：中大夫、郎官、谒者和太子舍人等，其长官则分别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谒者令，及太子詹事或率更令。他们职能各异，“大夫掌论议”，“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80)；太子宫中的洗马、庶子、舍人、中盾等，则分别比谒者，比郎官，比执戟、执盾。这些官职此前大家都知道，但它们被称为“宦皇帝”，最初没有禄秩、后来列在“比秩”，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用特殊等级手段来管理，从而与“吏”有异，这些情况，我们此前所知无多。而且由“宦皇帝者”的“比秩”问题，还可以连类而及，进而去观察其他列在“比秩”的官职。“比秩”是汉代禄秩的重大结构性特点，在探讨秦汉官僚品位结构之时，对“比秩”做进一步发掘，势在必行。让我们转入下章。
【注释】
(1)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阎益振、钟夏《新书校注》，第46-47页。
(2)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1979年；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页。
(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页。
(4)《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184简，第157-158页释文及注释。在《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中，这个解释没有变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5)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6)参看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可见‘宦皇帝者’是当时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常用辞。在概念上，既有所谓的宦皇帝者，也就可能有宦其他者。在汉初，较可能和‘宦皇帝’相对应的，似乎只可能有‘宦诸侯’……宦皇帝者与宦诸侯者相对乃笼统言之，细绎则非指全体为皇帝或诸侯服务的内外官吏，而似特指在皇帝或诸侯王身旁工作的近侍。”
(7)对这一点，还可以参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可见执戟在皇帝左右。
(8)《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卷一二六《滑稽列传》。
(9)如蓼侯孔聚“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故市侯阎泽赤“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均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0)《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
(11)《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陛戟百重，各有攸司。”注：“陛戟，执戟于陛也。”
(12)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5页。
(13)“广陵宦谒”印，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菑川宦谒右般北宫豆”铭文，见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
(14)《左传》成公十八年：“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疏：“驺，为主驾之官，驾车以共御者。”《吕氏春秋·季秋纪》：天子“乃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
(16)《汉书》卷五六《东方朔传》“朔绐驺朱儒”句颜注。
(17)《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提到了“黄门从官驺”，《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提到了“大使车……驺骑导从”。
(18)秦汉封泥都有“驺令之印”、“驺丞之印”及“驺之右尉”，然而这个“驺”也可能指山东驺县。参看周晓陆、路东之编：《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19)参看西嶋定生对“太子御骖乘”的解释。《二十等爵制》，第71页。
(20)《汉书》卷六《武帝纪》。
(21)《古文苑》卷八《诗·柏梁诗》，墨海金壶本。又《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03页。
(22)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三、县公私僚属的并存及演变”。
(23)石云涛：《古代幕府制度溯源》，收入《民族史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以下。
(24)《续汉书·百官志四》太子舍人条：“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同书卷六《顺帝纪》：“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25)例如《上林宣曲宫鼎铭》：“上林宣曲宫初元二年（前47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前59）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可见有“舍人”承担了监管器物铸造的事务。
(26)《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舍人之有员额，东汉已然，梁冀为大将军时，舍人增至10人。《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梁冀别传》：“元嘉二年（152年），又加（梁）冀礼仪。大将军朝，到端门若龙门，谒者将引。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
(27)参看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但王先生追述周制时个别说法有问题：“中国早在周代时就有舍人官职。据《周礼·地官》载：‘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查《周礼·地官·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宾客，亦如之，共其礼：车米、筥米、刍米。丧纪，共饭米、熬谷。以岁时县穜稑之种，以共王后之春献种。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岁终，则会计其政。”《周礼》中的舍人是管仓库的官儿，职事非常具体确定，与战国以下王公大臣豢养的侍从舍人，并非一事。
(28)“前马”见《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朋前马。”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30页。“马洗”见《六韬·龙韬·将威》：“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页。徐培根先生释“马洗”为“洗马”，见其《太公六韬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1页。
(29)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5页。
(30)引自诸祖耿：《战国策集注会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4页。
(31)《汉书·惠帝纪》“宦官尚食”应劭曰：“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又《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陈直先生谓：“尚食疑即尚席之初名。”见其《汉书新证》，第14页。从《宋书》看，尚食、尚席各为一官，陈直先生所言非是。按，《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长信掌衣”（掌通尚）、“长信尚浴”，秩六百石。又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的一件铜温酒樽有铭“阳信尚卧尚从”（“阳信”即汉武帝姊阳信长公主），一件熏炉有铭“内者未央尚卧”。见《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是汉初以“尚”为称的宦官，种类颇多，还有尚卧、尚从等等。也许“五尚”、“六尚”，是专就皇帝而言的。
(3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周代膳夫也拥有特殊地位。《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这位膳夫不但得以弄权，而且齿列于诸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后。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为诸多青铜器主而在铭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从列鼎制度推断，克使用着大牢七鼎，此使用着大牢九鼎，其显赫可见一斑。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春秋齐桓公时有位“以调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称》），把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或云其就是《左传》中的雍巫；裘锡圭先生云“雍通饔”（《杀首子解》，《中国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谓“雍巫即食医之类，乃官名”。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兴风作浪的。《墨子·号令》：“三老、守闾令属缮夫为答。”（“属”原作“厉”，用岑仲勉说改。）岑仲勉解释说，三老、守闾各有职守，不宜召出，故欲见之者可由三老等属托膳夫代答。膳夫是他们家中的守者，这是氏族社会的习俗。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魏鲜卑族称“贵人、作食人为附真”。又《元史》卷九九《兵志》云，怯薛中“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博尔赤”即厨夫，圣旨颁下必须经过他们的署名。白鸟库吉谓拓跋之附真即蒙古之博尔赤。可见膳夫实氏族社会之要官。见其《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汉代皇后的食官又称“私官”（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页以下），也显示了掌膳者与主人有私亲，存在着特殊的“昵近习亲”关系。《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国尚食监高袪跟汉文帝边吃边聊，昵态可掬。秦汉太官“掌御饮食”。《续汉书·舆服志下》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提到有“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两梁”，而尚书孟布认为“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陈忠于安帝建光年间上言：“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主张太官令应该给予两梁冠的服饰。陈忠说太官“为最亲近”，犹存古官之义。
(33)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34)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
(35)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七，《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版，第67册第313页；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页。
(36)以上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7)《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湾汉简中有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建陵丞的实例。由此可以推断郎中后来有比二百石者。参看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述》，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8页。
(38)《续汉书·百官志四》记载，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这都是后汉制度。至于西汉时的太子庶子与太子舍人禄秩，应取卫宏《汉旧仪》：“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无员，亡新改为中翼子。”见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页。不过《汉旧仪》“庶子舍人”一条，文有舛误，其“庶子舍人”4字或者作“太子舍人”，或应删去“庶子”二字仅作“舍人”。前一个“四百人”，疑为“四百石”之讹，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误入者；后一个“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质疑，指出《续汉志》引《汉官》作“十三人”，而非四百人。质言之，“庶子舍人”这一条，应据“庶子”条校作“（太子）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亡新改为翼子”为妥。
(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索隐》：“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隐》之说不确。《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沈家本曰：‘《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苏林云：‘外郎，散郎也。’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旧注皆非。”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40)李孔怀先生谓“武帝时增设‘比郎’，秩比千石”，他还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见其《汉代郎官述论》，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不过李先生误解了史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的是期门军士比郎，期门仆射比千石。
(41)参看拙作：《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第2期。
(42)据《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上书求仕，随后“诏拜以为郎”；《传》又记载，东方朔自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汉书·东方朔传》叙述东方朔做过“常侍郎”，还曾做过“太中大夫给事中”以及“中郎”，曾“陛戟殿下”。太中大夫、给事中也许禄廪较高，东方朔装模作样地吓唬“驺朱儒”之事，应是他初做郎中时的事情吧。正如陈直先生所说：“侍郎、郎中，为古代武士之通称，并无严格限制。”《汉书新证》，第89页。当时的侍郎、中郎，其实就是郎中之中的有幸“侍中”者。
(43)这个意见，是秦汉史博士生邹水杰同学，在我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课上提出来的。特此致谢。
(44)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5)《汉书》卷八《宣帝纪》如淳注。
(46)陈直先生利用居延汉简考察汉代官俸，亦云：“各属吏身份中以书佐为最低。”《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47)例如郑玄注谓：“禄秩之不当，恩所增加也；供养之不宜，欲所贪耆熊膰之属，非常食。”王梦鸥先生的解释是：“禄秩不当，是不依靠薪级的开支；供养不宜，是无功而受的俸禄。”见其《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2页。按，供养不是俸禄，王说不确。杨天宇先生释云：“对于不当加给的禄位，以及不当提供的给养，都要收回。”《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206页。杨先生把禄秩、供养区分开来，可以说相当精慎。又，《周礼·天官·外饔》“飨士庶子亦如之。”郑玄注：“士庶子，卫王宫者。若今时之飨卫士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下栏。郑玄以“卫士”释“士庶子”，不如以郎官释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