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秩律》提供了新的坐标点，使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描述战国秦汉间的禄秩伸展过程。这个“伸展”主要是就中央朝官而言的。与此同时，还能看到另一个平行现象：与中央朝官的秩级上升相比，郡国官的秩级却相形下降了。于是，又一条变迁线索浮现出来，我们又有事情可做了。
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开创了大一统官僚帝国。不过中央集权不会一蹴而就，它在秦汉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项籍封十八王，汉初封异姓王、封同姓王，都是那曲折性的表现。藩国与中央的矛盾一度尖锐化，并发展到了对抗的程度。最终中央政府平定了“七国之乱”，显示了中央集权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削藩”努力中，都包含着削减王国官额、降低王国官秩的举措，就是说，波及到了品位安排之上。
除王国之外，在郡县等级方面，也存在着中央官地位提升，而郡县相对下降的情况。结果之一，就是若干同类或同名官职，在中央的就秩级较高，在郡县的就秩级较低。这种中央官级别较高的“重内轻外”做法，现代中国也是如此。1956年实行的30级行政级别制度中，中央政府的科员为17—21级，县属科员则是20—24级；中央政府的办事员是22—25级，县属办事员则是24—27级(1)。统一前秦国领土较小，郡县地位也相对较高；统一后帝国疆域大大拓展了，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推动了郡县的增设，这时郡县官吏的地位相对下降，其秩级出现调整，也在情理之中。但从根本上说，中央同一层次的官职高于地方，所体现的是中央集权原则。
品位秩序中存在着一个“比例效力”规则，即，拥有同类级别或名号的人增多，则其价值相对下降。打比方说，一个万人大学，过去有100名教授，现增至300名教授，则不妨认为“教授”在这个校园里相对贬值。在改变官职相对地位时，一般有“升”、“降”两种选择：或提升某些官职的秩次，以令另一些官职实际地位下降，这时地位实际下降的官职，表面上其秩级和位遇依然故我，所以这是一种借助“增量”的温和做法；而若直接降低某类官职的秩级，就属强硬措施了，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做得到。
《秩律》新提供的秩级参考点，还可供比较王国与郡县的官秩变化。下面先讨论王国秩级问题，再讨论郡县秩级问题。
一 王国官的秩级下降
汉初的王国官制既略如朝廷，秩级也应如此。《续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这“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的说法，可由张家山汉简《秩律》予以证明。中央诸卿上升到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上升为“上卿”，都是后来的事情；在《秩律》时代，朝廷御史大夫及诸卿与王国御史大夫及诸卿，在当时都只“二千石”而已，是所谓“百官皆如朝廷”。中央之官有中尉、中候，其官职在诸郡是称郡尉、郡候的，而王国仍称中尉、中候。王国中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楚中尉印”封泥和“楚中候印”铜印(2)。王国不但“百官皆如朝廷”，礼制亦如朝廷。例如天子驾六，王国亦可驾六(3)。王国还可以使用九鼎(4)。
但汉文帝开始着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齐分为六而淮南为三。汉景帝继踵而来实行“削藩策”，平定了爆发的“七国之乱”，随后就开始削弱王国官的建制。汉武帝继续打击王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其间压抑王国官的努力，一浪接着一浪，直到汉成帝时：
1.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中五年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
2.汉景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景帝中五年秋八月：更名诸侯丞相为相。（《汉书》卷五《景帝纪》）
3.汉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由此可见，汉景帝削夺王国选官权，又把丞相改名为“相”以贬抑之，并大幅度裁撤了王国官额。汉武帝进而压低王国官秩级，把王国的郎中令和仆（原名太仆）由二千石降到了千石。中央的内史、中尉、郎中令改了新名儿，王国的同名官职却不给改，也等于把王国官打入另册了。
降低王国郎中令秩级的做法，还不止《汉表》所纪录的汉武帝那一次：
帝子为王。王国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辅王。仆一人，秩千石。郎中令，秩六百石，置官如汉官官吏。郎、大夫、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成帝时，大司空何武奏罢内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参职。（《汉旧仪》《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页）
从“郎中令，秩六百石”看，王国郎中令被汉武帝降到千石后，又一度降到六百石，连千石之官都不是了(5)，到了东汉才恢复为千石(6)。上文又云“内史一人，秩二千石”，那么这事应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之前，因为这一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了(7)。
这期间，何武还奏请王国“内史如都尉”，事见《汉书》卷八六《何武传》：
及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壹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踰，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制曰：“可。”以内史为中尉。
何武因王国内史位卑，希望给此官类似郡都尉的职权。郡都尉比二千石。严耕望先生因云：“据此，则绥和改制以前，中尉之职已省，内史专总军民之权，为一国之真正统治者。至此始罢内史，移其职权于国相；复置中尉官，佐国相典武职甲卒，如郡都尉之佐郡太守者。”(8)王国中尉在绥和元年前曾被废罢，职并内史；绥和元年恢复王国中尉，内史又不存在了。此时的王国中尉既然“如都尉”，则秩级应是比二千石。东汉就是如此。《续汉书·百官志五》：“（王国）中尉一人，比二千石。”
我还怀疑，在中尉取代内史之前，内史已非二千石，已被降为比二千石了，低于二千石的国相。所以何武才会有“位卑而权重，威职相踰，不统尊者，难以为治”之言，意思是说，比二千石内史的秩级低于二千石国相，可职权却凌驾其上。据《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建武元年（25年）……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二千石。”文中“秩皆二千石”应作“秩皆比二千石”。内史已被汉成帝废罢，建武元年重设其官，但只允许个别王国特置内史。详见下编第六章第三节。建武元年内史比二千石，是上承西汉之旧。
我们推测在何武上奏前，王国中尉和内史都是比二千石；何武的意思只是让中尉职权如郡尉而已，而不是秩级如郡尉。综上所述，王国中尉与内史经历了如下秩级变迁：最初与中央诸卿同列二千石；此后，中央诸卿升至中二千石，而王国中尉、内史如故，仍是二千石，从而相形失色；再后，王国中尉、内史又降到了比二千石，连二千石也没保住。
这段时间中，秩级曾遭贬抑的，还有其他官职。《续汉书·百官志五》记王国官制，在叙毕汉武帝对郎中令和仆“又皆减其秩”后，又记：
治书，比六百石。本注曰：治书本尚书更名。
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后去节。
谒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后减。
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
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
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
永巷长。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
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
郎中，二百石。本注曰：无员。
首先来看治书，此官原即尚书，后更其名。《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六人，六百石。”中央的尚书六百石，而王国另称治书，比六百石，低下一等。
再来看中大夫。上引《续汉志》中的“大夫”应脱“中”字，其官职全名应为“中大夫”(9)。汉初的中大夫秩级不明。《秩律》只记中大夫令为二千石，不记中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也没说此前中大夫的禄秩，但又记同年“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太中大夫”既冠以“太”字，就应高于中大夫。汉初陆贾为中大夫，因出使南越、降服尉佗之功，返朝后加“太”，做了“太中大夫”。那么中大夫应低于“比千石”。附带说，萧亢达先生认为，太初元年之前，中大夫“地位低于太中大夫而高于谏大夫，也就是介于比千石和比八百石之间。”(10)比千石以下、比八百石以上是正秩八百石，那么照萧先生的推断，中大夫只能是正秩八百石。我却认为，大夫之官都是“比秩”，而非正秩。中央的中大夫，应高于王国中大夫的比六百石。那么比千石以下、比六百石以上的比八百石，就是中央中大夫的最初比秩。我们推测，在汉景帝形成“比秩”时，中央和王国的中大夫都是比八百石。汉武帝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升至比二千石；王国中大夫官名依旧，且其秩级在这时或此后什么时候，由比八百石降到比六百石了。
其次再看谒者。《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中央的谒者比六百石，而王国谒者比四百石，低下两等。
再看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他们都是比四百石。查《汉表》：太常之下有太乐令、祠祀令、太医令，卫尉之下有卫士令，少府之下有永巷令。据《续汉志》，它们都是六百石。又《秩律》，大祝令、长信祠祀令、长信永巷令，秩各六百石。那么同类官职，置于中央者称令、秩六百石，置于王国者称长、秩比四百石，也是高下有别的。赵平安先生的研究进而显示，西汉王国群卿属官只称长，不称令，如长水祝长、御府长、靖园长、菑川厩长、齐宦者长、齐祠祀长、齐工长印、齐哀庙长、信都食官长等等。这与《史记》、《汉书》所见王国诸署官称“长”的情况是一致的(11)。《汉表》说汉景帝中元五年裁抑王国官制时，“诸官长丞皆损其员”，称“长丞”而不称“令丞”，那么汉景帝已把王国的诸署令改为诸署长了。
最后是郎中。中央的三署郎中秩比三百石，王国郎二百石，也矮一头。
二 王国丞相的秩级下降
本节专门讨论王国丞相的地位变化。
汉高帝时的王国丞相，也有称“相国”的，曹参就是齐王刘肥的相国。但“孝惠帝元年（前194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12)。称“相国”比称“丞相”高一等，这从掾史等级上也反映出来了。《汉旧仪》：“汉初置相国史，秩五百石。后罢，并为丞相史”；“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相国之史五百石，而丞相之史四百石，恰低一级。吕后之时的《二年律令·津关令》中，既有“相国上内史书”、“相国上中大夫书”等语，又有“相国上长沙丞相书”之辞，反映了中央设“相国”，而长沙国的相只称“丞相”而已。王国不得称“相国”，这对王国官之地位，是个稍予降抑之举。
《二年律令·秩律》并无丞相，因为其时丞相无秩。史书既称汉初王国“百官皆如朝廷”，那么王国丞相也应无秩。丞相无秩名，也可以表示此官尊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用秩级。那么，王国丞相在什么时候纡尊降贵，跟百官一样有了“若干石”秩级呢？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我想那时其秩级就有了变化。首先从所佩印章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使用银印的官职中，最高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初为二千石，汉景帝时大约已是中二千石了。王国相由黄金印改用银印时，我猜其秩级大概是中二千石。
由官吏赐爵时的同等待遇，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有一段时间，中二千石的赐爵与诸侯相的赐爵相同。《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元元年（前143年）：“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这时中二千石和诸侯相同赐“右庶长”之爵，我想就是二者地位相当，诸侯相秩中二千石之证。此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曾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曾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遂知中二千石赐爵右庶长，乃是通例。换言之，汉景帝在把王国丞相改名为“相”时，还将其秩级定为中二千石。由此，王国相不再跟天子之相“尊无异等”了，而是降到了诸卿的同列(13)，不是升，而是降了。
史料又显示，汉武帝、汉宣帝时诸侯王的丞相降至秩真二千石，汉元帝时又再度下降：
1.汲黯：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汉武帝）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2.《史记集解》如淳曰：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汲郑列传》引）
3.汉武帝论征匈奴之功：唯西河太守常惠、云中太守遂成受赏，遂成秩诸侯相，赐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惠爵关内侯。（《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
4.孔霸：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汉书》卷八一《孔光传》）
5.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汉书》卷九《元帝纪》）
先看第1条。汲黯任淮阳太守约在汉武帝元狩、元鼎（前122—前111年）年间，因为“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是元狩五年的事情(14)。由于汲黯曾“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所以任命他做太守时，汉武帝不想委屈了昔日的爱卿，给了他“诸侯相秩”待遇。如第2条如淳之言：“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真二千石高于普通郡守二千石，但比中二千石低一级。汉宣帝五凤（前57—前54年）年间，张敞对丞相黄霸重提汲黯之事：“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15)可见以诸侯相的秩级居郡守之位是一种荣耀。第3条记，汉武帝让云中太守遂成“秩诸侯相”以为褒奖，也说明“诸侯相”的秩级高于郡守。再从第4条看，汉宣帝时诸侯王相仍“在郡守上”。但随王国势力由盛而衰，国相的地位继续下滑，在第5条中，汉元帝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诸侯相不但降为二千石，还被排在了郡守的后面。
这样说来，诸侯王相的秩级，就经历了如下若干变化：最初，天子之相与诸侯之相都可称“相国”；惠帝之时，就只有天子之相能叫“相国”了，诸侯国只称丞相，当然王国丞相仍与天子丞相“尊无异等”，且均无秩级；进而约在汉景帝时，诸侯相下降到九卿之列，秩中二千石；进而汉武帝一朝，诸侯相降为真二千石；进而元帝一朝，诸侯相降至二千石、与郡守同秩，位在郡守之后。
综合前面两节所述，从汉初到汉成帝为止，王朝官和王国官的秩级相对变迁，可以列如下表：
注：王国官的具体降秩时间有些难以详考、只能大致定于某个时段，最右一列表示最终结果
三 王国内官的秩级下降
这里的“内官”指诸侯王的妃嫔与公主的等级。中央“削藩”殃及池鱼，王国内官也曾遭到中央的贬抑。下据《二年律令》，结合有关文献，略加考述。
首先请看：
1.高帝十二年（前195年）诏：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2.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二年律令·置吏律》，第25页第233简，第163页释文）
3.帝姊妹曰长公主，诸王女曰翁主。（《汉书·高帝纪下》注引如淳）
4.赐公主比二千石。（《二年律令·赐律》，第31页第295简，第173页释文）
第1条高帝诏书中，他对自己称王称帝十二年来“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的恩惠做了回顾。从中能够看到，直到高帝十二年为止，列侯都是“女子公主”的，那么比列侯高一等的诸侯王之女，当然更有资格称“公主”。然据第2条，到了《置吏律》这一条文问世时就不同了，“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可以推知彻侯之女也不能称公主了。不称“公主”称什么呢？据第3条，诸王之女称“翁主”。汉惠帝之初曾下令诸侯王的相国不得再叫相国，而《置吏律》关于公主的规定，也许就是同时颁布的。汉代文物中有一件《丙长翁主壶》(16)，那只能是惠帝、吕后之后的壶了。第4条《赐律》规定“赐公主比二千石”，而“翁主”受赐当比公主低下一等，大概是“比千石”吧。由此，皇帝的公主与王侯公主的地位之差，就在所比秩级上反映出来了。
《置吏律》中还能看到王侯内官姬妾之制：
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
彻侯得置孺子、良人。（第25页第211、222简，第163页释文）
王侯内官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呢？“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17)草莽英雄刘邦当了皇帝后，就有了一大堆妃嫔，其名号异彩纷呈；他的起义战友封了王，想来是有福同享的，其姬妾也能用夫人、美人等号。但是不久，诸侯王就只能置八子、孺子、良人，不能置夫人、美人什么的，不能与皇帝比肩了。女人还是那些，改变的只是名号；可古人看重的就是“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器不可假人。《置吏律》中的“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之条文，推测也出自惠帝、吕后。
夫人、美人等号，诸侯王已不能用了，但其可用的八子、孺子、良人，与皇帝的八子、孺子、良人所比拟的秩级，一段时间中大概仍然相同的。不过，这一点后来也变了。请看：
1.汉宣帝五凤（前57—前54年）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事下丞相、御史，奏：终古位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广嗣重祖也。而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请逮捕。（《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
2.《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注引臣瓒，又见《汉书》卷四《文帝纪》注引）
3.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从第1条看，齐思王刘终古之“八子”是“以《令》置”的，这个《令》应是第2条臣瓒所云《秩禄令》。可见对内官所比秩级，王朝是用《秩禄令》来规定的。那么《二年律令》的整理者，把诸王姬妾公主诸简放在《置吏律》部分，不知是否妥当(18)。进而根据第3条，皇帝的八子“视千石”，而诸侯王刘终古的八子“秩比六百石”：名号同是“八子”，王国比皇帝低好几级。
四 列郡秩级的相对下降附论郡县秩级简繁
叙毕王国，我们再看郡县。同名或同类官职，在中央的就级别较高，在地方的就级别较低，这做法在中国源远流长。据《左传》、《周礼》的记载，周朝大国、次国、小国的上卿、中卿、下卿和大夫、士，就是官名相同而地位各异的。汉帝国的中央官秩级上升，同时造成了郡县官秩级的相对下降。
首先来看郡守。在秦统一前后，郡守已是二千石了。《二年律令·秩律》中，郡守高居第一级二千石。如钱穆先生所云：“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相去不远。”(19)这论断尤其适合秦与汉初。在《秩律》中，郡守、郡尉皆二千石，与御史大夫和诸卿平起平坐。
随后则因禄秩上端不断伸展，王朝官的阶次拾级而上。在诸卿升到了中二千石、御史大夫进居“上卿”之时，郡守、郡尉就相形失色了。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具体说则还有曲折，也有一些大郡曾一度被王朝调高秩级。
《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四年（前58年）注引如淳：“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异乃得满秩，（黄）霸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黄霸在汉宣帝时任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因罪过连贬秩，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20)。杨鸿年先生指出：“所谓郡守秩二千石乃是原则，实际上因为功过增贬以及任职者资格深浅不同，以致太守官秩差别颇大，上自中二千石，下至八百石，凡有六级之别。”(21)所谓“六级之别”，其实还应加上“真二千石”，是为七级之别。郡守秩位的七级之别，有增秩贬秩造成的，也有郡本身的分等造成的。郡守黄霸的中二千石和八百石属前者，那不是郡本身的秩级，而是其个人级别。而如淳“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的说法呢？可能首先是就个人资格而言的，即资深任大郡、资浅任小郡；不过真是那样的话，也等于郡本身有等级了。
关于郡本身的分等情况，我们来看几条材料：
1.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为大郡。（《汉书》卷九《元帝纪》）
2.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汉纪》元帝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上册第398页）
3.（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及大郡太守秩。本注曰：十二万户以上为大郡太守，小郡守迁补大郡。（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奉二万。（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纪昀等辑：《汉旧仪》卷下，《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页）
4.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集解》引如淳）
由第1、2、3条可知，西汉有大郡、小郡概念，大小郡的等级是有区别。元帝以“十二万户”为条件，达标的为中二千石。这样，大郡就得以保持与列卿同等的地位。此外还有一种“万骑”郡，也高于常郡，其秩级未见记载，只知道其月俸是二万。
严耕望、谢桂华先生对这些材料有考述。严先生认为，汉元帝建昭二年诏应作“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谢先生赞成这个看法(22)。然而周天游先生所整理的《汉官旧仪》中“益三河及大郡太守秩”多一“及”字，文意更为清晰，表明不止是三河郡一郡，而是有一批12万户以上的郡，都被确定为“大郡”，秩中二千石了。又严、谢先生未论“万骑”郡的秩级。按，由本书下编第一章第四节所考，西汉中二千石月俸24000钱，真二千石20000钱，二千石16000钱，比二千石12000钱。就是说，大郡太守略高于万骑太守，薪俸相差4000钱；那么万骑太守的秩级，应推定为“真二千石”。再看上引第4条材料，诸侯王相也是真二千石，其俸钱也应是月俸20000钱。可见地方守相确实用过“真二千石”秩级。
尹湾汉墓简牍所见《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尉被明记为“一人，秩真二千石”(23)。证明西汉后期确实存在“真二千石”一秩。但东海郡太守秩级不明。谢桂华先生云：“故推测太守的秩次不会低于二千石。”(24)“不会低于二千石”的判断是很谨慎的。杨际平先生则云：“都尉秩‘真二千石’，太守秩亦应为真二千石，或更高的中二千石。凡此都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不同，说明元延前后太守与都尉的秩次有所提高。”(25)东海郡有户26万之多，无疑属于大郡；依例太守应略高于郡尉，那么东海太守很可能是中二千石。大郡太守的秩级提高在汉元帝时，而不是汉成帝元延之年（前12—前9年）。
至于小郡的级别，必在真二千石之下。不妨推测常郡为二千石，小郡可能还要低一些。因为从东汉看，大小郡户口相差可达10倍以上，大郡有达120万人的，小郡有不到10万人的(26)。此种大郡、小郡人口相差悬殊的情况，西汉肯定也存在着。对此现象，两汉处理有异。西汉中期对列郡的等级管理，是用秩级把大小郡区分开来，东汉则一律二千石。那么如淳“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的话，可能意味着西汉确有长官为千石、八百石的小郡存在。且如《汉旧仪》所言，“小郡守迁补大郡”。
总之，在西汉中后期，一度出现了用秩级区分大小郡的做法。汉武帝时对外战争等一度令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昭宣中兴”则带来了复苏与繁荣。在汉元帝时，“减半”的户口已经恢复(27)。这过程中，王朝对户口非常在意。面临那些户口充实的郡，汉元帝大概就萌生了提高其秩级的念头，同时对户口少的郡降秩，以收激励之效：人丁兴旺的大郡长官增加了自豪感，小郡的郡守也被触动了，赶紧增殖户口以提高本郡资位。不过这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造成某种新的不便，即地方官等级的复杂化；故如《汉旧仪》所记，汉成帝绥和元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郡守秩级再度简化。
那么元、成之际郡守秩级一度复杂化，若干郡守升至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乃是另有原因，并不妨碍“郡国秩级相对下降”的论点。而且那只是一时之制。在此之后，郡守秩级通为二千石，“真二千石”也跟“二千石”合一了。千石、八百石的小郡虽然由此而提高了地位，但总体趋势，仍是“郡国秩级相对下降”。从俸额级差可知，比起中二千石诸卿来，二千石郡守表面上只低一级，实际上低两级。因为在中二千石月钱24000钱（或月谷180斛）和二千石月钱16000钱（或月谷120斛）之间，还隔着真二千石的月钱20000钱（或月谷150斛）一级呢。兹将上述中央官与列郡秩级变动列表如下：
西汉列郡之中，三辅郡高出一头，秩在中二千石。这因为京畿是个特殊地区(28)。《续汉书·百官志四》：“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又《汉书》卷七六《王尊传》如淳注：“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京兆尹、左冯翊来自左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右内史改京兆尹，左内史改左冯翊，又令主爵中尉改右扶风。《秩律》中内史是二千石，汉景帝时出现了“中二千石”概念，三辅长官应在这时候，跟着列卿一块儿变成中二千石了。
京畿的特殊地位，反而强化了“中央同类官职高于地方官”的政治意图。正如严耕望先生所云：“大抵畿辅长官，兼有地方行政长官与朝官两重身份，故得参议朝政；而《张敞传》且称之为‘诸卿’也。《王尊传》，尊为京兆尹，‘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不宜备位九卿，尊坐免。’则直称为九卿矣。”(29)三辅长官是被视为中央官的，地位与诸卿相仿，甚至就被说成“九卿”。例如汉武帝时郑当时做了右内史，此官是京兆尹的前身，史书就说他“至九卿，为右内史”(30)。三辅称九卿的例子还有一些，学者已有很多讨论，不备举。
元、成之间王朝一度设“大郡”、“万骑”，此后又取消了。那么三辅郡的秩级，是否也发生变化了呢？下面的记载中略有矛盾。请看：
1.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注云比二千石），太子太傅，河南尹，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后汉官秩差次》）
2.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续汉书·百官志四》）
3.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续汉书·百官志五》）
4.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
5.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
先看第1条。杜佑编定的《后汉官秩差次》认为，东汉河南尹及三辅，仍是中二千石。然而看第2条《续汉志》，疑惑就发生了。因为《续汉志》言之凿凿，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郡只因“陵庙所在”才保住了“三辅”旧名，但东汉朝廷还是“减其秩”了。既然减了秩，则非中二千石。
再看第3条的“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杨鸿年先生讨论郡守秩级时引用了这条材料，但未加辨析而迳用之(31)。然据钱大昕意见，原文应是“凡州所监曰部。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32)。那么东汉河南尹也只是二千石了，跟三辅一块减秩了。但这与第4条《东观书》不合，这一条明记河南尹为中二千石，却没提三辅，想来其时三辅刚被减秩。那么第3条《续汉志·百官志五》中，还有个钱大昕没看出来的错讹：“二千石”前面丢了一个“中”字，正确的记述应是“置尹一人，中二千石”。
第5条《汉表》的材料最麻烦，它说从太子太傅到右扶风，都是二千石。而西汉三辅是中二千石，直到东汉初才发生了变化，所以《汉表》所叙，不大像是西汉中后期的制度。那么是东汉初的制度吗？那么看也有问题，因为太子太傅在东汉是中二千石，而非二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四》。
无论如何，东汉初河南尹秩中二千石，三辅秩二千石，应无大误。三辅只因为已非京畿，就丧失了“中二千石”的地位，同于列郡了。
从《二年律令》看，秦与汉初，县因大小而有不同秩级，而郡只二千石一秩。汉元帝前后，大小郡一度秩级有异，诸郡的等级管理一度趋繁。到了东汉，除了河南尹外，诸郡再次统一为二千石，简化了。当然这不等于东汉列郡就没高下之别了。曹魏“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33)，则曹魏郡、县各有剧、中、平三等，我想那三等之法上承东汉，东汉在选任州郡县长官时，使用“剧”的概念；进而西汉郡县，已有剧、平之别了(34)。就是说，西汉列郡既有秩级之别，又有剧、平之别。而东汉诸郡秩级无别，但仍有剧、平之别。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后汉书》列传所见东汉137名守相，迁河南尹者5人，此外守相换迁者49人(35)。所谓“换迁”，即如苏章以冀州刺史“换为并州刺史”，第五种以高密侯相“以能换为卫相”之类(36)。东汉守相的换迁频繁，大约以剧、中、平为依据的。即，以“平”迁“中”，以“中”迁“剧”。
一般来说，各郡县的户口、幅员、地理位置及经济条件，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地方官的等级管理，比中央官要复杂一些。对这问题，历代王朝的处理不一。梁武帝在十八班外另行制定郡守十班、县七班，而州有六等，是一种做法。北齐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上上到下下九等，其俸禄、白直及所配置的属官，均有细密的规定(37)。参看下表：
明朝府县的品级安排，同于汉郡而不同于汉县。即，在官品上府县长官无别，但府县本身有等级。府设知府1员，正四品；同知1员，正五品，通判1员，正六品；同时府有三等：上府税粮额在20万石以上，中府税粮额在10—20万石之间，下府税粮额在10万石以下。县与此类似，知县1人，正七品；然而县有上中下之分，上县税粮额在6—10万石之间，中县税粮额在3—6万石之间，下县税粮额在3万石以下(38)。清朝的府州县，以“冲、繁、疲、难”4项标准区分简繁，进而将之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4等。新选知县一般只授“简缺”或“中缺”，然后再转“要缺”和“最要缺”(39)。清朝的省事实上也有简繁之别，比方有可能山东为“繁”，安徽为“简”。《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八回：“原来此时做安徽巡抚的，姓蒋，号愚斋，本贯四川人氏。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由山东调安徽，乃是以繁调简，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
汉元帝时过于复杂的诸郡分等之法，汉成帝之后就逐渐废止了，应是出自简化等级的原因。那样可以使大郡守、小郡守在报酬、特权、礼遇上享受同等待遇。而汉县始终有秩级之别，也可能造成待遇上的不平衡。例如汉代六百石官员犯罪有“先请”制度，这被认为是一项法律特权。但同为县级长官，六百石以上的县令、国相有此特权，四百石、三百石的县长、国相就没有，似乎就有一定的不平衡。所以后来光武帝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40)特别给予四百石、三百石长、相以“先请”权，好让县令与县长的法律待遇平衡一些。这已超出了本章论题，兹不详论。总之，汉元帝时大郡守地位一度上升，在总体上不影响“列郡秩级相对下降”的判断。
五 郡县诸官属和诸县的秩级下降
郡县其他官职和县级长官，也经历过上述变化，即在级别上与中央同类官职的差距，由较小到拉大。详下。
《二年律令·秩律》中，郡守与御史大夫、诸卿同秩二千石，那么这时列郡的官属与中央同类官职的秩级，大概相去不远。《秩律》：
1.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卫将军、卫尉士吏，都市亭厨有秩及毋乘车之乡部，秩各百廿石。
2.中发弩、枸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
3.中候，郡侯，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侯，秩各六百石。（《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2-203页，第470、472简）
第1条中的“都官之稗官”指什么，骤难详知(41)；但这里的“都官”既对“县道”而言，则应包含中央和地方的区别。那么，都官和县道配了专车的官都是百六十石，没配专车的官都是百廿石；京师、都官、县道同类吏员的秩级略无大异。同样的情况又见于第2、第3条：中发弩、中司空、中轻车，与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同秩八百石；中候与郡侯，同秩六百石。“中”指中央官，对“郡”而言。由上述情况我们推测，中央与地方的同类官吏，在汉初一度等级区别不大，至少不如后来之大。
不过此后，“中”、“郡”的距离开始拉大了。首先来看郡尉。郡尉与朝廷的中尉、卫尉，都以“尉”名官，职事相类，所以在《秩律》中郡尉秩在二千石，不但同于郡守，而且同于中尉、卫尉。后来呢？《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汉景帝时中尉、卫尉弹冠相庆，升至中二千石；地方的郡都尉却坐叹云霓，在什么时候降到比二千石了。《汉表》的“秩比二千石”并非“秦官”之秩，也不是汉景帝中二年的事情。郡尉降秩，最迟不会晚于汉元帝。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42)除了三辅和大郡，这时的郡都尉显然已是比二千石了。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43)但东海郡是大郡，前面说过了。元帝时列郡等级较繁，都尉可能有真二千石的，有二千石的，也有比二千石的。
再看郡丞。《秩律》规定“二千石▌丞，六百石”，并未区分中外。只要是秩二千石的长官，其“丞”都是六百石，并无轩轾，御史大夫、诸卿、郡守皆然。郡丞秩六百石，此后一直没变；中央长官的丞，秩级却变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不用问，在某个时候，比如说景、武之时，王朝把御史大夫和诸卿之丞，由六百石提高到千石了。
前面说，在《秩律》中，都官和县道的乘车吏都是百六十石，无乘车吏都是百廿石，略无大异。但随时光流移，这个层次的吏员，也发生了中、外之别，呈现出了中高外低。例如“卒史”，郡县的卒史是百石之吏，中央的卒史却是二百石(44)。还有“掾属”。《续汉书·百官志一》引《汉旧注》：“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通为百石”只是就郡县掾属而言的。郡县的“掾”是百石，“属”也是百石左右(45)。中央则不然了。《汉旧注》叙述西汉丞相掾属：“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丞相掾属的秩级比郡县高出一大块。御史大夫寺的属吏结构与丞相府略同，大将军也与丞相府略同，都比郡县高。中二千石列卿，有比二百石的“属”(46)。总之，中央高官的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比二百石的和百石左右的，总体地位无疑高于郡县掾属。
京畿是一个特殊地区，属吏级别较高。如淳有言：“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47)左右内史的卒史秩二百石，而左右内史是三辅前身。东汉洛阳令的掾属，有秩四百石的；河南尹的掾属，可能也有四百石的(48)。
下面再看县级长官，他们的秩级在西汉也呈下降之势。秦县似无大县小县之分，陈乃华先生认为汉县的分级制度来自齐国(49)。李昭君结合《二年律令·秩律》与文献，对秦汉令长及其秩级做了细密考察(50)，这里利用其结论做一阐述。《秩律》之中，令、长分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和三百石5等。不过《秩律》所见中央直辖地的二百五六十个县级长官中，六百石、八百石和千石之令有244个之多，五百石长只有阴平道等4道，三百石者只有一个广乡长（和一个万年邑长）。李昭君认为，当时道、乡、邑有长而县无长。可见《秩律》时代，至少中央直辖地的县级长官，全部为令，全部在六百石以上。
而这以后，五百石以下县长就频繁出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八百石、五百石被合并于六百石、四百石，则八百石县令、五百石县长，又遭遇了一次秩级下降。合并后的令长，为千石令、六百石令、四百石长、三百石长。据李昭君统计，东汉县级长官中“令”约500个左右，约占县、邑、道数1180个的42%。千石令大概很少。东汉的洛阳令也不过千石。西汉长安令大概也是千石。“令”的绝大部分应是六百石，其余为“长”。总的说来，《秩律》时代，县级长官全部处在千石至六百石段落；而至东汉，半数以上的县级长官在四百石以下。那么县级长官的平均秩级逐步下降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汉代郡县长官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当然也跟国土拓展、经济繁荣、人口增殖造成的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有关；不过王朝本来也有另一种选择，即增设郡县而不降其秩。但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总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线索：中央官秩级扶摇直上，王国郡县同类官职的秩级却相形失色，二者成反比。史载：“孝文时……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51)随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置，中央对郡守二千石控御与监管的大为强化，二千石长官“益轻贱”，战战兢兢，临渊履薄。王国官也逐渐沦为“左官”，员额惨遭削减、秩级不断下降。由此，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政治强势，全面确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1953—195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以下。
(2)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3)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记有安车一乘、大车一乘、辒车二乘、辌车二乘，是“驾六马”的，见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4)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有“酑羹九鼎”一套，参看俞伟超先生的讨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5)按陈直先生怀疑王国“郎中令秩六百石”的记载，认为“郎中令秩二千石，在王国则秩千石，不应为六百石，故知原文有脱落”。见其《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我想郎中令的秩级不妨有变，若无确证，还是不能断为脱落的。
(6)《续汉书·百官志五》：“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则东汉郎中令复为千石了。
(7)《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7年版，第100页。
(9)《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传》注引《续汉志》等，均称中大夫秩比六百石。又《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注引《续汉志》作“中大夫，秩六百石”，不脱“中”字而脱“比”字。
(10)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1)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勾承益先生认为此事在惠帝元年之后。见其《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见其《轪侯和长沙国相国——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收入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
(14)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15)《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16)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7)《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8)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仍把这些条文放在《置吏律》部分。第38-39页。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2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第281页以下。
(22)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页；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24)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31页。
(25)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和乡亭里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27)据葛剑雄先生研究，汉武帝时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居多，其人口的最低点是3200万。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汉武帝时期损失人口1558万。当然人口不等于户口。汉昭帝初年核定户口，可能只有2000多万。是所谓“户口减半”。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户口上限已达约4700万左右。见其《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以下。
(28)可参看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此文没有涉及京畿官职的秩级问题。
(29)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98页。
(30)《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3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29页。
(3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二八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4页下栏。
(33)《三国志》卷二四《王观传》。
(34)《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录世祖光武帝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这“四科取士”中的“才任三辅令”，就是西汉的“治剧”。卫宏《汉旧仪》记西汉制度：“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又《后汉书》卷三一《王堂传》：“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王堂举“治剧”而任巴郡太守，则巴郡时为“剧郡”。又《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侍御史）公府掾属高第补之。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是州郡县都用“治剧”，那么州郡县都有剧、平之别。
(35)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27页以下。
(36)《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卷四一《第五伦传》。
(37)《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属官之差，如“上上州府，州属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减上上州十人。上下州减上中州十人。中上州减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减中上州十人。中下州减中中州十人。下上州减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减下上州十人。下下州减下中州十人”。
(38)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明史》卷七一《选举三》：“其繁简之例，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处，俱为事简。在京诸司，俱从繁例。”等级与前书所述有异，这是不同时期制度变化造成的。
(39)《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下栏。
(4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三年（27年）七月庚辰诏。这个制度其实来自新莽。《汉旧仪》卷下：“哀帝时长相皆黑绶。亡新吏黑绶，有罪先请，与廉吏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页。
(4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而潘建国先生认为，“稗官”相当于《周官》中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在汉代则是待诏、侍郎之类。见其《“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按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注释》谓：“稗官，属下的小官。”《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又云梦龙岗秦简第一○号简：“取传书乡部稗官。”《云梦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页。刘信芳、梁柱等取《汉书·百官公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以释之，见其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结合睡虎地简、龙岗简，加之《秩律》所见“稗官”，潘先生的说法恐难成立，颜师古所云应是正确的。
(42)《汉书》卷九《元帝纪》。
(43)《尹湾汉墓简牍》，第79页。东海郡的郡尉秩真二千石，朱绍侯先生认为是战争时期的特殊安排，见其《〈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材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谢桂华先生则以东海郡是“大郡”释之，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31页。
(4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可知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是二百石卒史，郡卒史是百石。另参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
(45)严耕望先生说：“掾史秩一百石，则守属书佐盖斗食之奉矣”；“功曹虽秩仅百石，然于守相自辟之属吏中地位最高，且职统诸曹，故特为守相所任委。”见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6页、第119页。又尹湾汉简有“属”，《集簿》记东海郡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东海郡吏员簿》谓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用算佐一人”。见《尹湾汉墓简牍》，第77、79页。这所反映的是汉成帝前期的情况。谢桂华先生说，汉初所见郡属吏主要是卒史和书佐，“属”乃后来新增之一级：“在卒史和书佐这两个等级之间，增设了属这个等级。”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26页。杨际平先生则认为，“属”亦百石吏，与卒史同级，见其《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6)《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又云：“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这句话的意思是，若官阙不足，则以比二百石治礼掌故，补中二千石之比二百石属；以比百石文学掌故，补百石（或比百石）的郡属。
(47)《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注引。
(48)《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洛阳令秩千石……员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又云：“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严耕望参照洛阳令的例子，指出河南尹府中“十二人百石”的“百石”之前应有一数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1页。邹水杰君认为“十二人百石”的“百石”前夺一“四”字。又《续汉志》“百官奉”条注引《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与河南尹及洛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岂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则四百石秩为太优而无品，若共进奉者人不过一斗，亦非义理。”邹水杰君认为，这“四百二十七人奉”一句中夺一“石”字，当为“四百石二十七人奉”，因为比四百石俸月四十五斛，正好可以说通。“由此可见，京师之制，与常制异。”见其《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其说可取。
(49)陈乃华：《论齐国法制对汉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50)李昭君：《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1)《汉书》卷八六《王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