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当官僚。这是传统中国最重大的政治特点之一。秦帝国任用专业文法吏的政治形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汉代，文吏逐渐被士人排挤，士人占据了政坛的中心。
有人不认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有多大意义，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1)。另一方面，用非专业的士人承担官僚政治，却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的重大关注。法国学者白乐日评价说：“中国士大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门化。”(2)美国学者赖文逊评价说：“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3)社会学家韦伯也看到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4)
进而人们看到，士人政治与军人政治也大相异趣。利玛窦在中国惊讶地发现，中国是由“哲学家”们统治的，“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5)。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这与中国的“文士”恰好形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士人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武士”阶层以“刀”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们5岁开始就学习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内容就是习武(9)。罗素有言：“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10)雷海宗先生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11)，这曾引起若干学者的共鸣，把它视为“劣根性”和“积弱”的根源(12)。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中演生了一个士人阶层，此后他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政治社会的等级安排。本书上编第一章第三节阐述了“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即“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士”与“吏”、“文”与“武”的问题，都直接与士人阶层相关。“贵”与“贱”、“胡”与“汉”也与士人阶层相关。第一章第四节还提出了“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在这个架构中，“士”之身份资格，是同时在“官—官”和“官—民”两个层面被规定的。在“官—官”层面，他们成了“士大夫”，并与军官、胥吏等区分开来；在“官—民”层面，“士为四民之首”，在官民间占据了一个结构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过文化考试而来的学历，成为一种正式资格，士人的社会资格和任官资格。由此，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点，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更大一致性”，就显露出来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学以居位”，帝国统治者因其“学”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级和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过，“士大夫政治”经历过曲折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周代政治形态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轮廓了。但战国秦汉间发生了历史的断裂，文吏和军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汉代士人进入政权了，并在魏晋以降，经“门阀化”而获得了特殊显贵地位。在北朝与隋唐，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士人的门阀化”的趋势转变为“士族的官僚化”。
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从“三层面”和“四线索”出发，通过比较前朝与后代，观察秦汉品位结构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将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选官体制和资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会身份结构中“士”的免役特权；第三，王朝礼制中对“士”的特殊礼遇。
一 选官与资格视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贵族最低等级之称，也可以是贵族之通称，包含卿大夫在内。公、卿、大夫、士都取决于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贵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担者，又是一个文教深厚的阶层。他们从小接受“六艺”，即诗、书、礼、乐、书、数的教育。据说做大夫得有九种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3)“士”这个称谓，由此就具有了浓厚的“文化人”意味。他们属“君子”阶层，是道德与礼乐的代表者。而“君子”那个词恰好也有双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贵的人，又指拥有道德才艺的人。
周代政治体制已孕育着士、吏两分的格局了。其时的政务承担者分两大层次：有爵的贵族卿大夫士和无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禄田的报酬方式，胥吏则以“稍食”为生。古文字中“吏”与“事”原是一个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这个称呼强调的是职位和任职能力。府、史、胥、徒承担各种细小的职役，属“庶人在官者”，属“小人”。“君子勤礼，小人尽力”(14)。质言之，在周代政治结构中，已蕴藏着后世士、吏两分的制度先声和观念先声了。制度先声就是“爵禄—稍食”体制，前者乃品位分等，后者则蕴含着职位分等的种子；观念先声就是士大夫被视为“君子”，胥吏等于小人。
周代贵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顾颉刚先生有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晋国六卿，就同时又是三军将帅。贵族教育“六艺”之中，射、御都是军事技能。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指出，周代“士”乃军士，国子学习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16)。那么学校、礼乐、选举、进士制度，都带有军事色彩。
由此看来，周朝品位结构的特点，就是贵贱不通，士吏有别，文武不分。这些特点，被战国秦汉间的剧烈社会转型打断了。贵族制度衰落后，士人分化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各国都通过军国主义措施来推动富国强兵；官僚政治日新月异，新式吏员崛起，文武明确分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战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军吏的特殊尊贵地位。
这时候“人”与“职”发生了分离，士、吏、文、武等概念发生了交叉。职类、位阶与群体归属不一定对应，文职与武职、文号与武号不等于文人与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职、拥有武号，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职、拥有文号。儒生也可能担任文法吏职，这时从群体归属说他是士人，但从所任职务说他也是文法吏。
较之周代的贵贱有别、士吏有别而文武不分，秦汉帝国品位结构，一度“贵贱相通”、“文武有别”、“士吏无别”。当然这是“概而言之”的，具体详下。
首先从“贵—贱”线索看，汉代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布衣将相之局”，选官并不限定于某个特别的高贵阶层，身份性相当淡薄，小吏亦可迁至公卿，是为“贵贱相通”。官秩和爵级都是可变动、可晋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贵、因爵而贵。用做官阶的禄秩来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袭了“稍食”以“若干石”谷物额度为秩名的做法，这是一种面向吏员的管理方式。
再从“文—武”线索看，在职位设置和职类划分上文武分途，吏员有文吏、有武吏、有军吏，各有不同冠服。汉代朝位遵循“文东武西”规则，即文官和武官东西两列对立。在秩级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说汉代品位结构上“文武有别”。但也要指出，秦汉职类上文武有别，但官僚迁转上文武无别，文官可以任武将，武将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汉代的品位结构，其“尚武”的色彩比后代浓重得多：二十等军功爵变成了社会的基本身份尺度，这与历史后期科举功名构成了社会身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大将军”、“将军”被用作辅政者的加衔(17)，而这与后世用“大学士”作为辅政者的加衔，也构成了明显的对比。汉代“校尉”有时被用作儒者的荣衔(18)。郎署是王朝选官的枢纽，郎官具有浓厚品位意义，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士官，这种晋身之阶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范(19)。
再从“士—吏”线索看，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级向上伸展，一度弥平了周代品位结构中士大夫与胥吏的鸿沟。秦汉的文法吏没有显示出跟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其品位特权比后世少得多。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文吏还没有马上发展为“官僚阶层”，只是作为“新式吏员”活动着。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0)。帝国品位结构中由此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队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其迁转被视之如吏，原则上要经郡县吏职、为“乡部亲民之吏”。南朝沈约、宋人刘邠及徐天麟，都敏锐注意到了汉代仕途士、吏无别、不同于后代的重大特点(21)。冷鹏飞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汉之由太学射策入仕者不过寥寥数人，而东汉103名太学生之可考者，无人由太学直接入仕，“这说明东汉时期太学生考试制度虽然存在，但经由考试入仕的太学生是很少的。据文献所示，许多太学生卒业后的出路是‘归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显，士人亦须由吏而显，若以此两点与后世比，则秦汉官僚等级管理上的“士、吏无别”是相对突出的。
然而儒生与文吏并立朝廷，毕竟带来了最初的士、吏之别。这时候的士、吏区别，我们发现其“分类”意义大于“分等”意义。具有品位意义的相关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这些科目承载着选官资格，而我们已把“资格”列于“品秩五要素”中。在历史后期，科目和学历变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么它们在帝制初期，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看“四科”。汉代选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和治剧科(23)。（“剧”是难治的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丞相任用吏员，或三公征辟掾属，都按“四科”分类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规定应该用德行科；议曹、谏大夫、议郎、博士及王国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规定应该用明经科；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按规定应该用明法科；三辅令、贼曹、决曹等，按规定应该用治剧科(24)。德行、明经两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剧两科偏重文吏。“四科”资格是并列的，无尊卑优劣之别。
其次看察举诸科。汉文帝举贤良，汉武帝举孝廉，汉代察举制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种察举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资格，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从察举科目看，贤良、文学、方正、明经、有道、至孝之类，以德行和儒学为条件，显然是面向士人的。“明阴阳灾异”科也不妨说是面向士人的，因为汉儒与方士合流，喜欢因灾异以说治道。而如明法、治剧、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类科目，则以政事为本，士人在这些科目面前处于劣势。秀才科主要面向在职官员，无儒、吏之分。孝廉科则同时面向儒生、文吏。东汉顺帝的孝廉考试制度，就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从制度上两种资格也是比肩并列的。
总观汉代“四科”和察举科目反映出的儒、吏关系，从资格分类说，儒、吏有别；就资格分等说，儒、吏无别。士人参政后，其在品位结构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别，主要体现在横向的资格分类上，而不是纵向的资格分等上。结构性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汉代察举科目与唐以后科举科目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如果说唐代“明法”之科，多少还带有汉代科目体制之余绪的话，宋以下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则无论从分等还是分类看，科目已完全面向士人了。
两汉四百年中，贵、贱、文、武、士、吏各种因素在不断沉浮演变着。汉代儒生与文吏间既有疏离、冲突，二者又在缓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开始学习经典而逐渐“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们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趋于“文吏化”了。经两汉几百年发展，士人已是一个文化雄厚、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了。他们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称为“处士”。“处士”之称明有待价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礼贤的义务。东汉画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车的“处士”，县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获得好评、赢得“士名”，则州郡察举、公府辟召纷至沓来。所以时人感叹着“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28)，“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29)。可见汉末士林的人物品题，已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选官。有个著名隐士叫黄叔度，当时的三公陈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30)还有个民间经师郑玄，董卓时公卿们举其为赵相，袁绍征其为大司农(31)。大名士竟被视作公卿之选，可以迳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汉文吏并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但汉末选官已明显向一个特定的阶层——士人——倾斜了；士人阶层已推动了一种社会期待，官场也出现了一种选官新例：给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资格，高于非士人的普通吏员的起家资格。
起家资格上的“士优于吏”，由此而始。秦汉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县小吏，然后再依“功次”逐级升迁。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记迁、除实例约110多个，其中标明“以功迁”的就有70多例(32)，占到了65%。又据廖伯源先生统计，尹湾汉简中属吏以功次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占到45.54%，“则属吏与朝廷命官之间，并无所谓非经传统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鸿沟”(33)。当然廖先生这话还不全面，多少忽略了“郎署”这个选官枢纽。自汉初就有“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34)的情况。东汉“孝廉察举”与“公府辟召”呈现为两大选官枢纽和渠道。郡县的吏员与士人经察举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获得更高资格，由此成为朝官并继续迁升。秦汉的“以功迁”制度本是个连续性的仕途，而今被“拦腰斩断”了，呈现出了阶段性和层次性(35)。进而随士人的影响力上升，这两途逐渐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来越多地面向儒生，郎官队伍日益“士人化”。许多官职，被特别指定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选。公府掾也是如此，越来越多地以名士为人选。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单纯文吏难以晋身了，只能长居小吏干佐。这意味王朝的资格管理，在“分等”上也开始向“士阶层”倾斜了。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有别”以及“流外”制度，由此发端。
东汉王充对儒生、文吏问题曾有专论，他的看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阐述了儒生与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还指出“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36)。这说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居官之后，其背后还有一个士人阶层。文吏是职业吏员，是忠实贯彻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却有自己所奉之“道”，他们经常据“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统治者并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中，“道高于势”被鄙夷为“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从政权类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确实是各种政治形态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对中国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包括等级秩序。
如果说汉末选官的“士、吏有别”还只是初具轮廓的话，魏晋以下那种区别就充分制度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官僚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是吏员的“官僚化”，职业吏员群体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阶级”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断的“世家”传统，在汉代开始再度缓慢积累起来，出现了若干世代居官的门阀；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个变化的“叠加”，使汉代的“士阶层”在魏晋间发展为“士族阶层”，并波及到品位体制上来了。其体现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举制的变化。魏文帝时的孝廉察举，“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因袭了东汉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则不同，“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37)，这等于取消了单纯文吏的察举资格。西晋秀才科实行了对策，对策逐渐变为一种文学考试，那么秀才科变成文士的晋身之阶了。由此，孝廉和秀才两科都面向士人，成为“士”的资格标志，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举进士试诗赋、明经试经学，这种两科并立体制，由此发端。从“资格”角度观察，科目作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开始占据主导了。
第二是魏晋以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规定，由“中正”之官根据德才，把士人品评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评标准也是“士人化”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种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难以获得中正品的，他们就只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职，或者军职了。南朝还有明确的“二品士门”、“吏门”和“役门”概念。“役门”是编户，“吏门”就是中正品太低、只能充任低级吏职的人。“士、吏有别”之制，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正人选用名士、中正品评称“清议”，都是受了汉末士林品题的影响；而汉末士林品题对王朝选官的影响，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见前论。中正制维护了门阀选官特权，这一点已是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具有阶层针对性的制度，那个阶层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制度还以一种特殊形式，强化了对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制度。对这一点，研究中正制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负责中正品评，得到其品评的士子由此拥有了选举资格，就成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间，“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38)。“王官”是郎官，属散官，他们和“司徒吏”都处在候选状态，并不在职；但因他们已得到中正品评，所以就进入中央人事管理的范畴，不属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编户所负担的征役(40)，但要“应给职使”，即承担某些定期职役和临时差使(41)。西晋拥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两三万人以上(42)。可见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赋予“学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会政治地位。汉末士人的居位资格还只是潜在的，或说惯例性质的，中正制则使之更为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吏”这个人群，与历史后期的举子、生员人群，具有类似的身份。
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制度。朝廷的官职被分为“清官”和“浊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从“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浊官”了。清浊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进一步发展。“清”这个概念，本是个用以描述与士人相关的事象的用语，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在中古时代，“清族”、“清华”被用于特指士族门第。所谓“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这反过来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们的特权性起家官偏重于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时形成的“流内流外”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来有9个等级，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创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个等级，转化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制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二品……；至于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这样，流内九品面向士人，流外七品面向吏员的体制，就正式出现了。孝文帝说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3)流内流外之别，就是“君子”、“小人”之别。梁武帝稍后也实行官品改革，设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职置于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齐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制为隋唐所沿用。可见，中国官阶史上的流内流外之制，其实是从九品官人法脱胎而来的；流内流外之间的那道鸿沟，发源于中正品二品与中正三品间的那道鸿沟，“士门”与“吏门”之间的鸿沟。
因以上四制，“士、吏之别”大为强化了。魏晋南北朝“士、吏之别”的强化动力，在于东汉以来官僚的阶层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举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浊选例、流内流外四制，是贵贱（士庶）有别的，重文轻武的，重“士”轻“吏”的。
由北朝进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兴，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制旋即被废除，科举制从察举制中破土而出。学者对科举制取代中正制的变革意义，给予了充分强调。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打破了士族门第特权，为寒门学子开拓了晋身之阶，大大强化了官僚队伍的流动性。在学历主导的资格制度下，再度出现了“贵贱相通”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科举学历面向士人；就“面向士人”一点论，科举功名与魏晋南北朝中正品，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从“士”的历史发展看，汉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脉相承。他们传承的是同一文化传统，并同样以“学以居位”为特征，只不过中古士族阶层具有更大封闭性、特权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于士阶层发展的连续性，中古若干制度设置被继承下去了，当然其形态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像“清官”这个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构成了对职位等级的一种附加评价，是对官品的微调。“清官”和“清资常参官”子孙的起家资格，还因其父祖居于“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当三品，六品者相当五品(44)。礼制待遇上也有区别，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庙(45)。什么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资格限制，“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46)。为什么要优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说法值得参考：“唐之制虽不纯于周，而其亲近儒士之意，则犹古意也。何也？有常参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见“清”的概念仍与“士”密切相关。当然唐之“清官”与魏晋南朝还是不同了。魏晋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习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则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职被确定为“清官”后，居其位则“清”，不居则不“清”。宋明清以后“清官”概念淡化，是因为科举士大夫已成为官僚主体，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还有流内流外制度，它依然被认为具有区分君子、小人的意义，“吏”被涂抹为一个无道德的卑劣层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对学子的惩罚(49)。汉代服制，文官一律服黑，小史与丞相皆同；所别仅在于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礼制上士、吏有别了。隋制“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饰既有别于官僚，也有别于庶人。唐朝的流外官与庶人同服黄白，仍不同于流内(51)。元代“吏”地位一度颇高，但低级吏员仍有专门服装，即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儒官则用襕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与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觉得有必要为士子另制巾服了(53)。
汉代的大夫、郎官和将军、校尉，经魏晋南北朝，在唐发展为文散阶和武散阶，各29阶。从职类管理来说，文武分途的制度更严整了。文武阶的互转尚无大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54)。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文阶出身者也可以换为武阶，“出将入相”很常见。不过随“进士集团”崛起，军人地位开始下降。相应地，与“武”相关的资格与品位，往往贬值。北周府兵号称“侍官”，原系尊称，在唐朝却逐渐成了骂人话(55)。用于奖酬军功的勋官，其品位待遇明显低下(56)。唐后期三卫日趋猥滥，唐武宗下令终止卫官的“文简”资格(57)。到了宋朝，“重文轻武”成为时风(58)，文资、武资界限森严，跨越互换异常艰难。明朝同品官员，武职远比文职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总兵官去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遂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59)。这个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区分文武上的品位意义。
那么，现在就可以对“士”品位安排变迁，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贵族通称，而且是拥有文化教养者之称，则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别。而且这是一种贵贱之别。不过此时并没有针对文士的特殊品位，因为历史早期贵族是允文允武的，官制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没有构成一个独立人群。
汉帝国的品位结构，从资格分等上说士、吏无别，“儒吏”亦吏；但从资格分类上说则士、吏有别。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中，面向士人和面向吏员的科目被明确区分开来了；博士、文学等属文化职类，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员则在“正秩”（参看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与此同时，二十等爵用为身份系统，将军、校尉和宿卫郎官发挥着品位功能，这两点给汉帝国的品位结构涂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东汉的情况发生了不小变化，察举、征辟逐渐向名士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与单纯吏员的仕途起点出现明显区别，那也是流内外制度的最初萌芽。
魏晋以来的中正品、清浊官之制，赋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与资格；在中正品影响下，官品低端与其上段分离开来，由此演化出了流内外制度。科举制由察举制直接发展而来，上承察举科目，科举学历在宋明清进而发展为主干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见绌。由此反观汉朝，其士、吏无别，其文、武平等，就构成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特征。
二 阶层的标志：士子免役
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古人有一个“士、农、工、商”的经典表述。很多学者也采用“四民社会”的说法，并把这种特别的社会分类，看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学以居位曰士”(60)，以“学以居位”为特征的士人成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会”最富特色的地方。按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作为“四民”之一的士阶层在战国就初具规模了(61)。费孝通先生指出：“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62)张仲礼先生把“绅士”视为“阶层”，这是一个“以学衔和功名划分的集团”，其最低一级是8生员，而“生员”的确切意思是“官办学校的学生”(63)。周荣德的考察也显示，士人是一个阶层群体，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制个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64)。
当然也有青年社会学者，坚决反对把“四民”说成社会分层。社会学一般根据收入、权力和威望等来确定社会分层。但“阶层”、“分层”之类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定义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义未必充分考虑过中国的历史经验。史学的概念运用是经验性的，因而更鲜活，这时抽象概念的过度纠缠就显多余了。毕竟是中国史学家直接面对着中国史，不一定非得对社会学亦步亦趋。
那么传统中国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个阶层呢？很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几乎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就是中国国家的若干制度设置，在塑造社会分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与西方的社会分层很不相同(65)，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66)的意见，完全适用于传统中国。在“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官—民”层面，用以彰显王朝品级在决定社会等级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有本于此，这里对士人阶层的关注，也集中在传统国家的制度设置之上。
在认识“士阶层”上，“免役”是个有帮助的线索。我们都知道，编户的赋役义务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67)尤其是徭役负担，“天下黔首，不惮征赋而惮力役”(68)。徭役不但重于赋税，而且是适龄人口的身份标志(69)。“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70)官贵们的田产大抵不能免税，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却能免役，编户就不一样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军田出军役，民田当民差，灶田当灶差，匠田当匠差；至于明清生员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还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顺治五年（1648年）制，举人、监生及生员免粮2石、免丁2人(72)。兹将洪武制度及清廷顺治五年免粮免丁制度列表如下：
这个免丁和免粮的级差，以一种“数字化”形式，显示了士人处于品官与平民之间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任土作贡，国有常经。无论士民，均应输纳。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免杂差，俾得专心肄业。”(74)嘉庆十六年（1881年）上谕也这么说：“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才，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么免役特权，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并构成阶层的证据之一。
士人拥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权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国子学中的“学士”不服役，即“不征于乡”(76)。由此形成了一个古老传统：学士免役。孔子据说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随着老师，我们没看到其课役迹象。其余诸家的学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韩非的叙述也都显示，一旦成为学士，就可以“弃田圃”、“避农战”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种“习惯法”。当然在授田制下，士人不服役，国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没有家业。所以做学士也是有代价的，选择了作学问，就得“弃田圃”，放弃受田。
汉武帝建太学，太学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东汉后期京师的太学生曾达三万余人，他们都应免役。地方学官的学子是否免役，由长官自行决定(79)。那么私学呢？秦禁私学，汉初朝廷大概也不许私学者脱役。但随文教兴盛、官学逐渐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经者皆复”，“复”即免役(80)，这应该就包括私学弟子了。很多私学弟子长年在外求学、“事师数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没拿他们当逃亡人口。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中能看到很多“私学”和“私学弟子”(81)，他们可以免役。魏晋南北朝以下，太学或国学生(82)，地方官学生(83)，得到官府认可的私学生，都可免役(84)。平民迁移，汉晋以来即有限制，但诸生四方游学，王朝不禁(85)。顺便说，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学者免役的古老传统相关，佛教、道教被认为也是一种“学”。所以教徒免役，是学者免役古老传统的有力旁证。
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还有州县学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还可以免课(88)。寻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进士及第，还可以免除一门课役(90)，成为所谓“衣冠户”。韩国磐先生说：“衣冠户是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他们是宋代“官户”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户和宋代官户，都是在科举制的形成、发展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91)科举制及授予学历获得者的相关特权，使士人继续向一个特殊阶层演进。至于尚未及第的举子，唐朝也很乐意给他们特殊身份，比如让省试不第、滞留京师的士子隶名于四门学，从而拥有了免役权(92)；甚至士人尚未省试，只要是有志举业，也可以通过隶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而获得免役权(93)。举子往往要离乡“寄客”，王朝对这些“学宦者”不责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学的学子，地方长官也可能格外开恩，免其徭役(95)。当然，私学的法律地位是低于官学的(96)。
宋代的太学生有免役权(97)，州县学生也免役。“上户多是衣冠读书赴举仕族”(98)。宋徽宗崇宁年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99)上舍生已可享受“官户”的待遇了。大观三年（1109年）据朝廷统计，全国24路学舍95298楹，学生达167622人(100)。学者云，其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未有(101)。
元代科举很不发达，由科举入仕者人数寥寥。但王朝特设了一种“儒户”，儒户必须送一人入学就读，除纳税粮外，可免科差。儒户不能世代承袭。北方儒户经两次考试确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经考试、分拣，定为3890户。南方的儒户不须经考试，由地方官奏报。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户口登记表明，儒户约为总户数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户并入民籍，但户籍上注明为儒籍。士子从童子试起，即应登录为“儒籍”(103)。《明进士题名碑录》中每名进士籍贯之下，都注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据顾炎武估计，天下生员不下50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因其优免特权，“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学校生员，可达20万，约占总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员之数，陈宝良先生估计约在60万以上，占人口的0.46%(105)。（东汉后期的学生数量，我们推测也能接近这个比例。）
至于清代，据张仲礼先生统计，太平天国之前的生员与监生的总数为109.4万(106)。这时候，这个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特权。朝廷经常申说生员不同于平民。学宫前的卧碑上镌刻着顺治皇帝的谕旨：“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谕：“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108)王朝给予了学子以法律特权。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者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109)这“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视为“最高指示”而不断地引述申说。
免役特权显示士人处于臣、民之间，士人把“居位”作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视之为一个官僚后备队伍，一群“准官僚”，他们处于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级管理上被置于一个特定层次。由此士人拥有了经济特权、法律特权，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
三 服饰等级中的士子礼遇
学校的学生穿校服或学生装，校服、学生装当然不是“阶层”的标志，但在现代社会如此，传统社会却不一样。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两种人；“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属阶层及其个人沦落的象征。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号召劳工的毛泽东画成了穿长衫的形象。毛泽东本人对此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111)学生与有身份的人都穿长衫，短衣是劳动者的装束。毛泽东似是强调学生出身的他，那会儿已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现在画成了穿长衫，看着就像没打成一片似的。
传统社会中的服饰是职业与身份的直观标志，特定人群穿着特定服饰，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规规范之。士子也是如此，他们有特殊冠服，那往往还是朝廷正式规定的。“贤贤”本是中国“礼乐”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们就是被培训的贤者，是未来国家政治的承担者。换言之，王朝是在其与政权的关系之中，处理这个人群的身份与地位的，包括他们的礼遇。冠服属“礼”，“礼”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区分尊卑贵贱，因而也是塑造“阶层”的能动力量。透过士子冠服的变化，来旁证不同时期“士”的身份变化与品位安排，就是本节下文的目的。
学人有特定服装，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干迹象了。《诗·郑风·子衿》，据小序说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这说法应有某种历史根据。孔颖达疏云：“《释器》云：‘衣皆谓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领之襟。’孙炎曰：‘襟，交领也。’衿与襟音义同。衿是领之别名，故云‘青衿，青领也。’衿、领一物。色虽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复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是无父母者用素。”(112)那么周朝的国子学生，可能穿着一种交领的青色服装。《子衿》又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应为贵族子弟。
战国时代，国家对“士”的服装似有专门规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这里的“士”，张佩纶释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云“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则后文的“士”应指未命无官者，张说是。“带缘”指带子上的缘边，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这也显示处在官、民之间的士人，确实拥有一种法定身份，朝廷要专门安排其服饰。不要以为衣带事小。贾谊《新书·服疑》特别指出：“高下异，……则衣带异。”(114)
先秦有一种“儒服”，但它是逐渐成为“儒服”的，起初不是。《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鲁哀公还弄不清什么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说，那只是“其服也乡”而已。《仪礼·士冠礼》：“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116)胡适先生认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记载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自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回答说：“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冯友兰先生因而提出：“则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时所谓‘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钱穆先生干脆说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过我们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种特殊服装的，所以公孟子才会用穿“儒服”来自我标榜，所以鲁哀公才为“夫子之服”疑窦丛生。至于墨子称其是“法周”，我想那只是就“周代”而言，却不是就“周制”而言的。墨子意谓：这章甫，在我们周朝仍有人戴，并没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于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热爱传统文化；有人就出来说，“汉服”才是华夏正宗呢，褂子不是。冯、钱二先生的批评，不算有力。
杨宽先生认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别名，而玄冠是贵族的通用礼帽。“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121)杨先生的推测相当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别之处，保留着殷人遗风，跟鲁国的章甫不一样，才引发了鲁哀公的疑问，以及孔子“其服也乡”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来显示特立独行，则其章甫式样也不同凡响。周人的通用礼服是“端委”，“端”即礼服玄端，“委”即礼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测说，“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又怀疑“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122)。既“微异”而又“通称”，在于风俗名物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着的。兼用“微异”与“通称”两点，我想就可以较好地解释章甫与委貌的关系。
《庄子·田子方》：“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举鲁国而儒服”是极言鲁国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缓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124)可见“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确实就是古服、儒服；鲁国朝廷另有礼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总之，由于孔子及其门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后来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欢打架，装束上“冠雄鸡，佩豭豚”，后来在孔子引诱之下，居然“儒服委质”了(125)。《孔丛子·儒服》：“子高衣长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见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刘邦不好儒，来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衣儒衣”而见刘邦，通报者云其“状貌类大儒”(127)；“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128)可见人们习惯认为，读儒之书就必须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读儒之书者。《淮南子·泛论》有“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129)云云；《法言·孝至》：“假儒衣、书，服而读之，三月不归，孰曰非儒也？”(130)可见战国秦汉间确有一种社会公认且样式特定的“儒服”，被认为是儒生、学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学生留下来的，不是政府规定的。顺便说，战国秦汉间有一种侧注冠，周锡保先生把它说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脑袋还没想到为学士另行制服。汉帝国尊儒兴学，当局开始根据官僚行政需要规划师生服饰了。《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进贤冠既不是来自古缁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这一点本书已辨之于前了。我们的看法恰与《续汉志》相反：汉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进贤冠后，复令儒官改服进贤冠的。“进贤”那名字给人以“礼贤下士”的感受，不过我想那名字是后起的，进贤冠其实是文吏之冠。你们儒生来我朝当官，那么就该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种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叔孙通投汉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推测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旧习，是儒生就服儒服。《汉仪》又记：“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这条记载可信，则汉初博士承先秦遗风及秦制，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员制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汉文帝博士也是七十余人，系承秦制，冠服也一脉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说明那时候政府只把他们看作民间延请而来的顾问，不算吏员。汉武帝时情况有了变化。武帝末年有个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约见他，“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133)。“褒衣博带”虽系儒服，但“进贤冠”却是官服，而非儒服。隽不疑虽然只是一位郡文学，“芝麻官”毕竟也是官儿了，换上官帽子了。文学既已如此，博士似可类推。推想汉武帝在尊儒兴学同时，给了博士、文学们戴“进贤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项荣宠呢，等于给予“国家干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师的章甫，换上皂色朝服和进贤冠时，是什么心情。本来，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两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只有二千石的1/5，却获得了两梁殊恩。《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博士两梁，崇儒也。”博士、文学的进贤冠表明，“崇儒”的同时，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进而我们看到，朝廷允许私学弟子也戴“进贤冠”。这显示朝廷承认学士应有特殊服装，进而认定他们是一个特殊人群，是“学以居位”者。由此，私学弟子也有了一顶进贤冠扣在脑袋上，等于有了干部待遇。那顶官帽子标志出他们的“官僚预备役”身份，应“时刻准备着”步入仕途为帝国献身。我们看汉代画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进贤冠。像成都青杠坡《讲经图》画像砖，儒师与若干弟子戴进贤冠(135)；南阳沙岗店《投壶图》画像石中的三位投壶者应系儒生，也戴进贤冠(136)。这帽子的事还牵连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汉代画像中，他们都被扣上了进贤冠(137)。作画者似乎不记得孔子是“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汉朝的官儿一个样了，说其“数典忘祖”不冤枉吧。
顺便说，汉代佩玉制度：“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138)“双印”即“刚卯”与“严卯”两种成双佩戴的玉印。在佩双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员与“私学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层次的。私学弟子如此，则官学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汉朝的士人冠服，其“亮点”就是给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进贤冠。士人的服装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进而私学弟子也用官僚制服——严格说是官僚“制帽”，等于是赋予了学子以某种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时另一些史料暗示人们，儒服依然是可选项，有人穿。比如，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139)。汉昭帝元凤年间有个太史令唤作张寿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时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141)东汉桓荣：“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142)《盐铁论·利议》：“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143)东汉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144)“儒衣”说明什么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学者，可能已戴上进贤冠（河间王应是远游冠）了，但衣服还是“儒衣”，装束“半儒半吏”。西汉后期，还有“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们大约连头带身都是儒生扮相了。这些人在什么场合“服儒衣冠”呢？也许只是日常活动，而非朝堂典礼。晋宋博士服皂朝服、进贤两梁冠(146)，其冠其服全为官僚制服，推测汉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场合，恐不准许博士随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应。总归仍有若干儒者，若有机会就弃官服着儒服。对儒服的留恋情结，是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种表现。不错，我如今身在官场了，然而我“生活在别处”，另有精神家园，在那家园中我是儒服。
魏晋以下，博士照旧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但学子之服有变。晋朝国子生葛巾、单衣，南朝国子生单衣、白纱角巾(147)。汉代民间学子是用进贤冠的，晋南朝的学子却改用巾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受了汉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响。巾帻本是卑贱执事者的服饰。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帻是一种包头之巾。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耐脏。所以秦国称人民为“黔首”，韩国称人民为“苍头”。然而汉末士人偏偏以幅巾为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48)。名士的巾式，经常为士林所效法(149)。《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150)魏晋以下，幅巾备受青睐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干砖印画《竹林七贤图》，画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为雅”，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士贵耳，王者不贵”的传统理念，以及对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意寻求。又，汉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车，其实也有相近的意义(152)。在后代文人那里，“葛巾”成了淡泊高逸、远于官场的象征。陶渊明戴葛巾，曾“取头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维《酬贺四赠葛巾之作》有句：“野巾传惠好，兹贶重兼金。嘉此幽栖物，能齐隐吏心。”(154)《红楼梦》中之《簪菊诗》：“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晋朝之学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于魏晋间的那个文化风俗的变动吧。
北朝情况则不相同。北魏北齐的国子学生是有品级的，推测其冠服就是同品官僚的品服。隋制上承北朝而有所变化。隋文帝规定：“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156)那么隋朝学生，改用委貌冠和黑介帻了。查北齐服制，“进贤冠，文官二品已上，并三梁，四品已上，并两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157)那么北齐在职官僚用进贤冠，退休官僚用委貌冠，委貌冠被赋予了“准官僚”的意思，既非现任，又非布衣。则隋文帝令学子用委貌冠，目的就是让他们与品官有所区别。已冠学生的委貌冠是如此，未冠的用黑介帻，也有类似意义。现任文官用进贤冠加黑介帻，学生则去掉了进贤冠，只用黑介帻，目的也是要使之区别于品官。隋炀帝废其委貌冠而不用，学生就通用黑介帻了。
总之，魏齐学子直接用品官冠服，隋文帝时学生或用致事官之冠、或用品官冠帻的一部分，隋炀帝让学子用黑介帻，这些做法的“官僚化”意味都很浓重，都是参照官僚等级而定学子冠服的。比之晋南朝国子生戴巾，用意大不相同了，戴巾所体现的是士人精神。晋南朝政权中，士人占据主导——当然是士族化了的士人。中古士阶层由于发生了“士族化”，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文化自主性。而北朝隋唐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官僚化”趋势。魏晋以来陷于衰败的官僚政治，在北朝明显振兴。所以北朝的学校制度与官僚政治高度整合，这一情况，随即就体现在学子冠服制度上了。
唐朝的学生服饰，上承北朝。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以“黑介帻”和“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为“参见之服”；州县学生朝参，则着乌纱帽，白裙襦，青领(158)。按，上承汉末魏晋的崇尚幅巾之风，南朝流行纱帽，皇帝戴白纱帽，士庶戴乌纱帽(159)。那么，唐朝州县学生所戴“乌纱帽”，是南朝传统吗？《隋书·礼仪志七》记云：“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北朝乌纱帽的来历，被说得非常清楚了，它来自鲜卑突骑帽，而不是魏晋幅巾。这种突骑帽，在北朝陶俑上历历可见(160)，而且是隋唐“幞头”的来源(161)。可以看到，乌纱帽是非正式的服装。周隋受鲜卑文化影响，帝王将相们不怎么在意礼制的约束，在朝廷上也戴乌纱帽，反而把它弄成了“雅服”了，算是“半正式”的服装吧。到了唐朝，因乌纱帽的“半正式”性质，就让州县学生服用它了。也就是说，唐朝州县学生用乌纱帽朝参，显示其身份在官、民之间。
唐太宗时，“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诏皆从之”。由此把士子与平民区分开来。其衣服虽有“青襟”之名，但与周代“青青子襟”的全黑不同，是白纱单衣加饰黑色的襟、褾、领。这是一种特殊的白纱或白麻之衣。所以唐人描述举子省试，有“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162)之言；叙及第进士，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百日上青天”之句(163)。都是就其白衣而言的。庶人穿白衣，举子的白衣却加饰了黑色的襕、襟、褾、领，也是令士、民有别的意思。北朝魏齐的学生有品级、用官服，身份就是官人；隋唐间其服装变化表明，士子重新被定位在官、民之间了。
宋代学生服襕衫。“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164)这种学生装“接近于官定服制，它同大袖常服形式相似，不过其色白且其下前后裾加缀一横幅，具有下裳制含义。”(165)就是说宋朝襕衫，其颜色近于平民之服，其式样近于官僚之服。读书人照例是要穿儒服的，不然就显得很个别(166)。穿“儒衣冠”并无严格法律限制，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嘉兴富家儿冒儒衣冠，郡邑间施施无忌惮。”(167)中举之后就可以脱掉白袍麻衣了，故宋人吟咏及第之诗，有“集英唱第麻衣脱”、“白袍来，麻衣脱”等句(168)。“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169)朱熹的等级观念十分清晰，品官、进士、处士、无官者四等，被他弄得井然有序。
明初儒士、生员、监生戴四方平定巾，后来统治者觉得“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生员的襕衫用玉色布绢，宽袖皁缘，皁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170)。行礼时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进士巾如乌纱帽，深蓝罗袍。虽然礼毕常服如故，但也预示了他们的美好前程。胥吏另为青色盘领，吏巾。
在清朝，“顶戴”是区分官位的重要标志，进士、举人素金顶，同七品官；贡生阴文镂花金顶，同八品官；监生、生员素银顶。从顶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级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礼制之中，“庶士”是一个身份明确的流品，有别于官亦有别于民。婚丧祭祀等各种礼仪等级，也明确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为差(171)。什么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者谓之庶”(172)；“庶士，贡、监、生员有顶带者”(173)。这就是清人的等级观念。
由此就能看到，两千多年中的大多数时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对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时在各个时代，士子冠服也经历了种种变化。有时候士子的冠服比较“官僚化”，有时候就比较“士人化”。那些变化，都是当时士阶层特性的反映，是当时士阶层与王朝关系的反映。
以上我们对士人选举资格、士子免役资格和士子冠服进行了叙述。我们的目的，就是从“中国国家的制度性设置”出发，面向“官—民”层面，探讨中国社会中“士阶层”的结构性地位。中国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种倾向，以拥有高度文化教养者承担政治。这在战国时代催生了一个“士阶层”。在两千年中，这个阶层与王朝政治历经磨合调适，与政治体制一体化了，在帝国品位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稳定而明确的地位。
【注释】
(1)林甘泉：《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参看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Ⅱ。
(3)参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维贝尔（即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60页。
(6)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7)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6页以下；或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日本刀，可参看王剑、唐启佳编著：《日本传统艺术卷八·甲胄、日本刀》，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以下。
(9)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9页。
(10)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11)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9页。
(12)参看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3)《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十三经注疏》，第316页中栏。
(14)《左传》成公十三年。
(1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16)参看《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
(17)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参看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176页。又如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其时“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就分开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东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尉“官显职闲”，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经常任以名儒，以示对儒者的荣宠。参看上田早苗：《贵族官制の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
(19)参看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21)沈约指出：“汉代……黉校棋布，传经授受，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选举典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刘邠指出：“夫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于事，情见于物，则贤不肖较然”，不似“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见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096册第334页；或《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册第459页。徐天麟指出：“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仕郡为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如此，初不以为屈也。”《东汉会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页。
(22)参看冷鹏飞：《两汉太学述论》，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3)《汉旧仪》：“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汉官六种》，第37页。
(24)以上参看前注，以及《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仪》：“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汉本用旧儒高德”；《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官》：“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符玺郎中“当得明法律郎”。
(25)关于察举诸科的成立、标准和程式，可参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1—13章。
(26)《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关于孝廉察举同时面向儒生与文吏，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6页以下。
(27)参看朱锡禄编：《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图四，第16页图五，及第106页的说明。巫鸿先生评论说：“它也暗示了一个超越这个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应该尊敬并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则，这些儒生应该保持精神的独立，在政治上隐退。”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8页。
(28)徐干：《中论·谴交》，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页；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6册第489页。
(29)曹丕：《典论》，《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页。
(30)《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
(31)《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32)《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以下。
(33)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之三》，收入《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3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5)日人纸屋正和也指出：“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等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其《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这种“森严关卡”，应该说主要是东汉的情况。
(36)《论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
(37)《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卷三《明帝纪》。
(38)《三国志·魏书》卷一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的提法，又称“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后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74页。可见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职，又非“州国之吏”，而是“帝臣”，直属中央等待选任。
(4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刘）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来没有一般州郡编户的征发充役义务；所以刘隗对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驱逼以实己府”，“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就构成了他的罪状。
(41)《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晋书》：“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93页。可见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义务，且以郡为单位来轮换番上。又《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这反映了司徒吏须承担随机差使。
(42)参看拙作：《北魏北齐“职人”初探——附论“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东晋初年的司徒吏一度达到了20余万，以作为对投效者的褒奖。
(43)《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44)如卫官起家，“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见《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郎中》，第154页；又太庙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唐会要》卷五九《太庙斋郎》代宗宝历元年（762年）条，第1027页；又《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
(45)如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许立庙。永言广敬，载感于怀。其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并许立私庙。”《唐会要》卷十九《百官家庙》，第387-388页。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第22页。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则天《定伎术官进转制》：“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3页。
(47)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7册第276-277页。当然“清官”中也有一些卫率郎将，但章如愚的话，从总体上说我想还是成立的。“清官”的特点是“清要”、“清闲”和文翰性质，南朝“清官”更重“清闲”和文翰性质，而北朝“清官”则向“清要”偏转，以台省要职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干卫官得以混迹于“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有荫人不得为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制度，廪膳生、增广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学无成效，发附近或本处充吏。《大明会典》卷七八《儒学》，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48页下栏。
(50)《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大业六年（610年）诏。
(51)《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紬绢絁布，色用黄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礼制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条，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51-452页；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页。又《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隶公使人唯许服紬绢。”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又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53)《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又同书卷一三八《孙远传附陈逵传》：“帝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胥吏，宜更易之。命逵制式以进。凡三易，其制始定。赐监生蓝衫绦各一，以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盖创自逵云。”
(54)《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书》卷五○《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军士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从之称。王仲荦先生认为，北周府兵称“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标志。见其《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唐朝的“侍官”之称已完全不同了。
(56)勋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叙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对低下。《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从“纳课品子”出仕勋官。而且他们不能任清要官。《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册1183页。
(57)唐朝门荫本来只看父祖官品，而不区分其父祖官阶之文武。以门资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在服役期满进入仕途时，才有了文武之分：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但唐后期因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页上栏。
(58)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以下。
(59)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页。
(6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6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62)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9页；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页。
(6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6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
(65)那些设置，包括干部等级制度、单位制度、户口制度、行业制度等等。李强先生指出：“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见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又参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页；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张静：《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收入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美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电子版，第3章第10页；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经济地位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6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69)王毓铨先生指出：“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得多”，“官与民之不同处很多，其主要之点是看他是否向皇帝当差。”见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8、365页。
(70)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39页上栏。按明朝官宦生员免役，只免杂役，不免里甲正役。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72)“在京官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粮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粮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粮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粮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粮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粮十石，人十丁；八品粮八石，人八丁；九品粮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清世祖实录》卷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303页上栏。
(73)清廷后来实行“摊丁入亩”，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税，那些地方的绅士依然拥有免役特权。特权扩大到绅士的家族成员，例如贵州黎平府学的一块碑文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还扩大到童生，例如吴嘉炎治下的广东普宁和儋州，儋州“旧例，儒户悉免徭役，故俗以应试为荣，童卷至数千”。参看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以下。
(74)《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656页下栏。
(7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册第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