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明与帖木儿帝国交往史的学者中，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占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们提到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邵循正先生是走在这个潮流前列的杰出学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对比的方法用于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发表《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注：初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单行本，1936年10月；重载《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将帖木儿帝国史臣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著作的有关明朝之记载与《明史·西域传》比较，多有发现。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交流较少的缘故，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
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名曰《两颗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因而此书在上个世纪就已引起欧洲内陆亚洲研究学者们的注意。法国学者迦特梅尔于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此记载译为英文，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当时虽然欧洲已有学者研究《两颗福星之升起》中有关明与帖木儿往来的史文，但受时代限制，他们均未将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的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本世纪初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有关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并将其部分译为法文。布洛晒在诠释撒马尔罕地的记载时，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启开了利用汉文与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与西域关系的大门，有开山之功。上述欧洲学者的研究成为邵循正先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无满意之作；本世纪初以前的学者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布莱特施耐德虽收入了张伯斯所译《两颗福星之升起》，但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布洛晒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邵先生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明成祖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他在《两颗福星之升起》之有关明朝的记载中看到，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撒马尔罕地所收录的这份明朝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中保存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明成祖国书的全文译本；而《哈烈传》所保存的只是成祖诏敕的节录。
据邵先生查证，撒马尔罕地所录之明朝国书波斯文译文中提到，明皇帝派往沙哈鲁国王处出使的是Duchihun Bai AzkSan与一位千户和一名百户。Duchihun Bai AzkSan这个人名，张伯斯在译此国书时未能译出，而布洛晒刊布撒马尔罕地波斯文原文时，因其音点脱落，不可读，故亦未译出。邵先生发现《明史·哈烈传》中记载的携带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赴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在与波斯文译本比较后，他指出波斯文译本中这位名称不可读的明朝使臣，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至于这个不可读的名称Duchihun Bai AzkSan，乃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的波斯文音译。他把这个人名复原为Baial-Hintai。（注：查布洛晒所刊沙哈鲁国王国书之波斯文本（见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48，波斯文第7行），这位明朝使臣名称的拼法Duchichun Bay AzkSan，应校正为Duchihuy Bay Arkintay。而随行的千户也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详见后。）也就是说，白阿儿忻台的这次出使同时见于汉文与波斯文史料。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发现。张星烺亦利用张伯斯的译文对比《明史·哈烈传》记载，作过一些研究（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文，有欠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