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40—50年代蒙元王朝日益衰落；蒙古帝国中位于波斯的伊利汗国陷于混乱；盘踞东欧、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远镇一隅；控制雪山（今兴都库什山）、阿母河（今阿姆河）以北直至畏兀儿地（今新疆天山东部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而继承成吉思汗大统，统治汉地、蒙古、吐蕃等处的元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潮中土崩瓦解。在故元废墟中出现了两大新兴帝国，其一是位于东亚的明王朝，其二是兼有西域的帖木儿帝国。
明朝通过陆路与帖木儿帝国往来，与郑和率庞大舰队出使西洋是明初外交史中最重要的篇章。有关明初与帖木儿帝国往来的文献既有汉文史料，又有波斯文和西班牙文资料，堪称丰富，所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汉文史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有关陈诚西使的记载，故以汉文史料为研究基础的东亚学者多从此入手研究。张星烺在其《中西文通史料汇编》中汇集了从《明史·西域传》、《明一统志》、《皇明世法录》等文献中收集的陈诚及明代西域资料，并加注释。明史学者谢国桢影印明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注：《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西域番国志》跋。）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也涉入研究陈诚西域的领域。满井隆行和神田喜一郎是重要代表人物。（注：满井氏有《明代陈诚的西使》，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神田氏有《明的陈诚使西域记》，载《东洋学报》；均见下引王继光文。）“文革”结束后，我国学者迭有新作问世，如鲁深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注：载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注：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继光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注：载《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
有关明代中国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波斯文史料中最著名的是与明成祖大致同时的帖木儿帝国沙哈鲁（Shah Rukh）国王之子拜升忽儿派往明成祖处的使臣火者·盖亦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的《游记》，和萨法维叶王朝时期人阿里·阿克巴尔（‘Aliakbar）所写的《中国纪行》（Khatay-yi Nama）。
盖亦速丁的《游记》在当时就引起波斯学者的重视，沙哈鲁国王的史官哈非思·阿卜鲁（Hafiz Abru）将此《游记》收入自己的著作，使存于世。稍晚的帖木儿帝国学者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Abdar Razzaq Samarqandi）将哈非思·阿卜鲁文集中的盖亦速丁的《游记》删节后收于自己的文集中，成为另一种本子。这个本子先后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并将它译成各种文字，如法国学者迦特梅尔把它译为法文，英国学者玉尔据法译重译为英文。中国学者研究明代西域史虽然主要依据汉文史料，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渐有学者注意波斯的历史文献。张星烺就曾据玉尔的英译将盖亦速丁的《游记》重译为汉文。
与阿卜答儿·剌札黑的文本相比，哈非思保留的文本更好。1934年英属西北印度（今巴斯斯坦）拉合尔迪亚勒·辛格学院（Dyal Singh College，Lahore）波斯语教授麦特列（K.M.Maitra）将此《游记》译为英文，题为《一位波斯使节访问中国》（注：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1970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卡林顿·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将此波斯文本与英译本合璧重刊，并为之撰写引言；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何高济据此英译本翻译的汉译本，题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明代中国对西域有很大的影响，盖亦速丁的《游记》中对明朝的记载吸引了几代波斯学人。萨法维叶王朝的阿里·阿克巴尔追随盖亦速丁的榜样，编写了《中国纪行》。这部书也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兴趣，曾译成各种文字。张星烺在六十年前就有心将它介绍给中国学界。“文革”结束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了其子张至善与他人合译的汉译本。
在传统的欧美的东方学界，波斯、伊斯兰史学界与汉学界原是两家，区别甚巨。西方汉学界有一些研究西域的学者沿袭中国国学的传统，主要依据汉文文献从事研究，美国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对陈诚作过研究，发表有《明代出使内亚的两位使节》，并把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译为英文。（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1976年；“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93年秋。）20世纪初以来渐有学者从事边缘学科研究，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这种潮流也影响到明代西域的研究，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就是其代表之一。海科论文把《西域番国志》中那些音译专有名词作了成功的复原，扫除了以汉文史料为基础从事研究的学者阅读陈诚游记的难点，颇引人注意。如陈诚介绍帖木儿帝国内“道旁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来往之人”。其中之“朗儿歌”她复原为波斯语langar，意为“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明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应为“朗歌儿”之倒误。
菲里西娅·海科的论文虽有特色，但仍暴露其收录汉文史料不全的缺点，说明即使是经过西方汉学训炼的学者，一般也只能利用一些人所周知的汉文史料，希望他们独立从浩如烟海的汉籍中搜寻有用资料仍然是一种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