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航海技术取得了许多进步，但蹈海远行仍然是一件充满不可知因素的事。古时泛海行船，海难发生的频度相当高。主要的风险是风浪、触礁和海盗。《汉书·地理志》便已经记载：西汉时前往印度的航程中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使臣畏惧“逢风波溺死”。
据法显记载，他于411年从狮子国启程东还。当时舟人已知在舟后系一条小船，“以备大船毁坏”时用。他们的船行至第二天遇大风时，船破水漏，情形万分危急，乘客、水手纷纷上小舟逃生。上了救生艇的人恐人多翻船，遂强行砍断缆绳。留在船上的人为求生只得把货物投入海中，当时法显也被迫留在商船上自救，在海中漂流十三日后方到一个荒岛上。至于那些跳到小船上的逃生者的下落，法显没有提到。在这种风暴中，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中漂泊，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除了风暴之外，法显说，“若遇伏石，则无活路”。所谓“伏石”就是暗礁。另外“海中多有抄贼”，遇则人货全无。（注：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离开耶婆提以后，法显搭商船趁东南风回国。原计划行五十日，但因风暴，偏离航线，船行百日有余，不见广州，食、水俱尽，日常饮水以淡水、海水掺半，每人每日配给2升，历经种种险情。
另一位西凉州僧人智俨的经历与法显近似。他在今克什米尔之地延请当地高僧觉贤一道附海舶入华传佛法，途中在中国南海船泊一海岛候风。一日遇顺风，同泊诸船中许多纷纷拔锚启航，唯智俨、觉贤等人的海船暂泊继续辨认风向。结果风暴突起，先出航各船均遇难。待觉贤等人启程后，留下诸船又遇海盗，均遭难。（注：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第15页。）
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有缘东方”，他“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海上行船的主要动力是信风，失去风力之后，船舶只能在海上漂泊，原先携带的给养再多也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到“淡水复竭”时，“举舶忧惶”。后来“信风暴至，密云降雨”，才安抵广州。（注：同上书，第24页。）
在海难中丧生的，除了水手、商贾、佛僧以外，有时还有南海诸国的王公贵族。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林邑王诸农仰慕中国文明，亲自乘舟来华，不幸在“海中遇风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