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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工统鬪得好凶

陈群明始为杜月笙策划,约齐了杜月笙的几位好朋友,如刘志陆、杨志雄、杨管北,几度开会商议:时局演变,潮流日新,烟与赌不足久恃,理应准备收档。杜月笙在上海有崇高的声誉,广泛的人缘,庞大的羣众,深厚的潜力,──凡此都是杜月笙的本钱,讨论的中心是,抱着这些本钱的杜月笙,今后该往那里去?

先讨论大前提。不错,法租界是杜月笙的根据地,但是,这个弹丸之地太小,同时,它祇是罪恶的渊薮,烟赌的温床。力争上游的杜月笙,头一步便该把脚步迈出法租界来。

不错,杜月笙的势力,早在几年之前,便已伸展到英租界和华界,甚至环绕大上海的近郊地区,但是,无可否认的,此一势力的扩展,仅及于所谓的白相人地带,他并未能登堂入室,打入英租界里掌握工商势力的「上流社会」。

于是,确定了目标。

原则:没有本钱,但却握有巨大实力的杜月笙,从此改变方向,全心全力,向工商业进军。

步骤:第一步,掌握法租界华人纳税会。

第二步,拉拢上海市工人和商会。

第三步,交结银行界同业。

第一步工作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以轻易达到目标,因为,早在民国十六年元月十二日,杜月笙卽已当选华人纳税会的委员,而于九名委员之中,如张啸林、尚慕姜、程祝荪、于子水、鲁廷建、沈仲俊等,都可以目为「杜系人物」。

往后的发展,祇是十七年元月九日,张啸林以打先锋的姿态,一马当先,荣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同年十二月八日,以杜月笙为首的八位华人纳税会委员,也登上了这个法租界中仅次于总领事兼总董的次高职位。而在法租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深切知道杜先生无异华董中的首席。

第二和第三个步骤,目标同为向工商业进军。陈群明和刘志陆异口同声的说,杜门徒子徒孙,虽则成千累万,但若从事工商,进而与高级人士有所联系,那么,杜月笙现有的干部,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就都嫌不够。这两位借箸代筹者一致认为:杜月笙本身应该做的事,是尽量的扩大其交游,师、友与继续收录的门生弟子,必须改变方向,向有识见、有能力、有羣众基础、有号召方量的智识份子中,广为访求。

杜月笙自己看中了一批青年朋友,他暗中注意这一羣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朋友为时已久,但是他极欲和他们结交的心愿,却迟迟未便出口,因为这一羣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青年人,曾经直接和陈老八交过手。

民国十六年前后,上海的工人多达八十万众,各业各厂,几乎部有组织,在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中,这一股提钢掣领,随时可以拉得起来的羣众力量,是任何有野心者所必欲争取的。共产党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偷天换日,鱼目混珠,集合了俄共和中共工运、特务、军事人员的精粹,在四月十二日清党以前,险险乎窃夺了上海的政权,甚且经过清党,共党份子及其喽啰转入地下,仍然掌握相当的潜力。

故所以,四一二上海清党成功,由陈群主持的东路军总指挥部,四月十四日即召集他所指派的十三位委员,开会讨论如何改组共党把持的上海总工会。会中决定,将上海市总工会改组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工友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团结组织起来,实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萧清共党并且打倒帝国主我和军阀。

工统会的会址,就设在闸北湖州会馆,原来汪寿华主持的总工会所在地。这个机构由淤沪警备总司令部每月拨给办公费三万五千元,并派遣士兵一队,常川驻守,任何工厂发生工潮,这一队配属于「护工部」之下的武力,可以随时出动保护。

这个工统会一成立,四月十七日,原由三民主义劳工同志合组的上海工界联合会,登报声明率领所属各工会一体加入,接受工统会的指挥。至此,上海的工运终告趋于一元化。而工统会在成立期间,对于劳工福利的保障和争取,尤其安定秩序、调停纠纷方面,均有相当的贡献。

民国十六年六月,马超俊奉召回国,草拟劳工法案,七月,马超俊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另一个「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则由伍朝枢、王宠惠、戴传贤、叶楚伧、马超俊、王世杰、虞和德(洽卿)为委员。

上海工统会一共有十三位委员,其中只有一位陈文彬,算是工人出身。此外的那十二位,连陈群本人在内,大都是东路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他们尽管可以掌握工运,却是缺乏从事工运的条件和经验。对于工人的疾苦、需要、心理和愿望,当然不尽了解,因此办起事来,有时候扞格不入,有时候隔靴搔痒。

劳工局成立,劳动法在研拟,上海的工人,对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希望越来越高,于是他们深深的感到,工统会的存在,渐渐形成他们对于争取福利,要求权利的一层窒碍。

更不幸的是蒋总司令在八月十三日宣告下野,中央骤失重心,党政军各机构,步调难趋一致。──在上海有资格领导工运的另外两大机构上海市党部设有农工部,部长是周致远,他手下的一位得力干事,便是领导工会从事改组运动最力的张君毅。其次,后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前身,农工商局。由农工商局来领导工运,更是顺理成章,名实相符。

然而,在工统会有力的掌握之下,以陈群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市党部农工部和农工商局想要参预工运,聊为身兼二十余要职的陈老八分劳,就不但不为陈群所感激,却反而使他滋生误会,以为正经主子的插足,乃是争权夺利。

工统会的外在环境如此,陈群就难免怨谤丛生,在工运工作方面。首先失了人和。所谓上海工会的改组,在外间形成议论,在中央演为呼吁,在上海酝酿秘密活动。──但是陈老八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他这种强硬的态度,当然是由于他有恃无恐;民国十六年四月以后,他已将上海掌握得很牢,他能调动得了杨虎的兵力,也能运用得了杜月笙的帮会力量,有这两股大力掌握在手里,陈老八确实是无往而不利。

可是,压力增加,反抗越大,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工人们不满工统会的声浪日见高涨,经过有关单位的因势利导,诸多配合,于是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明明是为了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的事情,上海市一百二十多个工会的代表,集合在上海市党部三楼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某」工会提出临时动议,讨论上海工会「总机关」的问题,当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获得全体通过。而且马上就进一步讨论「总机关」应该用什么名义?

顿时有人提议成立「上海工人总会」,这一个灵感确实快极、妙极、旣与共产党用过的「总工会」不同,又比现有的「工统会」名正言顺,响亮得多。「上海工人总会」的性质也快马加鞭的予以确立,它将为代表上海工友之革命集团,为工人运动之最高组织,乃是一个「纯工人」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