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既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史学家，也是一位可为百世师表的大教育家。
他有漫长而丰富多彩的教育经历。陈垣先生从1898年十八岁起教私塾，开始长达七十四年的教学生涯。1905年起，他先后在广州义育、振德等中学讲授文史课程。1906年，为暂避清政府的迫害，他回到家乡新会在篁庄小学教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等当时还是很新鲜的科目。1910年，他从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留校讲授解剖学、细菌学等。民国成立，1913年他当选为众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1920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涌入北京，他在1921年先后创办孤儿工读园和平民中学，任园长和校长。1922年，他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导师，此后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1926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至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担任大学校长前后共四十六年。1921年底至次年5月，他还担任过教育次长并署理部务。这样的经历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他有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思路。陈垣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学著作，但是他在教学实践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贯彻到自己的教学中，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和子弟。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精神遗产。
他的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粗略统计，陈垣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讲授过的课程数十门，课时近万，直接教过的学生上万。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将他的教育思路和方法代代相传。尽管有些学生当时觉得他要求过严，但事后无不认为得益匪浅，终身受用。他的学生也有一些后来成为著名学者，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国内许多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学生。他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大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大学图书馆员。1962年庆祝北师大成立六十周年时，他以《今日》为题赋诗，“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道出了一位终身“树人”者的心情。
一、教育理念与实践
1.热爱、负责、创新的教育理念
1959年，陈垣先生已是七十九岁高龄，从事教育工作已六十一年，他在《教师工作使我永远年青》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假如我现在还是青年，正在选择学习志愿的时候，我将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的老师，我仍要选择教师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他对教师这个神圣称号的深刻体会，对教育工作的热爱，是他能成为大教育家的根本原因。
对学生负责，不仅对每一堂课的质量负责，还要不断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他们树立信心，这是他教学的出发点。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不断告诫身为人师的子女。他在家书中说：“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教书要“认真，即尽心之谓”。“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见学生有作弊（指考试偷看等）或不及格等等，总要用‘哀矜而勿喜’态度。不可过于苛刻，又不必乱打八九十分讨学生欢喜，总不外诚恳二字为要。”“对学生宜和蔼亲切，多奖励，令其有兴趣。”“认真多奖励，即尽心之谓。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需用单圈圈之。”1948年8月，他给在广州教中学的四女陈善女士写信说：“教师对学生要夸他，夸他就高兴。他有进步，固然要夸他；他无进步，亦要夸他，等他高兴，自然用心，自然进步。一个学生最怕你说他不行，你说他不行，他就自暴自弃了。总要鼓励他，奖掖他，此是教学最好方法，至紧至紧。”“上课之前，自己要好好预备。上课时，总要学生明白，宁慢莫快，总要他听得懂，听得有味。他在堂上闹，不用心，不能尽怪学生，先要反省自己讲得清楚否，明白否。他听得有味，自然不闹了。”
陈垣先生对学生作业、考卷的批改是很认真的，体现了他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1937年，教会于恭王府创办司铎书院。1938年秋司铎书院正式开学，由各教区选派优秀神父来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三年毕业后可直接转入辅仁大学三年级。陈垣先生也在司铎书院讲课，现在还保存有他从1939年到1943年间讲授的“校雠略”等课程时的材料。
这些材料，有些是记录学生作业的情况。如1939年12月23日“校雠略”作业，他在全班十八人的名下注明每人情况，如某人“太不用心，错漏全未校出，书名多未断句”。某人“用功，但旁注太多，不如另写笔记。眉批悉斜右，何也？”某人“较前进步，仍差。错字多在左，何也？”1940年1月20日，作业是“陈范异同”，即将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关于同一人的传记或同一事的记载作比较。这次作业是臧洪书和《华佗传》。全班十八人名下分别注有，某人“墨淡。分评（指书与传分开评论）各页半。研求字句，为己取法。任意批评，殊不自量”。某人“墨不匀。评页六行。字大进步。为删十许字”。某人“字黑白不匀。范《华佗传》末一行特另行，甚是”。最后还有统计，墨淡者五人，墨不匀者六人。
有些是学期成绩的总评。其中有一页是1940年5月“司铎书院文史组成绩批判”，注明“有三圈者可以教初中国文，有双圈者可以教小学国文”。名字上打三圈者，评语分别是：“全班第一，最有盼望。”“全班最好，但精神稍弱。”“根柢本浅，但甚有进步。”打两圈的评语有：“根柢本浅，但进步甚速。”“根柢虽浅，但有盼望”等。
有一份材料则反映了他从备课到评分的全过程。第1页是他的备课记录，时间是1940年3月16日，题目是“以《明史》285、286文苑传王蒙、林鸿、王绂、沈度四传校《曝书亭集》六三”。下面是他事先作的重点校记，如《明史》王蒙传将“坐是被逮”误为“坐事被逮”，一字之差，意义大相径庭。又如高棅、王偁、王洪，《曝书亭集》分别立传，而在《明史》，则高棅、王偁附转于林鸿，而王洪又附见于王偁传中。第2、第3页是对学生作业的评判与统计。如“林鸿传未校出《明史》补高棅、王偁、王洪传者”三人，有“五人校出而未补”。书名“有标识者”十人。各小传提行写者、空格写者、有钩勒者、空一行写者，各有何人。校记在下者、在传后者、在眉者、在旁者、眉旁并用者，各有何人。各传断记易错者在何处。还记载某人“字大进步，点句亦大进步”，某人“字草”等等。
1924年9月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全体同仁合影。前排左起为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
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教师和毕业班同学合影。前排右3起为陈垣、马衡、张星烺，第7人为蒋梦麟。
陈垣先生当年每学期要开三四门课，他身任校长，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学术著作。今天我们检视他的教材，不能不为他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陈垣先生教学的特点。他教私塾，开宗明义就宣布废止打板、废止体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他教小学，带头穿上新式的黄色操衣（制服），讲新式课程，课余带学生远足，采集标本，师生感情非常融洽，学生自然认真学习。他教大学，更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多所创新，影响至今。
2.重视基础教育
陈垣先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后，在教学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开设大学一年级国文课，并规定它为文理各系学生的必修课。他认为，即使理科学生，单纯依靠中学时代所学的语文知识，也还远远不够。每个中国大学生都应该很好掌握中国语文这一工具与人交流，充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科研成果。
“大一国文”课由他亲自主持。教材如《论孟一脔》等由集体编定。他选定学有根底的中年教师讲授，其中如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牟润孙等，后来都是成就很高的学者。“大一国文”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每两周作文一次。优秀作文辟专栏张贴，供人观摩交流。启功回忆说：“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是‘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陈垣先生自己也主讲这门课程。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教师请假时他代课；另一种就是他直接担任一个班的“大一国文”。现在还留存五份他讲授该课时的教学日记：一、1944年4月至6月代理“社经一乙”国文；二、1944年4月至6月代理“数物化德”国文；三、1946年10月至12月主讲“经一女”国文；四、1947年4月至6月代理“史一女”国文；五、1950年3月至6月代理“史系”大一国文。
1944年4月至6月，援庵同时代理了两个班的“大一国文”。从社经一乙的国文课可知，该课每周一、五下午四至六时上课，即每周4小时。讲授内容有洪亮吉戒子书，与孙季述书，《礼记·檀弓》，荆轲传，《论语》，《孟子》，范式传，逸民传等。作文题目是“书信陵君传后”，“陈仲子论”，“逢蒙庾公之斯合论”，学期考试的题目是“象喜亦喜论”。
1950年陈垣先生七十岁，在当时来说已是高龄，但仍代理史学系大一每周四节的“大一国文”课。教学日记详细记录了每次讲课内容，发放教材情况。作文题目有“评商君”，“述近日思想的改变”，“评陶朱公二子事”等，反映了解放后的一些变化。
现在的高等学校把外语学习提到很高的位置，但开设大一中国语文基础课，并由校长亲自主持，恐怕还没有。陈垣先生创设“大一国文”课的经验，似应引起当今大学领导人的注意。
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为什么这样重视作文基本功呢？
陈垣先生对文、史两途是分得很清楚的。他曾以僧传为例，说明两者的区别。他说：“类聚众文，裁剪而成传，其作用是物理的”，这是“史家之法”；“熔化众说，陶铸以成文，其作用为化学的”，这是“文家之法”。以“文家之法成书”，如果作者长于文词，“其书琅琅可诵”，有较高的可读性；但因写作目的不同，“二者优劣，诚未易言”。从他毕生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史学的立场，坚守史家之法，因为他认为“史以征信”，作史就应是信史，所以他总是把“征信”放在他的著作的首位。
1933年12月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学生合影。后排左起为柴德赓、周国亭、张鸿翔、何竹淇。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辅仁大学第一次返校节，与张怀、沈兼士等合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文”，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视“文章”，非常重视内容的表达形式。还在清朝末年他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时，就曾借评论《水浒传》，总结出革命宣传的“四忌”，其中两忌就是“深文奥义，人多不解”和“凭空构造，人多不信”。他经常以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告诫学生，把作文与写字比做航行茫茫人海中的双桨。直到晚年，针对当时浮夸的文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写文章要清楚、明白、闲话少说”。
陈垣先生的文章有鲜明的个性，有特殊的魅力，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风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它有一种内在的美；有人认为是简洁，＇有人认为他的论文既像古代“老吏断狱”的爰书，又像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有人认为他的文章，论朴实，极类顾炎武，论简赅，直追王国维，论明白通晓，可敌胡适之。这些评论出自不同的角度，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道理。如果从文史两途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他的文风的特点是，他所说的“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试看他的史学论著，引用的材料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的第一手材料，经他精心编排，巧妙连缀，再加上画龙点睛之笔，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它既是“物理的”，又是“化学的”，既是高水平的史学论文，又往往是优美的散文。
3.新的史学课程的开设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陈垣先生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两门相关的课程，他自己称它们是姊妹课。
史学名著选读有时作“国学名著选读”，有时作“中国史学文选”。大约在1939年，陈垣先生写了本课程的说明：“取学者必须诵读之史学名著而部帙大小适合一年之用者，令其先期精读，然后为之解释疑难，指授体要，以为阅读一切史书之练习。”
1938年10月至次年6月，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司铎书院讲授“国学名著选读”。针对司铎书院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他以张之洞《
轩语》作为课本。从教学日记可知，作业题目有“试述数月来读书之经过及愿望”和“试将‘读书宜多读古书’条所列各书，分卷数、撰人、辑佚、板本四项制为简表”。现在还保留有当年学生的几本作业。
直至1951年，陈垣先生还在辅仁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当时改名“中国史学文选”，每周两次，每次两课时。从教学日记可见，教材选自《左传》、《公羊传》、《史记》、《汉书》等，作业包括点句。另外还有两页，详细记录每名学生点句错误次数及给予的分数，如有人错25处，得75分；有人错6处，得85分。全班42人，最高者85分，最低者65分。
对于陈垣先生来说，史学名著选读课主要是根据学生的程度和专业选择合适的教材，设计好作业，出好考试题；而史学名著评论课的准备工作则繁重得多。
关于史学名著评论课程的说明，现在留下来三份材料。第一份材料只是草稿，还未成文，但可以看出，他是想从才、学、识三方面给学生以教育。第二、第三份材料分别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和1946年初，只有细节的差别。1946年写的说明是：“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评。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以及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以为学者读史之先导。”
第二步就是按照设置本课程的目的编写教材。这份教材现在保存下来了。它开始于1929年，当时在燕京大学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有冯家昇、朱士嘉、邓嗣禹、赵丰田等13人。
关于这门课程的试题，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二十二份之多。从中可以知道，陈垣先生1936年在辅仁大学女院讲授本课时曾改名“史籍解题”。1938年1月陈垣先生出的试题是：“有《新唐书》何以《旧唐书》不能废？有《新旧唐书合钞》何以《新、旧唐书》仍不能废？试言其故。”“现在《旧五代史》之来历，及有何书可以校之，其校之之程序当如何？《宋史》史料何以独丰富？既丰富何以后人又嫌其缺略？试详言之。”
陈垣先生创设的这两门课，经过他多次讲授，以后又经学生的传承，现已定名为“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被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陈垣先生1930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得意弟子柴德庚先生在江苏师范学院也讲过这两门课（合而为一），他的讲义在他身后由学生整理出版，名为《史籍举要》，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多次获奖，影响很大。多次听过陈垣先生这门课程，也是柴的学生、老友的刘乃和先生说：“《史籍举要》，这个课是陈老首创的，而且是讲了许多年的，柴先生作为陈老的学生，曾多次听过这个课，后来他在陈老讲课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稍有增减，基本上都是陈老的内容。”启功先生也说：“这本《史籍举要》，原原本本是陈先生传授的。这书在柴先生身后出版，要是柴先生自己活着时出版，前面一定还有他原原本本的序，说老师如何耳提面命的教导他这门课程的经历。”饮水思源，如果陈垣先生天上有灵，得知他所首创的这两门课程产生这样良好的影响，他会十分欣慰。
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还开设了“史源学实习”（有时又名“清代史学考证法”）课。这门课既是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又是深刻的思想教育。陈垣先生在长期研究与教学的实践中，深感到应该培养史学系的学生熟练地掌握运用史料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曾经开过“史源学研究”课。但是，经过教学实践，他发觉光讲原则、理论，效果并不好，于是把课程改为“史源学实习”，让学生自己动手实习。方法是，选定一种近代史学名著作教材，指定段落，让学生找出文中人物及事实的出处（即史源），并进而检查原作在征引事实方面有无错误，写出考释。古人写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不注明出处的，要把他们所引史实的来源找出来，有时要费很大工夫。但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懂得了追寻史源的门径，将来自己从事研究、写作论文时，就知道应该怎样去搜集有关史料。特别是当学生发现，即使是名家大师，引用史实也有错误的时候，更会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并且警惕自己，不能轻信，更不应迷信，将来从事研究时，应该对史料反复核实，使根据正确。由于采取实习的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门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赵光贤回忆：“先生在（辅仁大学）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卷八前为经学内容，援庵先生不搞经学，遂从卷八开始）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的，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辞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这种加强学生实践的做法，非常利于学生通过翻阅史书，培养甄别、选择史料的能力。
为了选择好这门课程的教材，陈垣先生费了许多心血。首先要真正是名著，这样，学生通过实习，才能学到真本领，练好基本功。同时，他很重视教材的思想内容，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得其精神”。抗战期间，除《日知录》外，他又把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作为教材。全祖望这部文集，为明末清初东南地区许多抗清的英雄人物立传，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陈垣先生希望学生能从全祖望的著作中吸取精神力量，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民族气节。他自己在讲解和为学生写的范文中，又加以发挥。例如全祖望有一篇《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讨论的是济南究竟有没有刘豫墓的问题。他着重强调全祖望对刘豫这个汉奸的唾弃，以及对元好问为刘豫辩护的不满，同时还补充材料，说明刘豫的后人不愿提起自己与刘豫的关系。他的结语是：“人至为子孙所羞称，则亦已矣。有墓无墓，何辩焉？”这显然是对当时那些认敌为父的汉奸的警告和鄙视。在敌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在讲堂上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并写成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并要冒很大风险的。
陈垣先生愿意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与学生分享。这些经验，对初学历史的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陈垣先生强调，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篇文章。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写出来，放在抽屉里，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学术性文章没有时间性，多放些时间，过后拿出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如果觉得不满意，需要修改，这说明你有进步。如果经过几年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那说明你这篇文章可能站得住，然后再发表，或请师友们看看，提提意见，然后发表。文章不要怕改，甚至重写都可以，字句也要仔细推敲，一字不妥，不能放过。这些都是陈垣先生几十年史学研究的经验总结，便于学生们找到史学研究的门径。
1957年9月，与1906年在新会篁庄小学教书时的学生欧阳锦棠合影。
1961年5月，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座谈，介绍读书和治学经验。
二、教育方法
1.严要求
陈垣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一开始，有些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对他这种做法不理解，有埋怨、害怕的情绪。曾经在他创办的平民中学学习、后来长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那志良后来回忆道：“我在二年级时，陈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他不用课本，上课前一天，由教务处油印一篇他指定的古文，不加标点与小注，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便指定一个学生，立起来念，遇有读错的时候，他还指点一下，叫第二个人再读时，再读错了，他便开始批评了。两三个人读过之后，他便指定一个人讲解了，讲不对时，也要挨骂。他这种教法，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背地里都叫他‘老虎’。”但到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参加工作后，都体会到陈老师的严格要求使他们得益一辈子。
陈垣先生坚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并取得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坚信这种严格要求的必要性。1940年他在辅仁大学返校节的题词中说：“规矩严，功课紧，教授认真，学生在校时每不甚愿意也。及至毕业出世，所知所能者少，则又每咎学校规矩之不严，功课之不紧，教授之不认真，何也？语曰：书到用时方恨少；又曰：闲时不学临时悔。诸君皆过来人，能一告在校同学使毋贻后悔乎？”
第二，他不仅有批评，更有表扬和鼓励，并且以表扬为主。
第三，他对学生严格，对自己更是严格，所以得到学生的信服。他教学极端认真负责，不但认真备课，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和明确的教学要求，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甚至连板书的位置也有恰当安排，使坐在课室不同位置的学生都能看清楚。这样的教师，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他上课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辽金史专家的陈述，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学习期间曾听过他三门课。有一次，陈垣先生迟到了一刻钟。如果是别的老师出现这种情况，学生早就散堂了。因为他从不迟到，所以学生仍在耐心等待。他气喘喘地走进教室，首先向学生道歉。说今天因为给柯劭忞老先生送殡，参加完殡礼赶来学校时，又碰上和平门过火车（师大当时在和平门外的厂甸）耽误了时间。学生们无不为老师的负责、谦虚精神所感动，多年后仍记住他这唯一的一次迟到。
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在陈垣和他的学生身上得到了证明。
2.重方法
对于教师应当如何教好学生，启功先生曾将陈垣先生亲自传授的方法总结为九条：
一、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六、批改作业，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哈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是陈垣先生多年身体力行的经验，教师的教育方法对于学生的成才至关重要。
3.讲技巧
陈垣先生讲课非常注重技巧，他的讲课常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细节在多年后仍留在学生的记忆中，这就加强了他的教学效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和善于运用比喻有关。
他常给同学们讲“谭白菜”的故事。谭白菜是北京一家广东餐馆的名字，老板姓谭，以做白菜出名。白菜本来是北京最常见、最平民化的蔬菜，过去老百姓冬季吃菜主要是白菜当家。这家馆子独到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最普通、最常见的白菜做出与众不同的味道。他的方法说出来也并不复杂，就是把白菜的各个部分分开，根据他们的特点作不同的处理。菜帮是菜帮，菜叶是菜叶，即使是精华部分的菜心，也区别对待，有的烹炒，有的做汤，有的凉拌。他的要求极其严格，终于做白菜出了名。陈垣拿谭白菜的例子激励学生，做学问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有成就。
他是广东人，经常拿他从广东带到北京的红木家具作例子。这些红木桌椅，他使用了几十年，不但经久耐用，而且看起来就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不但是因为做工精细，而且打磨更费时日，木匠师傅把桌椅做成型以后，并不马上出手，而是一遍又一遍的打磨。陈垣以此为例，教导学生，写文章固然是为了发表，但又不能急于发表。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甚至要把它搁置一些时候，让它冷却沉淀，再回过来修改。他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短篇是一气呵成的以外，绝大多数都经过两三次甚至七八次修改。
“竭泽而渔”本来是同“杀鸡取卵”意思相近的一句成语，比喻只顾目前而不计长远，是一句贬语。但陈垣却反用这句成语来教育学生。他对学生说：我们南方人在池塘中养鱼，蓄满水后，投入鱼种。等到鱼长大可以出卖，就将池塘中的水放干。这时只要下到池底去捡鱼，一条也不会漏掉。做学问也要想方设法，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尽量搜集完备，一条不漏。这是研究的基础。
陈垣先生重视与学生的沟通，陈述先生回忆：“一般大学老师讲课，多属讲完就了。先生则鼓励同学们做练习、写札记，他热情指点、帮助，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凡到励耘书屋请教的，一般是个别指点，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谈论片刻后，随即个别垂问或解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愧是学不厌、教不倦的循循诱导，化雨春风。”这才是大师的风范。
三、得意门生
陈垣先生任教七十四年，任大学校长四十六年，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真可谓：“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他1962年为庆祝北师大成立六十周年所写诗的两句）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热爱学生，为祖国和社会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材，要写他与学生的关系，只能从中选择一些典型。
学术界有“陈门四学士”和“金童玉女”的说法。陈门四学士，亦称“陈门四翰林”，有时也称“南书房行走”。按年龄顺序，为余逊（余嘉锡之子、北大历史系教授），柴德赓（辅仁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启功（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余嘉锡之婿，北大中文系教授）四人。
所谓“南书房”，是指陈垣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三十二年）也是最后的住所兴化寺街五号的南院客房。此处住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进四合院。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文学院的这四位青年教师余、柴、启、周，经常去向陈垣先生请教，南院宽敞的南房就是师生们切磋学问的地方。还有人在陈垣的书中发现夹着他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四人的名字，于是“南书房行走”、“陈门四翰林”、“陈门四学士”的名称就传开了。
所谓“金童玉女”，“金童”指柴德赓，“玉女”指刘乃和。
1.柴德庚
1947年岁末，与柴德赓、启功、刘乃和在什刹海。
1961年2月，与陈述在励耘书屋论学。
柴德赓，1929年慕陈垣先生之名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当时陈垣任史学系主任，并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柴的学识很快引起了陈垣先生的注意，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上，写了一条批语：“十九年（1930）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其中第一人就是柴德赓。从此以后，陈垣先生就对柴重点培养。柴的经济比较困难，柴还在师大学习期间，陈垣先生就把他介绍到辅仁附中教书，后来又聘他到辅仁大学任教。陈垣先生写好文章，就请他提意见，挑毛病，也是培养、锻炼他的一种方法。如柴保留一封陈垣给他和辅仁另一位教师储皖峰的短函说：“附录一篇，已托皖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至以为感。”当时，陈垣先生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师，而柴还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教师，陈垣先生的态度是这样诚恳、谦虚，令柴十分感动。后来陈垣先生又把他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写的讲稿交给柴，让他继续讲授这门功课。柴逝世后，他的学生把柴的讲课笔记整理成《史籍举要》一书，屡获大奖，这其中凝聚了陈垣多年的心血。1943年底，陈垣计划同柴一起离开沦陷区的北平到大后方。临行前，派驻辅仁的教会代表雷冕（德国神父）苦苦哀求陈垣留下。陈垣先生考虑到，如果他一走，辅仁大学很难维持下去，而数千名不愿在敌伪注册的学校教书、读书的师生将面临失业、失学，只好勉强留下，与柴泣别。柴一家辗转到了四川江津，柴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虽然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初期，双方通讯困难，但是现在还能在陈垣先生与长子乐素的家书中，找到一些反映陈柴师生情谊的珍贵资料。
当时陈垣长子乐素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授。家书中提到的（陈）潜是陈垣先生的次女，在重庆工作。陈垣先生从1945年5月至1946年7月期间，有9封家书都提到了柴。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六月卅日曾复伊二月九日来函，由潜夫妇转，未知渠收到否，余极愿他回辅仁也。……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1945年10月7日。“青兄”指柴，柴字青峰）
《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见可告我。……“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也。（1945年12月3日）
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1946年3月25日。当时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解散，所以说“殊可念”）
这些家书中所反映的陈垣先生对柴的感情与评价，没有任何的夸张与掩饰，是最真实的想法。“他能知我心也”，陈垣视柴为知己，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最高评价。
1946年秋，柴德赓回辅仁大学，是陈垣先生护校、改革的得力助手。1955年，为支持地方高等学校，柴被调至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任系主任，与陈垣先生通信不断。1956年3月，柴致函陈垣先生，说：“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陈回信说：“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起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尊重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陈垣先生写信极少用白话文，这是难得的一篇。这封信的文字幽默温馨，反映了师生间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它的丰富内涵。“书斋胡同”和“半夜提灯入书库”的“本事”，需要作些解释：陈垣先生的书库，在兴化寺街5号后院的三间西厢房。他藏书达四万余册，绝大部分是线装书。书都码在书箱上，一个书架上放两或三个书箱。书多房不大，所以两排书架之间的距离很窄，陈垣戏称之为“胡同”。他对自己藏书的位置十分熟悉，要查某一部书，常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百无一失。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柴远在苏州，担心老师在研究中想起一个问题，急于查书解决，半夜也要提灯入库，所以苦心相劝。老师的复信则是对学生的真切感谢。师生之间真可以说是情真意切。1964年，陈垣先生主持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校点工作，特别把柴借调回北京协助工作。“文革”开始后，柴被“造反派”勒令回苏州接受批判，1970年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据说，心脏病最忌激动、过劳、过饱。这天，柴拉车劳动了一天，非常疲劳，又得到宣布“解放”的消息，兴奋得饱餐一顿，结果猝死，享年不过六十二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实在可惜！
1963年3月，与柴德赓、刘乃和讨论整理、点校新旧五代史工作。
1965年6月，与柴德赓（坐者）、赖家度、许大龄、刘乃和等合影。
2.启功
启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但他自幼家境困难，中学都没有毕业。1933年傅增湘先生将启功介绍给陈垣先生，陈垣很赏识他的才学，认为启功写作俱佳。傅增湘先生曾对启功说：“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启功记着傅先生的嘱咐，去见陈先生。可是初次见面，启功觉得陈垣先生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才使得启功心里的一扇窗打开了。
陈垣先生先是把启功推荐到辅仁附中当教师。后来附中校长以学历不够为由将他解聘，陈垣又把他推荐到辅仁大学任教。数十年来，从做人、做学问、教书，耳提面命，悉心培养，启功也不负师恩，在学术和书画上取得很大成就，两人演绎了一段可以留传后世的师生情。
曾经有一位辅仁大学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科室。启功向陈垣先生提及此事，陈先生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陈垣先生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启功立刻告辞，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的好意，并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
1963年，启功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去请陈垣先生题签。先生非常高兴，问启功：“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答曰：“这是第一本。”又对此书问了一些问题，忽然问启功：“你今年多大岁数了？”答曰：“五十一岁。”陈垣先生即历数戴东原只五十四，全谢山五十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这充分体现了陈垣先生希望启功能够早日成为大学问家的期望。
1969年11月，与启功、刘乃和合影。
1970年11月，与启功合影。
1964、1965年间，启功请陈垣先生为其新书题签。这时陈垣先生生病了，禁不得劳累。但看见启功手里的这一叠稿子，非要看不可。启功知道陈垣先生如果看完那几万字，身体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词说还要修改，改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启功说还有一本杂文，也求题签。陈垣先生此时已不太能多谈话，启功就到旁边房间等待。不多时间，秘书举着一叠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启功真喜出望外，怎能这样快呢？这是因为陈垣先生看到学生们取得了成绩是非常高兴与兴奋的。
启功对待陈垣先生特别尊重，真有“师生同父子”的感觉。他是满族人，每年过年都要来给陈垣先生拜年，而且要行大礼。一年春节，我正好碰到启功先生毕恭毕敬地给陈垣先生磕头拜年，那情景真令人感动。陈垣先生逝世后，启功先生一直牢记老师的恩情。在陈垣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启功先生写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文章，他说，他写这篇文章是用心在写。可见，他与老师的感情有多么深。近年来，他得知我们正在编《陈垣全集》，非常高兴，每次见面，都要询问《陈垣全集》的进展情况，并欣然同意为《陈垣全集》作序、题签。非常遗憾的是，启功先生没能看到《陈垣全集》的出版，但他对老师的那份真情实感，却让我们每一位陈垣先生的后人感动。
3.方豪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州人。历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台湾大学教授。曾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天主教名誉主教。主要从事宋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研究。
方豪作为陈垣先生的学生，他的经历与常人不同，他是在修道院里通过给陈垣先生写信来求教问题的，而且这个过程完全是不能公开的，因为修道院禁止与外界通信，方豪的学习过程可谓“偷学”。方豪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回忆说：“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陈先生的通信，很显然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但我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往返信件，即由他代为偷送。”《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入方豪与陈垣的通信39通，从中可见这位修道院中的学生对陈垣先生学问的崇敬。由于不能自由、经常通信，方豪给陈垣先生的信，有很多都是写得比较长的，其中多是讨教问题及汇报学习心得。1927年2月的信中，方豪将一篇谈到开封犹太教的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寄给陈垣先生。陈垣在回信中写道：“所译拉丁文论犹太教一段，具见用功，唯原文材料，悉译自弘治、正德及康熙二年碑，不如仍求之汉文原本为愈。”陈垣先生既肯定了方豪的用功，更指明了如何做好宗教史文献研究。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中说：“北平使我向往的原因之一，是北平辅仁大学。辅仁成立之年，我17岁，在此之前，我已和当时呼吁在华北创办天主教大学的马相伯、英敛之，以及后来担任校长的陈援庵先生，通讯讨论教史和教会文献等。”在《方豪自定稿补》中说：“我并未在国内大学读书，亦未曾留学国外，但我师事的当代史学大师却不少，陈援庵先生（垣）通信讨论达20余年，启迪最多。”可见，方豪对远在北平、长期不能当面请教问题的老师陈垣先生的尊重与爱戴。
学术界对方豪是陈垣先生弟子的身份也是公认的。陈述在《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与教学——纪念陈援庵老师诞辰110周年》一文中说：方豪由研究教史、教籍而研究中西交通史，深受援庵的学术影响，还在浙江大学开设“中西交通史”课程，“以天主教神甫成为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完全是在先生直接鼓励、诱导下成才的。”牟润孙在《悼亡友方杰人——陈援庵先生与方豪》一文中说：“杰人出身于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学是由于与老师陈援庵先生通信的关系。修道院的修士本不能与外人通信，他为了热心求学问难，偷着给援庵老师写信，才引导他走上治中国史学的路，极为难能可贵。杰人念念不忘援老。”
方豪始终牢记陈垣先生的教诲，按照陈垣先生教授的治学方法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不忘师恩，抗战胜利后，写有《爱国史家陈援庵先生》一文，称赞陈垣先生是爱国史家。陈垣先生逝世后，方豪在台湾撰《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以纪念恩师，而《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公布他与陈垣先生来往书札，数度在海外讲述陈垣史学。虽然只是陈垣先生的私淑弟子，但方豪时刻牢记陈先生的引领之恩，并努力将援庵史学发扬光大。
4.陈述
陈述，字玉书，生于1911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旧两种中学学制并行。他上的是旧制中学，四年毕业，可考大学预科。预科两年，相当于高中。1929年，他初中毕业，可以报考大学预科。当时北平有名的大学史学系有四家。两家在城外：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家在城内：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陈述先后报考北大和师大，都被录取了。陈垣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校长，辅仁创办不久，规模还小。当时他还兼任师大史学系主任，陈述久慕陈垣先生之名，就上了师大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史学系。
陈述读本科时，陈垣先生已不兼任师大史学系主任，但还是教授。每周讲两小时的《史源学研究》，还有《史学名著评论》等。陈述在师大学习期间，写了《金史氏族表》一文，交给陈垣先生。
当时陈垣先生与胡适、陈寅恪先生以及钢和泰大约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学术，然后聚餐，轮流做东。在一次聚会中，陈垣先生把《金史氏族表》交给寅恪先生看，问他：“你看作者有多大年纪？”寅恪先生说：“起码四十。”又问他：“你看有什么问题？”寅恪先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很好。”陈垣先生才告诉他：“他是我的学生，今年才二十出头。”寅恪先生说：“让他跟我见见面。”在陈寅恪先生见过陈述之后，对这位年轻人予以肯定。之后，傅斯年先生也表示对陈述的赞赏。《金史氏族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陈述同时得到了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机会。
史语所1935年底从北平迁至南京。1935年12月22日陈述致信陈垣先生，这封信传达了四点信息：第一，陈垣先生对陈述，不仅在课堂上讲授，还有课下指点。第二，陈垣先生曾告诫学生要防止“著论之轻心”。第三，他还指示学生，做史学论文一定要在“材料、见识、组织”三方面下工夫。第四，他反对那些脱离历史实际的无根之论的“史论”。不久，陈垣先生就写了附有赠诗的回信。他知道陈述在研究道路上已经跨过“无知无畏”的境界，感到欣慰。但为了防止学生走上另一个极端，“多所顾忌”，又鼓励陈述要胆大心细，要保存“少年人气象”，并作诗一首：“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这首七绝的前两句是说不同师承（也可以说是不同学派）在学术上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不要轻易下谁是谁非的结论。后两句的东塾，是陈澧（1810—1882）的号；东壁，则是《考信录》作者崔述（1740—1816）的号。“东塾讥东壁”，指陈澧对《考信录》的批语。陈澧是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人，崔述是河北魏县人，崔比陈年长70岁。两人都是清代有成就的学者，所以诗中称之为“南强”、“北强”。陈垣先生的意思是，不能因为陈澧对崔述有所批评，就认为陈一定胜过崔。更何况超越前辈，是后来者应尽之责。陈述是河北乐亭人，与崔述可说是大同乡，诗中也包含有鼓励之意。陈述不负老师的期望，卓然成家，是辽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自此以后，师生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学校、机构工作，但一直保持联系。陈述有新作，都工楷抄录一份送给老师审阅。陈垣先生1971年去世以后，陈述写过多篇怀念老师的文章。
陈垣先生写诗不多，生前发表的更少。他的诗多带史家的特点，别有情趣。20世纪60年代，进入耄耋之年的陈垣先生曾整理过自己的诗稿，上面提到的那首七绝也在其中。原诗无题，他先加的标题是《示陈述》，后改为《示门人》；还把诗中的“费评量”改为“费衡量”；再加上一条注文：“余藏有陈东塾批《崔东壁遗书》”。此诗已收入《陈垣全集》。
5.刘乃和
刘乃和，河北武清人（现划归天津市），1918年生于北京，比陈垣小三十八岁。她的外祖父名徐坊，在1910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开办时，与缪荃孙分任正、副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正、副馆长。
1939年，刘乃和二十一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1943年毕业，又考上陈垣的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并担任陈垣先生的助手，一直到1971年陈垣先生逝世，历时二十四年。这期间，她由助教升为副教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1952年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师大党委正式指定刘乃和为校长秘书，兼顾校长的生活。刘乃和不仅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忘年知己，也是他晚年得力的助手。
刘乃和在陈垣先生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他的学生兼助手的特殊身份确定的。
陈垣先生生前的学生成千上万，如前面介绍的柴德赓、启功等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经常在他身边帮助、照顾他。陈垣先生原先也有过几位助手，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福建人樊守执，1920年曾协助陈垣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1924年又曾受陈垣先生委托，在福州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经碑，并自称“受业”。但他们同陈垣的关系，有似主宾，不带有感情的色彩。
刘乃和与他们不同，她是由学生而成为助手，长期以来，主要工作就是为他当助手。同时，又不断得到他的教导，手把手地教，持续当他的学生。
刘乃和作为助手，工作尽职尽责尽心，她对陈垣先生的帮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学术方面。刘乃和虽然从1939年就入辅仁史学系，但她真正能从学术方面协助陈垣先生，是在研究生后期，特别是工作以后。她回忆道：“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一次我带着论文的问题到他家去请教。问题谈完，他忽然从书房拿出当时正在撰写的《通鉴胡注表微》的一章，让我带回家细细阅读，给他提意见。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后来，我作为他的助手，这样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凡是撰写文章或修订旧著，总是希望我能替他提出问题，甚至在写作前就研究商讨。”文中所说让他对《通鉴胡注表微》的一章提意见，大约是1945年。《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的一部专著，完成于1946年，当时他已六十六岁。几次在家书中说：“我近来老得厉害，预备印完《通鉴胡注表微》后即须暂停工作。”“新战线尚未开辟，将军老矣。”综观陈垣先生的学术人生，《通鉴胡注表微》是他创作的高峰，此后由于年龄的关系，已没有长篇著述。所以，刘乃和对他在学术上的帮助，主要表现在：（1）协助陈垣先生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以后发表的论文，如收集资料等，但为数不多。（2）修订旧著。新中国成立以前，陈垣先生的专著大部分是木刻，收入《励耘书屋丛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八种修订排印出版。修订工作包括加标点符号，修改个别文字，核对出处，看校样等。在这方面刘乃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3）《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
其次是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即使是学术工作，也有许多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找工人，选纸张，联系出版社等。陈垣先生作为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要出席许多会议，发表讲话，批阅文件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工作，是由刘乃和协助完成的，使陈垣先生减轻了许多负担和繁杂事务的困扰。但是，大政方针、关键问题，都是陈垣先生自己最后拍板的。
第三，是生活方面的照顾。本来，助手和秘书主要是在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在生活方面，陈垣先生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龄，做饭、洗衣等等有保姆，应该是无需他人插手的。但是，就在刘乃和由研究生成为陈垣先生助手的前后，陈垣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深，两人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两人分居。徐夫人搬出兴化寺街五号。儿子仲益虽在北京，也不在一起居住。陈垣先生胞弟的三个子女陈振基、陈雪白、陈雪娴曾经住在东厢房里几年。但他们都在大学念书，不可能太多照顾陈垣。刘乃和作为学生与助手，又是单身，于是越来越多地进入陈垣先生的生活领域。两人有共同语言，相处非常融洽。新中国成立后，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北师大党委决定刘乃和兼顾陈垣先生的生活，并让她住进兴化寺街五号，以便就近照顾。同时，还为陈垣先生配备了一名公务员，一名专职护士（男性）。可以说，陈垣先生的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的生活是比较安定、平静，心情比较舒畅，其中有刘乃和的一份功劳。
当然，帮助是相互的，感情不是单行道，陈垣先生对刘乃和的帮助和回报更是巨大的。首先是在学术上对她进行了耳提面命的教导，严格的训练，手把手的教育，使她得以长期亲炙这位大师。世上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刘乃和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精心修改。刘乃和的第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励耘承学录》，她在自序中说，集中文字，“在陈先生1971年逝世以前所写，都是经他亲自指导或修改。其中《三国演义史征缘起》和《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二文，都是我初学写作时，在他具体帮助下写成，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对我学术成长的关心及所倾注的心血”。陈垣先生还给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没有的待遇，这就是亲手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原来，陈垣先生的每种论著，凡是得到过他人（不论是前辈，还是学生）提供过资料，或是提过意见，他必定在文中说明，表示感谢。但是，对于刘乃和，他的道谢，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史讳举例》和《通鉴胡注表微》中。《史讳举例》是陈垣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28年的《燕京学报》，1933年他又用木刻出版，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的一种。1958年，修订后交由科学出版社两次排印出版。陈垣在1956年12月写了“重印后记”，说：“是书为1928年纪念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而作，当时急于成书，引书概未注卷数，引文又未加引号，读者以为憾。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陈垣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陈垣先生自己也多次校过这本书，“乃和按”等等的小条，有许多也是陈垣先生亲自起草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通鉴胡注表微》于新中国成立后重排时，陈垣先生在1957年4月写的《重印后记》中也特别声明：“标点符号，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多靠刘乃和同志，特此附记。”
1990年11月，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时，刘乃和伫足陈垣旧居，赋诗一首：“伫足兴化寺，励耘旧书房。登堂思立雪，入室忆华章。从师三十载，往事最难忘。品德人争颂，诗书继世长。适逢百十寿，挥毫代举觞。以史鉴今日，陈学正宏扬。”
陈垣先生很少写诗，更少发表。现在选录同刘乃和有关的几首：
佛 堂
佛堂数载乐无穷，论古谈今日不空。史学共推钱竹老，法书独爱米南宫。
王爷佛堂为地名，刘乃和一家居住于此。她父亲喜书法，家中有大桌和现成笔墨。陈垣先生要写大字，就到她家去，并同刘的母亲（徐坊的女儿）话旧。此诗约作于抗战胜利之后。
西苑
三日不相见，如同几度春。迢迢西苑路，难阻有心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到华北革大学习，有的经过学习后分配工作，有的带职学习。刘当时是带职学习。陈垣先生不但替她代授一学期“大一国文”课（否则要扣工资），还曾同柴德赓、启功和刘乃和的弟弟乃崇一起到革大去探望过她。这首诗就是记述当时心情的。
重庆温泉
何事最难忘，南泉游泳场。与君行乐处，一日九回肠。
1951年5月，陈垣先生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并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团长。他已七十一岁，在当时已算是高龄。刘乃和与张乃社作为助手随行，这首诗记途经重庆休整时情况。
为乃和文发表
病中久候无佳讯，佳讯如今不用求。一纸文章传日下，姓名喜并外庐侯。
1962年9月以后，陈垣先生曾多次入院治病，这是住院期间所写的诗，表达见刘文发表的欣喜之情。详细时间待查，与侯外庐文章同时发表。
1963年10月，陈垣先生在医院，给刘乃和写过两封短信。一封是交代工作的，另一封说：“来信说‘下午在兴化，晚间不走，’我看错‘晚间不是’，到六点半才看清楚是晚间不‘走’，真系好笑。既然不是，何以又叫人带东西回去，总想不通。再细看，原来是‘不走’，不是‘不是’，为之一笑。不是‘不是’，原来是‘不走’，走与是，老眼看花了。十月十四下午六时半。‘下午在兴化，晚间不是’，此语今日适用。十月十五日。”“兴化”指陈垣住处兴化寺街五号。这封短信的语气，反映两人的感情。
1970年1月，与前来探望的卞孝萱、史树青、刘乃和合影。
陈垣先生逝世于1971年，当年刘乃和五十三岁，还是未婚，一位多年的老同学，曾向她求婚，说我把铺盖搬来你家，我们一起过，就算成家了。被她拒绝了。不久，她与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尹德馨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便分手了。
陈垣先生逝世后，刘乃和对陈垣的学术道路、成就贡献及励耘精神，继续总结、宣传，作出了贡献。
1998年，刘乃和以八十高龄病逝。她的去世，也带走了与陈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为永远的秘密了，只有他们两人才能解开。但已经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