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学成才的大史学家
陈垣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大师，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他在历史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独创性的工作。他是宗教史的权威之一，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我国流传的历史都有深刻的研究，还有许多关于道教史、犹太教史、火祆教史、摩尼教史的著作。他对历史学的一些辅助学科，如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作了总结性的工作。在断代史方面，他对五代、宋、元、明、清史，特别是元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科学态度异常严谨的三百余万字的史学著作（包括尚未发表的一百余万字）。但是，陈垣先生却是一位没有家学、没有师承、自学成才、土生土长的大史学家。
1.不喜八股的前清廪生
陈垣先生五岁时跟随父亲从新会到广州读私塾，开始读四书五经，一直到十四岁，接受的是传统儒家的启蒙教育。跟别人不同的是，他十二岁时偶尔发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渐渐按着《书目答问》所开的书目，找自己喜欢的书去买来看。他父亲对他读书非常支持，后来花了一百多两银子给他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只要他愿意读书，都毫不吝啬。陈垣先生十三岁时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又读了两三遍。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而言，这样关注这本书是不平常的，他看了以后眼界大开，知道除了私塾里面学的儒家经典以外，还有这么多书，特别是史学方面的书，所以他开始不满足于私塾教育了，读自己喜欢的书。他后来回忆，他的长辈有的人觉得他怎么不好好读儒家经典，而去读其他一些书，但他的父亲是一直支持他的。
1897年，陈垣先生十七岁。这一年他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因为当时顺天乡试录取的名额比较高，援庵先生的父亲花钱给他买了一个监生的资格，所以他就跳过了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考试。大家都认为他读书多，考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陈垣先生不受八股文格式的约束，考官认为他的试卷不合程式，结果是名落孙山了。回广东后，他发奋学习八股文。他买到前十科乡试、会试中榜者的试卷，认真研究，从中挑选出他认为写得不错的考卷，作为练习样板，经常练习写作八股文。同时，他在一个私塾里当老师，经济上独立，不让家里再贴补了。就这样过了三年，他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得了一个廪生的资格。后来陈垣先生填写学历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前清廪生。同年，陈垣先生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这次考试，他仍未能考中，但有一件事使他彻底失去了对科举的兴趣。原来，此次考试前曾有一位广东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写作快，就答应了。考试时，他就写了两篇文章，给了同乡一篇。可是到了发榜的时候，同乡因他作的文章而中了举人，陈垣先生自己却又一次考场落败了。他后来回忆说：给别人写的那篇文章，根本没下工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却是动了脑筋，下了工夫的。看来自己与那个世道不合啊！从此，陈垣先生放弃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仕进之路。
1948年11月填寄中央研究院略历底稿，学历一栏填“前清廪生”。
1906年的一期《时事画报》。陈垣先生当时负责报中文字部分。
2.由医入史
在放弃了科举仕进的道路后，陈垣先生曾经进入医学校学习西医，这段经历对日后他从事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出身于中药材商人的陈垣先生为什么会去学西医呢？1906年，他的父亲患膀胱结石症，发作时非常痛苦。中医多方医治无效，于是入住广州博济医院施行手术，终于治愈，取出一块如鸡蛋大的结石。这件事促使他学习西医，于次年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自此陈垣先生再不求中医治疗，直至晚年在家人的劝说下，才勉强服一些中药。
（1）自己发给自己的毕业文凭
一些受过陈垣多年教育、和他接触较多的学生，都见过陈垣的一张毕业文凭，签发者中赫然也有他的名字。这张自己发给自己的毕业文凭，蕴涵着他一生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张文凭一尺有余，四周画有龙旗，显然是清代的物件。原来这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毕业文凭。
1907年，陈垣先生在广州振德中学任教，不久以后，他进博济医学堂学习。他“当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状态，一定要使科学发达起来”，他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职业。但后来又因不满校方对中国员生的歧视而愤然退学，于1909年与友人创办光华医社、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和光华医院。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创办医院和医校，是为了与列强争医权、争医学教育权。1909年3月，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高等学校。陈垣作为该校的创办人之一，从博济医学堂退学，进入光华医校三年级作插班生，因此也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陈垣先生以优异成绩在光华医校毕业。毕业时，他已被推举为学校的董事之一，所以在毕业文凭中，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和其他董事一起，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段轶闻。
（2）瓷制的骷髅模型
如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你走进陈垣的客厅，你会在书架上发现一具晶莹剔透的瓷制骷髅模型。如果你进而把这具模型当做话题，主人会告诉你，骷髅两边那双蝴蝶骨是最美丽的图案，头骨上由线条与缺陷造成的曲线，是造物主最大的创作。他还会得意的告诉你，学生物解剖时，需要精密谨严的科学方法。
这位史学大师对生物学表现出如此的兴趣，是同他曾经学医、教医有关的。
1910年他从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解剖学、细菌学等课程。
他讲课注意直观教学，在教解剖学时，为了使学生易于理解，在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教学挂图的情况下，他就自己动手画挂图，他还经常带学生到广州郊区的乱坟中去捡拾散落的骨骼，回来洗净拼合，作为教具。学生经过这样的教学和实践，得到扎实的知识。
1908年和1910年，他先后发表了《王勋臣像题词》和《中国解剖学史料》两篇关于中国解剖学史的奠基性文章。他在1908年《医学卫生报》第二期发表的《王勋臣像题词》，一开头就指出：“吾国解剖学最古”，在《灵枢》的《经水》篇中已有解剖的记载；但后来由于“以戮尸为虐政”，“医术昔又侪于贱技”，解剖学衰落了。直到清代的王清任（勋臣）才发觉古医籍的错误，指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处处矛盾。“乃发愤著书，求丛冢露脏之小儿，观菜市刑剐之逆犯，为《医林改错》二卷”。陈垣先生热烈赞扬王清任“局处于数千年学说之下，而能为是反古之言，譬之于儒，则黄梨洲之俦也……使吾国医林尽效先生乎，则吾国医学何至不竞如是！”在这篇文章中，陈垣先生既讲了历史，又联系到现实；从医学谈起，最终引导人们要打破对数千年学说之迷信。《中国解剖学史料》则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解剖学的历史，一方面宣扬了先人的优良传统，同时警醒今人，不能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在文章结尾大声疾呼：“吾今记述其祖若宗开国之雄烈，黄帝子孙，有能来言恢复乎，吾将执大刀劈斧从其后！”
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录。为1910年第一届毕业生六人之一。
1912年在广州出版的《中国同盟会杂志》，上载陈援庵为广东支部评议员。
1913年他到北京定居以后，没有再从事医学，但青年时期这一段学医、教医、从医的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他在一封家书中说道：“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一方面是知道怎样保持健康，“身体少病”；另一方面则是从医学中得到许多从事史学研究的借鉴。他说：“近20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这里虽然有自谦的意思，但医学确实给了他一把分析历史的解剖刀。
3.失望政治，进军学术
1904年，陈垣先生与友人潘达微、高剑父等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并负责报中文字，积极参加了1905年因美国政府颁布《华工禁例》、继续执行迫害华工政策而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同时撰文宣传反对清朝政府。民国成立后，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众议员，于1913年从广州到北京定居，此后除了偶尔回广东，基本上就在北京活动，他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
到北京以后，一方面，他充分利用北京藏书丰富这个有利条件，读了许多在广州读不到的书。他在一张纸条上曾这样写道：“在粤遍找十年无有者，《上谕八旗》及《旗务议覆》，均入京后才得之。”特别是1915年从承德移储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这对他日后的史学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另一方面，他结识了交通系的梁士诒，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从1914年以后，他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先生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次长，代理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当时鲁迅也在教育部任佥事，两人还有一段同事之谊。
陈垣先生原以为，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国家会逐渐富强起来。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特别是他担任政治职务的经历，逐步打破了他的幻想。“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1912年5月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仁与孙中山先生合影。三排左起第一人为陈垣。
1912年10月参选众议员时摄于广州。
1913年3月当选为众议员后摄于北京。
1916年8月国会恢复后留影。
1920年4月梁士诒题词。
现在还保存的一张梁士诒的题词，是陈垣先生当年极力想摆脱政治，潜心著述的见证。1919年，他写了《浙西李之藻传》，校阅了《辩学遗牍》和《大西利先生行迹》，并将三篇汇刻出版。梁士诒在合刊本上题道：“去夏游静宜园，曾以所购《元也里可温考》赠援庵。昨游园，复得此书。援庵撰述甚伙，人将爱之，诒将哀之，因袭近人诗赠之曰：销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是耶？非耶？民九，四月二十七日士诒记。”显然，梁士诒对他从事学术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这是在故纸堆中销磨锐气。但他终于还是脱离了梁士诒，脱离了当时的政界，献身于祖国的史学。他自己后来也曾在家信中回忆说：“照相寄汝，此余与三水（指梁士诒，梁为广东三水人）一段因缘。三水不喜人读书，所以不能久处。然在今日思之，当时若随三水不去，亦不过如刘铁城等，多找几个钱而已，孰与今日所就之多也！为之一叹。”
1917年发表的《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先生第一部正式的史学著作，发表后立即引起中日学术界的重视。20年代以后，陈垣先生逐步转入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名誉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
二、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
陈垣先生是一位世界级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与王国维先生齐名，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是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奠基人或集大成者。此节，我将以时间为线索勾勒陈垣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1.成就大师的二十年创作
从191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是陈垣先生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宗教史
1917年，陈垣先生发表了《元也里可温考》，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他的史学生涯的正式开始。这虽然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但一发表就引起了中日史学界的重视，从此以后，他的史学著作像打开了闸门的滔滔江水，源源不断。
他的第一篇论文所以选择《元也里可温考》这个题目，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他写成这篇论文所花费的时间也不长。但是，这篇论文能够取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多年辛勤积累的结果。
1917年春天，陈垣先生准备写一部中国基督教史，到处收集明末中国基督教书籍。他后来看到英华的《言善录》，知道作者藏有这类书籍，因此前去借阅。英华，字敛之，号万松野人，是一位爱国的天主教人士，当时正在香山静宜园主持辅仁社。陈垣先生去访问英华的时候，英华不但“倾筐倒箧”，将自己所藏的全部基督教书籍供他阅读，而且把辅仁社正在讨论的问题提出来同他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先生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叩其端绪，偶有所触，归而发篋陈书，钩稽旬日，得左证若干条，益以辅仁社诸子所得，比事属词，都为一卷，以报先生。”就是说，仅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写成第一稿，并在五月份付印出版。到八月份，由于“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于是作重大补充修改后再版印行，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为什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给陈垣先生带来学术上的声誉呢？因为它是一篇从现代意义来说真正的科学论文，而在1917年的中国史学界，这样的论文犹如凤毛麟角。它的出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元史》中，多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名词。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五六百年来无人知晓，也无人去探究。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刘文淇才指出也里可温就是基督教；光绪年间，洪钧根据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才证明蒙古人所以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是仿效阿拉伯人。但他们都语焉不详。陈垣先生在《元也里可温考》一文中，搜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丰富的汉文史料，对它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沉埋了六七百年的元代基督教的情况，方才大白于世。这篇文章的发表，也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宗教史的研究。我国宗教信仰有长久的历史，有关宗教的古籍也不少，但把宗教作为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对象，应该说是到这时才正式开始的。这篇文章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它的特点。他使用了许多过去很少为人重视的史料，例如被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昀讥为“兼杂方言俗语，体例瞀乱”的《元典章》，像《至顺镇江志》这样的地方志，以及被顾炎武称为“文极鄙俚”、“可发一笑”的元代白话圣旨碑，等等。
《元也里可温考》发表以后，陈垣先生逐步转入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
陈垣先生研究宗教史，一开始就有一个大的设想，即同时研究各种宗教，而不把自己的对象局限在一种宗教上。在《元也里可温考》之后，他在1918年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考察了北魏时佛教流传的情况；1919年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这是关于中国犹太教的专著；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国考》，1923年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是关于两种古代宗教的系统论述；1924年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收集了自汉至明有关道教碑文一千三百余种，是一部系统的道教史资料集；1927年的《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是他多年研究伊斯兰教史的一个简短的总结。这样多头并进，费力较大，也不容易很快出成果，但由于他掌握了各种宗教的情况，就可以互相比较，有些材料也可以互相沟通，这样，他对每一种个别宗教的研究就能比较深入。例如，关于摩尼教，王国维以及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都有过论述，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不上陈垣先生的《摩尼教入中国考》。
1917年8月在北京香山静宜园韵琴轩前摄影。（下图）中坐者为陈垣，右为英华（敛之）及夫人。（左上图为照片局部）
第一篇学术著作《元也里可温考》封面。有作者1934年至1964年题记。
1918年重阳节摄于山西云冈，回京后写成《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火祆入中国考》稿封面，有作者题记。
《摩尼教入中国考》稿封面，有作者题记。
陈垣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着重研究它的流传以及与政治、文化、经济的关系，而不研究它的教义。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基督教，但在研究中绝不厚此薄彼。他当时还没有接触马列主义，还不可能对宗教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而是认为“在人类烦恼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因此对任何宗教都有好感”；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他总是力求使他的叙述符合历史事实，材料搜罗齐全，所以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宗教史著作。
（2）元史
元朝的历史虽然不到百年，但在元朝的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封建大帝国。当时，不但东西方的交流非常频繁，而且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也超过了以往许多朝代。这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也许是在写作《元也里可温考》时受到启发，陈垣先生在1924年又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这部近十万字的专著在国内外都得到很高的评价。日本研究东西方关系史的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发表专文加以评价，盛赞陈垣先生“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观其目录，则可知著者之论文，对于西域人华化之问题，为如何彻底的研究考覈矣。观其绪论，先限定西域之范围，以解释华化之意义，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中国学者所不经见。又如以介绍元以前西域人华化之事实为研究之前提，更可见著者研究之方法周到也。其本论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覈，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去年，智超以多年收集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不同时期稿本和版本为基础，编著并出版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一书，书中客观揭示了陈垣先生如何对这部作品精雕细琢，反复修订的事实，同时更反映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该书都受到学界重视，说明它的学术价值之大。
1931年，陈垣先生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是研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但因为它“兼杂方言俗语”，《四库全书》竟不予收入。清末沈家本才把它雕版印行，但错误极多。早在光绪末年，年轻的陈垣先生在广州巴陵方氏（功惠）处读到《元典章》的旧抄本，就为它的高度史料价值所吸引。二十多年中，他搜集了几种《元典章》的刻本和抄本。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斋宫发现了一部元朝刻本的《元典章》，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刻本。当时虽然准备把它影印，但议论了很久，总是没有实行。于是他从1930年5月开始，同几个学生在寿安宫用这部元刻本的《元典章》对校沈家本刻本。这是一件很枯燥的工作，但陈垣先生乐此不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整整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把它校完。然后又用其他几种版本互校，总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的各种错误一万二千多条，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有了这部《校补》，研究者等于有了一部比元刻本更好的《元典章》，因为元刻本也有错误。而陈垣先生通过这次校补工作，搜集到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校勘学的例证。
两年之后，他又写成《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这部著作分量不大，但作者下的工夫很深。多年来，他搜集了《元秘史》（正确的译名应是《蒙古秘史》）的各种版本，考察了它的源流，断定了它由蒙语译为汉语的年代，并对它的译音用字作了细致的分析，找出了它的规律。他搜集和编制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最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压缩为一万多字的著作。我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冯承钧非常佩服他的“用力之勤”及“别人所无的细密方法”。
（3）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各个分支
考据学盛于清代乾嘉时期，它的特点是运用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金石学等知识，考查古籍中记载的人物、事件、年代、地点以及文献本身是否准确、真实。陈垣先生非常钦佩乾嘉学派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同时他也特别重视考据学知识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考据学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史学研究向前推进的基础。陈垣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运用考据学方法，尤其在校勘学、历史年代学和避讳学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校勘学
校勘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陈垣先生曾说过：“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因此，他在各大学曾开设校勘学的课程。他利用校勘沈刻本《元典章》所发现的一万余条错误，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一千余条，加以分析归纳，总结出四十二种误例，也就是刊刻、传抄书籍中造成错误的四十二种原因。其中有的是“古籍窜乱通弊”，即共同性、普遍性的原因，例如因字形近似而误，把“老成”误成“考成”，“止是”误为“正是”等；有的是“一代语言特例”，即与书籍的时代及具体内容有关的特殊性原因，沈刻《元典章》中就有许多因刊刻者不懂元代的简笔字、用语、制度等等而发生的错误，如元代“他每”、“人每”的“每”字与现代的“们”字同，而沈刻《元典章》常将“每”改为“每每”。陈垣先生又根据自己和前人从事校勘的丰富经验，总结出著名的“校法四例”，即四种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样，他就把过去校勘的零散经验提高到规律性的高度，使校勘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
几十年来，陈垣先生运用他总结的校勘学的规律，校出了史籍的不少佚文或错误。例如，廿四史《魏书》的《乐志》，自北宋末靖康年间就缺了一页，一直到清代的卢文弨才据《通典》补了几十字。陈垣先生根据《册府元龟》将全页补足，史学界传为美谈。这就是他所说的他校法。
他还有一个校辑《旧五代史》的庞大计划。原来，《旧五代史》早已散失，现在通行的《旧五代史》是清朝主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不是全本，而且经过清人的改窜。现在《永乐大典》也大部分散失了。陈垣先生计划用《册府元龟》重校《旧五代史》，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就是1937年完成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历史年代学
还在写作《元也里可温考》的时候，陈垣先生曾参考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书中有许多地方记事用西历或回历的年月。陈垣先生作研究务必寻根究底，绝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一个大概。他要确切知道这些西历或回历的月日相当于中历的何年何月何日，以便加以比较。在当时，不但找不到一本方便的工具书，就是每次要计算也无所依据。不仅如此，中历与西历虽然月日有差异，但大致的年份还相当。而回历是纯阴历，每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隔三十多年就同中历或西历相差一年。过去的记载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造成回教史研究中的许多谬误。于是，陈垣先生下决心编一部中西回史日历。第一步，1922年春天，他请一位研究历法的人编制了一部《回历岁首表》，就是用表列出回历每年的一月一日相当于中历及西历的何年何月何日。然后，他自己分别编了《中历岁首表》和《西历岁首表》。有了这三种历的岁首表，要找中西回三种历法的相互关系，不会发生一年以上的大偏差了。但是，中历同纯阳历的西历和纯阴历的回历不一样，它实际是阴阳合历。因此逢闰年要置闰月，而闰月的位置是不固定的；每月是月大还是月小也不固定。所以，有了三历的岁首表，还是不能求出岁首以外的月日。于是陈垣先生又作了第二步的工作，即将两千年来中历的朔（即每月的初一日）闰（即每个闰月的具体位置，如闰二月闰三月等）考定，以此为根据，编成《二十史朔闰表》。这样，中历每月的初一相当于西历或回历的何年何月何日也可以按表查出了。陈垣先生还不以此为满足，又根据西历四年一闰的特点，设计了一种表格，将考定的中历的朔闰及回历的月首按表填入，编成《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卷。至此，无论中西回历中的任何一天，都可按表查出相应的其他两历的年月日。他编纂《二十史朔闰表》及《中西回史日历》，前后经历了四年。为了设计出方便适用的表格，他曾经废寝忘食，以致得了胃病，长期不能饭食。编历过程要作许多烦琐、机械的工作，有些人是不愿为或不屑为的，但他立定目标，坚持不懈，终于把它完成。这两部著作的完成，为历史年代学开辟了一条新路，给中外学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避讳学
《二十史朔闰表》校本封面。
《中西回史日历》扉页。
避讳是我国古时特有的现象。辛亥革命以前，凡文字上都不得触犯当代帝王或所尊者的名字，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回避。古人叙述历史或抄刻古书的时候，为了避讳，甚至把历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等都改掉。例如司马迁著《史记》，碰到“恒山”这个地名的时候，因为汉武帝的祖父文帝名恒，就把恒山改称常山。不懂避讳，读古书往往会发生许多疑难和混乱。但反过来，由于各个时代避讳的字不同，可以把讳字作为时代的标志。掌握了避讳的规律，就可以利用它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陈垣先生根据他多年读书的经验及搜集的历代避讳资料，总结了避讳的规律，在1928年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时，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
这一时期，陈垣先生创作的激情，来自他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决心，这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学家的爱国心。陈垣先生曾对胡适先生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据郑天挺先生回忆，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谈会，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928年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先生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1929年陈述先生在北师大听陈垣先生的课时，曾听到他讲道：“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此外，1929年5月，陈垣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演讲《中国史料亟待整理》，认为“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
陈垣先生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心都是一个，就是要重新振作中国学术，使全世界都承认汉学的中心应该在中国，在北京。他是如此说，更是如此努力实践的。
1929年秋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摄于北京北海静心斋。第三排左第一人为陈垣。
2.饱含民族气节的爱国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垣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20年代他脱离当时的政治界，以为从此可以不问政治，专心学术。但严酷的政治现实，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他再也不能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他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在这以前，他对乾嘉学派，特别是钱大昕，十分佩服，多年来向学生讲授钱氏之学。这以后，他转而推崇明末清初讲究经世致用的顾炎武，以他的《日知录》作为教材来启发学生。
1935年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在课堂上从来不谈政治的陈垣先生也破例了。当时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这样描述他的变化。这个学生说，过去陈垣先生“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地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郁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重视？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很显然，这时他在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他的史学教学与研究，为挽救遭受亡国威胁的祖国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就沦陷了。他没有来得及离开，从此，在沦陷区的北平整整生活了八年。
在这八年中，他坚决不和敌人合作，坚决不任伪职。由于他在学术上有很高地位，敌伪千方百计想拉拢他，拉拢不成就威胁他。他们曾经要他担任所谓“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是当时敌伪的最高文化团体。陈垣先生就是坚决拒绝，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民族气节。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地利用他所从事的历史学，宣传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思想。他非常熟悉和理解祖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深信部分国土的沦亡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是绝不会亡国的。他用他的口和笔，把这部英雄的历史，把他从这部历史中得出的坚强信念传给学生，传给沦陷区的人民。
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越是环境险恶，他越是勤奋写作。八年中，他写成的专著就有《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六种，占他的全部专著的一半。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著作最丰盛的时期。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及《通鉴胡注表微》，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的风格。
1941年5月在辅仁大学校长办公室。
1942年4月在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讲话，怒斥汉奸。
《明季滇黔佛教考》在材料运用上有很大特色。一方面，是在许多常见的书中，发掘出许多未为人注意的佛教史料，例如《徐霞客游记》。另一方面，是利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过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内发现了一部从未被利用过的《嘉兴藏》，大喜过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尽管藏书地点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史料的宝窟，他还是不避艰难，带领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遍，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并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运用。他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本书写的序言也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
此书的更大价值在于它的思想内容。陈垣先生这时候为什么对明末云南、贵州的佛教情况发生兴趣，以至把它作为研究、论述的内容呢？原来，他在阅读这一大批清初僧人语录的时候，发现他们许多原来是明末的遗民，是知识分子。明亡以后，他们不愿为清朝做官，于是隐居做和尚。他从这些纷杂零散的材料中，钩稽出明末清初滇黔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加以表彰；另一方面，则痛斥那些屈膝投降的民族败类。书中还讲了一个名见月体的和尚，云南人，明末主持南京附近的宝华山寺。清初尤侗著《见月传》，提到有人告发宝华山寺“通贼”，清兵把他和寺中众僧抓去，他大义凛然，从容应付，卒能保存。陈垣先生议论说：“通贼一节，顺治三年事。……清人所谓贼，即明人所谓义，师虽明之遗民，而宝华斯时，已陷于敌，师处其间，卒能镇静从容，使华山不至于封闭，非具至诚无畏之精神，曷克臻此！”这既是对见月体的赞扬，也是身处敌后、为维持辅仁大学而努力的陈垣先生的自勉之辞。书中另一处说：“明季遗民多逃禅，示不仕决心也。……范蔚宗（晔）谓：‘汉世百余年间，乱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然则明之亡而终不亡，岂非诸君子心力之为乎！”他坚信只要民心不死，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得以发扬，中国总是不会亡的。
在敌伪统治下的北平，陈垣先生写出这样的史学著作，对广大有爱国心、不甘心为亡国奴的知识分子，是很大的鼓舞。沈兼士读后赠诗：“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这本书根据的是大量确凿的材料，讲的是真实的历史，敌伪虽然明知他是借古喻今，也无可奈何。同样的理由，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虽然“因限于当时思想认识，过于重视知识分子，看不见人民大众，致立论时有偏颇”，但仍有它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陈垣先生用他的全部精力写成《通鉴胡注表微》。所谓“胡注表微”，就是把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的微言大义加以阐发。胡三省在宋亡以后，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他未完成的《通鉴》注上，不断补充修改，直至于死。但是，过去的人读《通鉴》胡注，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地理学家，或考据学家，而从未注意胡三省注《通鉴》时的心情、思想。作者从少年时代开始读胡注《通鉴》，先后读了七八遍，也没有注意到胡三省的思想。这时候，生活在敌人统治下的沦陷区，重读《通鉴》胡注，才对胡三省的心情有所体会。有一天，他读《通鉴》至后晋开运三年，记契丹军队攻入后晋都城汴京，后晋出帝石重贵向契丹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上表亦称“新妇李氏妾”。胡三省在此处注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这里所说的“晋宋为然”，是指南宋亡国情况与后晋同样悲惨屈辱。元军攻到南宋都城临安时，宋帝降表亦称臣，太皇太后谢氏亦奉表。汪元量《醉酒》诗“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即指此事。胡三省亲历宋亡之祸，所以借注《通鉴》记后晋灭亡事，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感情。陈垣先生身处敌后，读到这里，“不禁凄然者久之”，因此发愤著《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阐发胡三省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同时，也是通过为胡注作表微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志。
1943年在兴化寺街5号宅内。
陈垣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虽然是有所为而发，但与他以往的著作一样，态度异常严谨认真。他认为要真正了解胡三省的思想，就必须熟悉他的生平、处境以及当时的形势。他在1945年1月31日的家书中谈到写作《表微》的情况，是一段很宝贵的记载。他说：“《胡注表微》，至今始写定《本朝》及《出处》二篇。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余廿条按语，则甚不易。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按：胡三省字）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为了准确地表达胡三省当时的思想，他征引了将近二百五十种书籍。所以，尽管他写《表微》也是为了借胡注来援古证今，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他所阐发的胡三省的思想，都是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不是随意发挥。
《胡注表微》二十篇中有一篇名《臣节篇》。作者在序录中先说：“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宣扬臣节，宣扬忠君呢？他接着说：“《公羊》庄四年传曰：‘国、君一体也。’故其时忠于君即忠于国。”封建君主时代，忠君即忠国。《表微》是要借胡三省论臣节来宣扬忠于祖国的思想。他分析了胡注中论臣节所举的四种情况。第一种：“能致其身”，即为国捐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抗节不仕”，不为新朝做官，这是第二种。以上两种人都是爱国者。第三种是“保禄位而背宗国者”。《表微》举了唐德宗的太子少师乔琳为例。朱泚叛乱，德宗出奔，乔琳投奔朱泚为吏部尚书。《表微》说：“乔琳等以为乘舆不能复还，唐将止于此矣，中国无望矣，因而从贼，所谓投机也。岂意唐竟未亡，从贼者所以徘徊而狼狈也。”这是对汉奸的警告和斥责。第四种是“助敌国以噬宗国者”。书中对石敬瑭、赵德钧这些引狼入室、勾结外敌的无耻之徒，使用了“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深恶痛绝的话，表现了作者的义愤。
《通鉴胡注表微》写成以后不久，抗日战争就结束了，它的刊行是在胜利以后。这时，以接收大员身份回到北平的国民党官员的所作所为，使他大失所望。他在《表微》中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民心篇》中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外敌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货利篇》说：“人之于货利犹水火，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过剩，亦足为灾也。今天下攘攘者，果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无厌之求乎？”这些话表明，他对国民党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表微》还有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等篇，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总结。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丰富的内容，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他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重印后记中，称它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通鉴胡注表微》确是他著作中很值得重视的一部。
3.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公函，确认当选为第一届院士。
《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1963年重订第七稿（定稿）。
作者最后一篇论文《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第六稿。定稿为第八稿。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已步入晚年，还担任了繁重的行政职务，但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
他用了很大精力重新整理他的旧著，党和国家也为这些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直到1965年，国家出版社共出版了他的专著十种。与此同时，他还着手整理《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还写成了《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这是他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三、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
陈垣先生重视图书、档案、资料工作。1921年曾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1926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8年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他曾参加或主持清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资料以及《宋会要辑稿》的保管和整理工作。尤其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清宫明清档案的义举，值得历史铭记。
1.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的保存
明清档案大部分存于清宫，即现在的故宫，所以，要谈保存明清档案，首先要谈如何保护故宫。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件”里，给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以“暂居宫禁”的规定。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政府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24年11月5日，才被冯玉祥军队驱逐出宫。同月，由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清室善后事务，陈垣是委员之一。委员长是李煜瀛（石曾），他经常离开北京，由陈垣先生主持会务。
1925年10月，又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井设立文献部，开始集中宫内各处档案，这时陈垣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负责文献部。1926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在一批清室遗老的支持下，扬言要以武力接收博物院；并借口没有营房，要让军队在故宫住上一段时间；又说，宫中一些物品是清皇室私产，要归还溥仪等等。后来张作霖命杜锡珪内阁组织了一个所谓故宫“保管委员会”，以著名遗老赵尔巽任委员长，企图接收故宫博物院。这时，陈垣先生与马衡等挺身而出，由陈垣召集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要抵制北洋军阀上述阴谋，陈垣被推为代表，与北洋政府进行交涉。提出：如要接收，需先立移交手续，将院中各物逐件清点，造册公布。并不给溥仪，不能变卖，不得有损毁等等，使得杜锡珪也认为提得合情合理，无法拒绝，可赵尔巽却大为恼怒，以辞职不干相威胁，接收成了僵局。于是发生了张宗昌命令宪兵司令王琦逮捕陈垣的事件。但是，由于各方面人士的营救和斗争，赵尔巽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只好把陈垣先生放了，挫败了北洋军阀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阴谋，陈垣先生为保护故宫博物院，保护档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明清档案中清军机处档案，辛亥革命后全部被北洋政府国务院接收，移出故宫，存放在中南海的集灵囿楼上（此楼已拆毁），鼠啮虫蛀达十余年，遭受了不少损失。为了挽救这批档案，1926年1月，陈垣先生出面，几经周折，才使这批重要档案又回到故宫，构成今天明清档案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是许世英，陈垣先生与许商量，要求把军机处档案和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一并移交故宫博物院，以利保管和利用。许世英表示同意，但要故宫给国务院一封正式公函。这封由陈垣先生起草的公函，援古证今，合情合理，送去后，移交工作很快完成。可以说，这批档案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陈垣先生是有重要贡献的。
此外，在1925年11月，陈垣先生还为博物院购买了端方的档案六百余册。端方是清末湖广总督，这批档案多关系清末军国大政，其中还有苏报案的档案。这批档案原是北京大学教员伦明在琉璃厂购买，陈垣得知后，以九百银元的价格为博物院买来。
2.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的整理
保存档案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对这批汗牛充栋的档案进行整理，如果整理不好，就无法查阅。当时有的工作人员第一次走进库房，看见那堆积如山，尘封土渍、凌乱不堪的档案时，真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陈垣先生负责故宫文献部，又是故宫图书馆馆长，他拟出《整理档案八法》交给工作人员。这八种方法是：（1）分类：即按照档案的种类分，这是最初步的工序。或按形式分，如纸样格式，长短大小，颇色红白，成本的，散页的，把他们汇集起来；或按文字分，如汉文、满文、蒙古文，各分在一起。（2）分年：即以年做单位，把同一年的同类文件集中在一起。同年的再按月日先后集中。（3）分部：即把档案归入各部署，如兵部的归兵部，礼部的归礼部。（4）分省：即各省来的归各省。（5）分人：即把各省总督、巡抚所来文件按人分在一起。（6）分事：凡同一事的，均按年月日集中，如纂修四库全书的文件等。（7）摘由：在完成上述分析工作后、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来，使研究人员一看便知其大概。（8）编目：是最后一道工作，即把整理成功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使用时只要查总目，便能依类寻出。陈垣并经常告诫工作人员，要做到“秤不离砣”，就是说，这些档案还没有整理，不能把写着年月日的包纸离开原件，防止离开后找不到头绪。这些对整理档案的基本要求，多年后故宫的一些老同志还记忆犹新，也经常用“秤不离砣”来要求新来的工作人员。
1924年4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石曾）请陈垣代行会长职务的信函。
1925年4月在故宫发现《四库全书荟要》后摄影纪念。
3.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的公布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档案经过整理后，陈垣先生极力主张要公布档案，以便使所有的研究人员能够看到档案、利用档案；而不是让档案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的私产。他更反对垄断档案，为少数人服务，或是独自使用，成为学霸。
为了便于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在公布这些档案时，由编者加按语，介绍该档案的情况、背景、内容。据单士元先生回忆，许多按语都经过陈垣先生的认真修改，有些按语还是他亲自执笔写的。
例如《文献丛编》第二辑公布的《王鸿绪密缮小折》的按语，就是经过他仔细修改的。按语首先介绍这批档案储藏情况，说：“王鸿绪密缮小折三十封，康熙密谕三封，共储一小匣。匣有七小屉，每屉标明自某年月日起至某年月日止共若干件字样，计由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至六十年五月。惟折内多不书年月，容易错置，现储之屉是否无误，不可知也。此匣旧藏故宫懋勤殿。原折尺寸极小，长约二寸，宽约一寸”，然后介绍档案的内容及背景，说：“每一折辄奏事二三项，皆奉密谕回奏。中有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谕云：‘京中有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盖是时当康熙南巡，故云京中也。”进而介绍这种“密折”的制度说：“折外有用纸加封者，封面皆书‘南书房谨封’字样而不露姓名，康熙阅后发下时仍旧加封，如张霖案折末云：‘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最后介绍了王鸿绪的简历。又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的按语，则是陈垣先生亲自执笔的。
4.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的鉴定
明清档案储藏年久，又数经周折，“秤已离砣”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对于零散的档案，如何确定其性质、类别？对于有月日无年、甚至年月日俱无的档案，如何确定其时间？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档案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甚至不能利用，或者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陈垣先生运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细密的方法，对一些重要的零散档案作出了科学的鉴定，挽救了一批档案。在这方面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例如，《东华录》载乾隆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的一道上谕（时雍正已死，乾隆已即位，但尚未改元）提到雍正有销毁《北游集》的“严旨”。这个“严旨”关系到顺治皇帝的重要史实，但《圣训》及《东华录》都没有记载。1925年在故宫懋勤殿硃改谕旨中发现了四通无年月的谕旨，陈垣立即认定其中一通即为此旨，并考订其时间为雍正十一年，1930年将此谕在《文献丛编》上发表。
又如前面提到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共十四件，原存故宫懋勤殿，先后发现于1925年、1928年、1930年，皆经康熙亲笔修改，是关于康熙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极珍贵、极重要的材料。十四件中，标明年月者只有四件，其余十件，有的只有月日而无年，有的连月日也没有。这些档案的年、月、日没有判断清楚，势必影响它的作用。1930年故宫博物院将这批档案排印，登载在《文献丛编》第六辑上，当时参加整理的人，由于水平所限，将先后次序弄颠倒了。1932年故宫将这批档案影印出版，陈垣先生专门写了篇《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将这批档案的年代一一考订清楚，使得研究者能正确地使用这批档案，也就使这些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
5.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的利用
保存档案、整理档案、公布档案、鉴定档案，目的都是为了正确、充分地利用档案。陈垣在史学研究中对明清档案的利用，对后人有许多启发。
陈垣先生利用档案，大致可分以下三种情况：
（1）用档案钩稽历史
当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在乐寿堂陈列了两份反映中西两方禁教与传教的档案，陈垣先生为之写跋，名曰《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描述了中西思想矛盾斗争的一段重要史实。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发展了中国教徒，但这些中国教徒既信奉天主教，又保留了祭祖先、尊孔的旧传统。西洋教士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派以龙华民为代表，认为既然信奉天主教，就不能再祭祖尊孔；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信奉天主教，也可以保持原先习惯。两方把情况反映到教皇后，罗马教皇支持龙华民一派，立了七条禁约，并两次派使节来华申明禁约。然而康熙对教皇此举极为不满，以不准传教为抵制，并召集了在京的西洋人，指示他们应对罗马教皇使节的方法。这件事在中国文献中记载得很少，陈垣先生就利用这两份档案为我们钩稽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和线索。
（2）用档案补充文献之不足，纠正文献之错误
陈垣先生的《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关于苏努诸子的叙述，就是这方面的范例。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是兄弟辈，苏努和他的八个儿子都是天主教徒，由于苏努父子后来获罪被削籍，故在《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无传。苏努父子事迹在教会史中倒有记载，可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各种制度，很多记载与史实不符合。陈垣根据档案，补充了教会史之不足，纠正其错误，如①关于苏努的封爵：樊国梁译《燕京开教略》卷中谓苏努为亲王，苏努之子为世子；陈垣根据懋勤殿雍正未刊朱批谕旨，证明康熙末年苏努犹为贝子，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崩，苏努始封为贝勒。②关于苏努父子获罪的真正原因：教会史认为是因为苏努父子信仰天主教、庇护天主教；又说是因为有人诬告苏努参与谋废雍正皇帝的阴谋。陈垣根据大量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证明苏努获罪的唯一原因是帮助康熙第八子允祀谋继立，而此事发生在雍正为帝之前。苏努之子勒什亨、马尔陈等，更是在获罪发遣之后才信奉天主教的。
（3）以档案与文献互相印证、互相纠正
档案虽为原始材料，但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现存明清档案绝大部分为统治阶级的记录，充满了地主阶级的偏见，还有许多为皇帝掩饰的地方，所以对档案亦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迷信。
陈垣先生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这篇著名论文中，就根据传教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僧人木陈忞的《北游集》以及其他材料，驳正了雍正谕旨中为顺治隐讳的许多事实。
6.明清档案中的陈垣先生
陈垣先生研究明清档案，可是他当日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和事迹也留在了清代档案中。陈垣先生青年时生活在清代末年，当时他曾投身报业，又曾学习医学，从事医学研究。他的这些经历，已经被人在近年来的清代档案中发掘出来。在清宣统三年（1911）正月《署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顺德县设立〈震旦日报〉请立案事致民政部咨文》这样记载：“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据《震旦日报》发行人康仲荦禀称，民等现联同志，集合股本，开设新报，名曰《震旦日报》，以诱导舆论、扶植人权、奖进民德、提倡实业为宗旨，一切言论采录，谨遵报律。经众股东集议，公推康仲荦为发行人，陈援庵为编辑人，梁慎余为印刷人。”而附件《震旦日报》馆呈报表中更明确记载到：“陈援庵，三十岁，广州府新会县人，廪生，医学毕业生，原居晏公街信义，现住本报。”宣统二年冬，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清末档案中有关于这次鼠疫爆发及防治的记录。宣统三年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对此次鼠疫的防治工作进行总结，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陈垣先生在会议结束不久就写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和《东三省防疫方略》两书，可以与档案互相补充印证。
陈垣先生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离开故宫，但直到晚年，他仍对明清档案非常关心。1965年10月，他八十六岁高龄完成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最后一句话是：“凡做档案工作者，不宜将档案轻易分散及移动，所谓秤不离砣也。”今天，重温这位史学大师的遗言，将更激励我们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
四、陈垣先生与学人交往
陈垣先生在家书中曾经写道：“无友不可以成学。”又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诚意求之”。许多著名学者都是他的诤友。
1.陈寅恪
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称。南陈指陈寅恪，北陈指陈垣。二陈并称既体现了两位大师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又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两人年龄相差十岁，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介绍人是吴宓。1926年7月13日《吴宓日记》记载了二陈初次见面的情况，吴宓于当晚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介绍陈寅恪先生与陈垣先生见面。“宓独坐。待至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此次见面，奠定了二陈日后多年的友谊。之后，陈寅恪曾荐举陈垣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先生婉言谢绝。两人互相都颇为欣赏。陈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著作作序，对其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给予极高评价；而援庵先生要求他的学生们一定要精读寅恪先生的著作。
在整理陈垣先生遗墨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件陈垣先生与寅恪先生笔谈的遗墨。陈垣先生或寅恪先生单独的遗墨，现在还可以见到，而二陈并书，则以此纸为仅见，实在是史学界的一件珍贵文物。
现将笔谈内容按照先后次序释录于下：
垣：不忽木，《元史》通作木，康里人，巎巎之父。不忽木，《元典章》忽（“忽”似为“木”之笔误）作术。究竟是“木”还是“术”？
寅：待查。但恐是术字。因蒙文ju字常有。而木字多是bu字，金女真满洲文即布字，如伊里布，塔齐布之类。
垣：此字若术，则与特勒、特勤之误相等，因各书皆作不忽木也。术误木甚易，木误术甚少。
寅：因此疑原是术。但须再查一查。
垣：元刻书如《太平乐府》等皆作木，若假定为术，应更有强有力之证据。
寅：故须再考是否有同一原文而译音不同者。此可于索引中求之。此种两译名字见于《唐书》而须改正者，如《唐书》龟兹王之名，新、旧唐书皆不同。苏代（“代”为“伐”之笔误）勃駃、勃駚，其实作“驶”。因近日发见此王之文告。puspa，花之意，即玄奘《西域记》之金花。故新旧唐皆误。
垣：《元典章》错误凡一万二千余条。
寅：多！如此之多？
垣：拟为《校补释例》二卷。
寅：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
垣：拟即以此题为蔡先生祝贺论文，如何？
寅：甚妙。又桑原论丛乞借一观。
此次笔谈在何时？据陈垣先生在《沈刻元典章校补》缘起中自述，自1930年5月19日始，至8月5日止，他与门人那志廉等以故宫所藏元刻《元典章》校沈家本所刻《元典章》，继而又以诸本互校，“如是整理，又数越月，凡得讹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至次年2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7月，又完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最初发表于1932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中。笔谈时间，在用诸本校完沈刻《元典章》之后，而在《校补释例》完成之前。故可知在1930年年底至1931年7月之间。
陈垣先生在校沈刻《元典章》时，发现在《元史》等书多次出现的不忽木其人，在《元典章》中独作不忽术。他是一位校勘大师，不是简单地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谁是谁非。又因在古文献出现的刊刻错误中，笔画少者误为笔画多者少，而笔画多者误为笔画少者多，颇疑是术误为木。他又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在没有充足的证据之前，绝不轻易下结论。因此，他想到向通晓中西、古今多种文字的寅恪先生请教，从语言学方面寻找证据。
两人相处一室，何以要用笔谈？从内容可知，它牵涉到许多专门名词，除口谈之外，还需要借助笔谈。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这一份珍贵的文献。
寅恪先生不愧为语言大师。他也怀疑是术而非木，因为蒙古文多用ju结尾，而用bu结尾的多是女真、满洲文。他还提出了如有同名异译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所举的唐代龟兹王名，《旧唐书》作“苏伐勃駚”，《新唐书》作“苏伐勃駃”。据库车附近出土的古龟兹语木简，知为梵文Suvarna（金）puspa（花）的音译，即金花王，亦即《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所载：“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故知应为“苏伐勃驶”，新、旧唐书均误。
当陈垣先生告知拟作《元典章校补释例》时，寅恪先生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此书“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这本书确是校勘学的总结性著作，后来改名《校勘学释例》。当时寅恪先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组长，蔡元培先生为研究院院长，所以陈垣先生告知寅恪先生，拟将此书作为纪念论文。
寅恪先生所借的“桑原论丛”，指日本著名史学家桑原骘藏的论文集。桑原与陈垣有文字之交。由此也可见寅恪先生对日本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视。
此外，在边上还有陈垣先生笔迹“与也里迷儿同”六字。似指，如果确是“不忽术”误作“不忽木”，与“也黑迭儿”之作“也里迷儿”同。
总之，这近三百字的笔谈遗墨，反映了两位大师的严谨治学，博学多识，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除了这份笔谈稿之外，现在保存着两位大师的十九封往来书信。其中十八封是陈寅恪致陈垣的，另一封是陈垣致陈寅恪函的影印件。这十九封中的十八封，写于1929—1937年，当时两人同在北平，一住西郊清华大学，一住城内，故时有书信。最后一封为陈寅恪1940年自昆明所寄。
这些书信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推荐人才。陈寅恪曾向陈垣推荐汤涤（定之）为辅仁大学艺术系教师，孙道昇为辅仁附中国文课教员。这些推荐信不是一般的客套，例如陈寅恪在推荐吴其昌的信上说：
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滋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半农先生为荷。
陈垣先生对岑仲勉的推荐也很有意思。当时岑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在校刊《圣心季刊》上发表文章，寄给从未会面的陈垣十部。陈垣当即分给陈寅恪、傅斯年等。陈寅恪在第二天即回信陈垣：
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傅斯年也在随后的回信中指出：“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以此为契机，岑后来进入史语所。
（二）介绍学人。陈寅恪先生曾有函介绍钢和泰（Baron Stael Von Holstein）与陈垣先生见面。还有一封信则是告知伯希和在法国的地址，1933年春伯希和来北平，二陈与伯氏曾合影。
（三）推荐书籍，借书赠书。这一类内容在函件中不少。1933年3月1日信中提到：前借之《元书》久未奉还，甚歉，一二日内当即遣人送上也。同年10月15日信中则涉及赠书事：
昨又蒙赐木刻本《史讳举例》及转赠索引二种，感荷感荷。归检《水经注引得》，尚有第一册在尊处未携回，乞便中交下以成完书为感。
（四）切磋学术，质疑问难。如寅恪有两封不明年份的信是请查资料的。一封用“涵芬楼笺”，署四月五日：
顷欲乞灵于公所编《全唐文》、《全唐诗》等索引。谨将人名列后，蕲转托记室诸君代为一检，不胜感激之至。
大中时代：王端章、陈元弘、左承珍。
另一封署八月八日：
顷欲检“布拉特阿哈”（元世祖时派赴波斯者）事迹，非乞灵于尊编之《七家元史类目》不可，求便中示复，不胜感激之至。
陈垣先生一贯重视工具书的利用。在过去工具书甚少的情况下，他从事每一问题研究之前，往往亲自动手编制有关索引，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工作”。寅恪先生请他查阅各种自编工具书，说明对陈垣先生的了解与熟悉。
抗战爆发，寅恪先生南下，陈垣先生留在北平。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所作序言深情地叙述当时的情况：
忆丁丑（1937年）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人隔万里，地处两方，考虑到敌后的环境，寅恪先生此信写得很含蓄，但寥寥数语，已深寓老友之情。
而目前所见到的陈垣先生致寅恪先生的信只有一封，其内容与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有关。但可以肯定，陈垣先生致寅恪先生的书信，绝不止这一封。而陈垣先生在家书中更是多次提到寅恪先生。如1940年1月的家书中说：“胡（适），陈（寅恪）、伦（明）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
陈寅恪与陈垣同为史学大师，他们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固然与天赋及努力分不开，但从他们的交往与友谊可以看到，充分认识到彼此的长处与短处，不是文人相轻，而是取长补短，互相切磋，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两位大师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2.胡适
陈垣先生与胡适先生大约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介绍人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沈兼士。1922年陈垣先生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胡适之于1917年自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为编辑部主任。4月，被举为北大教务长。沈兼士既是《国学季刊》编辑委员，又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1922年2月19日，胡适之在平民中学演说，并且在此前为该校校歌作词。这所专收贫苦学生的中学创办人和校长就是陈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时已相识了。
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胡适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发刊宣言》，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同一号上发表了陈垣先生的《火祆教入中国考》，第二号发表了他的《摩尼教入中国考》，第三号又发表了他校录的《摩尼教残经》，第四号更是发表了陈垣先生前半生最得意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上半部。陈垣先生的这几种论著，可以说是胡适之《发刊宣言》最有力的体现，从此也建立他们的长期友谊。
陈垣先生在编纂《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时遇到的问题，曾请教胡适。胡适先生在查阅了《大英百科全书》以后，以长函做了回答。这两部书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丛书，先后于1925年、1926年出版。胡适先生在《现代评论》四卷九一至九二期上发表了《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的文章，文中首先就介绍了《二十史朔闰表》。他说：“此书实在是一部最简便的中史二千年的日历。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1930年11月28日，胡适先生携家眷从上海北上北平，在后门内米粮库四号租定新居。次年一月，应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出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而陈垣先生也于这一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于1932年8月21日自丰盛胡同十八号搬至米粮库一号。从此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人做了近五年的邻居，两人交往、论学的记录明显增多。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中，两人围绕《四十二章经》的问题，往来书信竟达八通之多。经过反复辩难，两人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未能一致的地方，也因经过辩论而使各自的观点更为严密。这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32年年底，法国学者伯希和再次来华，2月12日陈垣先生以“谭家菜”宴请伯希和，并致函邀胡适之作陪：
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盛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垣先生当天自米粮库一号搬到南官坊口二十号。8日，胡适之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后又回到美国。二人天各一方。但二人的联系并未中断。1938年3月8日陈垣先生在沦陷区的北平托人带信给胡适之。而且陈垣先生给当时在香港的儿子乐素的家书中，也多次提到胡适之，充满怀念之情。如1939年1月14日函：“前者成文必先就正于伦、胡、陈诸公，今诸公散处四方，无由请教，至为遗憾。”
身在美国的胡适之也没有忘记在沦陷区的老友。1943年7、8月，他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的后记中写道：
援庵先生旧居米粮库一号，我旧居米粮库四号。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两万字长序。现在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得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
1946年3月29日，陈垣先生在家书中说：“余自《胡注表微》完后，尚未有第二题目，要稍为休息。闻胡先生今日到平，晤后当有所触发也。”胡适之当天确实自沪飞平，并且在九月就任北大校长。
1948年12月13日夜，胡适之关于《水经注》问题给陈垣的回信是他离开北平之前发出的最后一封论学信。《水经注》研究是胡适之晚年学术活动的重点，从现存的书、文可以看到，他的老友陈垣曾给他提供过资料，与他进行过讨论。两天后他就乘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飞南京，不久便到美国了。
1949年4月29日，陈垣写成致胡适的公开信，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隔绝，但陈垣先生与胡适先生还是密切关注着对方的情况。1959年5月13日，台湾有人想翻印《道藏》，胡适不赞成翻印全藏，并说：“陈垣著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本书是值得印的。这本书里说那时的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的源流很详细，他收到很多碑版的资料，文章也很清楚。”这本书“可以叫人知道道教是有民族思想的”。“金元时代的士大夫看得起道教，因与外族奋斗时道教有用处。在陈垣这部书里都有书目，才是值得一看的。”1961年1月16日，胡适先生谈起校勘学的方法，说：“陈援庵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过头来校勘的，使他失去了文词的意义，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在北京这边，陈垣先生得知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纪念胡适生日及傅斯年逝世的论文集后，于1960年4月20日致信在澳门的友人汪宗衍：“关于胡、傅论文集，甚欲一见，邮局能寄，则请寄下为幸。”5月份他收到了这两部论文集。1964年8月，陈垣又通过汪宗衍得到一部纪念胡适之的论文集。
抗日战争时期，胡适之、陈援庵两位老友天各一方，盼望能“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抗战胜利，这个愿望实现了。第二次分手，陈垣先生希望“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可惜没有来得及实现。
3.伯希和
伯希和是一名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学者。一方面，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对东方历史、语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成就斐然。另一方面，伯希和给广大中国人民留下的印象却是，1906年至1908年曾从我国新疆、甘肃地区盗取大量珍贵文物，尤其是将敦煌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献大量掠夺回欧洲。但是他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计划，以表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满。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多次来华，与中国学术界众多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陈垣先生在与伯希和交往中，在牵涉到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民族大义。同时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两人的交往，应当源自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的发表。此前，沙畹（伯希和的老师）、伯希和对此问题也做过研究。伯希和看到陈垣先生的论文，即致函陈垣，查询有关宋元间摩尼教流入福建的情况，尤其关注福州乌石山有关二宗三际经的两块宋碑。陈垣先生接信后，即派人前去查访，但并无结果。从那以后，两人的书信往来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保留下来的1927年陈垣先生致伯希和的信，其内容包括感谢伯希和所寄赠的著作，以及代他转致王国维文章的情况。（王在两天后即在昆明湖自沉），并回复伯希和来信所询问的问题，还有将自己的著作寄赠与伯氏。
陈垣先生是一名有着深厚爱国情感的学者，他曾经为汉学正统不在中国而感到愤慨，更为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掠夺中国的珍贵文物而感到愤怒。1924年陈垣先生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进行分类、考订，编成目录，取名《敦煌劫余录》。1930年出版时，陈垣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他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在序中直接点名，因为伯希和还会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还要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过“刺激”，是否可以改一改。陈垣先生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该书1931年由史语所印行。伯希和当然看到了这部《敦煌劫余录》。那么，他对陈垣先生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怎样回应的呢？
伯希和于1932年年底又一次来华。他到中国后，社会各界纷纷举行了不同的欢迎会。他在一次宴会中，表达了对陈垣先生的推崇。据梁宗岱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是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在同年4月15日伯希和回国之际，他在车站上对包括胡适在内的前来送行的人，再次表达了对陈垣先生的推崇。他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外国人面前，只有坚持正确的爱国立场，而不是奴颜婢膝，才会得到对方的尊重。
1933年伯希和此次来华，还将俄藏《元秘史》十五卷六册影本赠与北平图书馆，并向陈垣请教该本的来历。陈垣先生阅读后，致函伯希和，说他通过考证确认，该本即韩泰华原藏本，亦即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抄出，并从刻本补写之本。
1935年伯希和再度来华，希望进一步推进《元秘史》的研究，通过北平图书馆索借当时还在陈垣先生手中的相关资料。5月29日，辅仁大学宴请伯希和夫妇，此次会面当是陈垣先生与伯希和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垣先生与伯希和的通信就此中断。“二战”结束后，陈垣先生得知伯希和已经逝世的消息，颇为哀痛。在1945年11月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这样写道：“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
4.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先生是经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而结识陈垣先生的。今天重读八十年前傅先生写的缔交书，仍然深深为傅先生的真情所感动。信中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安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把汉学中心从巴黎、京都夺回中国，这也是当年胡适先生与陈垣先生经常谈论的话题。正是这种共同的认识以及对陈垣先生学问之真切了解，促使傅斯年先生恳请陈垣先生担任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并把《敦煌劫余录》作为陈垣先生在史语所的第一个研究项目。陈垣先生治学，甚得傅先生推崇。他说：“《史讳例》一书，再读一过，愈佩其文简理富，谨严精绝。”又说：“仰企先生精进不息，吾等真惭愧极矣。”人言傅斯年先生一身傲骨，很少有他能够看得上的人，通过他与陈垣先生的书信，可见傅先生对陈垣先生的崇敬之情。
此后，为使《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能顺利出版，两人曾反复磋商。在请陈垣先生南下参加中研院评议会的信中，傅先生写道“在此做此似官非官之职，无异充军，只缘研究所皆是充军朋友，不至索居而离群，故至今犹未觉关山之感。……若江山不改，仍将有北归之日耳。研究院评议会将开会，自蔡先生以下，切盼先生惠然来会。”1937年4月下旬，陈垣先生自北平至南京赴会，住在史语所，会期三天，傅斯年先生在生活上多方照顾。5月1日，陈垣先生北返，傅先生送别。
不久，抗战军兴，两人分隔南北，但陈垣先生仍时时关注傅斯年先生的情况。下面摘录几段他给我的公公乐素先生的家书，以见一斑。
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辩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1940年8月14日）
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觉得如何耳。（同年8月16日）
傅公闻已辞中研院总干事，前云入医院，近状如何，有所闻否？（1941年8月16日）
沪上人来，说孟真须休养三年，是否？（同年9月22日）
抗战结束，日寇投降之日，傅先生即致函陈垣先生。1945年11月2日，陈垣先生复函傅斯年先生，说：“沈（兼士）、英（千里）二公来，备知近况安好，至以为慰。顷又接九月二日函，敬悉。弟自卅年底出版《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后，未尝发表一文，可谓懒极，仅为《通鉴胡注表微》，尚未出版而虏已降服矣！提要一纸谨呈。《道教考》想尊处亦未见，俟交通稍便当呈正。”1946年5月傅先生来北平，分别多年的故友再度相逢。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北平著名学者南下，由傅斯年先生开列名单，陈垣先生拒绝南下，从此天各一方。但傅先生与陈先生二十多年的情谊，和他们共同推动中国学术前行的功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5.汪宗衍
汪宗衍与陈垣是世交，其父汪兆镛，是广东近代大儒陈澧的学生，学海堂专科生，在史学、文学、金石、书画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拒绝其弟汪兆铭（精卫）提议的广东省省长的伪职。1939年汪兆镛逝世后，陈垣先生曾在家信中，回忆汪兆镛对自己学术的影响：“卅年前，憬老（汪字憬吾）见予所写作小品，以为必传……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汪兆镛的第五子汪希文与陈垣先生同为广州光华医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汪宗衍是汪兆镛的第六子，比陈垣先生小二十八岁。1933年夏，陈垣先生回广东省亲，两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自此直至1969年，两人通信不断，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两人的来往书信就有189通，其中陈垣致汪宗衍的有97通，数量是相当大的。
汪宗衍长期生活在南方，热衷学术，在与陈垣先生的往来信件中，内容多是讨论学术问题。比如汪宗衍对于明张西园的卒年有疑，向陈垣先生请教，陈垣先生经考证，证明“张西园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祯十四年辛巳卒”。汪宗衍说：“张西园生卒年尊考精确，至佩至谢。”汪宗衍撰《陈东塾年谱》，陈垣先生曾去信指出汪著年谱中记载东塾女儿生卒年有误，汪回信表示：“东塾两女律、娴生卒年分考证精确，至为钦佩，当即将旧稿改补矣。”
陈垣先生对汪宗衍的著作帮助很大。汪著《陈东塾年谱》，陈垣为他提供很多资料，如陈垣先生在1937年4月给汪宗衍的信中说道：“近得桂星垣玉堂归娶图卷有陈东塾、张南山题词。东塾词有年月，可入年谱，未知曾见否？谨录呈。”又如同年十月信中，陈垣先生写道：“偶阅《金文最》，有东塾序，署明光绪七年九月，可入年谱不？”诚如汪宗衍所说：“源源以东塾资料远寄，其为人服务，诚如援老表字之称也。”陈垣先生接到油印本《陈东塾年谱》时，对该书大加赞赏。汪宗衍撰《天然和尚年谱》，向陈垣借阅资料，陈垣先生抄今辩撰《天然行状》、《天然语录》等资料与汪。其中，“《天然语录》外间少有，唯宫中（指故宫）有一部。因非公开阅览之品，抄阅极不易。前者塔铭系敝处旧藏，故即时抄上，语录须展转乃得见，迟迟奉复，乞谅”。又“书（天然语录）已抄得一半，先从第三册书问杂著抄起，防有中变，亦可得比较有用之一册也”。可见，陈垣先生为抄录《天然语录》，费了不少周折，真切体现两人多年的学术交情。汪在撰写中事无大小，均请教陈垣，陈垣先生只要能做到，都会满足汪的要求，真是关怀备至。陈垣先生对汪宗衍时常鼓励，收到汪寄来的《屈翁山年谱》后，复信道：“资料丰富，用力至勤，佩甚佩甚。”但是，当汪宗衍欲将陈垣先生的帮助写入书中时，陈垣先生常以“不敢掠美”而拒绝了。这种不求回报，关心后学成长的作风，体现了一位大史学家、大教育家的气魄。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对南方的学术信息，尤其是对居住南方的一些旧友情况了解不多，汪宗衍时时在书信中，言及陈寅恪、冼玉清等人的情况，陈垣先生非常高兴。汪宗衍还将港澳台的学术信息、高校情况，告诉陈垣先生，并将香港出版的学术刊物寄送陈垣先生。如1957年汪宗衍给陈垣的信中写道：“另邮上《新亚学报》一期，其第二期及香港大学出版《东方文化》已函托港友代为寄上，祈惠存。另有台湾出版文史刊物见附单，请查览，或可在港觅购，祈酌示。”此外，汪宗衍还将港台地区对陈垣先生著作介绍的文章以剪报形式邮寄陈垣先生。如“港报有《佛教史籍概论》介绍文，剪出奉览。”同时，陈垣先生也向汪宗衍打听港台及其他地区的学术信息。如陈垣先生曾问汪：“《东方学报》（马来西亚）与日本《东方学报》同名，是何组织？香港除旧有香港大学外，尚有何大学？”三十多年的通信，证明两位先生对于学术的执著与热爱，更反映了两家多年交往的深厚情谊。
1925年2月致王国维信稿。
1933年春杨钟羲等宴请伯希和时合影。后排右起第1人为陈垣，第3人为陈寅恪。
伯希和题赠著作。
1937年与胡适合影。当时两人同住米粮库胡同。
1934年4月致汪宗衍论学函。
1946年5月与傅斯年（在陈垣右）等合影。
1958年9月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内与范文澜合影。
1965年9月与来访的郭沫若在励耘书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