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1971年6月21日以九十一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他一生中的最后五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毛泽东主席称陈垣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这位国宝在“文革”浩劫中的情况究竟如何？至今鲜为人知，有点记述也不多，而且有些属于误传。作为他的孙媳，谨以一个亲历者的所见所闻，就我所知，作一个客观的叙述，为祖父的传记谱写最后一章。
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六年是陈垣先生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这几年他的遭遇、情感、生活及思想等各个方面，外界人士知道的实在很少。为什么没有人讲述这几年的情况，我以为主要原因是难写，有些事情，有关他的想法、他的情感，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另外是与外界接触不多之故。1966年，陈垣先生已经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他深居简出，与外界的同仁断绝了联系。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甚至自杀，大家都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他呢？但也有例外，就是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启功、史树青、刘乃和、许大龄等几年当中来看望过他好几次；其实，他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还时常惦念着老师，危难之中见真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亲身体会新社会巨大变化，3月14日在给三子约之的家书中说：“余近日思想剧变。”
1949年4月摄于不老松下。
1950年10月摄。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后合影。左为教育部长马叙伦，右为副部长韦悫。
1951年8月，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田间收稻。
1951年1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的国宴上。毛泽东主席称陈垣为“国宝”。
1955年6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言。
1955年9月与来京探亲的三妹四妹摄于家中。
摄于1956年元旦。在题赠三妹、四妹时写“远望社会主义美景”。
1956年3月植树节。
1958年10月访问故宫图书馆时，与老馆员交谈。
在此之前，1962年底，他因胆结石症急性发作引起贲门梗阻，以八十二岁高龄作了胃肠吻合手术。1963年4月，9月至10月，1964年4月至5月，1965年2月，3月至4月，他又先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及阵发性心房纤颤五次住院。但即使是在耄耋之年，身体又多病，他仍坚持工作，在他多年的学生柴德赓与刘乃和的协助下，进行点校“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的工作。
柴德赓当时是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在陈垣先生的要求下，由教育部于1964年借调回北京；刘乃和是师大历史系讲师，陈垣先生的专职秘书。
陈垣先生早在30年代就写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并制订了周密的校勘《旧五代史》的计划。此时，在他的主持下，两部《五代史》的校点工作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他毕生的宏愿正在顺利进行。
一、锔过的碗更经久
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垣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校长职务，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有什么保持健康的秘诀。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秘诀，身体体质也不太好，心脏有毛病。但因为自己在青年时代学医，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在哪里，注意保养，所以反而比一些看似健康的人活得更长久。
他还拿锔过的碗作比方。过去瓷器破裂，补碗匠会在裂纹两边用金刚钻打眼，然后用一种用铜或铁打成的扁平的两脚钉（锔子）将它连接。因为锔过的碗终归没有完整的碗结实，使用起来格外小心，有时它的寿命反而会超过好碗。
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采访后摄。
1959年7月，在历史研究所与顾颉刚、侯外庐、胡厚宣、张政烺等讨论。
1960年9月摄。
1960年9月摄，自题“山游小憩”。
摄于1964年10月。
1961年1月23日，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合影。
摄于1962年11月。
1964年9月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陈垣先生正是了解自己身体的弱点，注意保养，所以能享高寿。其实他的养生之道很简单，就是生活有规律，起居有节制，并适当锻炼。七十岁以前，他每天四五点起床读书写作，然后去学校办公或上课，中午也不休息，晚上10点以前就寝。七十岁以后才适当午休。
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一日三餐，早餐是小米粥、羊奶加一两片馒头或面包。午、晚两顿正餐是两三种荤素搭配的小菜，再加一点腐乳。当然，他也有与亲朋或家人欢聚会餐的时候。广东馆子恩成居，山东馆子同和居（老板是他学生牟润孙的父亲）都是他喜欢去的饭馆。著名的谭家菜的主人谭祖任（篆青）是他的同乡和好友，他曾多次在谭宅与友人和学者聚餐。但这些都不是经常的事。
他的锻炼也是结合自己的条件，主要就是饭后在院子里千步走，怎样计算千步呢？当时没有计步器，他就边走边念《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字一步，念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千字文》念完，一千步也走完了。
这些看似简单的措施，因长年坚持，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不管陈垣先生怎样生活有规律，身体健康，也不能承受“文化大革命”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的健康状况随着心情的压抑而每况愈下。
二、“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高级知识分子无一不列入“牛鬼蛇神”之范围内。举国上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造反有理”口号声响遍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陈垣先生提心吊胆、闷闷不乐，他对形势的发展担忧、陌生又不理解，他保持着沉默。他很孤独，对人生冷漠。记得在“文革”前，我们全家（公公陈乐素、婆婆洪美英，我和智超）经常在周末或周日带着孩子去看望他，这成了习惯、规律。我们住所在景山东街，坐汽车只有四个站，骑车只要十分钟。每次去，他都特别高兴，有说有笑，问这问那，特别喜欢问我一些生活琐事，如：你是云南人，生活在北京习惯不习惯？每天到学校是骑车还是坐车？等等。有一天，他听说我在练毛笔字，很高兴地说：“当老师写好字很重要，字不好，课讲得再好，学生也会看不起你。”还让秘书找了一本王羲之的兰亭帖送给我，要我好好练字。总之，每次大家见面，都谈的十分开心。
可是，“文革”一开始，他已经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觉察到形势在大变，终日一筹莫展，心神不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是批判“海瑞罢官”，后又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发出“五一六通知”，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连毛泽东多年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不知所措，“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更不用说陈垣先生了。开始他是仿徨不解，我们全家去看望他时，与以前好像变成了两个人，面对儿孙们的来到，他一言不发，满脸愁容，局势使他高兴不起来，每顿饭进食量少了，觉也睡不安稳。看到他忐忑不安的状况，智超向尹达反映了陈垣先生担惊受怕的情况。因为尹达是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所长为郭沫若兼）。尹达为了宽慰他，1966年3月18日到家看望了他。这次谈话效果不错。陈垣先生还留尹达在家用晚餐，这是极少有的例外。在此之前，1966年1月6日，郭沫若也赠送了他新写的关于武威竹简的文章，题“请陈垣老指正”。
“文革”期间的几年，陈垣先生极少外出，各方面的消息主要来自他几十年如一日听的新闻广播，再就是来自家人的传达。当时他的元配夫人邓照圆在广州，另一夫人徐蕙龄则在天津，分别与她们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子女当时在世者还有八人：长子乐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次子仲益体弱有病，与陈垣先生住在一起。三子约之，在广州文化局工作。四子容之是天津大学无线电系主任。长女桂辛在香港。次女善在广州中学任教。另外两女慈、冬，则在建国前已居海外。乐素有两子在北京，我的丈夫智超是第三代中唯一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智纯在北京矿业学院任教。每逢假日，我们全家老小，必定到祖父处团聚，仲益叔有一子一女在天津、北京。子陈朴在天津工作，他妻子孔繁忻也在北京。女陈韶在北京师院任教，其夫郭汾在北师大任教。
北师大早先为陈垣先生配备了工作人员：专职秘书刘乃和，从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作了陈垣先生的助手。另有专职护士老郭、公务员小郭。还有自费请来的两位抄书先生，另有一名专为陈垣先生做饭的保姆袁姐，也是他自己出资雇请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那些想安慰、保护陈垣先生的人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7月份，陈伯达在科学院万人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尹达，不久就把他从“文革”小组成员的位置上拉下来，发交历史所造反派批斗。
可以说，陈垣先生与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命运、遭遇、处境虽不尽相同，但内心的痛苦，所受到的精神的折磨是相似的，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三、老人照顾老老人
陈垣先生的住所远离师大校本部，造反派贴他的大字报他看不见，师大的大字报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垣”、“把陈垣揪出来批倒批臭”、“打倒走资派陈垣”等等，具体内容则有，他的著作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新中国成立后不应重印“励耘书屋丛刻”；他提倡学生多读书就是宣扬“白专道路”；他私人有大量藏书及领取稿费是不合理的等等。高音喇叭的叫喊声，他也听不到，但他仍然亲身感受到了运动的压力。有一次，我婆婆、爱人和我三人到了陈垣先生住处去看望他。我们照常按门铃，可是很久没有人开门，大约等了足足半小时，我们在门外，都很焦急，最后还是仲益叔来开门。一开门他就说：“爷爷在卫生间，离不开人，所以没法及时给你们开门。”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屋里，祖父一人静静地坐在藤椅上，我们知道他内心很苦闷，尽量讲些宽慰的话。他发现大儿子乐素没来，就问智超：“你爸爸为什么没来？”智超说：“他今天有点事，不能来，要我们代他来看望您。”其实，他的长子乐素，有一天突然被单位造反派抓走，说是隔离审查。原来他原在浙江大学的一位老同事，被逼供信，屈打成招，把解放前浙大教授会的成员都说成是特务。本来，爸爸每周都要去探视他的，这时已失去人身自由，自然不能去，但我们又不敢如实告诉他。
陈垣先生四合院里变化很大，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文革”发生后不久被师大造反派勒令回校参加运动，说四合院里是“池小王八多”，要秘书刘乃和、护士老郭、公务员小郭，全部撤走，要他们回校参加“革命”运动，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必须回去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审查，触及自己的灵魂，谁也逃不过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陈垣先生自请的两位抄书先生，因为无书可抄，也回家了。这样，一座两进的四合院里只剩下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除祖父外，仲益叔已是六十多岁，专门做饭的保姆袁姐也是六十岁左右的人。当时的家属，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都要参加运动，照顾祖父起居自然落在仲益叔身上，其他家属都只能是各自抽出时间去看望他，有时送水果，有时轮流值班。“文革”中，我因刚出大学校门，参加工作不久，当时社会上有句时髦的话，曰：“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新型大学生。”身世单纯，因此没有被红卫兵当成批斗对象，而作为革命的动力来团结。因此，运动中，自己的行动比较自由，自我支配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在公公受审，智超也被打成保皇派，被剃阴阳头、挂牌子，在大院里打扫卫生的情况下，我和婆婆（当时已退休）随时代表他们往陈垣先生处看望他。“文革”中祖父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有什么比不能看书、不能从事研究更痛苦、更残酷、更遗憾的呢？他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几十年如一日。“文革”前，他每天在助手的帮助下，拿着放大镜，整理、研究《五代史》。而现在一切都无法进行，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埋在心里。一次，我们讲到书籍出版问题，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吗？”我们也不敢吭气，婆婆安慰他说：“去年师大党委书记不是说，要您保护好身体，只要您健康活着，就是最大的贡献吗？”他苦笑了一下，说：“有什么用？”平时四合院里冷清，没有生气，因此祖父又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是老人照顾老老人。”陈垣先生多么寂寞、无助，过去的朋友连电话都没有一个，他悲伤，他叹气，他沉默，度日如年，听力视力逐渐衰退，面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没有笑容，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以我的看法：这几年他对自己的想法不是公开地说出来以表示愤慨和不满，而是无言地回避。开始我们老是对他说，乐素很忙，不能来，时间长了，他也心知肚明，再也不问了，只是谁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四、被迫自我检讨
有一次，中华书局的造反派来了几个人，把陈垣先生整理两部《五代史》的全部资料抄走了，说是要拿去检查，这批资料至今下落不明。他多年的心血全然付诸东流。
又有一次，北师大来几名红卫兵，想要抄出他们想要的反革命材料，在几间书房转来转去，找不到他们需要的反革命材料，又提出要抄祖父与刘少奇、王光美的合影照片，说祖父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美国特务”王光美有一张合影。师大红卫兵头目谭厚兰在一次大集会上，讲到刘少奇、王光美与陈垣有合影，说这是他们互相勾结的罪证。事实是，1952年“五一”劳动节晚上在北海举行的游园会上，刘少奇副主席带着夫人王光美坐在离陈垣先生很近的桌子旁边。王是辅仁大学研究生，一眼看见了老校长，就与刘少奇一道走向陈垣先生，并向刘少奇介绍说：“这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垣先生。”于是刘少奇与陈垣先生握手并合影留念。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红卫兵也不放过。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如果找到，这就可以给陈垣先生定罪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垣先生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写了“自我检查”及“我要自我革命”，请人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内。
“自我检查”写于1966年7月，其中说到：
“这次运动，革命师生给我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我既惭愧，又极欢迎。通过这些大字报的揭发与批判，使我认识到：我一生所写所讲的东西，无论是解放前的成部著作，解放后的文章和讲话，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甚至有危害性的……解放了这十几年……思想仍然落后。否则我何至于未经组织批准将解放前旧著“励耘书屋丛刻”在新社会复印起来……还有，我过去经常对史学系同学提倡多读书，这不等于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吗？这不是和毛主席强调的“突出政治”背道而驰是什么？”
“我要自我革命”写于1966年8月，他说：
“经过这次运动，我要自我革命，自我造反，愿将历年得来的书籍三百余箱，字画数百件和稿费等四万余元交给党和政府处理，坚决打破过去私人大量收藏书物、庞大稿费和高薪金的不合理制度。”
由于他心情郁闷，担惊受怕，衰老得很快，视力、听力急剧下降，即使用最大号的放大镜，也只能看报纸的大标题。要得到外界消息，主要是听广播，收音机要把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听清。我们讲些消息给他听，也尽量靠近他的耳边，放大嗓门。红卫兵几次抄家，没让红卫兵进他卧室，事后他才知道。八十六岁老人，哪里经得起恐吓。1966年5月他的夫人徐蕙龄在天津去世，他让仲益和刘乃和到天津，带去三百元，为她立块石碑。不到一星期，他的结发妻子邓照圆在广州去世，我们不敢告诉他，以免他雪上加霜的悲痛。
有一次，我们向他讲述了北京的两派斗争，祖父问我们，你们是哪一派的。我们说，我们是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一派的。他想了一下，指指自己，又指我们，说：“我跟你们是一派的。”说完开心地笑起来，逗得我们也大笑起来。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很难听到的他的笑声。
1970年6月摄于家中。
在“文革”中，逢“国庆”、“五一”等节日，能否在公众中“亮相”是标志着没有被打倒、没有大问题的一项政治待遇。陈垣先生这些年，基本与外界隔绝了往来，为了让亲朋好友宽心，他还是尽可能出席这种集会。尽管每次外出，换衣换裤，非常麻烦，他小便经常失禁，还要事先采取些特别措施。他的行动已极不方便，到时总是由两三人合力连座椅带人抬至门口上车。记得有一次参加国宴，智超护送他到人民大会堂门口，由里面的工作人员用轮椅推至宴会厅，因为不知道他何时出来，智超一直在停车处紧紧盯住门口，看他一出来，赶快跑过去接他上车。回到家，他已浑身是汗，衣服全湿了。1970年的国庆，祖父上天安门观礼台是由孙女陈韶陪同前往，陈韶一直在城楼下等候他乘电梯下来，再送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庆观礼。
1969年6月，他收到了汪宗衍从澳门给他的信，陈垣先生与汪是世交，通信达三十多年。他在复信中说：“弟聋聩日甚，坐食无聊；‘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当时的心情，可见一斑。
五、向周恩来求助
1969年底，在“文革”中陪伴了陈垣先生三年多的仲益叔，病体坚持不住，终于住进了医院，这几年，他与祖父相依为命。益叔一住院，只剩下一个做饭的老保姆，虽然也有重孙女陈政经常照顾他，可她只是个初中生，要照顾体重近八十公斤的近九十岁老人，许多时候也力不从心。而且她学校常有活动必须回学校。祖父经常处在无人照管的悲惨状况下，有一天，我们去看他，一进门，老保姆就很恐慌地向我们讲述：“昨天你们怎么不来？你爷爷昨天上午摔到地上了，他要坐上藤椅，结果没坐上，一下子坐到地上，一坐就是半天，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了。他喊我，隔着一个院子我又听不到。中午送饭过来，才发现他坐在地上，我去隔壁叫了一个人来帮忙，才把他拉扶上藤椅，还好没摔坏。”我们听后，赶快走进北屋，问他有什么疼痛，他说：“地上太凉，肚子不舒服，拉了两次稀……”过了几天，才缓过来。因他体态胖，腰腿无力，坐到地上自己爬不起来，整整在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听了真害怕，感到没有专人在家守候是不行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怎么办呢？父亲指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这时智超和我商量，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老人很难支持。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老人的名义向上写信，究竟向谁发信呢？一封信给周总理。我们知道总理太忙，总理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他了解陈垣先生，也肯定会保护陈垣先生。“文革”前，祖父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总理探望过他。1959年陈垣先生入党，总理还曾郑重向他表示祝贺。陈垣先生在“文革”前期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也同总理的保护有关。另一封给康生，康生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劣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就连邓小平在复出之前，也曾去看过康生。我们当时只知道，康生在“文革”前养病之时，曾经向祖父请教过一些有关历史、文物的问题，算是有点交往。两封信中提到祖父身边无专人照顾的困难，希望能有专人负责照顾老人等等。
信写好了，怎样才能直接送到中南海领导人手里呢？智超此时头上有好几顶帽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对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的急先锋”等等。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送信的任务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直奔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听说那里有个中央信访接待站。在“文革”的岁月里，敢闯中南海是要冒一定险的，弄不好，会被扣押起来，反映到你工作单位，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挨批斗才怪呢。但我想为了解决爷爷无人照顾的问题，壮着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了中南海西大门口，胸前特意挂了一枚大的毛泽东纪念章，门警看见我朝大门口走去，警觉地迎我到离中南海西大门五十米以外地方，不让我再靠近大门，然后很生硬地问：“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有两封信要请你们转交给周总理和康生同志。”那个门卫拿过信看看说，你等一下，转身进去，不久，从里面出来一个解放军，叫我跟他走，带我到对面一个平房里，里面有桌子、凳子、简单办公用品。他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信没封口），然后开始盘问我，是什么单位的、姓名、年纪、住址等等，让我作了登记，然后说：“信放在这里，你可以回去了。”我向他道谢，才赶快离开了。心想这信能否到总理手里很渺茫。
没想到，这两封信还真很快起了作用。1月6日左右，周总理派了一位军代表到北师大，将刘乃和调回陈垣先生身边照顾他，不久，护士老郭、公务员小郭也调回来了。师大调他们三人回到祖父身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比较了解祖父的情况。康生在1月30日复信陈垣先生，信中说：“您对历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交与党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至于稿费交党，此意甚好，但因您年迈体弱，应多加保养，希望您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们过去对您的生活照顾不够，请原谅，以后如有问题，请即来信为盼。”直到前几年我们才知道，康生这封复信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同意。要团结这样的知识分子。”
1970年2月，很仰慕祖父的卞孝萱先生特意来家看望。1970至1971年这段最后的岁月，祖父虽然过得比较安稳，但此时，他在京的大儿子乐素去了安徽凤阳干校，另一个儿子容之在天津，只能不时带妻子刘慧如及孩子来京探望。智超也去了河南干校，能经常去看望祖父的几乎都是女士们，儿媳洪美英，经常备些老人喜欢吃的食物送去。孙媳孔繁忻，孙女陈韶，经常带着第四代孙儿孙女去看望老人家，我通常在周日带着我的儿子替换刘乃和休息。我照顾祖父生活起居，陪他聊天，他特别喜欢我给他捶背。1970年夏，在武汉工作的孙子陈致易、俞文琴夫妇带着初生几个月的女儿来北京看望祖父，请祖父为他们的女儿起个名字。陈垣先生很高兴，想了一阵子，就脱口而出，叫“旺旺”吧，国家兴旺的旺，就在此时此刻，他老人家还是多么希望国家兴旺。
六、遗嘱及部分遗物下落不明
陈垣先生已经九十岁，身体日衰，1970年7月至9月，因脑血栓后遗症又住了一次医院。出院不久，又于12月14日发低烧住进北京医院，离开了他居住三十一年的兴化寺街五号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家。入院的头两个月，头脑还清醒，能简单对话，也认得出是谁来看他。可是，渐渐地说话也不清楚了，叫他时反应很小，往后大小便失禁，不能进食，只能鼻饲，并长了褥疮，每两小时需帮他翻身、擦身，一刻也离不开人。广州的儿女们也来帮着照顾，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治疗，全体家属和刘乃和、老郭、小郭轮流一天二十四小时守护，终于6月21日走完了他九十一年漫长的人生道路。在他逝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师大军宣队、工宣队两位负责人突然到我家，家里只有我和孩子。他们说，特意来借祖父的遗嘱，准备给他写评价用，用完还给我们。当时，我拿不定主意，因为祖父把遗嘱交给智超，就是要他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智超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把遗嘱交给我保管，我担负着重责。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公理可讲，谁敢得罪宣传队领导，不给不行；但又不愿拿出来，就说智超放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一定要让我找，结果翻箱倒柜，终于在箱子里翻出来了，就这样，把祖父留给家属的遗嘱拿走了，至今也没有归还。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陈垣情况。这是关于丧事安排请示上的批示。
祖父病重期间，周总理曾指示，要求医院尽力抢救，还派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郭沫若和人大常委会、政协办公厅等有关同志也到医院看望。
1971年6月24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追悼会，郭沫若致悼词。祖父的学生启功撰挽联曰：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同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登载了祖父逝世的消息，给予肯定的评价。《人民日报》曰：“他人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与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骨灰盒相伴为邻，家属每年去瞻仰，献上鲜花，以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我们的遗憾是没能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将他安放在福田公墓。
陈垣先生逝世后，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五万册藏书，几千件名贵字画、章石，四万元稿费全部交给北师大。由于历史原因，没办捐献手续，只有一份清单。据了解，部分文物字画下落不明。“文革”后，我们要求补办捐献手续，2004年，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博物馆分别补发了荣誉证书和捐赠证书。
《北京日报》关于陈垣逝世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