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缎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往这边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笃定在，终归还是好看。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旧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种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四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过照片了。被说服接受摄影记者的创作后，她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请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为她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多出几缕卷曲的刘海儿，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一角。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情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儿，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有次给大学生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大概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三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带给她的副产品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足了苦头。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式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记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六年后，纪录片问世，震惊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极度贫困也是有人会选择的。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儿，拿一份钱。她说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是脱口而出、斩钉截铁：“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后来在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当副政委，是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个月后，被通知去收尸的女儿们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因父母而写《他们的故事》有必要再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回忆着、涂改着，最后在一片纸上写了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是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1949年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到了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九年，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好像没有在彭小莲那里留下什么。她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她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懒得动，因为白天干活儿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不属于受了感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江西那个小村子让知青们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她睡的木板床床脚常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儿，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儿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涨，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也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得到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发展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九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换内容。
彭小莲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梧桐，就是母亲所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上海市电影局。
12岁，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戏台一样，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在演出，有人在糊标语，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布店不卖布了，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柜台里摆满领袖著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后来不对了，彭小莲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块在空中嗖嗖地飞，有一天，它们准准地打在……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
15岁，母亲被关起来，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女流氓了。
25岁，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上，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身穿黑色西装的门童双手交叉立在门口。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不久前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豁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四千多，还有一只包么三万二。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片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歇过。
早些年，红卫兵在这里冲进杀出、烧线装书、打老年人，火光映红了每家的窗帘。
后来，一些门面房悄悄改头换面，改成店面了。再后来，霓虹灯装起来了，也是红艳艳的。
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一片酒吧前派到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老坦克一样的自行车过不去，于是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车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沾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笑嘻嘻的，活像《乌鸦与麻雀》里的赵丹。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彭小莲呷一口咖啡：“与时俱进是个好东西吗？切！”
《小说月报》2010年1月号发表了彭小莲的新小说《举起我天天阅读的那本书》，是根据对画家林风眠养女的采访和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重组的一个故事。谈起大师林风眠，她的音色陡然高亢：“那种独立，那种孤傲！他绝对不是与时俱进的人，因为他有自己扎实稳固的东西。”
1991年，彭小莲跑到东京，为她的论文、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收集素材。她想解决的疑问也摊给了小川绅介：在父辈的年代里，日本人用枪炮都没有占领的中国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为什么现在他们全得到了？
她第一个访问的，是少女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闺蜜阿橘。阿橘当时正跟丈夫一起住在东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靠打三份工维持学业，功课都是半夜里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的。她后来考取东京大学研究院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鞠了一躬。
与小川团队在一起
阿橘听了彭小莲的爱国主义主题光火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给日本留学生做结论？你在美国拿着奖学金，你打过工吗？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生活？你有什么资格说风凉话？还要写篇深刻的论文，你给我省省吧！”
两个人嗓门儿越来越大，最后都变成咆哮。
她们的友谊，好比潮水和沙滩的关系，是在不断冲击和拍打中加深的，但还是有措手不及的时刻。
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时出生的，但不知刘少奇是谁。19岁到了日本，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又“不吃亏”，所以停不下来。不过五年光景，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没意思，一点意思没有。”
在东京的大太阳底下骑着自行车采访，彭小莲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访问中丢了主题，为闯入陌生人的命运而尴尬，要么，傻傻地跟着被访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觉得时代慌乱得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她越来越心慌，害怕失去方向。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小川。小川说：“孩子让社会毁了。”
沉默很久，小川问她：“毛泽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你说对吗？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呢？为什么不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彭小莲回答：“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有人介绍她时，在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会自嘲：“心酸心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她会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子里系朵黑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的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立项了，前后耗了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调地念出来的，也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中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分别在《美丽上海》中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着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
“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孙海英演的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观众能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经由她的观察和表现，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彭小莲叙事平稳，画面考究，哪怕一个清晨人们骑自行车上班的空镜头，角上也会带进一抹树荫。她小时候在市少年宫学画，12岁在林风眠的画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画家已经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许多只脚。
她的摄影搭档是美国同学、台湾人林良忠，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成分颇为复杂，掺杂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最后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对背景声音的极大容纳，显然是从纪录片里来的。
彭小莲似乎喜欢用窗格子来表现人物的隔阂，增强戏剧的张力：外婆在右，外孙女在左，两人背对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给书包里装着避孕套的外孙女一记耳光，然后回到她那一格，背过身去。彭小莲告诉我，那不是透过真的窗棂拍出来的，而是用化妆镜变的小魔术。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关涉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
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导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后回家说，“你得看看彭小莲的《美丽上海》，非常厉害。”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它“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作电影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是跟农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摄可能。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着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做给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但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满山红柿》。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做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影评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八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内心深处的痛，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是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听母亲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六年。”资金有限，彭小莲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十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这份沉甸甸的记录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是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都愿意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为了带大七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有一次因为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有问题让躺下观察后再定。于是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好马上去抽血，好去买米买煤……老人脸上没有影视里常见的那种悲戚，只有两滴老泪慢慢积在眼睛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掌背。镜头不可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时，彭小莲的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动了气、从唇间呼哧呼哧喘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老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意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从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开始，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在那笃定的后面，她还是会不安，会慌慌张张四下里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