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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反思

第1章 谢谢你迟到

从事新闻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原因,而且常常是出于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因。有人想当调查记者,有人想当跑口记者,有人喜欢突发新闻,还有人喜欢解释性新闻。我一直想当最后那种记者。我进入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喜欢做一个将一种英文翻译成另一种英文的人。

拿到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喜欢尝试着进行分解,这样我就可以搞懂它,而后就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无论主题是中东问题、环境问题、全球化还是美国政治。我们的民主制度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选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出明智的政策选择,而不会轻易落入政治煽动家、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或阴谋论传播家的陷阱。这些人说得客气点是在混淆视听,说得不客气一些就是在蓄意误导。2016年经历了美国总统竞选之后,我感到居里夫人的一句话是如此准确、贴切:“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恐惧的,你需要做的只是了解它。我们了解得越多,恐惧就会越少。”

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感到恐惧或者无所适从,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以下观点: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最陡峭的拐点区域,也许在德国铁匠和印刷匠约翰·古腾堡在欧洲发起印刷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剧烈的转折了。当年,印刷革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三股力量,即科技、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同时加速。其结果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职场以及地缘政治的许多方面都正在进行重构,并需要人们进行思想的重造。

众多的领域正在发生变化,而当这些变化在同一时间加速发生时,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负责认知解决方案和研究的高级副总裁约翰·凯利三世曾经对我说:“作为人类,我们生活在一个线性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距离、时间和速度都是线性变化的。”但时至今日,科技的变化路径已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指数型曲线”。他说:“我们唯一曾经亲身体验过的指数型变化,就是开车时突然加速或者猛踩刹车的那种感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会在短时间内感觉到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适应感。”这种体验也可能会令人愉悦兴奋,你或许会想:“哇,我在5秒的时间就从0加速到了100千米/时。”但是如果是长途旅行,你可不会喜欢这种感觉。然而现在,我们就是在长途加速旅行,凯利说:“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加速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选择暂停脚步,用心反思,而不是惊慌失措或自暴自弃。暂停脚步并不是一种奢侈或迷失,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更有效地参与周围的世界。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的朋友多弗·塞德曼说:“当你按下一台机器的暂停按钮时,它就停止运转了。但是,当一个人自己暂停一下时,他就重新开始了。”多弗·塞德曼是LR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公司为全球企业提供商业道德和领导力领域的咨询服务。多弗·塞德曼说:“你开始反思,重新思考你的假设前提,开始以一种新的角度重新设想什么事是可能做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开始与你内心深处最坚定的信仰重新建立联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才能重新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他补充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暂停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有一句名言:“每次暂停的间歇,我都听到了召唤。”

暂停。是的,没有哪个词能更好地总结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暂停脚步,让我从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时那种坐着旋转木马似的生活中停顿下来,并更加深刻地反思历史的拐点。

我不记得自己从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抽身出来的准确时间了,大约是2015年年初的某一天。那是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定期会在位于华盛顿闹市区的《纽约时报》分局办公室附近,利用吃早饭的时间会见朋友,采访官员、分析师或外交官。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避免浪费早餐时间,把自己每天的安排填得更满一些。当然,华盛顿特区的早高峰交通总是很拥堵,我的早餐伙伴往往会迟到10分钟、15分钟甚至20分钟。他们总是气喘吁吁地赶到,一边坐下一边说着致歉的话:“红线地铁又延误了……”“环城高速大堵车……”“我的闹钟没有响……”“我的孩子病了”。

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客人迟到了,于是我对我的早餐伙伴说道:“没有,没有,请不要说对不起。实际上,你知道么,我想谢谢你迟到了!”

我解释道,因为他迟到了,我为自己挤出了一些时间。我“找到”了几分钟的时间,不干别的,就是坐下思考。我津津有味地侧耳旁听邻桌一对情侣对话,观察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流。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等待的时候,我将几天来一直思考的一些观点贯通了起来。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道歉:“谢谢你迟到。”

第一次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自己也没有认真思考。但是,在又一次经历了这种情况之后,我注意到原来能有少许空闲时间,没有计划,没有安排,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很好!和许多人一样,我也被这种头晕目眩的快速变化搞得精疲力竭,不堪重负。我需要允许自己(以及我的客人)慢下来;我需要允许自己独自思考,而不去发推特、拍照片或与任何人分享。每一次我跟客人说“谢谢你迟到”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会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接着突然心中一亮,他们就会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谢谢你迟到!’嘿嘿,不客气。”

牧师和作家韦恩·穆勒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书《安息日》中写道,他看到人们经常对他说:“我太忙了。”穆勒写道:“我们可以很骄傲地相互这么说,就好像这种精疲力竭是一种荣耀,证明我们能够承受压力……不能为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抽出时间,没时间来看看落日余晖(甚至完全不知何时日落),如旋风般将我们的各种义务一扫而光,却找不到时间停下来做一次简单的、深沉的呼吸。这成了人生赢家的一种模式。”

我情愿学会如何暂停。就像作家里昂·韦瑟蒂尔曾经对我说的:技术专家告诉我们,耐心和停顿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是因为过去“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因为调制解调器上网速度太慢,没有宽带,或者没有升级到iPhone 7。韦瑟蒂尔补充道:“所以,既然现在科技已经使等待成了过去时,他们的观点就是:谁还需要再有耐心呢?但是,古人相信耐心中有大智慧,智慧发轫于耐心……耐心不仅仅是放慢速度。它让我们能够反思。”今天,我们创造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只有在你能够对其进行反思的情况下,知识才是有益的。”

而且,从暂停中获益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我们建立互信的能力。多弗·塞德曼跟我说:“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更快速的联系。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能力,去爱,去关怀,去希冀,去信任,在共同的价值观上构建一个自发性的社群,这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这是将我们与自然和机器区别开的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更快一些。上天造我,是让我去思考子孙后代的千秋大计。我不是一只非洲猎豹。”

所以,激发这本书的火花是一次暂停,一次不期而遇的经历。但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那是一次在停车场的偶遇。那一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快速离开,而是选择与一个陌生人进行深入交流。这个陌生人主动向我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停车场收银员

那是2014年10月初的某一天。我开车从贝瑟斯达的家中去市中心,把车停在凯越酒店地下的公共停车场。我约了一个朋友在酒店的“每日鲜烤”餐厅用早餐。到了之后,我领了一张印有时间的停车票。用完早餐,我驾车从停车场离开,在出口处的收银亭,我把停车票递给里面的收银员。那位收银员没有着急看我的停车票,他先仔细地看了我一下。

“我知道你是谁。”这位满头银发的男士带着外国口音,热情地冲我微笑。

“好极了。”我答道。

“我读你写的专栏。”他继续说道。

“好极了。”我漫声应道,一心想要尽快回家。

“但我并不总是同意你的观点。”他接着说道。

“好极了。”我答道,“这说明你总是在思考。”

我们又说了几句客套话。他给我找了零钱,我开车走了,心想:“这个停车场的家伙读我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好极了!”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一次将车停在了同一个停车场。我每周大概搭乘一次红线地铁,从贝瑟斯达的家中前往华盛顿特区市中心。我拿了一张印有时间的停车票,乘地铁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办公室待了一整天,然后乘地铁往家赶。下了地铁,我走进地下停车场,找到车,开到出口处的收银亭,我又碰到了那位收银员。

我把停车票递了过去。这一次,在把零钱递给我之前,他说:“弗里德曼先生,我也写点东西。我有自己的博客。你能帮我看一眼么?”

“我在哪里能找到它呢?”我问道。他在一张用来打印收据的小纸条上写下了网址:“odanabi.com”,并把纸条和零钱一起给了我。

我开车离开了,心里很好奇,想要一探究竟。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又飘来了另一个想法:“太有趣了!这个停车场收银员竟然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个家伙有他自己的博客。他也是一名专栏作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回到家,打开了他的网页。网页是英文的,话题主要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是一名埃塞俄比亚移民。讨论的焦点是当地各种族和宗教人群的关系、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一些不民主的做法,还有世界银行在非洲的行动。博客的界面设计得很漂亮,他的文章观点明显地支持民主。他的英文还算流畅,但谈不上完美。我对这个主题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没有在他的网站上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家伙:他是怎么想到要写博客的?这样一个明显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白天做着停车场收银员的工作,晚上写自己的博客,并通过这个平台参与全球范围的对话,告诉整个世界他感兴趣的问题和他的观点,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认为我需要暂停一下,并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家伙。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没有他的个人邮箱,所以我联系他的唯一方式就是每天乘地铁去上班,并把车停在同一家公共停车场,看能否再次遇见他。我就是这么做的。

在经过几天空手而归之后,我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天早晨,我很早就到了,我的博客收银员坐在收费岗亭里。我停车取票,下车后朝着他挥了挥手。

“嘿,又是我。”我说,“能把你的电子邮箱给我么?我想和你聊聊。”

他拿出了一张小纸片,写下了他的电子邮箱。我这才知道他的全名:艾耶勒·Z.伯嘉。当天晚上,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请他“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博客的”。我告诉他,我在构思一本关于21世纪的书,我对其他人是如何进入写博客这一领域并用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非常感兴趣。

2014年11月1日,他给我回了邮件:“我不太确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你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博客的’。我在odanabi.com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间就是开始写博客的时间,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这篇文章,一直往前翻页,翻到头即可。当然,如果你的问题是想问什么在激励我写博客,那么,在我的祖国埃塞俄比亚,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我希望就这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希望你能谅解,我不能即时回复你的邮件,因为我只在工作间歇才有时间回邮件。艾耶勒。”

11月3日,我又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在来美国之前,你在埃塞俄比亚是做什么的?什么是最困扰你的问题?不着急回复。谢谢。”

同一天,他回复道:“好极了。我看到一个互相帮忙的机会。你对哪些问题困扰着我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是向您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与我的目标受众和更广泛的公众就我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我立即回复道:“艾耶勒,成交!汤姆。”

我答应与他分享所有我所知道的关于如何写专栏的知识,作为交换,他要告诉我他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他立即同意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两周后,我从华盛顿特区位于白宫附近的办公室出发,伯嘉从地下停车场出发,我们在贝瑟斯达附近的“皮特的咖啡与茶馆”碰头。他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旁边,花白的头发,一字胡,脖子上围了一条绿色的羊毛围巾。我们一边喝着皮特最好的咖啡,一边聊天,他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我也跟他讲我的故事。

我们第一次遇见时,伯嘉已经63岁了,他毕业于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学的是经济学。海尔·塞拉西一世是长期统治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伯嘉是东正教徒,也是一名奥罗莫人,奥罗莫族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是一个奥罗莫族活跃分子,为了一个民主的埃塞俄比亚而积极地推广奥罗莫族文化。

“认同大埃塞俄比亚身份与奥罗莫语言文化的繁荣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事。”伯嘉解释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朝着使埃塞俄比亚所有民族为其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并为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国民感到自豪。”但是,这些努力激怒了埃塞俄比亚政府,2004年他被迫流亡海外。

伯嘉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所特有的尊严。白天的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好让他在晚上可以认真地写博客。他说:“我并不是为了写而写。我希望学习一些技巧。我有我追求的事业,我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希望传递自己的思想,也愿意倾听另一方的观点。”

他将他的博客取名为Odanabi.com。Odanabi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一个小镇,现在被称为奥罗莫人的中心。他刚开始写作时是与埃塞俄比亚的各大网站平台合作,包括Nazret.com、Oduu.com、Ayyaanntu.net、AddisVoice.com,还有Gadaa.com,一个奥罗莫族的网站,但是他们更新的速度太慢,赶不上伯嘉想要参与讨论的迫切心情。他解释道:“我感激这些网站,他们给了我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但是他们处理稿件的流程太慢了。所以,尽管我是一个在停车场工作、收入不高的人,也不得不开设自己的博客,定期发表我的观点。”他的网页放在Bluehost.com网站上,并需要支付一小笔费用。

埃塞俄比亚政坛充斥着极端主义观点。伯嘉说:“根本没有可供理性讨论的中间地带。我希望埃塞俄比亚人能够相互走得近一点,消除偏见,更好地理解对方……来到美国之后,我一直在寻找可以为我的祖国所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看见这里也有辩论,人们争取他们的权利,但是也听取另一方的观点,这样双方就会逐渐靠近。”(也许只有一个来自分裂国度、在地下停车场工作的外国人才会将今天的美国视作人们观点逐渐接近的国家。但是我爱他的乐观精神!)

他对我说,虽然自己只是一个负责收钱找零的收银员,但他总会去观察别人,看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蒂姆·罗赛特。”伯嘉说的蒂姆·罗赛特是已故的《与媒体见面》栏目的主持人。“我不认识他,但当我关注这一节目之后,我觉得他特别有感染力。从蒂姆·罗赛特身上,你看到了一个准备充分的人,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未经推敲或思考的,没有一句是毫无依据的,他用事实与人们交流,他不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观点强加于人。在表述他掌握的事实的时候,他是不留情面的,但同时他也非常尊重他人的感受。”所以,伯嘉总结道:“每一次他结束一场讨论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给了我们一些信息,并在采访对象的脑海中激发了一些火花。”

真是由衷的赞扬!我想,我的朋友蒂姆要是能够知道,一定会感到高兴。我问伯嘉,有多少人看他的博客?

伯嘉说:“每个月都不一样。有的话题较热,有的较冷,但我有一群稳定的粉丝。”他告诉我,网络统计数据告诉他,博客的订阅者分布在大约30个不同的国家。他补充道:“我很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管理网页。”在过去的8年中,他每周在停车场工作35小时,这仅仅“是为了生存,网站才是我倾注能量的场所”。

我答应他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有谁能够拒绝一个掌握自己网站流量信息的停车场收银员呢!但是我必须问他一个问题:“白天是停车场收银员,晚上是网络活跃分子,有自己的博客,住在美国,却能够对30个国家的人传递信息,尽管人数不多,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感觉自己被赋予了更多的力量,”伯嘉毫不迟疑地回答道,“相信我,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些天我有些后悔以前浪费了时间。我应该在3年或者4年以前就开始这么做,而不是东发一篇、西发一篇。如果我早一些集中精力开发自己的博客,现在读者会更广……我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我正在做一些对我的国家有益的事情。至少,我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热与光

接下来的几周,我给伯嘉发去了两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如何构思专栏写作的。后来我们又在皮特咖啡馆见了一面,以确保他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不能说这对他有多大的帮助,但是从这次偶遇中,我的收获非常之大,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首先,能够走进伯嘉的世界就令人眼界大开,哪怕只是走进去了一点点。10年前我们两人可能毫无交集,现在我们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事。我们都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使我们关注的问题为更多人了解,参与全球性的讨论并按照我们的方法一点一点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某种大趋势的一部分。多弗·塞德曼说:“我们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同时创造历史、记录历史、公布历史以及放大历史。”在此前的时代里,“创造历史需要一支军队,记录历史需要一个摄影工作室或一份报纸,公布历史需要一个出版人。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掀起波澜。现在任何人轻轻敲击键盘,就可以创造历史”。

伯嘉所做的就是这些。艺术家和作家自古就是身兼数职,白天一份工作,晚上一份工作。今天的新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像艺术家和作家一样身兼数职,并且如果他们的文字有足够的说服力,这些文字就可以传递并感染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他们确实有话要说并且言之有物,这些文字能够飞速传遍全球,而且做到这些只需要花费很少的钱。

为了兑现我对伯嘉的承诺,我不得不比以前更加深入地思考观点写作的技巧。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当了20多年的专栏作家。在这之前,我还做了17年的记者。我们的这次偶遇使我暂停脚步,思考新闻报道和观点写作之间的区别,思考究竟什么能够使一个专栏“发挥效果”。

在给伯嘉的两份备忘录中,我写道,专栏写作并没有一定之规,也无课可授,每个人写作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如果你是一名记者,你关注的焦点就是挖掘事实真相,以解释复杂的新闻事件,并揭露和曝光背后隐藏的不可理喻的事,任由事实指引你前进。你在现场的目的是为了把信息告诉公众,你要做到公正公允、不偏不倚。实话实说的新闻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取决于曝光的程度、解释的程度。

观点写作与此不同。如果你是一名专栏作家,或像伯嘉一样是一名博客博主,你的写作目的就是去影响或去激发某种反应,而不仅仅是告知。你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阐述你的观点,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服你的读者以一种不同的视角、以一种更强烈的感情或以一种焕然一新的思路去思考或感受某个问题。

我告诉伯嘉,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从事的是光与热的工作”。每篇专栏或博客都必须在你读者的脑袋里点明一盏灯,激发他们从全新的视角看问题;或在你读者的心灵深处触动某种情感,让他们产生更加强烈的感受或采取不同的行动。一篇理想的专栏文章能够同时产生这两种效果。

但是,如何做才能产生光与热呢?观点从何而来?我相信每个专栏作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简单回答就是,专栏的观点可以来自任何地方:某则让你觉得古怪的头条新闻,陌生人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某位领导人打动人心的演讲,孩子天真的提问,冷血的校园枪击者。任何事都是可以产生光与热的素材。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你要学会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从中挖掘出深刻的见解。

我告诉伯嘉,专栏写作就像化学实验,你必须把文字变出来。专栏不像突发新闻,只要发生了新闻事件,就可以讲述一个故事。专栏必须创作和创造。

这项化学实验通常需要混合三种基本的原料:第一种原料是你自己的价值观、重点关切和抱负期许;第二种原料是影响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以及你认为这些力量将会如何改变历史;第三种原料是你学到的关于人和文化的知识,受到那些最强大的力量冲击后,它们会作何反应。

我所说的价值观、重点关切和抱负期许,指的是你最关心的事情,以及你最强烈地希望看到实现的事情。你的价值观帮助你决定什么事是重要的、值得发表观点,以及你要说些什么。作为一个观点作家,你可以改变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可以没有观点,不可以没有立场,不可以什么都不支持,也不可以什么都支持,或者只说一些简单和没有争议的观点。一个观点作家必须有自己的价值框架,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亮明自己的观点。你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自由论者,凯恩斯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所说的影响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指我所谓的“机器”(对冲基金传奇投资人雷·达里奥曾把经济称作一台“机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齿轮和滑轮。要做一个观点作家,你必须有一套关于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理论假说,你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推动这台机器朝着你的价值观方向运行。如果你没有一套关于机器是如何运转的理论,那么,或者你无法让机器朝向符合你信念的方向运行,或者就根本推不动这台机器。

我所说的人和文化,指的是当机器运行时,不同的人和文化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而他们又会做出何种反应来影响这台机器。说到底,专栏是关于人的,讲的是人们所说的、所做的、仇恨的或希冀的那些事。我喜欢用数据使专栏更有说服力,但是不要忘了,能够得到最多回复的专栏文章总是关于人的,而非堆砌数字的。还有,不要忘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一本书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集,这本书的名字叫作《圣经》。

我告诉伯嘉,好的专栏就是这三种原料的混合:如果你的观点里没有体现出一套价值观,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观点作家。多弗·塞德曼常常用《塔木德》里的一句话提醒我:“出自真心,方入人心。”那些并非出自你真心的观点永远进入不了其他人的内心。我们需要用关怀去点燃关怀,需要用同情去点燃同情。此外,如果你的专栏没有讲清楚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没有提出这些力量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你也不可能写出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栏文章。你关于这台机器的观点永远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一定是在不断完善之中,随着你获得新的知识,随着这个世界的改变,你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不能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把事物联系起来——为什么这种行动会带来这种后果——那么你很难说服他人去采取行动。最后,我告诉伯嘉,一个专栏观点要想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必须源自真实的人。一篇专栏文章不能仅仅提倡某些抽象的原则。

当你把价值观、对这台机器如何运行的分析以及人和文化这三个元素组合在一起,你就拥有了一套世界观,并且可以应用于各种情景,得出你的观点。就像数据科学家需要一个算法模型来破解所有非结构化数据和数据噪声一样,一个观点作家需要一套世界观来创造光与热。

但是,要想使你的世界观永葆常青、与时俱进,你必须不断地报道和学习。特别是在今日,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任何人如果躺在教条主义的温床上,倚靠过去的经验不思进取,一定会自讨苦吃。事实上,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复杂多样,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你扩大你的光圈,综合更多不同的视角。

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受到了林·威尔斯的很大影响。威尔斯在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战略学。在他看来,如果你认为能够通过一套固定的工具或用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就能对整个世界发表观点或做出解释,那你不过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威尔斯描述了三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工具箱之内”“在工具箱之外”以及“没有工具箱”。他认为,思考今日之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思考的时候不要带上工具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不要限制你的好奇心,不要限制你对这台机器进行分析时选取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威尔斯将这种方式称作“激进而无所不包的”,我在本书中也将用到这个方法。它要求在你的分析中纳入尽可能多的相关的人物、进程、学科、组织和技术,而过去这些要素往往都是相互孤立甚至是被排除在外的。

这就是我在备忘录和咖啡馆中与伯嘉分享的主要经验。但是,我需要坦白一点,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思考过自己的行当,以及什么能够使一个专栏变得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果没有暂停脚步,我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将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框架拆散、审查并重新组装。在我即将完成本书的时候,我和伯嘉又见了一面,我很高兴地将上述心声与他进行了分享。

这次经历让我的大脑开始飞速旋转。我与伯嘉的会谈引发我扪心自问: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它来自哪里?我认为世界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我认为不同的人和文化正在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又是如何回应的?

这就是我在暂停的时候开始做的事。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的答案。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关于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思考。我是如何理解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这些力量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多样的方式,在越来越广的地域对越来越多的事物进行重构。这台机器同时受到三股加速度的驱动,即技术、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而这三者之间也在相互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讲述的是这些加速的力量对人和文化的影响。它们正在如何改变职场、地缘政治、政治、道德选择和社群生活,其中就包括我从小长大、塑造了我的价值观的那个明尼苏达小镇。

在解释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始终在关注一个问题,在这个受到三股巨大加速度冲击下的世界里,不同的国民和社会应当怎样学习,才能建立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韧性和动力。我们能够重塑我们的社会,培养出更加有韧性的工人和社群,从而得以与这些巨大的变化保持同步吗?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每个社会都正面临着这个挑战。将人们面对挑战或拒绝面对挑战的故事讲述出来,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你永远不会料到当你停下脚步和另一个人交谈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伯嘉得到了关于如何管理博客的经验,而我得到了一个关于本书的框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乐观主义者的指南,我要讲的是,在这个历史拐点处,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茁壮成长并变得更有韧性。

作为一个记者,当我回过头重新报道一个故事或者一段历史,发现当初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时我总是会感到惊讶和欣喜。当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立即认识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科技拐点出现在一个看似平淡的年份——2007年。

200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