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是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1953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上的是布兰代斯大学，专业是地中海研究，硕士上的是牛津大学，学的是现代中东研究。他是犹太人，对中东问题很感兴趣，读完书就投身新闻业，1979年到1981年被合众社派往贝鲁特，1984年被《时代周刊》派往以色列。他写过一本《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推荐给关心中东的朋友，写得非常精彩。
后来，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兴趣转向了更为宏大的全球经济，他成了经济全球化的辩护士。他第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是《凌志车与橄榄树》，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是平的》，刚刚问世就大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在中国卖得也非常好，成了很多官员和企业家学习经济全球化的入门教科书。当时，恰逢中国积极加入全球经济，而全球化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国际贸易从产品间贸易转变为产品内贸易，全球供应链异军突起，这给中国企业加入全球市场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我们过去讲改革开放，其实是开放改革。中国的制造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突飞猛进。中国奇迹的背景就是全球化发生了变化。
所谓世界变平了，就是说全球竞争的平台变得更加平坦。过去，你能不能崭露头角，取决于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要是英国人、美国人，全世界都是你的平台，但你如果是在非洲、南亚的穷国，就自己认命吧。后来，跨国公司崛起，你能不能崭露头角，取决于你是哪个公司的。如果你是通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员工，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平台，但如果你是中国一家乡镇企业的员工，对不起，先靠边站吧。如今，你住在哪里，为谁工作，都不再重要，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小人物一样能干出大事业，大卫能够战胜巨人哥利亚。
《世界是平的》是一本非常乐观的书。这本书给当时的中国企业家带来了很多信心和启迪，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像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一帆风顺。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多，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10年之后，弗里德曼又写了一本《谢谢你迟到》。他会跟我们讲些什么呢？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用一句话概括《谢谢你迟到》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世界变快了。当世界变快了之后，人们会有不适应的感觉。速度并不总是带来激情，速度也会带来眩晕。如果你坐上一台跑车，两三秒就能加速到100千米，那是多么爽的事情，但要是一直按照这样的速度加速，车子跑得比火箭还快，你能受得了？我们的种种不适应，都是因为技术的变化速度太快，而我们人类的适应速度太慢。
为什么技术变化的速度会不断加速呢？先来看看戈登·摩尔。戈登·摩尔是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硅谷的元老级人物。他曾任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研发实验室主任。1965年4月19日，他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将更多的元件塞入集成电路中》。摩尔在文章中预测：“（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元件数量将每年增加1倍……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增速在至少10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
这一预言太激进了。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会不断加速增长，呈指数型增长，越到后来，增长速度越快。这和我们的直觉是不一样的。连摩尔本人都觉得这一预测太离谱。1975年，他修正了自己的预测，说翻倍的时间不是每年一次，可能是每两年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人们预言摩尔定律已经到头了，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新的技术创新，于是，摩尔定律继续有效，到现在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当然，终有一天，摩尔定律会失效，最后两次迭代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非两年，所以技术加速确实有所减慢，但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息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硬件在不断进步，软件在不断进步，还有各种技术叠加起来，混搭起来，催化出了更多的进步。
比如，从硬件来看，五十年来，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要么保持成本不变，但缩小晶体管的尺寸；要么保持晶体管的大小，但减少制造成本；要么找到新的工艺，开发新材料。
仅仅是硬件的改进，还不足以带来如此快速的技术进步。软件的改进，可以在不改变现有硬件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其效率。在《谢谢你迟到》中，弗里德曼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乔布斯签订了一个合同，成为iPhone在美国的独家服务提供商。这是一个很大的赌博。第一，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连iPhone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因为相信乔帮主，才签了约。第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隐隐约约感觉，手机用户会暴增，会给他们的网络容量带来巨大压力，但压力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时间紧、任务重，也不可能把原来的线路和无线网络设备大规模改造。怎么办？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思路是用软件之长，补硬件之短。他们把能够调动的技术人员，几乎都调到了软件部门。
你可以把电话线路想象成高速公路。如果高速公路上都是开车不讲规矩的司机，或是胆战心惊的新手，交通很容易拥堵。那么，如果全部换成无人驾驶汽车呢？同样是一条公路，能够通行的车辆一下子就会倍增。这就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思路。还是原来的网络交换机、电线、芯片和电缆，通过软件进行优化之后，能够传输数据、文本和语音的速度大幅度提高。
计算机的存储和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大，软件越来越先进。互联网又进一步促进了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相互促进。当弗里德曼写《世界是平的》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今，人工智能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並和人一起，推动技术加速进步。
技术进步曲线是指数型的。我们人类的确在努力适应技术的进步，但我们的适应速度是线性的。如果你把一条指数型的曲线和一条直线画在一张图上，你就会发现，两条线会有个交叉点，然后，指数型曲线会越来越陡峭，而直线落后于指数型曲线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直线落后于指数型曲线的地方。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就是我们感到越来越焦虑的原因。我们从小到大，要接受12年、1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我们原本以为，上完学，我们就不用再学习了。但现实很可能是，当你读完大学了，才发现自己所学的都已经过时，你必须从头再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全球化带来的赢家和输家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件很晚近的事情。先是邓小平南巡，然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而且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化峰回路转。即使是在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仍然觉得这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还会回到原来的美好年代。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我们看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望和焦虑，没有看到什么令人信服的希望。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在全球经济化的浪潮里专心致志赚钱的和谐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在很快的时间内从无到有，从0到1个亿，已经越来越难了。社会阶层的板结化越来越严重，仅仅靠努力，已经改变不了命运，家庭门第才是决定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经济学家喜欢讲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收益。确实，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但问题在于，有了收益，就有收益的分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怎么更合理、公平地处理收益的分配，以便让全球化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就像弗里德曼说的：“全球化一直都是一切事物及其对立面的合体。它可以赋予普罗大众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也可以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在巨大的跨国公司手中；它可以对微小之物大书特书，令最小的声音可以传播到每个角落，也可以让不同事物变得雷同，使大品牌淹没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它可以赋予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小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设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拓展客户、寻找供应商和协作者；它可以令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巨大力量会把你压成齑粉。”
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全球化既有收益，又有成本和风险。当人们感到身份、家园遭到威胁时，他们的本能反应是：那就修一堵墙吧。特朗普就是这么想的。修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离，最终只会让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轻率地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清除掉，没有任何防护，你永远不知道在边界的另一边会出现什么：蛮族？难民？侵略者大军？
在加速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修一堵墙，而是要给人们提供能够站稳的地板。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堵有大门的墙。这个门应该天天都开着，人们可以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最好刷一下证件就能过去，不需要繁琐、无聊、无效的安全检查。这个门应该开得足够大，不行就多开几个门。不能让所有的人在门口排一长队。这个门装有摄像头，也有卫兵把守，但在正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卫兵，也没有路障——你应该几乎感觉不到门给你带来的不便。
但是，如果你想越过边界，只能从门这里过。你不能爬墙，也不能跳窗户。谁从这扇门进来了，应该是有监控的。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没有问题。但假如出现了异常，监测系统应该能够迅速地感知，并做出分析和预判。比如，进来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少了，出去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多了，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就应该有所调查。
在极端的情况下，门是能够被关上的。当门被关上之后，应该有锁和门栓，保证外边的入侵者无法进入墙的这一边。如果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关门，应该告诉大家，这只是暂时的，待警报解除之后，门还会打开。
为什么要有门？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对外开放，要有人的流动、商品的流动、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才会有生机和活力。为什么要有墙，因为墙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正是因为有了墙，我们才能更放心地把门打开，否则，我们会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你可以设想，墙越是结实、高大，我们也就会越放心。
在墙的里面，应该是充分开放的。如果在墙的里面还有墙，一层一层全是墙和障碍物，那么，墙的里面也会变得更加不安。墙总是要把人分开的，如果我们把人群分得越细，各个阶层之间就会变得更加固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会更加激化。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内部的团结，听取大家的意见，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共同体，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能够互相协商，彼此愿意做出妥协，能够有对话的机制、交流的机制、制衡的机制。规则应该变得更加明晰，这样人们才能对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才能鼓励长期投资。没有长期预期，就没有长期投资。没有长期投资，就没有长期的经济增长。
从全新世进入“人新世”
地球大约于46亿年前形成。大约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简单生命的迹象。直到6亿年前，复杂的生命形式才开始形成。从长时期来看，地球上的气候一直在冰河时代和温暖时期之间来回摆动。地质学家把地球的历史分为不同的地质年代，我们现在处于新生代第四纪。
第四纪又可以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在大约258.8万年前到1.17万年前是更新世，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气温非常寒冷，被称为“伟大的冰河时代”。全新世只有大约1万年的时间，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这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但就在这1万年间，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气温适宜的窗口期。有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唯一能够支持现代人类社会的气候状态。这是人类的气候“伊甸园”。在全新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海洋酸度适中、海里有珊瑚、赤道为森林覆盖，两极有冰盖，这些冰能储存水并反射太阳光线，这一平衡的状态维持了人类的生存和世界人口稳步增长。
但是，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我们正在迫使地球远离最适宜点。有的科学家甚至认为，我们已经不在全新世了，现在是一个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新时代，即“人新世”（Anthropocene）。“anthropo”即为“人”的意思，“cene”即为“新”的意思。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人新世”的提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承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地质时代。
大自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其安全运转的边界，但我们正在跨越临界点，破坏这些边界，这将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并让我们进一步远离平衡点。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到了地球系统的九大关键边界。
一是气候变化。我们需要保持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涨幅小于2摄氏度的水平。如果要控制全球气温升高，需要将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保持在350PPM浓度以下，但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超过400PPM浓度。超过这个红线，我们将面临失控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温度变化以及更为严重的风暴、干旱风险。
二是生物多样性。我们应该保持相当于工业化前90%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目前，非洲部分地区的生物的多样性水平已经降至84%，并且还在进一步下降。在正常的情况下，物种的自然消失率为在每100万个物种中，每年会消失一种或不到一种，但在人类的破坏下，在每100万个物种中，每一年会消失十到一百种。
三是森林退化。我们必须在陆地上维持雨林、寒带森林、温带森林等关键生态群落的最低水平，比如，我们必须保存约75%的地球原始森林。目前该水平已经下降到63%。
四是地球上的生物化学流。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我们向大自然添加了太多的磷、氮及其他元素，这破坏了生物成长所需要的氮磷平衡环境。
五是海洋酸化。我们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是被海洋吸收的。当二氧化碳与水混合到一起，便会形成碳酸，而碳酸会溶解碳酸钙，后者是所有海洋生物的主要构成物质，尤其是贝壳类动物和珊瑚礁。
六是淡水的使用。我们从河流和地下水中大量抽取淡水，已经带来了水源枯竭、森林和湿地退化等问题。
七是大气气溶胶的负荷。大气气溶胶是工厂、发电厂、车辆等传统污染源释放到大气里的微小颗粒物。这些污染物形成了雾霾，可能导致人类出现哮喘及其他肺部疾病。
八是“新物质的引进”（the introduction of novel entities），即我们所发明创造的化学物质、化合物、塑料、核废料等。这些物质来自大自然之外，并渗入土壤与水中。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们对自然环境甚至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基因密码的影响。
九是平流臭氧层的厚度。平流臭氧层确保我们免受导致皮肤癌的危险紫外线辐射。人造化学品氯氟烃会导致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1989年，各国签署了《蒙特利尔协定书》，严禁氟氯碳化合物，臭氧层因此才得以维持在地球边界的限度之内。
气候变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窘境，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南亚地区会因全球变暖遇到更多的挑战，尤其是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不一定是因为领土问题，而可能是因为争夺水资源。在非洲及部分阿拉伯国家，人口的持续高增长率放大了各方面的压力。我们在之前的专栏里讲到，未来全球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洲。这么多贫困而绝望的年轻人，在一个全球互相连通、互相依存的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冲击。
技术进步、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这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加速变革的时代。由于人类很难适应如此迅速而复杂的变化，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的地缘政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大约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全新世”。从经济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处于一个极其独特的“冷战”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当时的超级大国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美国和苏联虽然互相敌视，但却极其默契。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甚至维持了一条“热线”，避免由于误解发生直接冲突。双方军事力量旗鼓相当，都有大量的核武器，不仅能够发动首次袭击，还具备发动二次攻击，实施报复性还击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核威慑”，这叫“确保相互毁灭”的系统（英文简称MAD，就是疯狂的意思）。
在冷战时期，有很多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不具备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的，甚至维持政权稳定都很难，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暗中提供各种支持，为它们提供资金修建基础设施、给予它们技术援助、为它们开放本国的市场、帮它们建造体育场、提供留学机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两个超级大国会立刻出手干预，即使到了要出兵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
柏林墙倒塌之后，西方世界一片欢腾。他们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未来的世界将是所有的国家都学习西方世界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制度。美国突然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它显得很不习惯。其实，美国的风格并不适合当全球领袖。美国有点像个还在青春期的小伙子，力气很大、体格健壮，但有时候做事非常莽撞，遇到挫折又会情绪低落。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了未曾预料到的泥潭，随后又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领导世界的雄心受挫，突然又想甩手不管。
可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很多事情美国作壁上观，局势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果美国直接插手，又会难以自拔，付出沉痛的代价。谁是盟友，谁是敌人，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希腊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希腊的债务危机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小小的希腊，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欧洲的危机到现在还在继续恶化，要是有一天欧盟分崩离析，美国的全球战略都要重新改写。越南不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可是在南海问题、TPP谈判等方面，越南可算是帮了美国很大的忙。中国要是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当然不爽。中国会在南海占据更多的岛屿，周边的国家可能会更听中国的话。但是，如果中国垮了呢？全球经济体系都会崩溃，美国怎么可能独善其身？美国一定会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触发更大的危机。
所以，冷战时期可能是让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非常怀念的“地缘政治全新世”，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15年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参议院做证时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面临过如此多样化的危机。”他接着说：“在历史上，当和平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因为权力的聚集，潜在的强势国家会对邻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平更多地受到权力瓦解的威胁。有些国家陷入混乱，成为一片一片无管辖的区域，暴力活动扩散并蔓延至国境之外和地区以外。”基辛格指出，这在中东尤其严重。他说：“几种不同的动荡正在同时出现：国家内部有权力斗争，国家之间在相互较量，种族与宗教群体之间爆发了冲突；国家间的世界政治体系受到冲击。其结果就是：很多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变得无法管控，或至少是未能管控。”
在加速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游戏，角色和规则都会和过去不同。过去的国际政治主要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未来各国政府将不得不面临一些全新的挑战者：恐怖分子、圣战组织、网络黑客、气候灾害、全球范围内爆发的传染病。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的，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游泳裤。如今，“地缘政治全新世”已经结束，回头一看，原来很多国家都没有穿游泳裤。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多么地风光啊。想想油价上涨时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京，多么意气风发，当油价下跌之后，这些国家又是何等的困窘艰难。
过去，地缘政治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现在，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可能会出现在遥远的地方，但它们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就能扩散到我们身边。
新的社区
为了寻找加速变革时代的应对之策，托马斯·弗里德曼几次回到他的家乡明尼苏达州。他从小在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市郊区的小镇圣路易斯公园长大。尽管外边的世界变化莫测，圣路易斯公园小镇的政府、学校、医院甚至球队却依然运转良好，人们彼此合作、同心协力、互相支持。“礼失求诸野”，在明尼苏达州，弗里德曼发现了应对加速变革社会的必需的社会价值观。
正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社会资本”能够带来更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关键。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群体和社会就可以自发地合作、迅速地适应，而如果人们之间缺乏信任，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很可能不得不通过强制和暴力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信任不能通过命令而产生，而只能由健康的社区培养和激发。法国思想家当年游历美国之后，就曾敏锐地指出，美国有非常独特的社区文化。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使公民能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小空间内实践治理的艺术。随着这个空间的不断扩大，他们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在地方协会和社区议会中习得的公民习惯和技能，使他们具备在州一级和国家层面实行自治的能力。
这种密切的社区内的人与人交流，是互联网无法替代的。互联网上的社交软件、闲聊室、在线论坛可能会扩大我们的交往范围，带来更多的便利，但这种浅层次的交流无法创造出一种有归属感的社区文化，虚拟的社交性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公民。
当弗里德曼问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默西，什么是美国当今最严重的疾病时，默西毫不犹豫地说：“不是癌症，不是心脏病，而是孤独。这么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我们是人类历史上通过技术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代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觉比以往更加与世隔绝。
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家乡重新发现的传统价值观，对我们应对加速变革的时代反而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妥协，我们需要学会信任，我们需要学会巩固家庭的重要性，也需要为年轻人提供好的导师和教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人完成的，也无法通过在网络上下载一个软件完成，培养这些价值观，需要一群人，需要一个健康的社区。
新的个人
企业管理顾问华伦·贝尼斯（Warren Bennis）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未来的工厂里只有一个人，一条狗。人是要喂狗，狗是要看住人，不让他碰机器。
总有一天，机器人会替代人。简单地讲，未来可能会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机器人彻底替代了人。机器人不仅学会了人的思维模式，而且比人类做得更好。机器人也学会了人类的情感，而且比人类更加理性。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不会再听命于人的指挥。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归根到本源，人的思维、情感，无非都是物理和化学反应，只是我们对其原理了解甚少而已。第二条路径是人和机器人融为一体。手机让我们成为“千里眼”“顺风耳”，能够实时地、不受地域限制地与其他人沟通。大数据可以方便我们更好地学习和交流。人用上了各种人造器官。以后，人们很可能会运用更多的科技改善我们的记忆、延长我们的寿命、调节我们的情绪。记性不好？外接一个优盘就行。性格暴躁？吃一片药就改过来了。想体验一下南极探险？你可以从别人那里购买一段个人回忆。听不懂爪哇语？机器帮你直接翻译。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最后的结果：人类这个物种，会被彻底地改变。生活、工作，都会和以往大不相同，甚至人类的生存都会遇到挑战。说起人工智能，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恐惧，认为我们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机器替代。
好消息是，至少在短期之内，机器人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
首先，我们仍然处在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多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有一种家用机器人Roomba是负责扫地的。有的人工智能是为了翻译语言，或是帮助医生诊断疾病。它们各有分工。在其各自的领域，它们完全有可能替代很多常规性的人类的工作，但机器人会不会突然变得全知全能呢？你家的Roomba会不会有一天扫地扫腻味了，自己决定不想扫地，要设计汽车了？至少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为零。
其次，任务自动化和工作岗位自动化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工作岗位自动化是指机器完全替代了人，任务自动化是不会抢走人类的工作的。自动取款机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的。当初，人们认为有了自动取款机，就不再需要银行柜员了，结果呢？银行柜员的人数却增加了，而且比美国整个劳动力市场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更快。条形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扫描条形码，能让收银员的结账时间减少18%～19%，但收银员的人数反而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文档检索软件，这本是律师助理要做的工作，但律师助理的人数反而快速增长。
坏消息是，技术进步对不同的人群影响大不一样，确实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浪潮中成为失败者。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劳动者觉得饭碗快要保不住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导致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全球化，而且，技术进步的影响比全球化的影响更大。
怎么办？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清形势，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在加速变革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还希望像过去那样，拥有一技之长，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能一直工作到退休，那就大错特错了。学校的教育体制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化，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可能你还没有出学校的大门，就已经变得过时了。未来的时代是属于终身学习者和跨界高手的，未来的领导岗位是给那些能够整合全球团队、打通科技与人文、有远见、有洞察力和感召力的“新人类”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现有的招聘制度下，当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先发布招聘广告。在广告里，单位会把要招聘的岗位、工作内容公布出来，然后写清楚对求职者的要求。如果你没有文凭，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如果你没有一所精英大学的文凭，就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现有的招聘体制下，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会引来无数份求职简历。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供求错配。每一次招聘，都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最后可能只有一个成功者，却有一千个失败者。从经济上讲，这是极其没有效率的。从政治上讲，这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如果每个求职者都要经历挫折和羞辱，他们是不会对这个就业制度，甚至不会对整个社会制度心存感激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到了一个创业公司LearnUp.com。LearnUp.com和很多公司合作，帮助公司做一些最简单的培训，为求职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有很多人，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他们没有校友，父母也帮不上忙，身边的朋友可能还不如自己，求职时会遇到的一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无从下手的难题。
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重要的不是每天匆匆忙忙，而是要在行进中暂停脚步。慢下来，放松自己，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试图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时代，保持开放的心态，努力去拥抱创新、容忍在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失败。“欲速则不达”。慢就是快。这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谢谢你迟到》中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