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00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世界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约翰·多尔是风险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他曾经成功地投资了网景、谷歌和亚马逊。有一天，具体的日子他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是在2007年，就在当年9月史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的莫斯康会展中心宣布苹果公司重新发明了手机前不久，当时他和他的邻居兼朋友乔布斯正在离他们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家不远的一所学校里观看乔布斯女儿的足球赛。赛事有些无聊，乔布斯对多尔说要给他看个东西。多尔永远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这部手机的情景。
“史蒂夫把手伸进了牛仔裤口袋，拿出了第一代iPhone手机。”多尔回忆道，“然后他说，‘约翰，这个东西几乎要把我的公司弄破产了。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于是我问他这个手机能做什么。史蒂夫说，这台手机有五个不同的无线电频段，具有极强的处理能力、极高的随机存储内存，以及高达数G比特的闪存空间。我从未听说过这么小的一台设备能够带有这么大容量的闪存。他还说这台手机没有任何按键，将通过软件实现一切，于是一台手机‘就可以让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媒体播放器、最好的电话、最佳的上网方式，三合一’。”
多尔立即提议设立一支基金支持第三方开发者为这台机器开发应用程序，但是乔布斯当时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不希望外人来掺和这部精致优雅的电话。苹果可以自己做应用软件。1年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基金设立了，手机应用产业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史蒂夫·乔布斯推出iPhone的那一刻，不仅是世界科技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葡萄酒讲究年份，历史也是一样，2007年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年。
2007年不仅诞生了iPhone手机，还有一大群公司在那一年前后出现。这些新的公司和发明重塑了人及机器沟通、创造、协作和思考的方式。2007年，得益于一家名为哈度普（Hadoop）的公司，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使“大数据”成为可能。2007年，程序员们开始在一个名为吉特港（GitHub）的开源平台上合作编写软件，这个开源平台将极大地扩展软件的能力，用网景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的话说，软件开始具备“吞噬天地”的能力。2006年9月26日，脸书（Facebook）对所有13岁以上并拥有电子邮件的人开放注册，此前这个社交网络仅限大学校园的注册用户使用。2007年，一个名为推特（Twitter）的微型博客公司从一家创业公司中剥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平台，其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急速扩张。2007年，改变网（Change.org）诞生了，日后将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会动员网站。
2006年，谷歌收购了YouTube。2007年，谷歌推出了安卓系统（Android），这是一个开源的手机操作系统，日后将成为苹果iOS操作系统的竞争对手，并帮助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规模。2007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作为iPhone手机的独家网络接入供应商，大举投资所谓的“通过软件实现的网络”，并迅速扩大了其处理由智能手机革命所导致的蜂窝网络流量暴增的能力。根据AT&T的数据，其全美无线网络上的移动数据流量从2007年1月到2014年12月增长了超过100000个百分点。
还是2007年，亚马逊公司发布了一款叫作Kindle的产品，用这台机器，加上高通公司的3G技术，你可以在一眨眼的功夫在任何地方下载上千本书籍，这引发了一场电子书革命。2007年，爱彼迎（Airbnb）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里诞生。2006年末，全球互联网用户突破10亿人大关，这似乎是一个临界点。2007年，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发布了第一个平台。这家公司的专长是大数据分析和增强智能，它们能够帮助情报部门从海量信息中大海捞针，当然也能做很多别的事情。帕兰提尔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普说：“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存储能力已经达到了足够高的水平，使我们得以创造一种算法，来理解许多过去无法理解的事情。”2005年，迈克尔·戴尔决定从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忙碌岗位上退下来，仅保留董事会主席的头衔。两年之后，他意识到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出的错误决定。“我看到变化的速度真的加快了，我意识到我们能够做全新的东西，所以2007年我又回到了公司。”
还是在2007年，大卫·费鲁奇和他的团队开始建造一台名为“沃森”（Watson）的具有认知能力的机器人。费鲁奇是IBM公司位于纽约州约克镇高地的沃森研究中心语义分析与整合部门的负责人。“沃森是一个为特殊目的而设计的计算机系统，旨在挑战深度问答、深度分析和电脑理解自然语言能力的极限”，信息史网站（HistoryofInformation.com）写道：“沃森是第一台具有认知能力的计算机，它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
2007年，英特尔公司在芯片上首次采用了非硅基材料，名为高电介质金属栅极（HKMG, high-K metal gates，这个术语指的是晶体管栅门的电极和电介质）。这一技术革新极为重要。非硅基材料之前已经在微处理器的其他零件中得到了应用，但是将其用在晶体管中之后，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能够继续沿着摩尔定律——芯片的处理能力大约每两年翻一倍——所设定的指数级增长路径继续前进。当时，人们一度开始质疑，基于传统的硅基晶体管，摩尔定律是否到了极限。
“通过非硅基材料的应用，摩尔定律又打了一针强心针，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它要结束了。”萨达斯万·山卡尔说。他曾经是英特尔材料设计团队的一员，现在在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材料与计算机科学。关于这一科技的突破，《纽约时报》硅谷跑口记者约翰·马可夫在2007年1月27日写道：“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对信息时代最基本的建造单元进行了彻底的大修，为制造新一代更快、更节能的处理器铺平了道路。公司研究人员表示，自英特尔40年前率先发明现代集成电路晶体管以来，这是硅基芯片制造材料领域意义最为重大的改进。”
2007年同样还是“清洁能源革命的开端”。安迪·卡斯勒2006～2008年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助理国务卿。他说：“如果有人在2005年或2006年对你说，他们的模型能够预测到2007年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路径，他们一定是在撒谎。因为2007年出现了一次革命性的跃升，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LED照明、节能建筑以及电动汽车都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冰球棍时刻，曲线突然加速向上。”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2007年DNA测序的成本大幅下降，生物科学产业充分利用刚刚开始爆发式增长的计算机处理和存储能力，开始开发新的测序技术和平台。基因网（Genome.gov）认为，这一工具的改变对基因工程科学来说也是一个拐点，并引发了“DNA测序技术的革命”。2001年，对一个人的基因进行测序需要花费1亿美元。2015年9月30日，《大众科学》报道：“昨天，个人基因公司伟瑞塔基因（Veritas Genetics）宣布它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其个人基因项目的参与者只需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基因测序。这个项目的参与者虽然数量有限，但一直在稳步增长。”正如图2-1、图2-2、图2-3所显示的，拐点显然就出现在2007年前后。
技术的进步总是通过突然的重大飞跃而实现。所有这些提高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因素——计算芯片、软件、存储芯片、网络和传感器——往往都会同步改进。当它们的能力改进达到了某一临界点之后，往往会相互融合，并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出一套新的能力，并成为新常态。从大型机、台式机、移动电脑再到具备移动应用能力的智能手机，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比以前更容易地应用这些技术。当第一代大型机问世时，你需要获得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才会使用它。今天的智能手机就连小孩子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使用。
图2-1 基因测序成本
图2-2 生物技术领域实用专利许可数量，1963～2014
图2-3 太阳能发电量增长
技术不断发生飞跃式的进步，这个在2007年左右诞生的平台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飞跃。它具备一整套新的能力，去连接、协作和创造生活、商业以及政府的方方面面。突然之间，越来越多的东西变得可以数字化了，存储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可以容纳所有这些数据。计算机处理速度越来越快、软件创新日新月异，从而能够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大至跨国公司，小至印度农民——可以获取这些结论或见解，或对其作出贡献，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只要他们手中拿着一台被称作“智能手机”的电脑。
这就是驱动世界这台机器的核心技术引擎。它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身边。2004年，当时我正在写一本书，我认为世界的互联互通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与更多的其他人去竞争、去连接、去协作，并且相比过去，实现这一切只需要花更少的钱、费更少的力。我将这部书的题目定为《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这本书的第一版是2005年出版的，2006年和2007年我又做了两次更新。之后，我便停止了更新。我觉得自己已经搭建了一个相当牢靠的框架，足以支持我继续当一段时间的专栏作家了。
这真是大错特错！事实上，2007年真的不是一个停止思考的好年份。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2010年，当时我正着手写另一本书，即我和迈克尔·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回忆起来，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书架上拿下一本第一版的《世界是平的》，目的是让自己回忆一下2004年我开始写作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直接翻到索引页，顺着一个一个条目往下看，立即发现了一个问题：“脸书”居然不在里面！是的，当我在2004年宣称“世界是平的”的时候，“脸书”还不存在，“推特”还是一个象声词，“云”还是天上的云，“领英”还不为人知以至于大部分人听到这个名字认为它是一家监狱，“大数据”听起来像是一个饶舌歌手的名字，至于Skype，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拼写错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在我写完《世界是平的》之后诞生的，大部分是在2007年左右。
所以几年后，我开始以一种迫切的心情更新自己的观点。对我来说，一个关键的动力是2014年我读过的一本书，即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两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他们提出，第一次机器革命是18世纪晚期伴随蒸汽机的发明而出现的工业革命。麦卡菲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解释道，这段时期的主旋律是“动力系统如何辅助和增强人类的肌力”。“那个时代的每一项发明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能量。但是无一例外地需要由人来做决策。”因此，那个时代的发明实际上使人的控制和劳动“更有价值、更为重要”。
劳动和机器总体而言是相互辅助、相互补充的，布莱恩约弗森继续说道。但是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开始让越来越多认知型的工作自动化，越来越多的控制系统被自动化，这些系统可以决定如何使用那些能量。今天，在许多情况下，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做出优于人类的决策”。所以，人与由软件驱动的机器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相互补充逐渐演变为相互替代。
这种变化背后关键——但不是唯一——的驱动力，在两位作者看来，就是计算处理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其代表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1965年由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首先提出的。摩尔指出，芯片的速度和力量，也即其计算和处理能力，大体上每年可以翻一番，而制造每一代新产品的成本只会以极小的幅度上升。摩尔后来把翻一番的周期由1年调整为2年。在此后的50年，技术发展大体是沿着摩尔定律的路径前进的。
为了演示出这种指数型增长的效果，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讲述了那个著名的国王与发明国际象棋的人的故事。国王对国际象棋非常感兴趣，并愿意给发明家任何东西作为奖励。那个发明国际象棋的人说，他只需要足够养活家人的大米。国王说道：“没有问题，就照你说的办。你需要多少？”发明家请国王在国际象棋的第一格方块里放上1粒米，接着在第二格方块里放上2粒米，在下一格方块里放上4粒米，以此类推，每一格方块里放米的数量都是前一格的二次方。国王同意了。但他没有想到，2的63次方是一个大到无法想象的数字，大约是10的18次方，也就是1后面加上18个0。这就是指数型增长的强大力量。当一样东西在50年的时间里持续地翻倍增长，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数字，最终你会看到一些此前从未见过的、非常令人惊恐的东西。
两位作者认为，摩尔定律刚刚“进入了棋盘的后半场”，此时翻番的结果是极为庞大和迅速的，以至于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些能量和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东西。这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象过的：自动驾驶汽车；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计算机，可以在国际象棋比赛、在《大冒险》（Jeopardy！）节目，甚至是在复杂性被认为远胜国际象棋、有着2500年历史的围棋比赛中战胜任何人类选手。这就是“当改变的速度和改变的加速度同时提高时”所发生的，麦卡菲说，而“我们还什么都没看见呢”！
所以，在一个层面上，我关于今天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观点，是站在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肩膀之上建立的。我认同他们的洞见，即摩尔定律的持续加速会对科技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机器更加复杂。因为并不仅仅只有技术变化进入了棋盘的下半场，还有其他两个巨大的力量也是如此：即市场和大自然。
“市场”是我对全球化加速的简称。商务、金融、信用、社交网络的全球流动以及互联互通的能力将市场、媒体、中央银行、公司、学校、社群以及个人紧密地编织在一起。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使我们的世界不仅相互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甚至过于紧密。无论一个人身处何处，都更容易受到身在他处的另一个人的影响和伤害，从而变得更加脆弱。
而“大自然”则是我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简称。所有这些都在持续加速，并已经进入了棋盘的下半场。
这里，我又一次地站在了他人的肩膀上。“加速时代”这个词我是从威尔·斯蒂芬那里得来的。斯蒂芬是一名气候变化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他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团队率先制作了一系列的图表，并收录在2004年一本名为《全球改变与地球系统：一个承压的星球》的书中。这些图表显示了从1750年到2000年，技术、社会以及环境冲击持续加速并且互相提供能量的进程，这一进程在1950年之后尤为明显。2005年，这批科学家还提出了“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说法，旨在捕捉这些同步横扫全球、重构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图谱的变化所蕴含的那种整体的、综合的以及相互联系的本质特征。2015年3月2日出版的《人类世评论》刊登了经过更新的图表。
欧文·加弗尼是斯德哥尔摩适应力中心的战略主任，也是大加速团队的一员。他说：“当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距离我们出版第一次加速的图表已经过去10年了，第一次的图表描述的是1750—2000年之间发生的变化。我们希望将这些图表更新至2010年，看一看发展的路径是否发生了变化。”它确实发生了变化，他说道：它加速了。
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的同时加速构成了“加速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这些力量是今天驱动世界机器运转的核心部件。这三种力量的加速也在相互影响，摩尔定律的加速驱动了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加速驱动了气候变化的加速，而摩尔定律的加速也对气候变化和我们面临的许多其他挑战提供了更多的潜在解决方案，同时也在改变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格雷格·蒙迪是微软公司的前任首席战略研究员，也是一名超级计算机的设计师。他用简单的物理学术语来定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刻：“速度在数学上的定义就是一阶导数，加速度是二阶导数。所以速度增减是加速度的函数。在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中，加速度似乎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变化的速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还不止于此，变化的加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当这种变化的加速度最终超过了人们适应能力的时候，你就会‘陷入混乱’。如果有人以更聪明的方式完成了一件事，这会使你或你的公司看上去落伍了，这时候发生的是‘扰乱’；如果整个环境迅速发生变化，以至于所有人都感觉落伍了，这就是‘混乱’。”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世界不仅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多弗·塞德曼补充道，“而且正在发生剧烈的重构，它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行。”这种剧烈变化发生在许多领域，而且是同时发生。“这种重构的速度要快于我们目前重构自己、重构领导力、重构体制机制、重构社会以及道德选择的能力。”
的确如此，变化的加速发生与我们自身的适应能力之间出现了不匹配，这种适应能力包括我们开发学习系统、培训系统、管理系统、社会安全保障网以及政府监管体系，以使人们能够从这些加速中获得最大收益，并缓冲这些变化对其造成的最恶劣冲击的能力。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这种不匹配是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现在这很可能是全球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治理挑战。
阿斯托·特勒的曲线图
关于这种现象，埃里克·阿斯托·特勒为我画出了一张最具启发性的曲线图。特勒是谷歌X研发中心的首席执行官，X研发中心的一项重大发明就是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特勒在X研发中心被称为“探月队长”，这称呼再合适不过了。他每天都要到办公室与他的同事们一道“探月”，把别人眼里的科学幻想变成能够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产品和服务。他的爷爷是爱德华·特勒，氢弹设计师。他的外公是吉拉德·德布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像人们常常说的，基因优良。X研发中心的总部由一座购物中心改建而成，我们坐在其中一间会议室里。特勒穿着旱冰鞋赶来接受我的采访，这是他准时奔赴每天各种会议的方式。
他没有说一句废话，立即向我解释摩尔定律的加速发展以及思想的加速流动如何形成合力，进而导致变化的加速发生，并对人类的适应能力构成挑战。
特勒先拿出了一张小号的3M黄色记事贴，说道：“想象一下一张图上有两条曲线。”接着他画了一个坐标轴，Y轴记录“变化的速率”，X轴记录“时间”。第一条曲线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平缓，缓慢抬升，但后来斜率变陡，曲线朝着右上方极速攀升，看起来就像是一根冰球棍。特勒说：“这条线代表了科学的进步。”最初，科学进步是缓慢而渐进的，随着创新不断积累，斜坡越来越陡，接着便开始直冲云霄。
这条线上的点代表什么呢？这条线上有印刷术、电报、人工打字机、传真机、大型机、第一台文字处理机、个人电脑、因特网、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网络搜索、移动应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类基因测序、人工智能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等等。
特勒说，1000年前，这条代表科技进步的曲线爬升得非常缓慢，要让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要让人们的感觉截然不同，可能需要100年的时间。例如，西方于12世纪发明了大弓，但直到13世纪中期才开始在战场上广泛应用。如果你生活在12世纪，你的基本生活与11世纪的人不会有太大区别。在欧洲或亚洲的城市里发生的改变，需要经过很久才能传至农村地区，更不用说传到遥远的非洲或者南美洲了。没有任何东西是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扩张的。
但是，到了20世纪，特勒注意到，科学与技术的变化“开始加速”。“这是因为技术是站在技术自己的肩膀上发展的，每一代的新发明都是建立在此前已有发明的基础之上。”特勒说道，“所以到了20世纪，重大科技进步的出现周期缩短到了20～30年。比如说汽车和飞机，只用了20～30年的时间就大行于世。”
接着，科技进步曲线的斜率几乎变成了直角，一飞冲天，突破了图表的边界。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是移动设备、宽带接入能力以及云计算同时出现。这些发明将创新的工具散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使他们能够以更低廉的成本驱动更为深远、更加迅速的改变。
“随着每一代技术在前一代的肩膀上继续演进，这个时间窗口变得越来越短。”他继续说道，“到了2016年，已经缩短到了5～7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某个东西刚刚发明，到它变得无处不在并让世界感受到冲击，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这种进程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在我第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凌志车与橄榄树》中，我记录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告诉我的。1988年，萨默斯是迈克尔·杜卡奇斯总统竞选团队的一员，有一次他被派往芝加哥发表演讲。到了机场，有一辆车来接他，上车之后，他发现车的后座安装了一部电话。“我第一次发现有一部蜂窝电话安装在车里，我可以用它给妻子打电话，并告诉她我是坐在一辆车里打的电话，这种感觉好极了。”萨默斯对我说。他还给所有他能够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他们同样感到兴奋。
9年之后，萨默斯当上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出差前往西非的科特迪瓦，为一项由美国资助的医疗计划启动剪彩。这个活动是在科特迪瓦的主要城市阿比让上游的一个小村庄举行的，那个小村庄刚刚挖了第一口饮用水水井。令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当他从那个村落返程，乘坐一条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时候，一个科特迪瓦官员递给他一部手机，说：“华盛顿有事找你。”9年前，萨默斯还在为在芝加哥的一辆车里有无线电话激动不已，9年后，他在阿比让的独木舟上打手机都不再觉得新奇。改变的速度不仅加快了，而且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另一条线
以上就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但是，特勒还没有画完他的曲线图。他说过要画两条线，现在轮到第二条线了。第二条线是一条直线，以前这条直线一直位于科学进步曲线的上方，但还是以缓慢的速度攀升，速度之慢，以至于你都无法感觉到这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
“一个好消息就是，还有一条与科学技术曲线相竞争的曲线。”特勒解释道，“这就是人类——个人与社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速度。”这些变化，他补充道，可以是技术的变化（移动互联），可以是地球物理的改变（例如地球变暖或变冷），可以是社会变迁（以前，至少是在美国，跨种族婚姻是被禁止的）。“许多重大改变是由社会驱动的，我们也已经适应了。有一些改变多少让人感觉有些不适。但我们最终适应了。”
的确如此。所以好的消息就是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之后，我们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了一点，这要归功于读写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广泛传播。特勒说：“我们的适应速度提高了。1000年前，可能需要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东西。”到了20世纪初，适应变化的时间缩短到了一代人。“我们的适应能力现在已经非常强了，习惯一样新的事物只需要10～15年时间。”
但是，可能这还不够好。特勒说道，今天科技创新的加速变化（这里，我认为还应该加上新理念，例如同性婚姻）可能已经超过了普通人和我们社会组织结构的适应和消化能力。讲到这里，特勒在曲线图上又画了一个巨大的点。这个点就位于我们的适应曲线上，而科技进步曲线刚刚和适应曲线交叉，随后到了适应曲线的上方（图2-4）。
他说：“我们在这里。”
特勒解释道，这个点揭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尽管人类及其社会已经逐渐适应了变化，但是总的来看，科技正在加速改变，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能够适应的平均水平。我们中的许多人已无法跟上脚步。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文化焦虑。”特勒说道，“它也妨碍了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内燃机发明之后，还没有等到街道被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淹没之前，我们就逐渐订立了交通法规和习惯。直到今天，这些法规和习惯中的许多具体内容仍然有用。在一个多世纪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整法律，使其适应新的发明，例如高速公路。但是今天，科学进步对我们的交通方式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政机构手忙脚乱，疲于应对；科技公司对过时的，甚至有时是不合理的规则诟病不已，而公众对此还浑然不知。智能手机技术催生了“优步”，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管理共享乘车行为，无人驾驶汽车就会让这些监管措施变得过时了。
图2-4 特勒的曲线图1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当“快”变得更快，适应得稍微“慢”，就会让你变得更慢，并且迷失方向。好比我们站在机场的自动人行道上，原本是以每小时5英里（1英里=1.60934千米）的速度自动前进，突然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5英里，即使周围的一切还是大体上不变，对许多人来说，这的确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
特勒说：“如果社会的技术平台每隔5～7年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的改变，但却需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适应，我们就会感到失控，因为我们无法适应一个变化如此之快的世界。等我们习惯了这些改变之后，世界又变了，我们又将面对更多的冲击。”
对许多人而言，这让他们感到迷失方向、焦躁不安，因为他们听到各种领域的进步，例如机器人手术、基因编辑、克隆或者人工智能，但却并不清楚这些变化会将我们领向何方。我们下面还将讲到，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新的社会理念也在以更快的速度产生并传播，例如变性人如何使用卫生间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具备同时深刻理解多个领域的能力，人类知识的总和已经远超任何一个个人的学习能力，即使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也无法预测下个10年或者下个世纪将发生什么。”特勒说道，“不能清楚地知道新技术在未来的潜力或者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就不可能提出监管措施，而我们又必须依靠监管措施推广重大的技术变化，同时避免各种负面冲击。”
现在，我们需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理解一项新的技术并制定监管措施，但新的技术每隔5～7年就会更新换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许多领域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以专利体系为例。专利体系是为变化速度更加缓慢的社会设立的。特勒解释说，标准的专利安排是这样的，“我们将授予你一项思想垄断权，为期20年”。通常还要减去颁发专利所耗费的时间，“作为交换，人们将在专利过期后获得相关的信息”。但是，如果新的技术在4～5年之后就过时了呢？而且，如果专利的颁发就需要4～5年的时间呢？这就让专利在科技界变得越来越落伍了。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我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通常会接受12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教育，接下来就不用学习了。但是，当改变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时，唯一能够保持终生工作能力的办法就是终生学习。2016年美国大选告诉我们，有一大群人在20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接受终生教育，他们现在对此很不开心。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落后于变革发生的速度。”他说道。每件事都像是在不停地追赶之中。应该怎么办？我们显然不想放慢科技进步的脚步或放弃监管。特勒说，唯一有效的回应就是，尽全力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这是唯一能够把我们从对科技的焦虑中解放出来的办法。“我们可以抗拒或推迟科技进步。”特勒说，“或者，我们也可以承认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更新社会的工具和体制机制，以使其能够让我们跟上脚步。第一种选择——试图放慢技术进步——看似是对变化不适应症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人类正在面临一些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里回避问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解决世界所面临的这些大问题，大部分解决方案还是来自科技进步。”
“如果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哪怕只提高一点点。”他继续说道，“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接着回到刚才那幅曲线图，又沿着适应曲线画了一条斜率更大的虚线（图2-5）。这条线模拟了我们学习和适应能力变得更快的情况，因此它与科技变化曲线的交点位于一个更高的位置。
图2-5 科勒的曲线图2
特勒提出，加强人类的适应能力，90%在于“优化学习能力”。每一个机构，无论是专利局，还是其他监管部门，都必须变得更加敏锐，愿意快速试验，并从错误中学习。政府应不断重估其服务社会的方式方法，而不应幻想监管措施会在几十年后依然奏效。大学应该尝试着以更快、更加频繁的速度调整课程设置，以便与变化的速度保持一致，例如在某些课程上可以标上“有效期”。政府监管者需要像创新者那样具有创新思维，他们需要以摩尔定律的速度运行。
“创新就是一个试验、学习、运用知识，而后评估成功或失败的循环。”特勒说道。当结果失败了，只不过是要重启这一循环，仅此而已。X研发中心的一句口号就是“快速失败”。特勒告诉自己的团队：“我不在乎你这个月取得了多少进展。我的工作就是推动你提高改进的速度，我们怎样才能用一半的钱、花一半的时间去犯错误。”
总而言之，特勒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学习和适应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就是间歇性失衡和持续性失衡之间的区别。”静态稳定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获得一种新的稳定。“这种新的稳定必须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就像是骑自行车，你不能停止不动，但是当你开始运动时，其实它就会变得很简单。这不是我们自然的状态，但是人类必须学会在这种状态下生存。”
我们都必须学会骑自行车。
特勒说：“我们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再次感受到平静。但是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从头重新学习。我们还没有以一种动态平衡的方式来教育和训练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需要这么做，并且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生生不息、稳定发展。接下来的四章我们将讲述定义今天的世界机器运行方式的摩尔定律、市场以及大自然是如何加速的。如果我们要实现特勒所说的动态平衡，我们必须了解它们是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从2007年左右开始变得特别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