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凄艳，十分炎热，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
“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
“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
“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连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
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
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
“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邪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