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干饿着。
祖母常常会叹口气，说：“早知道有饥荒，还不如在乡下。”但是，后来听乡下亲戚说，乡下也不好。前两年敲锣打鼓的“大跃进”耗去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又张扬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把饥荒成倍地扩大了了。
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最后，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了，吃完还没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家的特殊情况，不敢告诉同学自己饿极了。后来才发现，大家都一样，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师。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课的曹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很整齐的发型，每天全身笔挺。他除了校长来听课时勉强讲几句普通话以外，平常只讲老式上海话，又夹了很多英语名词。开课后不久就讲到了早期原生动物“草履虫”，他在黑板上画完长圆形的图像后，转身便说：“这东西和我同名。”原来，他叫曹侣仲，一个很中国、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学时分，在校门东侧不远处，一个过路的中年市民咳了两下嗓子后，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校内，任何人都有权要求那个随地吐痰的同学用纸把痰擦了。但这是在校门外，又是一个中年市民，周围的同学们都用眼光包围着那个人，却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请大家让一让。”只见曹老师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叠得很整齐的白色手帕，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迹擦去了。这动作震惊了所有的同学，包括那个中年市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而曹老师则完全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丢进校门口的废物箱里，静静地进了校门。
我们原先背地里都叫他“草履虫”，从这件事情之后，全都改口叫曹老师了。我相信，只要是我的同学，不管是哪个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没有一个人会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曹老师那方白色手帕，实在是擦干净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饥荒来的时候，曹老师却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那天，就在曹老师曾经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卖烘红薯的小摊子。一个半身高的泥炉子，当场烘烤着红薯，那香气，简直能敌过千军万马。以前也有这种小摊，为什么没有这么香呢？这个小摊的烘红薯卖得奇贵，每天早晨小摊的周围都拥挤着密密层层的人群，却很少有人掏钱购买，大家都在闻香气。其中，多数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摊主一开口，就让同学们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学过物理了吗？香气也是物质，你们再闻我要收钱了！”
他居然用那么斯文的语言嘲讽饥饿的学生，这话被正好过路的曹老师听到了。曹老师立即上前捡起一枚烘红薯让他称秤。
摊主像珠宝商一样小心翼翼地称过，便报出了一个价钱。曹老师二话不说就把一张大面值的钞票付给他，他开始低头找钱。这时，曹老师发现那枚烘红薯上有一块瘢，便顺手换了另外一个。
摊主正将一大把找零的钱数给曹老师，却听得有一个旁观者揭发，红薯已经换了一个。摊主立即来了精神，抢回曹老师手中的红薯再称，分量果然比刚才称的重了一点点，就扬起嗓子大喊“小偷”，拉着曹老师的手要去派出所。
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闹得这么大，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民性的饥饿。只是有同学说，那个向摊主揭发的人，正是不久前随地吐痰的人。
派出所的警察一听便说：“这算不了偷窃，不是派出所管的事，有争执找居民委员会调解吧。”
居民委员会的老大爷、老大娘听完两方叙述，让曹老师按照后一个红薯的分量把钱补足了，就算解决了问题。他们看了一眼跟来跟去的一大群民众，又觉得居民委员会有责任站出来为曹老师讲几句话。
第二天一早，学校大门口就贴出了一份居民委员会署名的布告，上面写着：
昨天在中学门口发生的红薯事件，不属于偷窃性质。曹侣仲老师只是因为饥饿而偶犯小过，已在本会帮助下补钱改正，特此说明。
校长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校师生几乎都已经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师，他还是决定不再上课，只愿在总务处做一个办事员。
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人不再掩饰饥饿。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
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知道了正义，知道了勇敢，知道了友情必须服从真理，而真理则不必服从什么。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
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说的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
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饥荒终于过去了。几顿饱餐竟然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明明面黄肌瘦地饿了好几年，一旦得到浇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女同学本来已经长大，现在营养刚刚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毫不逊色。男同学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爆发出一种青春豪情，学着男子汉的沉稳步伐天天讨论着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不会低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同龄人。
毕业时我们拿过学校发下来的报考大学目录，一页页翻完，再看背面还有没有，只嫌“够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学”太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互相关闭着。
我和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约，三人以抽签分工，分别考全国最难考的理科、医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后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清华大学，抽到医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也都是当时最难考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天下有一种人，专以批判他人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临着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