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说来，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怄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德甫，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包德甫为了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于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吃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社。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起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意。偶尔时候，我也蛮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8年到1969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路，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最精彩的，是他们在1970年7月公布了“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关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地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1996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做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士，美人儿也，虽岁华老去，余颜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竟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亦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问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1970年1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7月18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传毕业的小蕾留下详细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18日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5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这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给警总了，他们需要两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已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2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两部车再想办法也不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喂胖。到了2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6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出租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面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两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三块话梅（真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人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右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点阻挡，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进真过瘾，也看到些骑摩托车跑单帮的，真服他们，这么暗的路上，也不似我们有层铁壳子罩住，万一跳出个坏人，躲都没地方躲，不记得是哪里了，有个好大好大的叫“将军山”的酒家，这行业可真吃得开，在这么偏的地方，都有人花这么大的本钱投资，没多久就看到个在山上的三山国王庙，“胖，我们回来时到这停停”。“好。”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糖及酸梅，老远就闻到阵阵的木头香味，胖告诉我三义到了，在这路两旁都是雕刻店。说着说着，就看到台中的路标了，胖说晓波家在这附近有块地，老太新搬的屋子也在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边的一幢”，我们将车停下，看见老太在楼上窗口，不知在写些什么，胖也没进去打个招呼，就把车开走了。“我们去看看丁颍。”在个小巷里左转右转才到，可是家里没人，我们就进市区了，胖说住在意文，那是个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过，带了三瓶可口可乐，提了箱子，柜台上的人还对胖说：“你好久没来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盘，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热水，胖出去买牙膏，还带了套套回来，当天晚上就用了一个，那个鬼床，一翻身就会叽嘛鬼叫的，害得我没睡好。早上睁开眼时，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时才只有五点多，他去看看老太，没一会儿，胖回来了，他已吃饱，可是没去看老太，因为怕有人已到她那边了。我起来洗澡、化妆、理东西，而胖去擦车，七点多一点就已结好账离开了，胖带我到个小摊上吃碗豆浆打个蛋，就开始逛台中了，也许太早，好多店都还没开门，在个书店买了《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水牛）、一份游览地图和些文具，还听到收音机里播出刘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猫》，好玩死了，家昌怎会跟他们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买了好些太阳饼、早点，把车停在它们门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货公司，不管什么店一定要有其特点才能站得住脚，同是面包店，它们能因太阳饼在旁边起个十一层的大楼，而我们却做倒了，这时才想起市场学老师说的“Don’t sell the steak，sell the sizzle”，是有大道理在内的。我买了顶黑色的帽子，小姐们竟视我们为财神爷，捧这拿那的给我们看，我最禁不起行诱，花三十块买三条手帕、一百八买了个腕链，还拼命告诉我三楼有女装，到二楼，买了二双厚袜子配胖新买的凉鞋，三百八买了件运动衫，他们店内的东西好像特别贵，拿了四张免费券上九楼享受去，谁知一个人都没有，半天出来个尚有困意的小妹说：“你们怎么来这么早，我们11点才开始。”又拿了那四张券上顶楼凉台，换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柠檬，因为胖替小妹着想，要是我就会叫四杯不同的东西，我们照了些相，胖换袜子，近11点才出一福堂。台中的远东百货公司好大，简直大得没道理。看了台中的书市场，竟有胖的书，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通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他的人也逐渐减少。我也许受不了这种冷热的起伏。两碗可口的排骨面、两个菜肉大包、一盘明虾，就解决了我们的午饭，可不便宜，一百二。一点钟左右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满了油，问好了路，就直驶，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虽然没有夜间开车舒服，但在晚上绝看不到这么这么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鲜红的荔枝挂在翠绿的枝头，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弯路太多，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关系，我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买了酸梅，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吃才止住吐。两点半看到日月潭三个字，在远处有幢白房子，胖说我们住那好了，整整绕了湖一周，就是到不了那房子，掉头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饭店”，一天房钱四百四，我们俩都问了件傻事，胖说：“我们的房间要面对湖。”“每间房间都朝湖。”我问小姐要冷气。“我们这没冷气，只要门开了就很凉快。”它们到傍晚才有热水，洗了个凉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着，眯了一下眼，三点半我们准备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这时天气转阴，最前有个破庙、孔雀园，再往前没有路了，掉头往教师会馆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边走了走，看到个女孩穿着件中空装似的衣服，胖叫我别盯着人家看。这一带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朝回走，看见一个警察跟一百姓面对着走来，但当我们车子过了，他们二人就掉头，胖就说：“被他们找到了。”我以为胖敏感，经过警察局时，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人伸手拦我们车，又不正视我们，朝另外一人讲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天已下雨，“请问贵姓？”“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胖把车子停好，与他们一起进局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在附近店里逛逛，走进一家土产店，我选了条大理石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便宜。”“不是，朋友是通缉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乐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们进去吃饭，这种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维持。而此时只有我们两个游人，也许吃饭对他们而言利润较大，我们不太饿，每家店门口都经过两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点的饭店里吃饭，胖说那店离警局太近了他们会下毒，结果在家小店叫了两个蛋包饭和榨菜肉丝汤，服务很周到，还替我们送了两盒蚊香来。那饭简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汤，我心里有点嘀咕，要到这种小地方来吃，还好我们有太阳饼和汽水，否则我晚上会饿死，回到旅馆，账台小姐要我身份证，给了她就进房，希区柯克跑到哪去了（前天6月30日把我写的从头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简直写不完了，也不想写了）。拿了车钥匙，想到车里再找找看，柜台上的小姐在传看我的身份证，我突然出现，使她们慌了手脚。拿着手电筒前后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见那本希区柯克，回房跟胖无聊的一人捧本陈之藩的书，他的书写得不错，可是《在春风里》《旅美小简》内的每篇都看过两遍以上，吃了两个太阳饼，实在待着没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懒得动，但禁不起我左缠右说的，终于穿上衣服。进门处坐了好些人，胖说那些人都是的。数数竟有四个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路，又回去找书，这次终于被我找着了，撕成两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过厕所回来，胖已睡着了，我看了会儿书，熄了灯，睁着眼发半天呆，才睡着，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的前大半，一定够他们急的了，等找到我们才放下心，明天又要开始有人跟了。
6月20日
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尚未下去时，胖就起来了。我睁开眼时，只是一个橘红透黄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静静的，有层薄得透明的雾，真美，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这是他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诉我一遍，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潭。回家时，他爸说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两个太阳饼，一瓶可口可乐，胖去擦车，我化妆，昨晚就问清了，如在12点以前check out，则以一天计算，五点前以休息（半天价）论，我们不愿再让他们赚二百二，在饭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准备去逛湖，先到孔雀园，他们用个中型的车，三个人来跟我们。胖买了支驯妻椎，立刻做出那状照了张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养不够好，许多孔雀的屏都不够好，有许多都折断了，但其颜色之美丽，简直无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画家也不能用现有的色彩画出如此艳丽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处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园，又绕到前面去了。胖还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我们坐上了游湖的船，先到了番社，那开船的小孩带我们到他的家去，他家开了个规模不算小的店，我买了副耳环和一个手摇的鼓，上了船，他告诉我们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了，如我们随便意思一下，他带我们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问清楚随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给三十。”沿途看到了玄奘塔，还没盖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钢索吊上去的，多费时间和工钱。胖说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缘来的钱，他带我们到了湖的尽头，由石阶上去，看到一个在山之间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画出来的，胖问他这边的地卖不卖，向谁买，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说是说，真想在这住下来，还有许多困难。胖告诉那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他不信。我们坐船回去时，发现后面有船跟，真周到，这么一个小湖都怕我们会逃掉。当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还向我招手。回到旅馆，柜台小姐拿了本胖盗印本的书，请胖替她签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摆在柜子里的衣服，幸好让旅馆内的小姐发现了，一路上就以大赛车的速度赶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车回台北，他跟他们兜兜，我不愿意，如我先走，胖会愈斗愈气，并且会不停地想鬼主意。到了台中在老太处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们则忙着打电话、交班。我们在街上走了好久，打电话给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饿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点半了），胖怕他们下毒，说最好能找到个可以看见现做的小摊，又开始走，在一个沟上的摊子吃了片西瓜，又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但还拖着走，最后决定在个双美室内吃午饭，我叫菜，胖到远东公司买件衣服换着穿（因身上那件已湿透）。后来他们竟然也进来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饮，在里面等起我们来了。我们决定饭后去看场电影，在电影院内耗了两个多钟头，电影还可以，椅子却坐得奇难受，幸好如此，否则我会在戏院内睡着。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厕所，他们坐在外面看着我们，也许这电影他们看过了。出了戏院，我实在走不动了，买了些荔枝，就上车，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转至海线，使他们暂时摸不住我们究竟往哪，在路上将油加满，轮胎打足了气，在进入员林时，看见界牌下有部车子，我回过头，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车子打着手势，是他们的人，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我们的车子在准备着。想既然到了员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园（此时只剩一部车子了，另一部在加油时丢了）。胖找不着路就把车子乱开，一路上的路标因速度太快而看不清，地图我又看不懂，只有乱闯了，居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心里怨着，“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们兜什么，如以正规的走法，现在也许都走了一半了，而现在却在这不知名的乡下乱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当初为什么不坐火车走呢？”为了向他们显示我们有汽水，就拼命喝，现在我要自食后果了，到处找着哪可上厕所，而胖左一次错过，右一次说我们找火车站。车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没找到。既然忍了那么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远远看见老太走来，这么凑巧，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预先约好的。此时已七点多了，我们乱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浪费了两个多钟头的汽油，减少了车两个钟头的寿命，此两钟头竟用在斗气上，多划不来。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个澡，将车小保养一下，休息了会儿，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烦死了，为什么以这么小的度量来看他们？他觉得在我们吃饭时，他们会弄坏车子，把你车弄坏了，你回不了台北，待在台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真巴不得你快点离开台中，让他们恢复平静呢！叫菜时，老太进来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门口守着他的车，真像是个……（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9点45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两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地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样，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已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地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问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说：“李敖嘛！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诸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地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其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之帽入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道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1964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2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柏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森柏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