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1960年以后，到1969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手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济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济，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辞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地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辞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辞”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辞”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辞”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癖，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到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暗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蛮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人要少付……这些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聪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广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楼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195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我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1979年3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民国五十一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宣、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地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民国五十五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1966年7月3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5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十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黄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异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异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王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昇的说法。事实上，王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过任何正式学校。他在1926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大陆丢掉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1951年来台湾，1952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昇，自此扶摇直上，俨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的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蔽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谲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15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薇，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太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蛮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蛟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为“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要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1967年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太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惠，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但这次见面，便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太太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4月14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约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在1967年4月20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地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上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后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在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1967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地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地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4月25日，转到台大医院。5月1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地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4月14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当时救殷海光情形，在水牛出版社彭诚晃拒绝为我贴现后，我只好改找萧孟能，但萧孟能不肯帮忙，最后由刘绍唐帮忙，我才免于退票。我这里近乎罗唆地写这些小事，目的只在说明：为了对殷海光热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间冷暖；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伪君子和伪殷门弟子的丑恶面相。我把这些写出来，拆穿出来，对世道人心，应该有点警示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烦了。
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地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地不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以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做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一本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伪书。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这批人。殷太太夏君璐是非常贤惠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地谈，但殷太太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地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有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太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1969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14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因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入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露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9月16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太不懂事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9月21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孟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9月14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太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9月17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就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he Central Daily New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健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呓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9月15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太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狱，看到他气概非凡，气宇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地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李敖1970.9.15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1989年8月24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璐，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太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太吃饭，盼你参加。”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唯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太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太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桂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作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末，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锢，已从封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艾。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与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作殷海光秀，由它的头子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1919年12月，死在1969年9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1971年，9月里的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地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国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佩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一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1967年5月12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地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作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星“不三不四”（《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77页），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太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83页）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1962年4月25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地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83页）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作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叫我们无法看得起了！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1865，死在1898，何来三十六年？这些人今天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况，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不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其实殷海光没能成功地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正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国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在《首都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境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同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地用了“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1998年6月17日到21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丢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调的、片段的、高高在上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海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已不见“劳”苦功“高”了。1991年12月27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声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