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地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1967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1968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1969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消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夙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夙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0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a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诊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怡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劢，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319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了，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个小时，告辞出来，萧孟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佚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想是李敖问题太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蛮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私，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无任何人能比。事后诗人夏菁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演讲了一次。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斯？》，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斯”，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话，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16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的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 And for as 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 I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扬扬得意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太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词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顺利，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地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来说，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风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5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1963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劭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倬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憎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1965年写《（蒋廷黻选集）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透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1966年1月5日、1月9日、3月9日中，都一一曝光。3月9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删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的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记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1977年4月22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劢，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1962年11月4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1968年3月6日《中央日报》与3月9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1964.1.3。”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1964.10.12。”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杰如此无耻，居然还有人无耻地捧他，此人即许倬云。许倬云是最善于谄媚权贵的一个怪胎，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认识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许倬云。我主持文星时，许倬云巴结我，十分卖力。但为了我写文章批评他的主子李济、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1963年11月5日，他约我和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为了他行动不便，我同意去了。这天我有简略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中国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许倬云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结果不欢而散，为他始料所未及。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敖兄”，以帮我出国为饵，意图修好，我懒得理他，因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适上，其实连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这些华洋学人打交道呢！过了三年，因为他又来流言又来媚眼，我有一信给他，其中说：
……现在你做了历史系主任，算是你马屁到家。不过你总该知道，乱来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书蓝小姐，已被你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我特别去访问她，她口中你的劣迹，还多着呢！我都做成了笔录。你去台大，又不自检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成何体统？……
你又托人转话给我说想暗中帮我出国云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美国国务院邀我访问我都谢绝掉，谁要你这学界掮客拉皮条？我李敖这辈子，定将守死此地，细看你们横行，并且记录你们的横行。当然你们只迷信权势，不在乎历史，但那是你们的事；我自有我的基督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说诽谤我的话，你若不要“来世报”而要“现世报”，我可以赏给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许倬云大我五岁，他一出娘胎就有四肢萎缩的怪症，这种怪症，一百万中只有六个，而他独占六分之一。按说人生有残疾，是天生的，只怪他爸妈，你提它干吗？只是他的学生杜正胜马屁文中，提到残疾“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治学态度，及对世情万物所怀抱的信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和他有关，也就不得不提。总之，第一，残疾使这个人占尽便宜；第二，残疾使这个人心理其实有故障，他的见解，有的也就大成问题。杜正胜夸奖他“个人竟然可以没有丝毫避讳地，拿自己外在的缺陷开玩笑”。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却有另一面。梁实秋对我说，他们在美国学术会议，会议厅外有高台阶，他看到许倬云很辛苦地在爬，心有不忍，就跑过去扶，不料许倬云顿时大怒，厉声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实秋不小心，伤了许倬云的自“卑”心固属不当，但别人一番好意，自己却大发脾气如此，实未免心理故障也，这是“拿自己外在缺陷开玩笑”的心胸吗？
1964年7月10日，大我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国家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人了。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最叫人看不起的一点是：他一直赖，他写文章闯了祸，却没有敢作敢当的气概、没有公开承认的勇气。他在法庭上，在来旁听的自己学生的面前，公然狡赖得一干二净。这是很令我警异的。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我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进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竟违法以裁定驳回。我提起抗告，指责郑学通“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这就是大笑话了。我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矮子”（郑彦棻）借口我“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林奇福对我提起公诉。林奇福是台大老同学，两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听命上级，情非得已。起诉后法官陆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郑彦棻所愿。
我被国民党大员郑彦棻整，还有个小插曲。1967年3月16日，我开着我的凯莉小汽车，发生车祸，车的左眼被撞得凹进去、保险杆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纷飞，我的左肘和头都受轻伤，同车的洋鬼子美国人梅心怡（Lynn A.Miles）膝部撞出血来。真够刺激。车祸原因是我开快车，正好碰到另一个开快车的计程车司机，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来了一场“相见欢”。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替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要洗出来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镇定功夫。出事后，一个五分局的警官察看双方的身份证，一看到我的，就对我说：“嘿，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候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他把我带到警局以后，叫我坐在外面，自己进去向长官叽叽咕咕一阵，不料却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来，向我道歉，连称弄错了弄错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被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我不到，警官以为我故意抗传，所以才要见我即拘。警官却不知道，检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这次表功，竟弄得表错了。
在我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复观约我在法院开庭后一起喝咖啡，此中趣闻，我回信写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俏”，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喝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唯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称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坠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可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奸雄，一旦混入学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进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为什么徐复观可以又做坏事又不被恶名？除了他的狡狯外，他也会闪露一点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对他另眼相看。1986年3月28日《中央日报》载：三十九岁的工厂职工接瑞华，酒后观看电视连续剧，不知何故突然捣毁电视机，凌晨被家人发现上吊自杀断气命绝，其妻抚尸恸哭，悲伤逾恒云云。我联想到蒋介石当年从广播中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曾捣毁收音机；徐复观从电视中看到梁容若著书得奖时，曾捣毁电视机。可见“自天子以至庶人”，虽口诵圣人“不迁怒”之训，但动起手脚，却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机何辜，电视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复观能有此种动作，亦足发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告诉我的故事，司马桑敦说：“徐复观虽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