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造出来的所有名词之中，除了“阿Q”之外，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任何离乡背井的人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在《故事新编》的《奔月》里杜撰出来的“乌鸦炸酱面”了。
让我先节录几段，来说明这个伟大名词“乌鸦炸酱面”问世的经过。
……羿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家将们便接过缰绳和鞭子去。他刚要跨进大门，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老乌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里就非常踌躇。但到底硬着头皮、大踏步走进去了；箭在壶里豁朗豁朗地响着。
刚到内院，他便见嫦娥在圆窗里探了一探头。他知道她眼睛快，一定是瞧见那几匹乌鸦的了，不觉一吓，脚步登时也一停——但只得往里走。使女们都迎出来，给他卸了弓箭、解下网兜。他仿佛觉得她们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过手脸，走进内房去，一面叫。
嫦娥正在看着圆窗外的暮天，慢慢回过头来，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
这种情形，羿倒久已习惯了，至少已有一年多。他仍旧走进去，坐在对面的铺着脱毛的旧豹皮的木榻上，搔着头皮，支支吾吾地说——
“今天的运气仍旧不见佳，还是只有乌鸦……”
“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
让我首先补充一句，我这里不是要谈没落英雄的悲哀，也不是要谈嫌丈夫越混越穷的老婆（最好别谈，谁能保证你我的下场？），我要谈的是乌鸦炸酱面，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海外的中国吃。
羿和嫦娥何尝不想吃那个地道的猪肉丁儿炸的酱，只不过，照鲁迅的说法，羿每天一早骑马出去跑上好几十里去打猎，连只兔子也看不见。所以一年多下来每天就只能吃用他射下来的几只（匹是鲁迅用语）乌鸦的肉炸的酱（对了，谁要是把炸酱面的炸念成炸弹的炸，那就乌鸦了）。
所以，就算他们有油、有酱、有葱、有蒜、有姜，而且就算他们（或使女们）会炸，那还是乌鸦炸酱面。更何况，主要作料由猪肉丁变成乌鸦肉丁，肯定做法也因之而起了哪怕是少许的变化。这就是说，凡是就地取材，再考虑到他乡之地的饮食习惯（胆固醇、高纤维）、生活方式（减肥、瘦就是美）等等，在外国要想做一道真正的家乡菜，就算作料齐全，包括罐装，还包括你真的会这个手艺，那仍然是一样，也许不能说是绝不可能，而是可能性太少。因此，美国任何一家卖炸酱面的中国馆子卖的都是“乌鸦炸酱面”，尽管它们用的是猪肉，而绝非乌鸦肉，尽管也许真的不算难吃，可是还是乌鸦炸酱面。
让我举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比较遥远的例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地道炸酱面和乌鸦炸酱面。
小时候在北平，我们家（当然还有几乎所有人家）差不多天天都吃面。先不谈包子、饺子、馒头和烙饼，就面条来说，主要是拉面，偶尔也吃切面，要不然就是猫耳朵、拨鱼儿、刀削面这种我们老家山西的土玩意儿。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常吃的面，一种我还没在港台地区或美国见过的，那就是河漏，或者叫压河漏。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造的机床，叫河漏床，压出来的面条。我猜港台海外大概没有几个人听过，更别说吃过压河漏，因此大概也无从想象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面，那就先让我凭记忆（只能凭记忆，我自己也好几十年没吃了）来解释一下。
河漏床（13″* 15″）。小家庭使用，巨型床大三倍
这个河漏床的座很像一条长板凳，只不过板可厚很多。看床的大小，有的板半尺厚，有的一尺多厚。床中间有个筒形洞，直径也根据床的大小而定。河漏床就架在煮面的大锅上。做面的时候，先将和好的湿面半满地塞进那个筒形洞，再以人力用床上方一根与床在一头相接、在洞口正上方部位牢牢地钉着一个木槌的杠杆，硬将筒形洞中的面从下面有圆孔的铜板中给压出去，而压出来的圆形面条就直接进了下面水正开着的大锅。这就是压河漏。
好，我要说的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咱们老北平或老西儿的玩意儿，地道的中国玩意儿，一直到我十年前在非洲东岸一个阿拉伯文化影响深远的小岛上，在一家杂货店，突然看见好几个有新有旧、大大小小的河漏床！我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问老板，而他的回答更令我吃惊。这是他们阿拉伯人几百上千年来做面的一种工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筒形洞底那片铜板打的不光是圆形小孔，还有三角形的、月牙形的、星形的、方形的。
好，假设那家杂货店的阿拉伯老板说的是实话，那我要说的是，如果这是阿拉伯人首先发明的，再经由应该是回民传到了华北，哪管你是老北平还是老西儿，你我加上我们的祖先，几辈子吃的都是乌鸦炸酱面。反过来看，如果河漏床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再经由也多半应该是回民传到了中东一带的阿拉伯社会，那阿拉伯人几百上千年来吃的其实也是乌鸦炸酱面，尤其是他们酱的做法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这么说来，因马可·波罗13世纪从中国将面条和西红柿酱带回威尼斯而后出现的意大利面条（spaghetti），真要说起来，其实也是乌鸦炸酱面，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这是意大利的国面，其实还是乌鸦炸酱面。
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空间一变，就很难说什么地道不地道了，连什么才算是地道都很难说了。今天内地和港台的中国吃，如果拿它与20年代或30年代的当地中国吃（够地道了吧？）相比的话，我敢说找不出几样菜的口味是完全一样的了。至于美国的中国吃，那可以说全是乌鸦炸酱面。
让我再举一个亲身例子，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来说明另一个层次的乌鸦炸酱面。我去年去了一趟山西，去五台山下的金岗库村寻了一下我的根。是在五台县我才吃了几次西红柿酱刀削面。这次的经验让我感觉到，我在美国家里自己做的、所有朋友都爱吃、都赞不绝口、几乎是海外独一无二的西红柿酱，其实根本完全就是乌鸦炸酱面，而我多年来就为了这碗宝贝酱给大家捧得几乎忘了形。
首先，在山西吃的西红柿酱（千万别说番茄酱，那是老美吃什么玩意儿都加的玩意儿）根本没什么肉。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在北平家里吃的也没什么肉。而我在美国炸的西红柿酱可有不少肉，虽然有更多的西红柿。就凭这一点，我已经乌鸦了。这要给老北平或老西儿损起来，就绝不亚于损南方人炸酱还放豆腐干和虾米，还有花生米之类更要命的玩意儿。
这个可以先不去管它。我要说的是，去年6月间我在台北待了三个星期，临走之前，我借用一个朋友家，不能说是请客，因为菜钱都是她出的，而是亲自下厨——对，一点不错，炸了一大锅西红柿酱，来感谢这半个多月来热情招待过我的一些朋友。我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十几个年轻朋友竟然从来没有吃过西红柿酱！他们（一半是女孩儿）很给面子，把足有十五斤的拉面几乎全给吃光，而且其中几位还跟我学了几手（更给面子）。可是现在回想，我简直要脸红。虽然当时我绝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但除非他们看到我这里的坦白，否则绝不会想到我喂他们的其实是我在美国，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而自己搞出来的乌鸦炸酱面。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那个西红柿乌鸦炸酱面不好吃。刚好相反，没有赶上那天我的西红柿炸酱面的朋友还要我答应下次去台北一定要为他们再下厨一次。其实，这才是我要说的。一定认为乌鸦炸酱面绝对比不上当年（40年代？30年代？20年代？乾隆年间？）北平或北京的地道的炸酱面的那些人，倒是未免有点乌鸦了。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