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节气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对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广大百姓中得到广泛应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历书，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封建王朝时代，由于它是由皇帝颁布的，所以又称“皇书”。我国古代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职。秦汉有太史令，唐代设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监，明清改名为钦天监。明代崇祯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在徐光启等统领下的“历局”组聘专业人士编纂了《崇祯历书》。清初，传教士又将《崇祯历书》略作整理进呈给清帝，改书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成为当时天文学家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著作，对我国天文学发展影响很大。
中国的阴阳合历不仅考虑月亮的圆缺变化，而且要考虑到太阳的周年运动。据考证，中国大约从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阴阳历了。
阴阳历的平年有6个30天的月，6个29天的月，加起来是354日，与一年的长度365日差11天。如果总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每三年就会差出一个多月。于是古人就想出了每三年加一个月的办法，这个多加的月就叫作闰月。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三年加一个月太少，不能补上三年差出的33天；五年加两个闰月太多，又超出了五年差出的55天，如果在19年中加上7个闰月就能得到满意的结果。19个回归年是6939.75日。19年有228月加7个闰月是235个月，235个月合计是6939.55日，与19个回归年的日数6939.75只差0.2天，也就是差不到5个小时。
阴阳历基本上能保持月份和气候的冷暖相一致，不会像阴历那样，甚至在六月也可能出现下雪的天气。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几块甲骨片上，整整齐齐地刻着六十干支表。这些甲骨片不像其他那样有灼痕，显然不是占卜用的，后人推测它们可能在殷商时期起着日历的作用，是专门用来记日的。干支记日法就是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以六十为一周期。如果假设某一天为甲子日，那么第二天就是乙丑日，第三天就是丙寅日，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干支记日法是中国古人的一项重要创造。关于殷代历法，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以干支记日、月亮的月相变化记月、太阳的周年运动记年。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加在一年的年尾称为十三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大小月间隔，有连大月。
从《春秋》一书中可以大概看出：春秋时期的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以日月合朔那天为初一，称为朔；最后一天称为晦。春秋中期，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并能够计算大致准确的朔日。春秋末期，出现了《四分历》和19年7闰的闰周，古代历法出现了新的进展。《四分历》的年长为365.25日，并以19年7闰的规律置闰，也就是说235个朔望月和19年等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85日，比早先认识的一个朔望月长约为29.5日精确多了。
战国初期，周天子权势衰落，各诸侯国割据一方，不再听命于中央，就连使用历法都是各用各的。这一时期使用的历法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历，统称古六历。虽然名字各有千秋，但它们其实都是四分历，只是有的把岁首放在十一月，有的放在十二月或是一月；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历法的起算点和历元也不同。
汉代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沿袭了秦的做法，历法也不例外，仍然使用秦的颛顼历。但颛顼历经过一百年的积累，误差已经相当大了，经常是初一、三十都能看见月亮，十五晚上出现缺月的情况。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一些天文学家测算到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正好是日月合朔和发生冬至的时刻，是最理想的历元。于是，太史令司马迁上书汉武帝，要求下令改历。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建议，下诏书召集天文学家开始改历，采用了邓平和落下闳的改历方案，并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
《太初历》用夏正，以寅月为正月；19年中加7个闰月，并把闰月安插在没有中气的月份之中。这种置闰方法能够把月份和气候的冷暖变化调节得更合理，被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外，《太初历》还给出了比较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和首次给出了交食周期。《太初历》具备了历法的基本要素，如二十四节气、朔晦、闰周和置闰法则等，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刘洪（约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山东蒙阴）人。刘洪是东汉的王室子弟，从小对天文历法特别感兴趣。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编制了《乾象历》。
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542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秒降到4秒左右；回归年长度365.246180日，误差从660秒降到330秒。在刘洪以前的约600年中，这两个资料的精度要么和颛顼历的精度差不多，要么比颛顼历还差。
《乾象历》最主要的成就在月亮运动的研究上。早在刘洪之前，天文学家就认识到月亮的运动并不均匀，而是时快时慢，并且月亮轨道离地球最近点的位置也在不停地向前移动。虽然在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刘洪提出了近点月的概念和计算它的长度的方法。刘洪还创立了中国古代计算月亮不均匀性改正值的传统方法，后世所有的历算家都沿袭了刘洪的方法。月亮在白道上运行，白道与黄道的交点叫作黄白交点。刘洪不但首先发现黄白交点在沿黄道退行，并且给出了具体数值。
刘洪的《乾象历》使传统历法的基本内容更加完备，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已经形成。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范阳遒郡（今河北涞水）人，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很多人知道祖冲之的名字，是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正确地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的人。但是，祖冲之对中国历法的贡献也是卓越的，这些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编制的《大明历》中。
《大明历》采用的朔望月长度为29.5309日，这和利用现代天文手段测得的朔望月长度相差不到一秒钟。在《大明历》中，祖冲之提出了在391年插入144个闰月的新闰周。根据新的闰周和朔望月长度，我们可以求出《大明历》的回归年长度是365.2428日，与现代测得回归年长度仅差万分之六日，也就是说一年只差46秒，这是非常精确的资料了。冬至点是制定历法的起算点，因此测定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对于编算历法来说非常重要。可是在祖冲之之前，历算家们一直认为冬至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历法制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差。为此，祖冲之把岁差概念引进历法中之后，大大提高了历法计算的精度。
到了隋代，刘焯在编制《皇极历》时，重新考虑了前人的岁差概念。他发现过去人们认为岁差是由赤道不动、黄道沿着赤道向西滑动所造成的论点，其实并不正确。应该是黄道不动，赤道沿着黄道运动，因而要计算岁差应该沿着黄道进行。刘焯在岁差问题上的贡献不亚于虞喜和祖冲之，可惜的是，《皇极历》由于受人排挤未得颁布，刘焯提出的黄道岁差也没有人采用。此后，岁差在中国古历中犹如浪里孤舟，若隐若现，唐初傅仁均在编制历法时考虑了岁差，紧接着李淳风在编制他的《麟德历》时又否定了岁差，直到僧一行才真正让岁差在历法中立住了脚。
《大衍历》共有七章：《步气朔》讨论如何推算二十四节气和朔望弦晦的时刻；《步发敛》内容包括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置闰法则等；《步日躔》讨论如何计算太阳位置；《步月离》讨论如何推算月亮位置；《步晷露》计算表影和昼夜漏刻的长度；《步交会》讨论如何计算日月食；《步五星》介绍的是五大行星的位置计算。这七章编次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成为后世历法编次的经典模式。
人在地面上观测天体位置和在地心观测天体位置是不同的，两者的差就是视差。对北半球的观测者来说，当月亮在黄道北时，视差使月亮更加靠近黄道，从而更容易发生交食；而在黄道南时，情况则相反。这个现象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张子信就发现了，但是历算家们还不知道怎样把它考虑到交食计算中。僧一行在编算《大衍历》时发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同地理纬度、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有关系。他针对不同的地理纬度和太阳、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创立了计算公式，虽然这些公式都是经验性的，却使日月食的推算向前迈了一大步。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也是行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从元代颁布开始，历经整个明代，一直到清初的360多年中，使用的历法实际上都是《授时历》，只是名称有所变化而已。
《授时历》之所以沿用这么长时间，和它的计算精度非常高有很大关系。首先，它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天文资料，如它的回归年的长度365.2425日，这和现行的西历所采用的数值是一样的；其次，它吸收了《统天历》首先发现回归年的长度在逐渐变小的观点，规定一百年中回归年的长度减小0.0001日，虽然这个数值有点大，但它与《统天历》相比，还是要精确一些。
我国最早的历书是装裱成轴，用毛笔书写，大约到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历书发展演变至今，远不能与昔日的历书相提并论，它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其种类而言，就有年历、月历、日历、农历、怀历、台历、挂历、万年历等多种；随着社会信息、科技文化不断进步，其内容更是无所不涉，丰富多彩；设计形式不仅多样化，且更富有文化艺术气息，带有名人书法、诗画的历书、年历品种，往往就是一件收藏品，因此，时下重视收藏各类历书、年历的人愈来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