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长仙”之类为主流的“四大门”信仰，可以说是汉族民俗宗教的一种形态，或许还是其典型的形态之一。本文的研究说明，“四大门”之类的信仰是在汉文化深厚及悠远的背景之下生长及成熟起来的，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乡民社会的人们具有将各种来源不同甚或不同属性的要素缀合起来，以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建构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据日本学者赤松智诚和泉靖一早年的调查(75)，赫哲族的萨满在治病跳神时所请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黄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证据表明，在满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萨满教文化里，可能也渗进了类似“四大门”信仰的一些因素。尽管“四大门”信仰的确具有萨满教的一些属性，但若仔细分析，集中在中国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黄仙”或“长仙”等为典型特征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却也自有其流脉传承，其与所谓“巫傩文化”和“萨满文化”两个谱系(76)的关联，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诸如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的《西安县志略》、1919年龙江印刷局铅印本《龙城旧闻》、1920年铅印本《瑷珲县志》、1920年哈尔滨铅印本《呼兰县志》、1931年铅印本《义县志》、1933年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黑龙江志稿》及1934年铅印本《庄河县志》、1948年铅印本《海龙县志》等等，我们从众多地方志的片段记载来看，“四大门”或“五大仙”之类的信仰，确实曾与各地的萨满教传承发生过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渗关系。在这些志书所反映的各个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爷”、“胡三太爷”、“黄三太爷”，将其供于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为狐、黄、白、柳、虺五种的情形；还有将大仙的种类扩及“水獭”、“狼”、“龟”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形。既有汉族式的“烧太平香”，又有满族式的“跳太平神”，还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为期的“跳神会”或“大神节”。对于所有这些不尽相同的体现，我们既应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试图展示的那样，将其在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经常会被指斥为“迷信”与“淫祀”，“知识阶级”不信，“巡警不时捕治”（1921年石印本《凤城县志》），尽管如此，它们“暗中仍属不少，乡间尤多”（1926年铅印本《双城县志》），这说明此类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存及变通能力。差不多在绵延断续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今天，我们仍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在个别地方甚或还能见到其较为完整的形态或体系。回顾历史，环视现实，研究“四大门”之类民俗宗教的课题，其学术及实践的价值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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