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唯一的办法还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就只能哭了。
美国的愚蠢
所以说，美国是恶俗的。恶俗之所以会在美国泛滥成灾，是因为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最沉迷于自我夸耀和自鸣得意，甚至超过了法国。“上帝要我们拥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国家”，《今日美国》最近援引俄勒冈州一名护士莉莎·尼尔森的话说。正是这一普遍的信念，为美国拒不放弃对前殖民地，比如巴拿马和菲律宾充当道德警察角色的习惯找到了借口。于是，这些国家的被告就只能被强制送到未受玷污的美国“大陆”，接受美国司法机关的审判和意料之中的耻辱。
美国是全世界道德虚伪的大本营。在近半个世纪内，美国都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以为对那些没这么幸运的国家而言，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很杰出，都是他们的楷模，这一习惯使美国人很容易忽视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就说说目前美国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吧，我居住的这座大城市已承认的文盲就占了人口的 40%，毫无疑问，实际比例会更高。的确，在联合国的 158 个国家中，美国国民的文化程度只排在第 49 位。1990 年的人口普查因为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烦：相当多的人一看到信箱里的人口普查表，就把它给扔了，因为他们看不懂那张表，就跟他们读不懂任何英语文章一样，包括童话故事《三只小熊》和《灰姑娘》。这些人就是会在火车站问旁边的人到罗切斯特的火车停在哪个站台的人，因为他们读不懂标识牌。还有很多人不会看时钟，所以你会在大街上遇到拦住你问时间的人。他们并非买不起手表，他们只是不懂得看时间。
有人会说，够了，够了，你说的这些都只是“少数”，不然这些人显然就是下层平民，他们自然什么都是糟透了的。但在美国的 6000 万功能性文盲1大军中，有许多人都跟乔纳森·考泽尔2在《文盲的美国》（Illiterate America）一书中讲到的那个职业人士一样，谨小慎微又显然很做作。这个人在纽约工作，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起床后淋浴、剃须，然后穿上深灰色的西装下楼，在他家附近街角的小报摊上买一份《纽约时报》。将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好后就走进地铁，9 点钟到办公室。
将折好的《纽约时报》紧挨着办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后，他就开始为编辑交给他的一份广告文本设计说明图片，那位编辑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好好讲讲这个稿子吧。尽管放心，我能抓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位编辑一点也不怀疑，把这看作是合理的要求。在编辑详细阐述文本的过程中，他背下了整篇稿子，将稿子的内容迅速印在了脑海里。
午饭时他拿着折好的《纽约时报》去了一家咖啡店，把报纸放在他的餐盘边上，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后很快就回到了办公室。
下午 5 点，他拿着公文包和《纽约时报》等电梯，下楼后再步行穿过两个街区，去赶开往住宅区的公共汽车。他在住所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前下了车，进店里买了一些吃的，然后就上楼了。
到家以后，他把《纽约时报》放在堆报纸的老地方。稍晚一些，他会用其中的一两份报纸包垃圾。吃完晚饭后，他会打开电视，如果办公室里“有人提及某些新闻，他会依据自己从电视上得到的信息给出一个干巴巴的、冷嘲热讽的回答”。虽然总担心自己会被揭穿，他还是成功地躲过了不少这样的场合。他对考泽尔说，他常做的一个恶梦是某个时刻某个人拿出一张上面写着字的纸，不耐烦地冲着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每次梦见这一最令他感到羞耻的景象，他都会尖叫着惊醒过来。
6000 万文盲中肯定包括不少这样的职业人士，永远害怕露馅，不安地存在于这个被有教养的人掌控并主宰的世界。如果 6000 万人都跟那个人一样，是功能性文盲，那美国还有 6000 万人就只具备人们仁慈地定义为“小学五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每年读书超过一本的人只占成年人口的 6%，而且所谓的“书”定义宽泛，包括准色情爱情小说和《如何使自己看上去比现在更棒？》一类的指南。6% 的成年人每年只读一本“书”，那剩下 94% 的成年人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就完全依赖电视、广播、道听途说、报纸（目标读者是智力水平等同于八岁小孩的人），以及主要致力于提升读者“自尊心”的杂志。
所以，与同样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缺陷。明显的一个缺陷，是美国在工业设计领域相对于日本的劣势。在这个领域，如评论家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所说，“我们落后于竞争对手数十年”，这一事实却被我们独有的自大习惯所轻视或漠视了。“残酷的现实是”，戴维斯指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的消费品都风格枯燥乏味、创意不足、做工粗糙。”同样，任何一个睁着眼睛旅行的人都知道，在社会福利方面，美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谋杀率和暴力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再加上婴儿死亡率是日本的两倍，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洋洋自得。事实上，在“文明”国家中，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排在第 22 位，远远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甚至落后于西班牙和爱尔兰。此外，即便某人在这个国家顺利地出生了，他的麻烦也并未就此终止。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数的 3/4 以上都死于自杀、谋杀或意外导致的暴力，堪称一项世界纪录。1990 年 3 月，《纽约时报》声称：“与其他 11 个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生活贫困、生活在单亲家庭，并在 25 岁之前被杀害。”其中许多青少年是被烧死的，在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美国的防火安全纪录最差，更不用说引人注目的吸毒人数了。
将美国对暴力的嗜好、对武器像得了相思病一般的热爱，和对毒品的渴望放在一起，你就会有这样的发现（《纽约时报》，1990 年 6 月 27 日）：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杀人首都
据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年轻人中的“杀人率”（即谋杀率，见“恶俗语言”）是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 4~73 倍。他们透露国内 3/4 的谋杀案都会使用武器，而海外只有 1/4 的谋杀案会使用武器。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枪支；在这个勇者的故乡，没有人会被认为是真正勇敢的，因为可能一场架还没吵完，就有一把枪已被制造了出来。
此外，美国人的愚蠢和无知长久以来都是欧洲人的笑柄。不是“美国的青春活力”，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美国的愚蠢”，按克里斯托弗·拉什3的定义，也叫“麻木的扩散”。学校竟然连受半瓶醋教育的公民都培养不出来，这已经不是新闻了。美国高中 17 岁的学生中只有 42% 的人能读懂一篇报纸社论，还是最愚蠢的报纸上的社论。这些学生如果不是“理解力”有问题，就是没能聪明地掩饰住自己完全没有阅读能力的事实。学生学习能力测试分数日益下滑的丑闻已经传了很多年，从 1969 年到 1989 年，志在考取“学院”的高中毕业生的分数就下跌了 53 分。在大多数美国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要将第一年（有时第二年也要算上）的时间花在“学习”上，这种“学习”只能称之为补习。最近，纽约电话公司不得不从 5.7 万人中筛选出 2100 名足够聪明的人，去担任安装修理工。现在，如果你听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抱怨他面试的人，即使毕业于最好的法学院，也不能作清楚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更不用说生动流利地表达了，那你也不必感到吃惊。这些人就是当今的电视和视觉环境培养出来的无能的年轻人，不理解法律，也不能精确地理解或有效地使用语言。
许多教师来自智力低下的阶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可以作证：“我所在学校的一名二年级老师有一天走到我跟前，问我一年有几个星期……接着又问一年有多少天。”当她被问到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回答说她是在小学里学会的。显然，学校的全部课程对许多老师来说太难了，他们只好绕开那一大堆他们不懂的东西，其实那些课程为了避免所有学生都学不懂，已经设计得很简单了。说到高校的状况，虽然Ｅ.Ｄ.赫希4认为要具备“文化素养”，人们就有必要了解标准的东西，这种观点可能有些过分，但每天仍然有证明公众无知的令人震惊的新例子出现。某家全国性报纸最近刊登了一幅布什总统接受一个荣誉学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从他头上往下披的那一刻拍的，图注写道：“布什总统出席他的文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正被披上饰带。”这家报纸连学位服的披肩都说成了“饰带”，却居然获得过几次普利策奖。
美国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见到。所有签银行支票签了 50 年的人都会注意到，甚至在这么重要的物品上也存在愚蠢。如今，有人觉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个小方框，这样金额的数字就可以填在里面了，好像不这么做的话，人们就搞不清楚该把数字填在哪里。支票背面也有一项重大的创新，有一个确定的地方让你签名，好像人们都不知道该在支票的哪一头签名似的。看来有必要通知一下准备寄信的美国人：“邮资不足的话，邮局将不予投递信件。”这在过去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还有能“正确拼写”的打字机。这东西之所以这么流行，是因为没有几个“书写者”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母语，好到不需要机器帮忙就能拼写正确；还是在这个老百姓愚蠢至此的国家，人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却丝毫看不出所谓的“折扣退款”有多荒唐可笑，他们从不指望商品的价格在出厂时就能降一些。想想吧，你郑重其事地把钱递过去，然后等着其中的一些被装腔作势地递回来，然后感觉自己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还有一种新式的做法：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乘客在被允许进入站台前，要接受仔细的检票。铁路客运公司的动机很明显，因为文盲（平均每天有 30% 的乘客可能是文盲）既读不懂车票也读不懂大门口指示目的地的标识牌；还有会出现如下现象的这种文化：不仅当地的天气预报，全国各地的天气预报也都被电视台看作电视新闻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所以值得花大价钱请一个名人来正经八百地对天气评头论足。
这个国家将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同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和饥饿的人像印度加尔各答人一样露宿街头；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如此空虚，以致他们给自己作定位并获取自尊的主要方式就是去“购物”；这个国家还垂涎于将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给我们带来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唐纳德·特朗普、吉姆·巴克和塔米·巴克夫妇、利昂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5和伯尔斯基6一类人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将一个过气的电影明星选为总统，以此证明自己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价值观。这个电影明星对现代和当代历史都很无知，以致长期在有知识的人中间上演着一场闹剧。他对世界的现实是如此地漫不经心，在 1980 年代后期竟然断言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德国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样的总统却还得以连任。他信奉的主要观点是：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的税赋都是国家需要的，而穷人和无家可归者都是自找的。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开始的。一些粗鲁的无神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社论作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 19 世纪 30 年代。其时，天使摩罗乃告诉约瑟夫·史密斯7，有一些埋在地下、记载着大量悲惨事迹和训喻的金页片8要给他看，看完后，约瑟夫·史密斯就说服一大帮乡巴佬创建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美国的愚蠢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9，这种愚蠢在 1978 年到达了顶点。到今天，这场愚蠢运动已经非常明了了，足以令人联想到当代两个随之产生的现象（如果这两个现象不是原因的话）。
第一个现象是电视搞笑频道提示观众何时该笑（如果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词都不奏效的话），电视台还需要使广告针对那些最无知、最容易轻信、心理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怀疑和评论类节目已被电视台严厉地删掉了，要是这类节目出现在电视上，电视节目就再也无法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
第二个现象是公立中学的垮台，玩忽职守的学校管理者最后一次被见到是什么时候？
这两个现象是导致我们的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发现，然后指出“由于电视与‘艾波卡特中心’式教育10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粉碎化，并也许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一些人对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确切原因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愚蠢的一个小代价，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了日本；而一个大代价，是彻底摧毁了美国的舒适、差异化、复杂和魅力，这是一个国家适于定居的要素。
使这种愚蠢加剧的，是近年来技术的迅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巨大的堆积物，在里头，并不特别敏锐、专注的人们被迫操作一种特别复杂的技术，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总是胜过别的国家。难怪美国四处都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国家风格。今天的一个标准景观，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求别人给他 5 分钟时间完成一笔简单的零售交易。他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是为了满足那台怪物一样嗡嗡作响、时而呼啸时而哼唱的机器的要求，这台机器既是点钞机、当前库存账目、发票开票机，又能防止雇员偷盗，令雇员自重。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个茫然困惑、微不足道的年轻职员，不过是面对不断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的飞行员的一个简单版本。那些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往往根本就用不上，飞行员只好偷偷切断它们的电源，以免工作变得太复杂，自己无法胜任。
这一切自然会造成过度弥补，这常常又导致了某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经历的真实的美国生活是如此地枯燥乏味、单调、胸无大志，远离了过去的传统，又难以跟欧洲文化产生共鸣，所以需要被“提升”，并被加工成某种美好的东西。恶俗于是成为全民空虚和迟钝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表现，并且，其形式至少能代表美国人对卓越和价值的幻想。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现有的餐馆老板合作玩一场恶俗的游戏，对当地人而言也算一种安慰吧？这个游戏其实就是笨拙地模仿正宗的餐馆：正儿八经地对待华而不实、狗屁不通的菜单，冒牌的法国菜，以及像芭蕾舞表演一样的酒水服务。因为要表现恶俗，就得有两个演员，一个充当表演者，另一个充当观众，两个人必须共同致力于颠覆真实的阴谋；如果一个城镇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居民都是财迷、市侩和自满的乡巴佬，那他们跟当地装腔作势的“艺术画廊”兼礼品店合作，得到一些丑陋的、批量生产的雕塑仿制品，弄得好像它们是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安慰吧。
恐怕没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恶俗的。一些品味存活了下来，足以将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视线之外，不让他在公众面前说话11；这些品味也足以让一些人认识到（尽管含蓄而无声）越南战争是一件丢脸的事。美国的有些东西的确不错，甚至非常好，比如《麦卡-沃尔特法案》12一类愚蠢行为出现之前开放的边境；此外，只要美国公民是自由的这一说法仍然成立，他们仍然可以被邀请去周游世界；再加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话，你就拥有一大堆让人羡慕的价值观了，几乎值得你为它们去死。外交官兼学者乔治·Ｆ·凯南13了解这一点，尽管他在新作《生活速描》（Sketches from a Life）中给了美国一个糟糕的评价。他在书中承认，像“萧瑟暗淡”这样的词能最好地描述他今天看到的祖国。他解释道：“读者可能会以为我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堕落”，但他总结道，是单纯的喜爱之情使他的目光停留在这些污迹上，“我如果对这个地方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热爱，那它表面上的这些瑕疵就不会如此有力地击中我……”
一年中总有那么一天，美国接受到的只有赞美，那一天就是 7 月 4 日。在其他时候，希望美国变好的人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将美好与糟糕，尤其是与恶俗区分开来。
恶俗的未来
恶俗的未来浩瀚无边，类似 1879 年马修·阿诺德①所说的诗歌的未来。他当然是错的，但如果我们以为只要痛扁一顿恶俗的人或列出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妨碍恶俗的进程，那我们就错得更离谱了。新一任呆滞女神已经坐到马鞍上了，她的仆人“贪婪”、“无知”和“炫耀”也已随侍左右。简单地说，恶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
即便我们炸毁师范学院；将航空业国有化；将大学要求的平均成绩恢复为Ｃ（一般），而不是现在的Ｂ（良好）；在高中重新开设拉丁语课程；不再出于贬低的目的，称儿童为“小家伙”、称警察为“条子”；取消校际体育比赛；抑制国民自吹自擂的冲动；提高资本利得税；教会一代人嘲笑广告，并对占星术嗤之以鼻；建造不会坍塌的桥梁；远离外层空间；让有教养的人知道，评论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有品味地熟练地说、写英语及其他语言；召集无家可归的人组建一支新的国民卫队；拍摄有智慧的电影；在海军中制定更高的勇气标准和纪律标准；创办几家成熟老练的全国性报纸；当餐馆经理过来问晚饭吃得好不好时，让恶俗餐馆的食客有勇气说“不好”；丢弃沾沾自喜的“冷战”精神病残留的一切心态；改善公共标识的措辞、提高公共雕塑的品味；让有艺术才华的人设计邮票和硬币；将公共电视台变成与任何商业都没有瓜葛的媒体。
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就只能哭了。
1 functionally illiterate，联合国于 1965 年在德黑兰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会基本的读、写、算，却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及图表，无法利用现代化生活设施的人。——编者注
2 Jonathan Kozol（1936—），美国作家、教育家、行动主义者，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编者注
3 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编者注
4 E﹒D﹒Hirsch（1928—），美国教育家、解释学家。——编者注
5 Michael Milken（1946—），20 世纪 80 年代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J﹒P﹒摩根之后美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后因 6 项重罪指控被判 10 年监禁，赔偿和罚款 11 亿美元，并被永远逐出华尔街，不得再从事证券业。——编者注
6 Ivan Boesky（1937—），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起华尔街内部交易丑闻而出名的美国股票交易员。——编者注
7 Joseph Smith Jr.（1805—1844），摩门教创始人。——编者注
8 上面的内容经约瑟夫·史密斯翻译后，就成为摩门教的教会正典《摩门经》。——编者注
9 1978 年 11 月 18 日，美国 912 名基督教人民圣殿派教徒追随教主吉姆·琼斯死在偏远南美丛林英属圭亚那所谓的“琼斯城“。其中一些成员是被枪杀的，一些被强迫喝了毒药，大多数人服毒自杀。——编者注
10 艾波卡特中心也称为高科技馆，教育性比较强，有较多科教的部分。——编者注
11 美国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诙谐幽默，喜欢用语言和诗来愚弄对手。——编者注
12 McCarran-Walter Act，即 1952 年修订的《移民与国籍法》，该法规要求不仅对移民，对访美人士也要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检查。——编者注
13 George F. Kennan（1904—2005），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