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到共和四年雾月4日（10月26日）
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非但没有从革命对外的大好形势上获取好处，反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的步伐。在雅各宾派强力措施的影响下，法国取得的胜利优势日益扩大，雅各宾派也没有必要再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内部，救国委员会采取了独裁性质的举措，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军队并领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等。因为救国委员会是特殊时期成立的特殊机构，采取的也是特殊的措施。这样的特殊并不是一种常态，因而并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当使命终结时，也是这个特殊机构走向灭亡的日子。救国委员会推动了军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由于国内层出不穷事件的干扰，人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山岳党的军队是在1793年夏实行“全民皆兵”时建立的，主要的军官有儒尔当、皮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他们被山岳党的首领选拔出来接替属于吉伦特派的将领。进入救国委员会后卡尔托曾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他的用兵之道是强调配合，善于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而不是将兵力分散在各处。他创造性地使用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并在瓦迪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重要战役卡尔托亲自参加，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
1793～1794年冬季，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和法军是原地对峙状态，战斗没有打响时，双方谁也没有进攻。开战后，虽然双方都拟订了进攻计划，但奥军只拟定了一个粗略的作战轮廓，即先向索姆河上的佩龙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然后威胁巴黎。对比之下，法军则部署周详，计划再度征服比利时，他们分为了好几路。一路是五万人的北路军，由皮什格鲁率领，计划沿海岸和埃斯考河进入佛兰德。北路军的右翼，又部署了两万人，他们由莫罗指挥，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进。里尔城里还部署了三万人，由苏哈姆将军率领，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奥军从右翼威胁出击部队。另外，摩泽尔方面军在儒尔当的率领下，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勒罗瓦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和北路军会师。奥军由于担心腹背受敌，所以在佛兰德遭到攻击后主动放弃了索姆河的阵地。很快，法国的两支部队就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皮什格鲁的军队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击败了克莱尔费和约克公爵；儒尔当的军队在刚刚攻下沙勒罗瓦后，便在弗勒鲁斯击败了科布尔亲王。这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迅速进军荷兰，沿安特卫普、布雷达、赫托亨博斯一带逐步推进，将英荷联军赶过伐尔河，攻入荷兰。在儒尔当军的追击下，奥军溃不成军，先后丢掉了布鲁塞尔和马斯特里赫特。会师后的儒尔当军将番号更名为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并一鼓作气将奥军赶到了莱茵河东岸。占领了科隆和波恩后，儒尔当部队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的左翼连了起来，随后攻占了科布伦次。在此之前，卢森堡境内已出现摩泽尔方面军。以前，法国各路军队在统一指挥下，相互协调配合，开赴莱茵河前线。当在维桑堡战线一度失利时，救国委员会迅速采取紧急的必要措施，任命奥什为总指挥，按照限期取胜的作战方针，很快就战胜了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将其赶过了莱茵河。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很快重新纳入法军的控制之中。
法军无往不胜，除了占领莱茵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外，还将比利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据为己有。法军步步紧逼，朝着美因兹和曼海姆进发。阿尔卑斯方面军由于进攻皮埃蒙特未果，所以没有什么建树。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则更是在法国同西班牙的边境上一败再败，分别撤退到了佩皮尼扬和巴荣纳。他们的失败，多半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并且兵力不足造成的。救国委员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觉得问题不大，便没有及时整顿，一直拖到现在。后来，这两支军队也按照救国委员会颁布的制度，并更换了将领和编制，很快就扭转了败局。两支军队连续取胜，分别从卡塔卢尼亚和巴斯丹攻入西班牙。
有几个国家看到联军屡战屡败，便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信任反法同盟的选择了。这时，法军中传来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属于共和派的军队虽然担心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但由于使命所系，军队中并没有发生哗变。他们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到1793年5月31日期间。但在当时这个时期，严格的党派纪律约束着广大将领，确保不会发生大的暴乱。军队还是服从国民公会的。
向荷兰和西班牙半岛进攻的军事行动很快发动了。这一年冬天，皮什格鲁四面围攻荷兰的联合省，巴达维亚爱国者也被号召起来争取自由。法军的行动还得到了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革命先后在阿姆斯特丹、海牙、乌特勒支等地爆发。很快，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人民被三级会议宣布拥有最高主权。原来的总督被撤销了职务，仓皇逃往英国。这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同盟国。随后两国于1795年5月16日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得到了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及其所属地方。条约还规定，在莱茵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两国都拥有自由通航权。荷兰的改变，不但大大加强了法军的作战能力，更沉重打击了反法同盟，英国丢掉了左膀右臂，普鲁士则需要面对来自莱茵河和荷兰两个方面的威胁。无奈之下，普鲁士只得和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
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也不乐观，比利亚－雷阿尔、毕尔巴鄂、维多利亚等地相继被蒙塞占领，法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无奈之下，西班牙于7月16日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和约，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割让给法国。法国则以归还占领区作为交换条件。
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在取得连续的胜利后，士气高涨，作战经验逐渐丰富，随后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通过进攻皮埃蒙特进入了意大利。1795年2月9日，虽然整个意大利还没有作出任何改变，但已有一个邦托斯卡纳与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保皇党的反动
由于反法联军的一再失败，再加上部分反法国家和法国签订了和约，反革命分子试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得逞。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再将目光放到国内，希望能够在法国国内制造阴谋叛乱，对革命进行干扰阻挠。那些战败的党派一次次地尝试，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积蓄力量，以图卷土重来。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的党派是最有耐心的，由于没有胜利带来的疲倦和懈怠，他们养精蓄锐，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统治。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使革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时期，保王派虽然由反动势力组成，但还是归温和的共和派领导。在国内，旧立宪派分布在各市区，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他们和极端保王派追求的君主政体显然并不一样。这两个团体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旧立宪派中彼此争权夺利斗争不断，极端保王党也分为互不相容的两派，一派留守国内，一派参加反法联军。旺代军和流亡军之间有矛盾，即便如流亡者，他们之间也按照流亡时间的早晚分成了若干派别。尽管所有这些保王派之间有矛盾，但在君主政体未能恢复的前提下，他们还是能够摒弃集团的小利益，共同站到国民公会的对立面。几个月来，已有大批试图借助中等阶级力量的流亡者和僧侣回到法国，他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妄图争权夺势。和各个区不一样，他们目标明确。巴黎坚持镇压了一段时间这种新的反革命运动。在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之间，国民公会极力试图维持平衡，努力达到既防止暴力又阻止两大派篡权的目的。就在这时候，大部分“金色青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国民公会被受到各区领导人煽动的资产阶级的攻击，雅各宾派俱乐部也被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新主张的代言人是拉阿尔普、里歇·德·塞里齐、蓬斯兰、特隆松·杜·库德雷、马舍纳等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雅各宾派受到属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的四处追赶。这些正规军，经常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大街、罗亚尔宫等地结合，有时还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这时，谁要是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谁都可以打着处理“恐怖分子”的旗号，对无关人员横加指责、追捕甚至是迫害。新的反动派为所欲为地扩大“恐怖分子”的范围。他们毫不掩饰地四处行动，在服饰上和以前的保王派一样，身着灰色制服，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由于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他们在各郡的行为十分猖獗。各郡主要分为曾经的统治阶层和山岳党时期受排斥的人群这两大派别。中间派在各郡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如今，党派之间的屠杀出现了，这很类似于救国委员会时期地方专员采取的那种党派屠杀。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一度在南方各地十分盛行。那里的保王派的主力是“耶稣军”和“太阳军”，他们四处报复，手段残忍，甚至在里昂、埃克斯、马赛等地将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在里昂和塔拉斯贡，他们到处屠杀革命者，将抓到的革命者弄死扔入罗纳河中。
当革命派全面失势，法国进入反革命恐怖的时期，英国和流亡贵族抓住时机，发动了基贝隆战役。旺代暴动发生后，旺代军由于伤亡过半，再加上主要领导夏雷特和斯托夫莱意见不合，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他们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看到如此，夏雷特希望能够与共和国谈判，并在儒斯内与国民公会达成妥协。善于搞阴谋的皮塞侯爵看到旺代暴动已经胜利无望，便希望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来反对革命。温普芬战役后，舒安分子开始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出现，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也有失意的冒险分子，也有目无法纪的走私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自然没有作战能力，为了弥补不足，皮塞祈求英国援助军火和费用。皮塞向英国表示：只要接济他枪支弹药，并派出主力部队援助，他就能在布列塔尼掀起全面暴动，进而波及法国各地。已对反法联军失望透顶的英国政府大喜过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扶植新的反法势力，重塑对法国的全面优势。很快，他们便征集了很多流亡分子、海军军官和希望改变命运的投机分子。在基贝隆半岛，英国政府将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和六千名共和军俘虏组织了起来，并准备了六万支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他们计划在法国国内一千五百名舒安军的内应下，偷偷在法国登陆。庆幸的是，他们很快被奥什将军的进攻打乱了阵脚，六千名俘虏还被奥什解散，登陆军一败涂地。在这一场生死搏斗中，战败者被无情地屠杀，沉重地打击了流亡者的气焰和信心。在反法联军进攻不利、暴乱被制止和流亡者未得逞的事实面前，反革命势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各区的不满情绪上。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颁布的新宪法被他们视为搞反革命活动的一次机会。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温和的共和派制定了共和三年宪法，使中等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趁着这个机会，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希望能够进入政府。与以往的任何宪法相比，这个宪法充分总结了六年革命历程，借鉴了这些年的立法经验，因而富有远见，崇尚自由，相对比较完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全国自上而下已经耗尽力气，百废待兴，只有重新确定权力，建立秩序，才能安定民心。
新宪法在行使最高主权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大体上和1791年的宪法基本一致，主要的差别体现在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上。在新宪法中，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负责行使立法权，督政府负责行使行政权，由五个人组成。为了缓和民众运动，新宪法虽然没有实行直接选举，但还是作出了恢复两级选举的制度，这也是更实际更恰当的选择。对于担任初级议会和选举会议成员的条件，宪法也有严格的规定，对其资产的多寡也设立了一定的标准。中等阶级得益于这些规定，恢复了阔别已久的政治地位。在权力设置和监督上，主要为了预防单一议会独断专行，又预防它任人摆布，所以才动了一番脑筋。
立法机关分为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的产生和任期虽然完全一样，但职责却并不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其成为贵族院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进一步完善政体。五百人院负责创制和讨论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三十岁；元老院负责批准或否决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四十岁，元老院共有二百五十名代表。各项法案须在元老院经三读通过，每次间隔至少五天，这样一来可以防止立法程序伧促产生的疏漏，也可以防止元老院被人强迫。当然，在某种紧急情况下，这个规定可以不严格遵守，具体由元老院自行掌握。元老院不但有立法权，还有护法权。行使第一项权力时，它可以用“元老院不予通过”的方式驳回某些措施。行使第二项权力的时候，它可以用“根据宪法应予否决”某项措施。两院的改选按照新宪法中规定实行局部改选，即只对一半的议员进行改选，两年改选一次。这样，议会的精神就可以得到延续，有效杜绝了过激的革新派立法者进入议会。
执行机构则是一个五人的督政府，与负责立法的两院完全分开。由于人们不愿意实行君主专制，以致对设置共和国总统都心有芥蒂，所以才设立这样一个督政府。拥有全面自主督政权的五名督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选举。两院可以审判督政官，但对他们并没有罢免权。督政官权力很大，负责统率武装力量，掌管财政，任免官吏，进行谈判，但也不能滥用职权。他们主要对自己的上级——部长和将领负责，其下面也有部长和将领负责一些具体事务。为防止出现一人长期独掌大权的局面，签署权和国玺是由督政官轮流掌管的，每人在督政府轮流担任主席，每任三个月。督政府每年改选五分之一。
元老院和督政府将以前国王独霸的职权进行了平分，分别各自掌握否决权和行政权。督政府在卢森堡设有常驻的办公地点，并且有自己的护卫队和经费。元老院则拥有监督督政府的权力，它有权更改两院和政府的驻地，其宗旨就是防止立法的偏差。不可否认，这个宪法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不但群众的暴力行动、各种侵犯权力行为在它的防范之中，就连在革命剧变中出现危机的可能也被它防范。这个宪法重建了政权机构，尊重自由和平等，只要各党派从共同利益出发，相互之间没有尔虞我诈，那么，这个宪法最有可能坚持实施下去。但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假设罢了。宪法公布后，并没有消除党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无论是哪个党派，都希望能够掌握政权。如果在野者不愿结束革命，各党派也不愿结束革命，那么，在当时法国的环境下，即使这个宪法再好、再完美，终究也是不能保持长久的。法国还是走上了以前各党派钩心斗角的老路，新的宪法也没有给法国带来长久的法治。
在牧月事变以前，国民公会派的领袖十一人委员会主要负责草拟1793年宪法的实施纲要，而草拟共和三年宪法则是他们在牧月事变以后的首要任务。国民公会派既不同于旧的吉伦特派，也不同于旧的山岳党，它的历程比较坎坷。在5月31日事变以前和热月9日事变以前，它分别是中立派和受压制派，掌握政权只不过是最近以来的事情，这主要是得益于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垮台。国民公会派逐渐吸收了一些极端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梅兰、蒂博多、多努等。多努比较有勇气，对于国民公会开幕以来的各次政变，他都曾公开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国民公会制度应该建立在没有暴力和党派影响的基础上。热月9日以后，他是七十三名受害者之一，曾谴责对革命政府领导人的迫害。由于他坚持革命，主张稳健，毅力坚韧，在法治逐渐完善的今天受到群众的极力拥护。他参与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制定，并且是主要起草人之一。
反动活动并没有停止，右派代表也暗中加入到支持的阵营里来。右派代表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对付保王党也并没有很强的恒心。布瓦锡·丹格拉斯、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萨拉丹、奥布里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国民公会派并不是这样的，它对保王党的进攻保持十二分的警惕和抵制，并积极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国民公会派认为：两院的组成是共和国存亡的焦点所在，只有排除了受保王党首领操纵的中等阶级的干扰和渗透，才能捍卫革命的果实。只有致力于捍卫新制度的人，才有资格维护新的制度。国民公会通过大会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的法令规定，获得大多数席位，保证了对督政府的人选的话语权。这种措施并不是基于法律作出的，而是根据政治形势选择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卫共和国，防止其落入民主派或反革命派手中。果月5日和13日（1795年8月22日和3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两项法令，分别规定三分之二代表应再度当选和改选的方式，连同宪法草案，一同提交初级议会通过。
葡月事件
看到国民公会提交的果月法令，保王党十分惊诧。如果这两项法令获得通过，那么他们就没机会通过两院进入政府了，如果不能通过选举进入两院，更别提控制整个局势了。保王党委员会、新闻记者、各区的首领迅速联合起来，一个反对国民公会的同盟成立了。他们擅长利用舆论工具，利用舆论的力量获取社会的支持。国民公会被指控把持政权，侵犯人民的主权。他们还对代表进行指控，拥护果月法令的主要人物如卢韦、多努、谢尼埃等人无一幸免。保王党在酝酿一场大的混乱。大批流亡者来到圣日耳曼郊区，令昔日荒凉的地方变得热闹异常。他们身穿舒安分子服装，集结在一起。为防止事态失控，国民公会便向军队求救。群众组织解散后，资产阶级又被保王党控制了。
果月20日，初级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和果月法令。讨论的结果，不过是同时获得通过，或者同时被否决罢了。各区根据中心区勒佩尔蒂埃区的建议决定：所有立法机关的权力在人民集会时一概停止生效。勒佩尔蒂埃区在里歇·德·塞里齐、拉阿尔普、小拉克雷泰尔、沃布朗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名为中央委员会的暴动政府。他们的目的是对抗国民公会，并将于葡月就职。国民公会虽然反对，但大多数区却是拥护的。两者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斗争也随之开始。在巴黎，人们通过了宪法，却并不认可关于改选的法令。葡月1日，国民公会宣布：上述两项法令在法国绝大多数初级议会获得了同意。10日，选举人接到命令到座落在塞纳河对岸的法兰西剧院集合，他们由各区的武装队伍带领和保护。11日，选举团由尼韦努瓦公爵主持成立。
国民公会迅速调集军队进行自卫，并长期开会。科隆贝尔、巴拉斯、多努、勒图尔纳和梅兰五人组成的委员会集中了大会的权力，并负责一切有关公安的措施。国民公会还装备了“1789年爱国者营”，大约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选举人原定于11日举行集会，后来因故推迟到第二天。但国民公会并没有得到推迟的消息，仍旧派人去强迫解散集会。11日夜间，各区得知国民公会的举动后愤怒异常，开始骚动。他们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这边国民公会也毫不相让，准备先下手为强，指定内政部长默努和代表拉波特负责，通过武力解除暴动区的武装。
斐尔·德·圣托马修道院是各区的指挥部所在，由七八百名武装人员负责保卫。国民公会派来的军队和他们开始谈判，初步定下了双方各自撤退的协议。但是各区的队伍在国民公会撤军后便又卷土重来，并且越聚越多。得知这一消息，国民公会撤销了默努的职务，改任曾领导热月9日事件的将领巴拉斯为部队指挥。巴拉斯点名要拿破仑·波拿巴来协助自己。波拿巴坚定果断，有过战功，年轻有为，没有明显的党派之见。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普通，甚至还有些胆怯和不自信，但一遇到战事，他的缺点就不翼而飞了。波拿巴一来，便调来了萨布隆军营中的大炮协助防守。葡月13日，国民公会周围戒备森严，被层层的军队包围得严严实实，静候暴动者的到来。没多久，大约四万名暴动者在达尼康、迪乌和拉丰的指挥下，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多数区都有暴动者，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从下午两点到三点，暴动者将卡尔多将军率领的部队赶到了卢浮宫。这进一步壮大了暴动者的胆量，达尼要求国民公会撤军，并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
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赞成和解，有的强烈反对。加蒙刚刚提出答应暴动者解散1789年爱国者营的提议，就遭到了谢尼埃的批判。谢尼埃认为，对于国民公会来讲，只有胜利和灭亡两条道路可选，绝没有妥协的可能。国民公会继续讨论着和与战的问题，却被外面传来的枪声打乱了。大会代表都拿起步枪来，投入到保卫国民公会的战斗中。战斗从圣奥诺雷大街开始，很快蔓延开来。暴动者攻到防御坚固的罗亚尔桥时，遇到了不小的阻碍。一小时的激战后，暴动者被击退。七时，已经取得多处胜利的国民公会转入攻势，于九时将各区军队从共和剧院和罗亚尔宫附近各据点赶走，并制止了各区军队准备连夜构筑街垒的计划。第二天，勒佩尔蒂埃区的武装被解除，国民公会也令其他各区恢复了秩序。为自卫而作战国民公会态度温和，并没有赶尽杀绝。国民公会取得胜利，也得益于当时法国的处境。当时，人们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温和的政权和一个没有革命政府的共和国。对下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国民公会都是反对的，它只是一个中间力量，顺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并占据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葡月事件以后，建立两院和督政府的计划被国民公会提上日程。由于三分之一的代表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了反动势力的意图，所以引起了以塔利安为首的几名代表的不满，他们不但提议宣布这三分之一的选举无效，并主张立宪政府再停止活动一个时期。不过，蒂博多制止了他们的主张，并得到了所有国民公会派的赞同。由于已经保持了三年多的临时状态，国民公会希望能够早日解脱，先是成立了为选出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代表的国民选举议会，随后组成设于杜伊勒里宫的两院。二百五十名年满四十周岁的代表组成元老院；所有其他代表组成五百人院。完成这些之后，最后的步骤就是组织政府。为防止再出现反动势力发动类似葡月事件，督政官的选定范围被限制在国民公会派中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议员中。多努等几个较有势力的代表认为这是限制选举，都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政府仍然会保持独裁和革命的性质，但最后他们的反对并没有成功。拉雷韦耶尔－勒波、西哀耶斯、勒贝尔、勒图尔纳、巴拉斯、卡尔托等国民公会代表被选为督政官。雾月4日，国民公会颁布大赦令，并宣布国民公会会议结束，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
国民公会一共存在了三个年头，具体时间是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5年10月26日（共和四年雾月4日）。它的执政方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最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合法的吉伦特派和革命的山岳党之间的斗争漩涡使国民公会自顾不暇；从1793年5月31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由于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排挤和它自身的内部斗争，国民公会一度销声匿迹；从热月9日到共和四年雾月，国民公会致力于建立温和的共和政权，先后战胜过革命派和保王党。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个党派都想占领国民公会这块阵地，掌握主动权。这里一度像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吉伦特派来了，又走了；山岳党来了，又走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斯庇尔派来过，最终也都离开了。他们只是短暂登台罢了，谁也没能演出到最后。在那样的条件下，除了战争是永恒的以外，统治权、各色人物、各种党派、制度，都是暂时的。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