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到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
两委员会派和热月党
热月9日是一次进攻者一方失败的革命战役，这次战役标志着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而相反的运动即将开始。在罗伯斯庇尔的问题上两委员会十分自制，十头政治的政府不再以恐怖手段来作为本身的力量。国民公会从两委员会手中解放出来，进而整个共和国得到了解放，但是，任何一种行动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大多数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希望能够结束独裁统治，议会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建立合法的秩序。因此在热月9日后，胜利者就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即两委员会派和被称为热月党的山岳党人。
此时的两委员会派，力量大不如从前，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也失去了公社。公社中搞暴动的七十二名成员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埃贝尔和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经历两次失败以后，公社失去了势力，再也无法重新组织起来。但这一派还是通过两委员会领导着国家的事务。两委员会派的全体成员都拥护革命制度，但原因各不相同，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人认为只有保持革命制度才能拯救他们，而卡尔托、康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科多尔郡的普里厄等人则因为害怕反革命势力，担心受到打击而拥护革命制度。两委员会派的成员，在国民公会之内有不久前被派出的所有特派员、罗伯斯庇尔的余党、热月9日事件的几个著名山岳党人，在国民公会之外则有重新来归附的雅各宾派，此外，还得到了来自下层阶级和郊区的支持。
热月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公会成员，这时的山岳党人不像过去那样偏激，国民公会中的整个中间派和右派残余开始与他们联合起来。由布瓦锡·丹格拉斯、西哀耶斯、康巴塞雷斯、谢尼埃、蒂博多、丹东派的塔利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布尔东、罗维尔、班达勃尔、迪蒙以及两个梅兰等人组成的温和派联盟，使议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热月9日后，这个联盟首先在国民公会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又进入政府挤掉了当政的人。争取到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以及舆论界的支持后，温和派联盟开始追捕十头政治中的主要人物及其代理人。
温和派联盟在巴黎有众多拥护者，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它首先召回了反对5月31日事件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的代表，之后又召回那些被判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吉伦特派人，让他们重新回到国民公会来。他们利用青年来打击雅各宾派，当雅各宾派发生骚动后，就直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市区来对付郊区，在郊区举行过一次暴动后，它就解除了郊区的武装。在推翻了革命政府以后，这个联盟企图建立另一个政府，按照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一种自由、正常和稳定的政权制度，取代自从国民公会成立以来实行的非正常、临时的制度。但所有的计划都需要逐步地实施。
在取得共和胜利之后，这两派便开始互相较量起来。由于革命法庭引起了深刻的憎恨，热月11日，国民公会宣布停止革命法庭的活动，这一决定受到了俾约－瓦伦的反对，他主张，有罪的人只是罗伯斯庇尔的同谋者，其余的大部分审判官和陪审官都是无辜的，不应该撤销他们的职位。根据他的意见，巴雷尔提出了一项法令，他说：“三头联盟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自己在革命政府中的势力，促使革命政府执行有利于他们阴谋的方针，他们非但没有为革命政府作出贡献，反而经常反对革命政府的措施，为此，一定要加强革命政府，执行惩治嫌疑犯条例，以便维持革命法庭及其成员，甚至要维护富基埃－坦维尔。”大家听到富基埃的名字后立即爆发出一阵表示不满的声音。弗雷隆作为代表发言说：“我们要求从大地上彻底清除这个怪物，让富基埃在地狱里去痛饮他自己所流的血吧！”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对富基埃提出了控告。不甘失败的巴雷尔依旧保持昔日的强硬论调，这也是他的习惯和谋算。但是，出身贵族、8月10日以前是福扬派保王分子的身份背景以及政治变迁，已经不容许他继续使用这种强硬的命令口吻。梅兰·德·提翁维尔只说了一句：“这位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的福扬派议长是什么人呀？”便将巴雷尔置于尴尬境地，使他窘迫地离开了讲台。这是两委员会的首次失败，也标志着它们在国民公会中开始失势。
虽然革命法庭继续存在，但却更换了成员和组织。废除牧月22日法令后，审判的程序从之前的急迫和残忍变为现在的缓慢与温和，并且提供了多种保护形式。法庭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嫌疑犯了，通常是拘留一个时期，接着是减轻他们的罪嫌，最后按照大委员会提出的办法分批释放。热月13日，人们开始处理政府本身的问题，救国委员会很多委员没有出席，由于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已经被处死，埃罗·德·塞舍尔的职位一直无人接替，让·邦·圣安德烈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外出视察还没有归来，于是决定任命塔利安、布雷阿尔、埃夏塞里奥、特雷拉、杜里奥和拉洛瓦等人接替他们。救国委员会增加了这些成员后，削弱了旧有委员的势力。而经过改组后，两委员会开始从属于国民公会，它们之间变得相互独立，分工明确：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和外交，治安委员会则负责执行“大治安”任务。此外，人们为了限制革命权力、平息革命热情，于是开始逐渐解散群众，将各区每日一次的集会改为每旬一次，并且取消了与会贫苦公民每天四十个苏的津贴。
两委员会的衰替
果月11日，这些初步措施开始实施，在罗伯斯庇尔垮台一个月后，塔利安对恐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受到塔利安发言的鼓舞，勒库安特尔也开始兴师问罪，对救国委员会的俾约-瓦伦、科洛和巴雷尔以及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服兰提出了控告，他列举了这些人的二十三条主要罪状，控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并且是三头联盟残酷暴虐措施全部的实施者。这些指责激怒了那些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和不愿共和国再度分裂的人，大会陷于混乱中。俾约－瓦伦对勒库安特尔所提的主要罪状进行了驳斥，他责骂勒库安特尔是阴谋家，腐化堕落的敌人们企图通过牺牲他们来纪念丑恶的谋叛者丹东，认为指控他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目的是要在暴政者的墓地上扼杀自由。事实上，勒库安特尔的指控确实为时过早，几乎整个国民公会的人都认为他的指控是诬告。被控告的人是第一次遭到攻击，因此显示出了不可抑制的愤怒，由于没有人支持他的检举，勒库安特尔感到非常狼狈，在这次斗争中，俾约－瓦伦和他的同党轻而易举地获胜了。
几天以后，两委员会委员面临重选，有三分之一成员需要更换。在这次换届中，救国委员会的巴雷尔、卡尔托和罗贝尔·兰代任期届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服兰和穆瓦茲·贝勒任期届满，热月党人开始进入两委员会，感到势孤力弱的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不情愿地辞职了。另外，救国委员会的两个地方专员约瑟夫·勒邦和卡里埃的罪行被公布，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感，更加促使了两委员会派的失败。勒邦年轻体弱，本性温和，因为在第一次出巡时没有使用残酷手段而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斥责，在被派到阿腊斯后，他一改温和态度，采取了骇人听闻的过激行动，不甘在执行两委员会的残暴政策时落于人后。他滥用职权肆意杀戮，所到之处都有断头机，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执行队。卡里埃的残暴比勒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性格暴躁狂热，他的暴行连马拉当日都没有想象到。他前往的地区是一个叛乱边境，因此敌人更多。无论教士、妇女，还是儿童、老人，只要是敌人，他下令一律处死。断头台不够用，他就成立了一个名为马拉队的杀人队，并且用装有活门的船代替断头机，用这种特制的船将敌人淹死在卢瓦尔河。
热月9日后，人们开始要求惩罚这种滔天罪行，作为罗伯斯庇尔的代理人，勒邦首先受到攻击，之后是救国委员会的代理人卡里埃。在巴黎各个监狱里，监禁着九十四名南特居民，他们衷心拥护革命，却被卡里埃冠以联邦主义者的罪名解送到巴黎。热月9日之前，人们不敢在革命法庭上审判他们，如今正好利用这些人来揭发卡里埃的罪行。这次审讯历时近一月之久，而且郑重其事，舆论也从容地作出有力表示，当法庭宣布这些人无罪时，人们将矛头指向了南特的革命委员会和地方专员卡里埃。这个时候，勒让德尔再次把勒库安特尔对俾约-瓦伦、巴雷尔、科洛和瓦迪埃四人的控告提了出来，他们的旧同僚卡尔托、普里厄和康邦站出来表示将和他们四人共命运，并且为他们辩护。虽然法庭只是审判了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勒让德尔的控告仍旧没有结果，但这次已经体现出了热月党人的进展，会议没有像对勒库安特尔的控告那样称之为诬告，很快就开始讨论勒让德尔的控告问题。
即使这样，革命民主派仍旧在巴黎拥有雄厚的势力，失去了公社、法庭、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但他们还有雅各宾派和各郊区可以依靠。雅各宾俱乐部是革命民主派集中的地点，卡里埃经常在这里要求得到援助。在热月10日以后，雅各宾俱乐部曾经清洗，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和暴政告终之后，以新生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公会致贺。此时，俱乐部的首脑遭到指控，众多雅各宾派的人在各郡遭到监禁，雅各宾俱乐部便代表所有俱乐部支部呼吁：“人们应该听到来自共和国各地的惨痛呼声，听一听那些被压迫的、陷身牢狱的爱国者的声音。”但是国民公会不但不理会雅各宾派的呼吁，并且下令禁止他们集体请愿、建立支部、切断总部同支部的通讯联络，以此来消灭雅各宾派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解体了。
热月党人就是在这时候来召集群众，并且向各区寻求支持的。弗雷隆在《人民演说家报》上号召青年们拿起武器，成立了一支非正规的新民兵组织“金色青年”，并亲自担任他们的领导。它的成员大多是富裕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子弟，统一的制服是叫作“受害人服装”的奇特衣服——方领口露胸，大口鞋，发式为“卡德奈特”，两边下垂在后面结成几条辫子。这些青年和各区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王派，这部分人在热月党人的影响下对原来的两委员会进行攻击，就像热月党人之前在原来两委员会的领导下攻击罗伯斯庇尔一样；一部分追随反革命运动，这部分人随波逐流，没有行动目标和企图，只是拥护最有力量的党。这两派各怀戒心、互相仇视，经常在大街上斗殴和谩骂，一边高呼“国民公会万岁！”另一边则大喊“山岳党万岁！”
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巴黎成为双方争斗的阵地，两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要想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和战争状态，必然要通过武力解决，以一派战胜另一派为结果。热月党人正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审判南特革命委员那一天，委员们为自己申辩，说自己只是执行卡里埃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公会应该对卡里埃进行审判，卡里埃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许可，他将自己的残酷行为归咎于旺代郡叛军的暴行以及在几次内战中产生的亢奋情绪。他说：“在我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已经忘记了人道，那些反对我的人若是站在我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我在南特拯救了共和国，我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五百个表决者中，有四百九十八人对卡里埃的控诉投赞成票，其余两人则表示有条件地赞成。
当看到人们控诉的对象从附属性质的代理人转到代表本身，为了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党派，害怕失败的雅各宾派试图鼓动群众。但他们却遭到了“金色青年”和各区的人的包围，这些企图解散俱乐部的人闯入雅各宾派的会场，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块砸开窗子，冲进大门，毫不费力就驱散了雅各宾派的抵抗。雅各宾派前往国民公会，控诉所遭受的暴力行动，要求惩罚闹事的人。但负责这件事的卢贝尔却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是雅各宾建立了暴政，也是雅各宾拥护和追随暴政；是雅各宾让整个法国笼罩在悲哀中，让每个家庭失望，也是雅各宾在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将共和制度弄得人人恐惧，甚至戴着枷锁的奴隶都不愿活下去。如今，你们还在惋惜我们曾经历的那种可怕制度，如果你们没有勇气表明态度，那么你们将永远失去共和国。”国民公会暂停了雅各宾派的一切活动，因为不敢一下子就将其消灭，于是计划首先对他们进行清洗和改组。
对这项法令，雅各宾派置之不理，他们拿着武器在开会地点集合，得到消息的热月党人再次前来进攻。雅各宾派占据各个门口，准备自卫，战斗刚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便被解除了武装败下阵来。他们在退走的路上备受侮辱，遭到嘲骂和拳打脚踢。第二天，国民公会派人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封存了簿册文件，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彻底消失。当初，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赋予共和国一切防卫力量时，它曾经为革命提供动力，在如今的形势下，它则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随着局势的变化，自由代替独裁成为必然。像俱乐部联合会那样过于滥用的特殊权力，必然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
卡里埃在革命法庭不断受到审讯，最后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在审判他的同时，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召回因反对5月31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梅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国民公会恢复了七十三人的职位，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强烈反对。新的两委员会委员和热月党人都担心，假如同意他们的请求，将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他们也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产生一个新的党派，遭到新的敌人的反对。
共和派反革命的目的是回到1793年10月3日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1793年6月2日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在打倒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共和派的反革命又开始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时期的各种制度，撤销了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废除最高限价法，结束了对商业的苛政。人们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来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在这一时期，报纸开始独立、恢复了天主教仪式、发还了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这种对革命政府彻头彻尾的反对，很快就延伸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
热月9日以后，人们为了建立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与罗伯斯庇尔对抗，就选择了马拉，并且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今，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了攻击。马拉的半身像曾树立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金色青年”首先打碎了他在斐多剧院的半身像，山岳党对此表示抗议，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只有在死后十年方能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半身像才可以安置在国民公会里，并且撤除了在会议厅里的马拉半身像。这一举动引起了郊区的骚动，于是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前往郊区游行，并且推倒了巴黎荣誉军人院对面山上的雕像，这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曾是山岳党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芽月运动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这样的控诉和答辩进行了九天，各郊区都发生了很大骚动，群众集会从芽月1日一直持续到12日，终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希望这次能实现阻止审讯的目的。这次暴动的群众人数更多，个个情绪高昂，他们冲破守卫闯进大会会堂，旧山岳党的代表表示了支持，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则惊慌失措，会议被迫中断，救国委员会敲响了警钟。没多久，临近城区的公民便集合起来，携带武器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作出了流放被告的判处决定，逮捕了支持暴动的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等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这些人在第二天全部被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各郊区暂时被击退，因为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完全肃清其残余势力和影响。在民主派的许多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问题。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取决于宪法如何制定。为了能恢复失去的权力，维护革命政府的人坚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他们的对手则主张建立一个新宪法，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将政权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
两派将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决战，由于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在反对起来很费心思。他们首先答应实施这个宪法，然后成立十一人委员会拟定“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以宪法分散政权进行反对，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将1793年宪法称为“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那些拥护1793年宪法的人因为愤慨而准备举行暴动来维护这个宪法。但这次革命没有公社的强力支持，没有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国民公会和驯顺的城区，因此不能获得和上次5月31日革命一样的结果。
牧月1日暴动
由于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的失败教训，叛乱者想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上的缺陷。于是他们在牧月1日（5月20日）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力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发动暴动，宣布了以下决定：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民主宪法，释放爱国者，撤除政府现任官员职务并逮捕，于牧月25日召开初级议会，于获月25日召开立法议会代替国民公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活动中心，除非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得到保证，否则不会罢休。他们以人民的旗帜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并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的国民公会，正忙于讨论如何制止人民因饥饿而引起的暴动，根本没有发觉这次大规模暴动的任何迹象，因此并未采取措施来防止或反击这次暴动。得到消息后，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下令紧闭城门，命令巴黎政府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宣布聚众滋事的首领将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号召各区的公民拿起武器，任命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八个专员领导各区。
他们刚出发，最外面的门就被冲开了，许多喊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她们，议长韦尼埃试图安抚她们，但被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声音。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冲到里面，用斧头和铁锤砸开大门，暴动群众涌到国民公会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为了战场。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刚开始他们俘虏了几个人击退了进攻者，但更多的暴动者不断冲进国民公会，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瞄准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代表费罗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却被刺刀砍成重伤，暴动者误认为他是弗雷隆，将他拖到走廊里砍下了头颅，并挑在长矛上。
战斗结束后暴动者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据讲坛，夺回办公场所，重新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罗默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成立了一个由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实施民主宪法、撤销敌对者的职务、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恢复统治。
但是，只暂时侵占议会远远不够，还必须征服各市区。大会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兵力，布特·德·木兰、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内勒等几个邻近营队占据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在勒让德尔、克尔维勒冈、奥基的率领下，各区军队包围了暴动者，开始时暴动者还进行了抵抗，但看到不断涌入的各营队，暴动者开始害怕，当听到勒让德尔“我依法命令武装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的声音时，暴动者便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重新回到会场，讨论重新开始，宣布了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无效，并且逮捕了二十四名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代表。
暴动虽然失败，但郊区的人民并不甘心，他们在第二天又携带着大炮再次进攻国民公会，各市区的营队赶来防卫。在战斗开始前，双方先进行了谈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重申了之前提出的各项要求，然后说：“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坚守的岗位上，也不会放弃我们的要求！”大会表达了对郊区的友好，但并没有正面答复他们的要求。由于再没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不会有昂里奥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郊区代表没有提出更多要求，在得到国民公会尽心处理粮食、公布1793年宪法实施纲要的保证以后，便撤退了。
这次暴动让人们认识到，想要成功，只有物质力量和明确的目标远远不够，领导者和支持者、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构更为重要。现在，只剩下国民公会这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得到国民公会拥护的党派取得了胜利。六个民主派山岳党人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沉着冷静、态度坚定，指控他们的罪名中，唯一不利的是参加了牧月运动，但在党派斗争时期，这个罪名足够判处死刑。他们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罗默、古戎和迪凯努瓦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经历了牧月1日被击退，在2日被赶走，郊区方面仍保持着起事的力量，但在这两次暴动中发生的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却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杀害费罗的凶手被抓捕后判处死刑，在4日行刑的那天却被救走了。这件事激起了人民愤怒，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面对各市区部队的包围，郊区放弃了抵抗，丢下他们的首领和武器，选择了退却。
失去了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的民主派，现在只剩下了一支武装部队和曾经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制度。在民主派这次失败后，下层阶级被国家政权彻底排除在外，作为他们自己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被摧毁，他们被解除武装，他们坚持的1793年宪法被废除，从此，群众政权宣告结束。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革命法庭审判了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军事法庭则审判了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古戎、迪凯努瓦，前后如出一辙。从此以后，中等阶级重新获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吉伦特派的控制下国民公会再次团结一致，就像6月2日以后在山岳党的控制下团结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