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按]外城的开篇，从与袁崇焕有关的故事说起。袁崇焕之事发生在清朝入关前夕，那时北京无论内城外城都还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与子民占据，满洲宗室王公、八旗子弟尚未入城，所以这是本书中发生最早的一个故事。
袁崇焕(1584—1630)，广西藤县籍，东莞人。明朝万历己未进士，任福建邵武县令。天启朝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山海关外，曾坚守危在旦夕的宁远孤城(今辽宁兴城)，一战而击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死，太宗皇太极继位，袁崇焕被明廷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对辽东事务，采取以和为守，以守为攻，乘机出战，以和谈为配合的方针，遭明廷指摘为“欺君”“诱敌胁和”等罪名。崇祯三年(1630年)清兵绕开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经大安口入遵化，京师震动，举城戒严，袁崇焕率辽军入援，崇祯帝中皇太极所施反间计，以袁崇焕通敌罪将其下狱，于京城西市凌迟处死。崇祯这一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本人也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
据《明史·袁崇焕传》：“(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卷二五九)事实上，当时北京市民并未认为袁是冤屈的：“明年四月，诏磔西市，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袁之惨状与北京市民因不知情而表现出的仇恨与残忍，如今读来，仍令人心悸。
袁崇焕的冤案曾引得无数英雄感叹唏嘘。我国近代最出名的文论家梁启超将他称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说广东地处岭表，在中国历史上鲜有如此“足以当一国之人物”。注4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之人，袁崇焕及其与之相关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需要而再次应运而生，而且迄至如今，仍是研究的热门，所以，它又是本书中绵延最久的一个故事。
在围绕袁崇焕发生的诸多故事中，近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是袁崇焕被害之后，曾有一位姓佘的谋士将他的尸骨(或曰头颅，详见下面的考证)偷偷埋葬于北京城南的广渠门内，佘家从此便世世为袁大将军守坟，历明至清，再历民国至解放，再经历“文革”等各种劫难，待终于传到佘幼芝女士这里时，已然是第十七代。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近年来也确实感动了无数人。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佘女士和佘家为袁大将军守墓的故事在北京城几乎家喻户晓，仅我从网上搜索的条目已达几千条——尽管我为佘女士做第一次访谈时这个故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广为流传。但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高，很多人提出，为袁大将军守墓十七代，这究竟是一件确凿的真事，还是仅仅是一个传奇？佘家后人并不仅仅佘女士一位，其他人为什么无声无息？更有甚者，对佘女士究竟是否真的是佘家的后代，也提出了怀疑。
我为佘女士做过第一次访谈之后，陷入其中已是身不由己，何况这件事已经触及口述史学科的“软肋”，即口述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正因为任何史料也不可能绝对真实，“校勘”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套功夫也应该同样适用。
我采用的方法无非还是那几个，一个是用文献来与口述互相参证。王国维早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讲的是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的互证，口述与文献不也同样是二重证据么。再者，是取旁证，即寻找其他与此事相关者，听取他们的叙述和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对被访者做深度访谈，并把几次访谈的说法进行前后对比。这三种，我都试了。出于种种考虑，我无法公开所有的访谈记录，所以这组口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对佘女士的第一次访谈，以及对与此事相关的张先生所做访谈的记录；第二部分是我将所做的访谈与文献互校之后撰写的、对有关史事的几点考证，属于我的考据癖发作，因其枯燥无味，尽可翻过去不看。我强调的是，这组访谈的重点，既不在于对袁崇焕的评价，也不在于对佘家守墓一事的褒贬，而在于我探究“守墓十七代”故事的一个过程，也是我通过这一探究，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做的一种探讨。坦率地说，这种探究比起这个故事本身，更能引发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