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城也称南城，是相对于内城而言的。清军入关，将京城汉人悉数驱赶到外城，外城从此成为汉人亦即相对于旗人的“民人”聚居之所。内城在北，外城居南，彼此被一重城墙阻隔。有清一代，八旗官兵固然不得随意迁往外城，外城民人想要在内城长久安居也同样困难，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亡，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仍没有彻底打破。我访问的诸多人士中，汉人后来居住于内城者有之，但旗人无论宗室平民，却少见居住于外城者，20世纪50年代之后当然除外。
京城旧时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皇城四系指皇城四门，内九系指内城九门，其中前三门即宣武门、正阳门与崇文门，是内城九门中南面的三个门，是内外城之间往来的通道。至于外七，就是指南城的七门了，这七个门是：
南面：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
东面：广渠门、东便门
西面：广安门、西便门
如果说在内城那由九门及城墙圈起来的，是旗人的一个天地，那么外城这七个门及其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却像是个可以对四面八方开放的地方，唯独对于旗人，它才是个禁区。
外城是五方辐辏之所，集中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迁移而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从事五行八作的百姓；外城还是各地官僚、士子会聚的中心，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暗流涌动的革命思潮的策源地。外城还有林立的戏台、酒楼、饭店和妓院，是京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如果不去深究，那么内城的文化确实显得封闭而单一，不似外城开放而丰富；内城作为大兵营所特有的清冷肃杀气氛，确实不似集聚了大小商号与手工作坊的外城繁华红火；内城的死气沉沉与外城的生气勃勃判然有别。外城人口的流动性，与驻守内城的八旗人丁的相对稳定，也构成了鲜明对比，内城的“旧”映衬着外城的“新”，难怪有学者认为，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外城似乎比内城更像一个城市。注2以致很多北京史的研究者，都被外城的五光十色所吸引，甚至将它当作北京的精华、代表和中心，前些年宣传甚炽的“宣南文化”便是一例。受其影响，凡写老北京的作品，便总是津津乐道于前门外的繁华、宣武门外的会馆，还有天桥的把式。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也是事出有因。
外城自明以来，即有东西之分，以前门为界，东指崇文门外，西指宣武门外。清人震钧作《天咫偶闻》，便立“外城东”“外城西”两卷，称：“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注3。二者间有着明显差别，不可一概而论。
北京城从明清以来几百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存在哪里才是精华、才是代表的问题。入清以来，内城的宫廷文化与旗人文化，与外城的汉、回等族群的文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辛亥革命以后，南城流动的人口在不断地影响、冲击着内城人口的稳定，二者间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直到近年，宣武区与西城区以及崇文区与东城区的合并，导致了北京城几百年形成的内外城格局的最后消失。这个过程，也是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与在内城所做的访谈一样，我所做的口述的主旨，仍然是同一个，即这里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处于哪种空间环境之下、哪种社会群体之中，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怎么记忆这个城市和他们祖先的历史，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清代北京内城的主要居民是皇室王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身份相对单一。而南城迥异，虽然人口未必多于内城，但南城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富商巨贾，也有贩夫走卒；有北方流民，也有南方士子。这使我无法将我在外城所做的访谈，像在内城那样按照社会群体予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本来就很难被分别归入某个圈子。何况百年以来，他们还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时间来编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很多人甚至还未能寻找到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这是外城流动人口多、迁徙频繁的结果，也是它仍然处于边缘而非中心位置的体现。
所以，本书的这些访谈，就都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顺序排列的。
1954年的崇文门
1954年的宣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