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中学就上了一年多，在厂桥，女子职业学校注153。我们那会儿上课啊，不是净是念书，还学做饭，有烹饪课，有美术课，有缝纫课。我的堂姐姐，就是我大爷的闺女，就是那儿上的学，裁的那呢子大衣可好了。她毕业了我没毕业，我就上了一年，也是交不起学费了，不上了。
20世纪40年代初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的女学生
那时候是日本时期，我就在锡拉胡同的齿科医院注154，在那儿当卫生员。擦地，刷杯子，干这个，13岁吧。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就能减少家里的负担。我哥哥那会儿就上西郊，土木工程学校，那个学校那时候不要钱，吃混合面窝头，只许吃，不许拿。他偷着拿一个，装兜里出来，告诉说我浑身都哆嗦，给家里拿回一个窝头。然后日本投降，我就结婚了。
定：您结婚的时候多大？
郭：可以说我周岁是15岁，虚岁17岁。我是1944年结婚。
定：您老头儿比您大多少？
郭：大4岁。那会儿我妈跟我爸都不同意，连我哥哥都不同意，说他们家孩子太多，10个孩子，老太太又不工作，就指着老头一人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到那儿你受罪。
定：那您呢？
郭：我当然同意啦，我们是自由恋爱呀。他和我哥哥是中学同学，后来他不上学了，但是还是好朋友。每到休息，他都到我们家来，这么着我们俩人认识的。我喜欢他什么呢？能干。到我们家来了，不管是什么活儿，都愿意帮着干，打水呀，添火呀，收拾炉子，什么都帮着干，我们家电灯坏了，都是他的事儿，他还会做滑车的冰刀，用铁做，铁活儿呀。什么都吃还，什么都好吃好吃，我真觉得这人不错。
我这个爱人啊，特别特别孝顺，不管是对他自己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特别好。我父亲老躺着，血液不流通，不是有猴指甲么，他拿豆腐给他闷，闷完了拿钳子给他铰。还买栗子给我父亲剥了吃。
结婚的时候还一个笑话儿。我母亲到他们家看他去，那是还没结婚以前，等于是了解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去了看着还不错，3间房，那房子也不错，中间儿是客厅，这边是老头老太太住，那边是孩子们住。正好他那个小妹妹，还不是最小的那个，是倒数第二个妹妹刚生下来不久。他们家是一个大炕，炕上有一个柜格子，就是搁被卧的柜子，因为孩子多嘛，就把孩子搁那里头藏着，怕我妈看见，还有那么点儿的小孩，更不乐意了。我爱人说：“哎呀，她真乖，没哭，一哭更露馅啦。”(众笑)还这么一段儿。
我结婚以后他妈还生哪！又生了一个，最后我们俩一块儿坐月子(众笑)，合着他最小的这个妹妹比我大儿子还小呢。他们家10个孩子，他是老三，上边俩姐姐，中间是6个男孩子，最后两个妹妹。他等于是男孩子里头老大。所以他也得持重，他就顶梁柱似的。
我们这个老太太呀，可能说啦，她什么她都会，可是她就不干，都是她大姐二姐干。大姐是管账，管细活儿，二姐呢，是洗衣裳、纳底子。人家养10个孩子，人家不动针线。开始是跟妯娌们在一块儿有婆婆，家里还不错，有用人做，有做活儿的，也有做饭的，所以她什么事儿都不干。也是玩牌。我说你们都不懂，她打清水儿的，什么叫清水儿的呢？就是早上起来不吃不喝就打下去，不像我们打麻将，什么事儿都没了，消遣，她不是。
我结婚以后呢，就是家庭主妇啊。(她的)大闺女二闺女都不管了，都是我的事儿了。做饭、洗衣裳、看孩子，全活儿。第一年冬天，到三十晚上了还给他们做呢，做棉袄。其实在家我也没做过，她会招呼啊，她会教。她生了孩子她也不管，我也得抱着啊，小姑子那时候才一岁半。
定：我发觉那时候当女的比当男的容易多了。
郭：对。要不他们说哟，做饭多麻烦啊，我说有什么麻烦啊，我什么日子都过过，好日子我也过过，出去有车，人力车。
定：那是什么时候？
郭：解放前，我们老头儿办厂的时候，拉车的不是就为拉人，是为拉机器。开始时候是人力，后来改为三轮，我出去我也可以坐啊。后来他把他师哥介绍到协和去接他的班，虽然说不算协和的人了，可是协和有活儿呢他还过去干，单给他钱，我们家也用不着买冰箱，老给人家修，修好了试几天。拉走了又来了，又修。
我结婚以后没工作，1948年生我那大儿子。后来我想学会计，学了一年，在西城立信会计学校，这个学校现在可能还有呢，完了又是生孩子，就没去。我那个表妹人家就学完了，人家就找到了工作，人家就上班了。我就放下了。我生了6个孩子。
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大门(苏柏玉摄于2015年)
我是什么时候啊？1956年我在青年会学的绣花。青年会那会儿办班，有缝纫班，有机绣班，我就参加了机绣。为什么我参加机绣呢？我的大伯母、我的姑姑、我的妈妈，都会绣花。那会儿的大家闺秀必须得学这个，必须得学点绣花呀，画画呀，琴棋书画，这些，要这个谱。我妈是手绣，苏绣，雕空的，我不知道她是在哪儿学的。反正我记事以后她就不绣了。我姑姑和我大伯母是机绣，说是有一个俄国老太太，跟她学的。那会儿都是用绒线，线坯子，我看她们绣的牡丹啊，真好看。所以我喜欢这个。
我1956年在青年会学完了，1957年老头不是就成右派了吗？不是就给我们降工资了吗？孩子小我出不去啊，还得做饭，还得看孩子，我就拿活儿在家里做。开始拿的是小孩的小围嘴儿，有一小兜儿，白的，蓝边，做和平鸽。后来做枕套。1958年我们就入合作社了，就是自己拿自己的机器，集中到一个地方，什么叫合作社呀？合作嘛。我开始入的是第三绣花社注155，在一个同事家里，她有一间房，有六七个人，人家也不要电钱，也不要房钱水钱，那就叫入社了，有收发员给我们送活儿。开始就做汗衫的领子，后来1958年就在南河沿租了一个3间房的厂房，把大伙儿的机器都拉了去，就集中了。自己的机器，厂子的料，厂子的线，那会儿都是计件儿，一个月你做多少活儿，给你算多少钱。做一个领子比如说是5分钱、6分钱，那么算。后来我们在东直门里弄了一个院子，就把南河沿这个房退了，那时候就算大集体了。最后(一九)六几年就把机器给我们折算了，你要是还要你的机器，那你拿回去，你要是不要你的机器了，那你的机器合多少钱，给你折钱拿回去，等于就是全民的了。我那会儿拿过去的那机器啊，是美国的名牌，胜佳的，是我姑姑的机器。得了，就按国产机器价，14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其实我那机器，300块钱不止。
(看郭女士的机绣作品)
定：您怎么做得这么漂亮啊？
郭淑惠的机绣作品(定宜庄摄于2005年)
郭：就是手、脚、眼睛要一致。我现在做不了了，手啊，跟不上这机器。
定：您当时做这么一个领子能挣多少钱？
郭：最早的时候这纱领子卖给他们是50块钱，手工也就是5块钱，给你5块钱就了不得了，那会儿。
定：您做这一个领子5块钱，那得做多少天啊？
郭：就这领子啊？我至少至少得做3天。最少了，一天8小时得做3天。因为你做完了以后还得雕空，雕空了以后还得拉网，最难的就是这雕空拉网儿的领子，特别细这活儿。再就是补花比较难。还没“反修”的时候我们给苏联做丝绒的大桌布，旁边带穗的，缎子上头补绒，出口的那个。后来“反修”了，跟苏联闹翻了，不出口了。
我记得计件那会儿，我这工资都没超过30块钱，一天8小时。最后这厂子定了级了，给固定工资了，我50块钱工资，最高的了。那也有定额，你一天要完成多少，都有数的。那会儿我们都拼命干，中午都不休息，吃了饭赶紧就剪线头，下绷子，上绷子。那会儿还限电，动不动就停电，我们都是用电动缝纫机啊，停电我们就没法儿干了，那也不走，挨那儿等着，什么时候来电什么时候干。那时候我们哪儿有什么奖金哪，什么都没有。
(一九)五几年那会儿评先进，争红旗，我在那儿可以说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可是评先进老没我的名儿。后来车间主任把我叫到一边，说我跟你说，凭你的技术，凭你的工作态度，各方面都够先进，可是你爱人是资本家，所以就不能树你为先进。我说我不在乎这先进不先进，我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没有我的名儿我也好好干，这是我的工作。所以这个车间主任，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联系，这人挺好的。他现在出不来了，我们经常去看他。反正这么多年在厂子里头，我现在老同事还挺多呢。
在郭淑惠个人画展开幕式上与李滨(左二)、
李南(左一)及本书作者(左四)的合影
1973年我颈椎骨刺，就病退了。到(一九)八几年厂子又聘我回去，是刚才我说的车间主任介绍我去的，他在关东店的补花厂，说设计室缺人，想做点出口的样品，而且想教学生，我去了两年。在那儿做领带啊，领子啊，还有好多东西呢。他那儿有万能机，就是不用你推，它自个儿能自动摆针，是电动的，不是电脑。后来我们厂子再没有手工做的了，全是用电脑。电脑就是一个带子传送，这儿一个机头，把布铺到上头，它这传送带一转，这儿就出了一溜儿，特别粗！现在你看是手工活儿，都贵。
定：您说那时候的人都怎么过来的？
郭：反正人啊，就是工具。我现在还拿不到1000块钱，我徒弟拿的比我都多。不过每月900多块钱我也够了。我这钱不是用来过日子，我的钱都是交学费，买书买本、裱画、买镜框。过日子根本用不着我掏钱，闺女一箱一箱的东西，拿来；儿子，一袋一袋的面，拿来。这个房是小儿子的，他就为了让我能住北房，他搬到我原来(那套东西向的房)去了，孝顺。
附图：郭淑惠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