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就记得我搞对象，这说起来就又长了。我的对象啊，原来跟我哥哥是同学，中学同学。好像他上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上不了学了，交学费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学徒了。他们家10个孩子，就他父亲一人挣钱，他们家不是旗人，是汉人。老头还行，原来在白纸坊邮票厂，后来调到和平门集邮公司，他管邮票。后来他小闺女接了他的班。他们家住在铁门儿，就是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边，也不是自个儿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现在马上就要拆了。
我爱人是托了他舅舅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家在地安门，在王府井这儿开了一个修理门市，修理电冰箱，哎那时候也有电冰箱，就学的这个手艺。这人就是他师傅，你们也许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吴金粹注149。
他那会儿刚学徒啊，他这师傅就说要立字据。立什么字据呢？不是用电么，电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担责任。管吃，管住，一个月就给几块零花钱。而且要有铺保，你如果犯了错误，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这个师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个铺保。等于是立了字据有了铺保才用你。他这师傅啊，还是骨结核，他老得给他换药，接屎接尿，那会儿门市旁边有厕所，他就给他倒尿盆。还得从家里给他取饭。干这个。干那个活儿都是油啊什么的，特别脏，也没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个月，结果他学了三年半。
学完了就没事干了，就等于你没地儿吃饭去了，他就自个儿干。开始呢，就干点零活儿，后来是在江米巷，有一个白俄人开的工厂，叫他去给人干，我记得一个月300块钱。也说不上是金圆券还是什么券，反正300块也没多少钱。最后大概是解放前夕，这个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两肋账，就说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国了，给人家干的那个活儿没干完的、半截的，连他那乱七八糟的工具什么的，就都留给我爱人了。留了一个牌子，叫“懋利行电机厂”。结果1952年的时候说是他接受了“敌产”，哪儿有什么敌产呢？
这么着，我爱人就一人接着干，算是自个儿慢慢地干起来了。租的是东单二条的房，有一个小院儿，有一座小楼。小院呢，等于是家庭工厂。开始那会儿呢，把他的师兄弟招了来，他有一个师哥，姓纪，他姓沈，他那个师弟姓关，他们3个。现在活着的就他这个姓关的师弟了。他们就收了点小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还不错，1947年、1948年那会儿不错，那会儿有点活儿，像梨园行的马连良他们，家里都有冰箱。就是围城那会儿没什么活儿。从1952年以后就不行了。
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干，协和那儿有冷库、血库，有停尸房，他也在那儿干。1951年的时候协和就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工作，你那买卖就甭开了，你等于就是协和的职工。我当时特别愿意让他在协和，因为我特别喜欢协和那个气氛，它那个管理都特别好，一个月50块美金的工资，多好啊，我那会儿也没工作，孩子也多。我说你就在那儿，可是他舍不得(那个厂)。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1952年，刘仁是咱们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找他，跟他说，北京市要有个拳头产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资金，我也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没合营呢，就是说先资助他。他要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就想协和不干了，就要开这个修理电冰箱的厂。结果还真的就贷给他款了，还贷得不少，就在东华门，馄饨侯旁边，开了一个门脸儿，还叫懋利行电机厂。就这样，等于是把资本家的帽子给自个儿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时候是在协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师傅，张工程师。过了几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们老头儿的名字。“五反”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工厂，那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开始还说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资本家了。等于“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学徒出身，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响应号召，还给他贷款，你说他这一辈子！
最后是1956年，合营就(把厂子)合出去了，合到医疗器械厂。第一台电冰箱就是他设计的，雪花冰箱，那又怎么着？没用注151。1957年，右派。说你们厂子得找右派，没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个单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好像是说工人里边也有不守法的，这就是说你污蔑工人阶级，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么样，是特别爱说话吗？
郭：他是特别爱交往，特别爱聊天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门口看门那老头儿啊跟他特别好，食堂的管理员跟他特别好，上边的书记跟他也特别好，没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这么一人，所以说话呢，就顾不到方方面面，最后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右派。右派呢是六级，最小的那一级，就降职，降薪。倒是时间不长，半年吧，好像上边审查以后，又给他恢复了。等于是摘了帽子了，还是右派。
定：对，摘帽右派也是一种右派。
郭：“文化大革命”批我，说我是反动资本家家属。我说不对，他不能算是反动资本家，他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发扬咱们的工业，对吧？我们不干反动的事怎么能算反动资本家呢。他们说你爱人是右派，就是反动资本家！我说他摘掉帽子了，“摘了也是右派！”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摘了就没有了，就不算了呢。还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他下放车间，做钣金工，每天抡那大铁板，多少斤。还电焊工，天天晚上回来，什么也看不见，得点金霉素眼药膏，点上这眼药膏睡一宿，第二天又恢复，去上班。后来他跟我说，在铺底下搁了一瓶敌敌畏：“我真不想活了，没意思。可是一想啊，我死了你和孩子可怎么弄啊。几次都没死成。”唉……
……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给他轰走。我们北京人，农村也没有亲戚，非得让他走。我们奶奶家那儿原来有一个帮忙的老太太，他们家在三河县，河北，人家是烈属，人家老头儿是牺牲了的八路军，她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他就答应了。我头上班把铺盖卷儿都给他弄好了搁到那儿了，我下班回来一瞧，哟，这铺盖卷儿他没拿走啊，后来一问他，说派出所说了，你是东城区长大的，从年轻小时候学徒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档案都在这儿呢，你农村没有家，轰你上哪儿去？留下，我们跟你们厂子说去。最后是派出所的人跟厂子说，把他留下了。
李南：还不错啊。
郭：不错什么呀？我都后悔，应该走。走了呢，那儿不会欺负他的，一个是烈属家，一个是他有技术，电工活儿他都会，在那儿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儿强。在这儿抡大铁板、电焊，那都是力气活儿呀。
……可是呢，我这儿说了你们也许……我不理解，他一直老想着入党，老想着写入党申请书，也是有人鼓动他。我说呀，咱们不入，入了，今后要再有什么运动啊，你就是钻进党内的资本家，对不对？你要不入呢，咱们嫌疑小点儿。他不干，非得要入这党：“我要入，我要给儿女转过这个面子来。”为什么呢，我这二闺女，那会儿上兵团啊，不要她，就因为家庭出身，所以我这二闺女就老是跟她爸爸翻着。大闺女也是受冲击，也是叨唠她爸爸不该当这资本家。他就是要入党，要为孩子们转回这个。1984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学习先进技术，最后批准他入了党。这事我都可笑，有什么用啊我说，折腾得你都已经这样了。
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又去各地巡回考察，我还跟他一块儿去，整个儿转了这一大片儿，南方都去了，就是没上新疆那边去。1986年就病了。开始时候就尿血，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就去照片子，化验，说是肾结石，就把结石摘出来了。摘出以后呢，还尿血，就查出是前列腺癌。1987年做的前列腺手术，5年头上转移了。转移了以后1994年，我们俩人办的金婚，办这金婚50年。我们3对，在青年会办的，我说我推着也要推你去，我说我们何止50年呢，从他跟我哥哥同学我们就认识注152。
他病了8年，这8年他做了3次手术，年年都住院，我侍候8年。开始3顿饭都是我送，后来女儿从广州回来了，中午饭是她送，我在家给做，医院里头护士都跟我们特别熟:“今天送什么饭呢？又是不重样儿?”一个星期不带重样儿的。他倒不是说非得吃燕窝鱼翅鱼啊肉啊，不是，你算他家10个孩子，他吃过什么燕窝鱼翅啊，吃过什么鸡鸭鱼肉啊，他那可口的饭就是北京一般人家的家常饭。你比如说煮热汤面，他要吃带咬劲儿的，还要羊肉煨汆儿，搁点酸菜搁点香菜，他就愿意吃这种饭。炸酱面他能吃一大碗，煮嘎咯儿他也能吃一大碗。
定：煮嘎咯儿是什么？
郭：是棒子面儿做的。棒子面儿和上了按成扁儿，切成小方块儿，搁笸箩里面摇摇，煮，也跟热汤面似的，也不是疙瘩汤，叫煮嘎咯儿。最好啊，是用牛肉酸菜，嫩点的牛肉，切成片煨上，切点酸菜，稠糊糊的，他能吃一大碗。
众：我们都没见过没吃过。
郭：赶明儿给你们做一回(众欢呼)。从前他不吃胡萝卜，后来不是说胡萝卜抗癌嘛。我是特别爱吃胡萝卜，我母亲那会儿就爱吃胡萝卜，我跟着她一块儿我就喜欢吃，我们北京人是做胡萝卜酱，豆酱。到过年，肉皮，切了丁儿，煮了，完了有胡萝卜，有熏干儿，有豆，那是凉菜，过年都有那个。他还特别爱吃我做的胡萝卜丝儿的团子，胡萝卜丝儿擦了以后拿油煸熟了，里头搁点排叉(北京传统小吃)哪，鸡蛋哪，不能搁肉，搁肉吃团子就不是味儿了。
最后他是1996年2月走的。到转过年2月，他就死了10年了。
郭淑惠的新婚照
(1944年)(郭淑惠提供)
郭淑惠50年后的金婚照
(1994年)(郭淑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