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天下大治达到极致的时候，邻近的国家遥遥相望，鸡狗的鸣吠声隐约相闻，人民各自认为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认为自家的服饰最漂亮，安于乡里的习俗，乐于自己的行业，直至年老死亡也不相互往来。”如果把这些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当代要堵塞人民的耳目，那就几乎是无法实行的了。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了。至于像《诗》《书》所记述的虞、夏以来的情况，则是耳目要极尽音乐、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尝尽各种肉食美味，安身在放荡淫乐之中，心里夸耀着权势的荣华。用这种恶俗去侵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美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地劝说开导，终究不能使他们感化。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教诲他们，又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最下等的方法是和他们相争。
崤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树、苎麻、旄牛、玉石；崤山以东多有鱼、盐、漆、蚕丝、音乐、美女；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直到碣石以北地区多有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畜的筋和角；铜、铁则是在方圆千里之内，山中往往均有出产，矿点星罗棋布。这是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物产都是朝廷百姓喜好的东西，是民间习用的被服、饮食、养生、送死的物品。所以要依靠农民生产粮食，依靠掌管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输出物品，依靠工匠制成器物，依靠商人流通货物。这些难道有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约期相会的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求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某物价格低贱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售出，价格昂贵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快乐，就像水流趋向低处，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就会把各种物品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与“道”相符合，而且是“自然”的验证吗？
《周书》说：“农民不生产就会使其粮食贫乏，工匠不生产就会使其器物缺乏，商人不贸易就会使粮食、器物、财富等三宝隔绝不通，虞人不生产就会使财物匮竭缺少。财物匮竭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了。”这四个方面，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本源。本源广大就富饶，本源狭小就贫困。本源广大对上就会使国家富强，对下就会使家庭富足。贫穷或者富足的方法，没有谁能够夺取它或给予它，但是聪明的人富裕有余，笨拙的人贫穷不足。从前太公望受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盐碱，人民稀少，当时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使其技巧达到至极的高度，又流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于是百姓和财物归向了齐国，就像绳索相接，连续不断地前来，就像车辐集聚在车毂似的，从四方八面汇拢到那里。所以齐国能用帽子、束带、衣服、鞋履供应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端正好衣服，恭恭敬敬地前往齐国朝拜。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子重新修治了太公望的政策，设置了管理钱币的九个部门，齐桓公因此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而管子也有了三归台，地位虽在陪臣，但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由于这样，齐国的富强延至到了威王、宣王的时代。
所以说：“仓廪充实从而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从而知晓荣辱。”礼节从富有中产生，而在贫穷时废弃。所以君子富有，就爱好施行自己的仁德；小人富足，就会乐于发挥自己的余力。水深了鱼就会生活其中，山高了野兽就会前往那里，人富了仁义就会附益于他。富人得势更加显赫，失势后门客就无所依附，因此不高兴。这种情况在夷狄少数民族地区更加严重。民间谚语说：“家有千金的子弟，不会在街市受刑处死。”这并非是空话。所以说：“天下熙熙，都是为利而来；天下攘攘，都是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战车的君王，封有万户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忧自己会贫困，何况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争斗，就要做好准备；掌握了货物出产的时间和用途，就了解了货物。‘时’与‘用’二者的规律一旦形成，各种货物的情况就可以掌握而且看得很清楚。所以木星在太空中运行至五行金的区间，年成丰收；运行至水的区间，歉收；运行至木的区间，饥馑；运行至火的区间，干旱。干旱时就要储备舟船，水涝时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发生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二十钱就会使农民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就会使从事工商末业的商人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流通；农民受损害，土地就不再垦种。粮价每斗高不超过八十钱，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取利益。饥荒年间，官府将存粮平价出售，调整物价，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均不缺乏，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积贮货物的常理，务必要积贮完好无损的货物，不要有滞销的弊病。用货物相贸易，易腐易蚀的货物不要久留，不敢囤居以求高价。分析研究了各种货物的有余或不足，就知道物价贵贱的趋势。物价向上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向下贱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贵。极贵之时，抛出货物须视如粪土；极贱之时，购取货物须视如珠玉。货物钱财，要使它们的周转行如流水。”句践照这个主张治国十年，国家富足，厚赏战士，战士们英勇无比，迎着箭矢飞石，就像口渴得饮似的，终于向强大的吴国报了仇，又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以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已经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便喟然长叹道：“计然的计策有七条，越国运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了意愿。既然已经在治理国家中施行了这些方法，我想在治家方面也运用它们。”于是就乘一叶扁舟，漂浮在江湖之上，改名换姓，到了齐国叫做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称朱公。朱公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从四方八面通达于此，是货物交易的良好场所。于是他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于人力。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放弃人力而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朱公三次赚到千金钱财，两次分散给贫贱的朋友和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而又爱好施行仁德的君子。后来朱公年老体衰，从而听任子孙，子孙们治理着产业，并且使它生息发展，终于达到万万家产。所以人们谈论富翁时，都称誉陶朱公。
子贡在仲尼那里学成后，便离开他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经商发财。孔子的七十位高徒，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子贡乘坐着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去聘问、进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哪个不是和他分庭抗礼。得使孔子的名节传扬天下的原因，是子贡在人前人后帮助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得势而益彰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务求要竭尽地力，白圭却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所以他采取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五谷丰登时，就购进粮食，售出蚕丝、生漆；蚕茧产出时，就购进丝帛、绵絮，售出粮食。太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天下就大丰收；明年将会衰恶。太岁星行至午宫，天下大旱；明年将会很美好。太岁星行至酉宫，粮食丰收；明年将会衰恶。太岁星行至子宫，天下大旱；明年将会很美好，会有雨水。当太岁星行至卯宫时，白圭囤积的货物大概要比往年多上一倍。想要使价格上涨，他就购进下等的粮食；想要使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增加，他就购进上等的粮种。白圭能够不讲究吃喝，抑制嗜欲，节俭衣服，和手下的人以及奴仆同甘共苦，趋赶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凶禽猎取食物那样突发敏捷。所以他说：“我经营生产，就是像伊尹、吕尚策划谋略，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像商鞅推行法制那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硬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终究不会告诉他的。”因而天下的人说到经商之术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吧，能够尝试而又有所成就，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靠冶炼铁器成就了家业，他们和帝王同等富有。
乌氏县有位名倮的人经营畜牧业，待到牲畜众多，就将它们卖掉，用那些钱去求购珍奇之物和丝织品，暗中敬献给戎王。戎王用十倍于礼品价值的财物进行还赠，送给他牲畜，牲畜多得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倮的地位与封君并列，按规定时间和列臣一起入宫朝见。而巴地有位寡妇名清，她的祖先得到丹砂矿，独揽其利益已经好几代，家产也不可计量。清是一位寡妇，能够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自卫，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把她尊为贞妇，用宾客的礼节来接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倮是边鄙之人，畜牧之长，清是穷乡僻壤的寡妇，能够和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分庭抗礼，在天下显扬名声，难道不是依赖他们的财富吗？
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开放了关卡桥梁，松弛了开发山林水泽生产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行天下，交易的物品没有什么是不能流通的，商人们大得其所欲，于是政府迁徙豪杰、诸侯、强宗望族到京都地区。
关中地区自菑县、雍县以东到黄河、华山之间，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征收贡赋那时起，就把那里划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徙到菑，周太王、王季居住在岐邑，周文王建立了丰京，周武王修治了镐都，所以那里的人民还有先王遗风，爱好稼穑，种植五谷，以土地为重，很难去干邪恶之事。到了秦文公、德公、穆公居住在雍邑，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因而有很多商人。秦献公徙都到栎邑，栎邑往北使戎狄却步，往东与三晋相通，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襄王治都咸阳，凭借着咸阳从而又建立了汉朝的都城长安，以及长安附近的因供奉皇帝陵墓而设置的各陵县，四方八面的人和物辐凑并至，相会在那里，地小人众，所以那里的民众日益玩弄智巧，从事工商之类的末业。关中地区以南就是巴郡、蜀郡。巴郡、蜀郡也有肥沃的原野，土地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竹木器物。巴蜀南抵滇、菑，菑地多出僮仆；西近邛、笮，笮地出产马、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面闭塞，靠栈道千里，与关中无所不通，唯有褒、斜两个山谷绾结集中了四方的道口，有如车毂之凑集，用多余的货物去交易短缺的货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和关中的风俗相同，然而向西有羌中的便利，往北有戎狄的畜牧。戎狄的畜牧业位居天下的首位，但是土地也很贫瘠，形势险恶，只有京师长安控制它的通道。所以关中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然而估量其中拥有的财富，占据了天下的十分之六。
从前陶唐人在河东建都，殷人在河内建都，东周人在河南建都。这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位于天下的中心，就像鼎的三只足，是君王们更迭居住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或上千年。那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都城封国诸侯聚集的地方，所以当地的民俗吝啬节俭，熟习世故。杨、平阳两郡的民众向西到秦和戎狄地区做买卖，向北到种和代两地做买卖。种、代在石邑的北面，其地邻近匈奴，屡次遭受寇掠。人民骄横强直，喜好斗气，任侠为奸，不从事农耕或商业。不过其地迫近北夷，军队经常来往，从中原地区运送来的物资时有剩余。那里的民众性如羯薾，剽悍而不均，自三家尚未分晋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对其剽悍感到担忧，而赵武灵王使他们更加厉害，其风俗还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的百姓由于这个缘故在其间经商买卖，得其所欲。温、轵两县的百姓向西到上党经商，往北到赵、中山做生意。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在沙丘一带还有殷纣王当年淫乐的遗址和殷人的后裔，民俗狷急，靠投机谋利生活。男人们相聚游戏，慷慨悲歌，行动时就纠合着去杀人抢掠，停息时就去盗墓，制造伪巧、奸邪淫乱的勾当，多有美色的男子去做倡优。女人们则弹奏着琴瑟，拖拉着鞋子，在权贵富豪中游走献媚，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各地诸侯。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两地的风俗和赵相类似，不过地近梁、鲁，百姓稍微庄重些，而且注重节操。卫元君从濮上之邑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的百姓喜好斗气，任侠为奸，有卫国的遗风。
那个燕国故都蓟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个都市。它南通齐、赵，东北邻近匈奴。从上谷到辽东，土地辽阔，人民稀少，屡次遭受侵略，民俗大致和赵、代两地的相类似，民众像雕那样强悍，缺少思虑。当地具有鱼、盐、枣、栗的富饶。北面邻近乌桓、夫馀，东面处于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地形。
洛阳向东可以到齐、鲁经商，向南可以到梁、楚做买卖。所以泰山的南边就是鲁，它的北边就是齐。
齐地山海环绕，膏腴之地方圆千里，适宜种植蚕桑、大麻，人民大多生产彩绸、麻布、丝帛、鱼、盐。临菑也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那里的民俗宽容豁达，而且足智多谋，爱好议论，以土地为重，难以动摇流散，怯于聚众斗殴，勇于持刀行刺，所以多有抢劫他人的事情，这是大国的风尚。当地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仍有周公的遗风，民俗喜好儒术，礼仪完备，所以那里的百姓小心谨慎，颇有蚕桑、大麻的产业，但没有山林水泽的富饶。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待到他们衰落的时候，喜好经商趋利，比周地之人还要厉害。
从鸿沟往东，芒山、砀山以北，直至巨野，这是梁国和宋国的故地。陶、睢阳也是一个都市。从前，唐尧从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捕鱼，商汤在亳都居住。那里的民俗仍有先王的遗风，庄重宽厚，多有君子，喜爱农耕稼穑，虽然没有山林大川的富饶，人们能节衣缩食，来得到财物的蓄藏。
越、楚两地则有三种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那里的民俗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瘠薄，少有财物的积聚。江陵是原楚国的郢都，西面通达巫郡、巴郡，东面又有云梦的富饶。陈郡位于楚、夏的交接之处，流通鱼、盐之类的货物，那里的民众多为商人。徐城、僮县、取虑等地的民俗则清白严刻，重视自己的诺言。
彭城以东，以至到东海、吴、广陵，这是东楚地区。那里的民俗和徐城、僮县相类似。朐县、缯县以北，民俗则和齐地的相类似。浙江以南则和越地的相类似。吴自从吴王阖庐、楚国春申君、西汉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的喜游子弟，东面有海盐的富饶，又有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便利，也成为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是南楚地区。那里的民俗大致和西楚地区相类似。楚国郢都失守以后，迁都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感受着长江、淮河南北潮水的汇集，是皮革、鲍鱼、木材的集散地。因为和闽中、干越的风俗相混杂，所以南楚地区的百姓喜好言辞，花言巧语，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人短命早夭，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是矿藏的储量很少，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所需的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以至儋耳一带，民俗与江南大致相同，而且多与杨越的相似。番禺也是那里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牛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的居住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仍然有先王的遗风。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迁徙不法之徒到南阳。南阳西面通达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民俗杂乱好事，多以经商为业。那里的百姓放任侠义，和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至今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少的，有多的，人民的习俗是，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沙北地区本来就是处处产盐的，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之，楚、越地区，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以稻米为饭食，用鱼类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不用靠买卖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丰富，没有饥馑的忧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苟且偷生，没有财物的积聚，而且多有贫穷。因此长江、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也没有千金财富的家庭。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家禽六畜，地小人众，屡次遭受水旱的灾害，民众喜好积蓄储藏财物，所以秦、夏、梁、鲁等地爱好农耕，重视民众。三河、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又加上经营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玩弄智巧，靠投机谋利为生。燕、代地区的百姓种田、畜牧，而且以养蚕为业。
由此看来，贤人在朝廷上深谋远虑，争议辩论，那些守信死节、隐居在深山岩穴中的名士，他们设法抬高自己名气的做法究竟是要归向何处呢？是要归向富贵厚重。因此清廉的官吏任职长久，长久了就会更加富贵，清廉的商人终能发财致富。财富，是人的情性所在，是人们不用学而都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斩将拔旗，冒着箭林石雨向前冲锋，不避赴汤蹈火危险的，是为重赏所驱使。那些身在里巷的青少年，攻击剽掠，椎杀活埋，逼人作奸，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任意妄为，兼并财物，借交同伙以报私仇，在幽暗隐蔽的地方抢夺钱财，逐杀人命，不避法律禁令，跑在死路上却还像快马奔驰似地朝前赶的，其实都是为了财用罢了。那些赵女郑姬，梳妆打扮，修饰容貌，她们弹奏着鸣琴，挥动着长袖，轻快地移动舞步，用眼神挑逗，用情意勾引，外出不远千里，投靠男人不择老少的，是要投奔富贵厚利呀。游手好闲的公子，在帽子和佩剑上多加装饰，把车子和坐骑连接成行，也是显示富贵的模样。捕鱼打猎的人，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峡谷，不躲避猛兽的伤害，是为了得到野味。赌博游戏、赛马驰逐、斗鸡走狗之徒，他们勃然变色，争相夸耀，必定要争赢斗胜的，是把得失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术吃饭的人，他们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求得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刀锯诛杀的，是由于他们沉没在他人的贿赂馈赠之中。农、工、商贾、畜牧各行各业，本来就是为了追求富贵，增益财富。这样只有智慧用尽，能力完结才算罢了，终究是不遗余力去索取财富。
谚语说：“百里之外，不贩卖樵薪；千里之外，不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种植谷物；居住十年，就要种植树木；居住一百年，就要招来道德。道德，说的就是有道德的人才。如今有的人并无官职俸禄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快乐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靠租税为生，按标准每户每年的租税是二百钱，有千户封邑的君主就可收入二十万，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祀供享的费用都从其中支出。庶民百姓，农工商贾，如家有万钱，按利率每年也有利息二千，拥有百万钱财的人家就可得二十万，而雇人服役、租税徭赋的费用都从其中开销。至于衣食方面的欲望，则可以恣意地享受那些自己喜爱而又美好的一切。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山中拥有千棵成材的大树；安邑的千棵枣树；燕、秦的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的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黄河与济江之间的千棵楸树；陈、夏的千亩漆树；齐、鲁的千亩蚕桑大麻；渭川的千亩竹林；以及名都大邑城郊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还有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产业的人，他的财富可与千户侯相等。然而这些是富有丰足的资本，不用去市场察看，不需到外地奔波，坐而待收，本身有处士的名义而又有丰厚的收入。如果到了家境贫穷，双亲衰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时没钱祭祀祖宗鬼神，无法凑钱聚餐，吃、穿、铺盖不能得到满足，这样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了。因此没有钱财就要出力谋生，稍有钱财就要斗智求富，已经富饶了便要逐时争利，这大概是一般的规律吧。如果不靠危及自身的手段去发财致富，那么贤人也会对他们进行勉励。所以靠农耕本业致富为上等，靠工商末业致富为次等，靠奸诈致富为最下等。没有隐居山野奇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穷低贱，却爱好空谈仁义，也是够羞耻的了。
凡是普通百姓，财富和别人相差十倍就会卑下地屈服他，相差百倍就会畏惧他，相差千倍就会受他役使，相差万倍就会做他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以贫求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彩不如倚门做买卖。这里说的工商末业，是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里，一年之内，要卖出酒酿千瓮，醋酱千缸，饮浆千甔，屠剥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的船只连接起来长达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枝，马车百乘，牛车千辆，上漆的木器千件，铜器千钧，未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各二千只，僮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素帛、丝絮、细麻布千钧，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千匹，粗布、皮革千石，生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瓵，鲐鱼、鱼千斤，小杂鱼千石，咸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皮、貂皮衣服千件，羔羊皮裘千石，毡毯千条，其它水果蔬菜千钟，贷款的利息钱千贯。牙商或贪婪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贪婪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样的财富也比得上千乘之家了。这就是大概的情况。其它杂业的利润如果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是我们追求的美财了。
请允许我大略地说说当代方圆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发财致富的原因，使后世的人得以观察选择。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炼铁器致富。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要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夫妻两人推着小车，走到迁徙地点。许多被迁徙虏掠的人稍有些余财，都争相送给官吏，乞求安排在近处，结果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有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形如蹲鸱的大竽头，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擅长做买卖，容易经商。”于是请求迁徙到远处。结果把卓氏迁徙到了临邛，卓氏大喜，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运筹策划，倾倒了滇蜀地区的百姓。卓氏豪富以至有僮仆千人，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可以和国君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来的虏民，也是从事冶炼铸造业，他把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土著居民，其豪富和卓氏相等，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迁徙到南阳。他大规模地经营冶炼铸造业，规划整治坡地鱼塘，乘驾着成群结队的车骑，交际诸侯，借此交通商贾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的赢利所得，大大超过了赐予的那点钱，胜于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中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的习俗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尤其厉害。邴氏靠治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到子孙一致约定，俯有所拾，仰有所取。他家放债、经商遍及各郡国。由于这个缘故，邹、鲁两地多有放弃文学而去趋逐财利的人，这是因为曹地邴氏的影响所致。齐地的民俗是贱视奴仆，只有刀间喜爱重视他们。凶暴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害怕的，只有刀间收留他们，派他们去追逐渔盐商贾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队的车骑，去结交郡守、丞相，更加放任他们。刀间终于得到他们的助力，发家致富达数千万钱财。所以百姓传说“宁愿免除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为奴仆”，说的是刀间能使豪奴自富而又能让他们竭尽其力。
周人已经很吝啬了，而师史尤其厉害。他运载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经商，无处不到。洛阳位居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家侍奉学艺，都拿外出经商时间长、数次路过洛阳却不进家门来相互夸耀。能任用这样一些人，所以师史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督道的仓吏。秦朝衰败的时候，豪杰们都争相夺取金银珠玉，只有任氏窖藏粮仓的米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抗拒，百姓不得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发家致富。富人争相奢侈，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力求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对于田地牧畜，人们争相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买价格贵而质量好的。任氏的富有，延续了数代。然而任公的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任氏靠这个来做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器重他。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的时候，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是马的两倍，羊万只，粮食要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战乱刚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从军旅出征，需要借有息贷款，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负未决，没有人肯借贷。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十倍，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家的富有可匹敌关中。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部分都为田姓，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有万万钱。
以上这些都是显著突出的富豪。他们都不是有官爵封邑俸禄或者靠弄法犯奸致富的，而都是能推究事理，决定去就，抓住时机，俯仰应变，获其赢利。靠工商末业发财，用农耕本业守财，靠武力夺取一切，用文明方法保持它们，变化多端而又有所节制，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靠权变货利来发财致富，大的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的，不可胜数。
节俭勤劳，是谋生的正道，不过富有的人必定是用奇制胜。种田务农是愚拙的行业，但秦扬以此富甲一州。掘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业，但桓发以此富裕。沿街叫卖，是男子汉大丈夫认为低贱的行业，但雍地的乐成以此富饶。贩卖脂粉，是耻辱的行当，但雍伯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但张氏赚钱千万。磨刀是浅薄的小技，但郅氏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微不足道的小食品，但浊氏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的方术，张里以此鸣钟佐食。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业诚心专一所致。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常业，财货也没有常主，有才能的人使财富聚集辐凑，不肖的子弟使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可以与一都之君比富，亿万富翁便能和国王同样享乐。难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吗？
（以上梁冬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