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说：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法令刑罚不完备，善良的百姓能够谨慎地洁身自好，是因为各级官吏还不曾违乱纲纪。奉公尽职，按原则办事，也可以治理政事，为什么一定要严刑峻法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士。宰相虞丘向楚庄王推荐他，让他代替自己。孙叔敖作了三个月楚相，施行教化，引导人民，上下和睦同心，风俗十分美好，执政宽缓而有禁必止，官吏不做奸邪的事，盗贼也没有出现。秋冬两季动员人民进山采伐林木，春夏两季趁河流涨水运往外地，人民能够得到自己谋生的门路，都生活得很快乐。
楚庄王认为楚国使用的钱币太轻，下令把小币改铸为大币，百姓感到不方便，都放弃自己的生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宰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愿意住在那里，秩序很不安定。”宰相说：“像这样有多久了呢？”市令说：“三个月了。”宰相说：“不用说了，我现在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孙叔敖上朝，向楚庄王说：“前些日子更改币制，认为旧币轻。如今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愿意住在那里，秩序很不安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以前的钱币。”庄王答应了，命令下达三天，而后市场恢复得像原来一样。
楚国民风是喜欢坐乘矮车，庄王认为矮车不利于马，想下命令把车子改高。宰相说：“政令多次下达，百姓无所适从，不好。大王一定要改高车子，我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君子不能够频繁下车过门槛。”庄王答应了。过了半年，人们都自动加高了自己的车子。
这就是不用命令而人民就顺从他的教化，身边的人看到了就仿效他，远方的人，从四处观察人们的言行而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得到相位而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凭自己的才能得到的；他三次被免去相位而并不悔恨，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罪过造成的。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公的时候，用他所宠爱的徐挚任宰相，国家混乱，官民不和睦，父子不亲和。大宫子期把这情况报告昭公，任用子产为宰相。子产任宰相一年，浪荡的人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肩负，儿童不用犁田耕作。两年后，市场不用预定价格。三年以后，人们夜里不用关门，路上没有人捡拾失物。四年以后，收工时农具不用带回家中。五年以后，男子不用服兵役，守丧时不用命令就自觉执丧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死去，壮年人放声大哭，老年人像儿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人们将来依靠谁？”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他凭着才学优异当上了鲁国宰相。他奉公守法，依理行事，没有实行什么变革，百官的行为自行端正。使得领取俸禄的人不能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位客人送给公仪休宰相一些鱼，宰相不接受。客人说：“听说您喜欢吃鱼，就送鱼给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宰相说：“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不接受。如今我做宰相，能够自己买得起鱼；现在接受鱼而被罢官，谁又送鱼给我呢？我因此不接受。”
他吃了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拔掉自己园子中种的葵菜，并且扔掉它们。他看见自己家里织的布质量很好，就马上把妻子打发走，烧掉自己的织布机，说：“要让农民和织妇到哪里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呢？”
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他坚毅正直，廉洁公正，不阿谀奉承、回避权贵。一次出行视察各县，路上有凶手杀人，宰相追上他，原来是他父亲。他放走了父亲，回来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向昭王报告说：“杀人的凶手，是我的父亲。如果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是不孝的行为；如果废弃法律纵容罪犯，是不忠的做法；我的罪过应当处死。”昭王说：“追捕罪犯，没有追到，不应当判罪，你还是去治理政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的父亲，不是孝子；不遵行君主的法律，不是忠臣。大王赦免我的罪过，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是臣下的职分。”于是不接受赦免令，自杀而死了。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错了案情而杀了人，就自己拘禁起来判处自己死刑。文公说：“官职有贵有贱，刑罚有轻有重。下属官吏有罪过，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官位交给下属；我接受的俸禄多，不曾分给下属好处。现在听错了话杀了人，却把罪过推给下属，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他辞谢文公，不接受赦免令。文公说：“你如果自认为有罪过，那我也有罪过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规定，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死人就要自己偿命。您认为我能明察秋毫，判决疑案，所以派我任法官。如今听错了案情而杀人，应当判处死刑。”于是不肯接受命令，用剑自杀而死。
太史公说：孙叔敖说一句话，郢都的市场就恢复原状。子产病死，郑国百姓放声大哭。公仪先生看到好的布料就把妻子赶走。石奢放走父亲就自杀而死，楚昭王的名望得以树立。李离错杀了人而用剑自杀，晋文公因此整肃了国家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