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试图恢复历史正义做历史注脚为大众阅读
新京报：《非常道》一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拿它与《世说新语》做类比。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预感到这一点。但它们有很大的不一样。《世说新语》可以被分类到“文林趣事”，而这本《非常道》，实际上是个折中本，有很多搁在一起很有力量的东西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报：自《世说新语》以来，各个朝代均有类似作品出现，比如《唐语林》等，为什么这种体例会流行？
余世存：这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它只是给你提供材料让你自己体悟，而不同人对相同的材料会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这本书能否归到历史类？
余世存：只能分到“经史子集”的“子”或“集”里。
新京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历史碎片的方式来记载历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写一本理论著作，搜集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们作为例证，证明我的一个“类人孩”观念（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但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我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宁愿做一本历史注脚，提供给大众阅读。而且，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构一种人性化的历史观念。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整理历史碎片比写理论专著更简单些？
余世存：不会。为了这本书我读了上千本传记，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传记。它和自己构架一本书相比，有不同的难度。
新京报：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你的初衷，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书？
余世存：有前辈曾经嘱咐我应该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想我以后不会做研究了，会对社会时政评述关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批评家的价值在何处？
余世存：捍卫常识和维护某种正义。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义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以人性写历史该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书中资料都是很细节的历史，它的来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来自公开出版物。编成一本《世说新语》花了几十年时间，相对旧时文人来说，我占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时间，抄卡片也抄了几千张。我还记得，无数个夏日，屋子像蒸笼一样，我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
新京报：为什么每一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
余世存：我觉得给出处没有意义。《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那它就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精英的创造过程。
新京报：可是注解有助于给大众索引。
余世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来的人也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新京报：它们之间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识界还是需要大历史的。但中国人可能更需要房龙写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史书。
新京报：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余世存：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让每个读者建立认同，就是好的史书。钱穆说过，我们对本国历史应该有温情和善意。
新京报：书封上写的是“余世存编”，仿佛它是客观的整理，但显然小到每一段的阐释，大到章节架构都是非常主观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观的，它的内核是我的“类人孩”观念。
新京报：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一句话：“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为这是对崔健一种拔高到无限的赞美，后来，看到它所属的章节是“神伤”，才回过味来。
余世存：是的，其实它是一种极度伤心的愤激之词，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崔健的赞美。
新京报：书的并列章节之间应是相互关联而不兼容的概念，本书章节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类不清晰的问题。
余世存：分类是难受的事。我立了32个条目，或许有人会质疑某段应该放在其他章节，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题的，这本书有主题吗？
余世存：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捍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长
新京报：这本书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
余世存：我对这本书的不太满意之处是它没有给出编排理由，还有点粗糙，语言不够精练，所以我说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还需要磨合。
新京报：你是说你会接受读者的意见来修改这本书？
余世存：我特别需要读者给我建议，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练，像匕首一样，刀刀见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时间来写一本理论专著，但后来既然决定用历史碎片式推出来，那我个人再多花时间，能力毕竟有限，还不如早点创作出来，与读者互动。
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练习曲”的网友读完本书后留言说：“《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我觉得他读出了我的用心，实在是这段历史本质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是怎样的分布？
余世存：社会青年和大学生。中老年人历史成见太深，难以指望他们从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
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新京报：在你最近的文章《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中说道：“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
余世存：我也承认环境和机遇对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上大学时，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说个人的境遇能够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判断？
余世存：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新京报：你有孤独感吗？
余世存：其实耻辱感要大于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