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颇自负，他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杨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他给弟子讲文往往离题万里，如讲韩文公《马说》：“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一直到下课，文公的《马说》一字未谈。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说：“冯景老（冯桂芬安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他不学无术，推荐人才时竟说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错别字脱口而出，民不聊生念成“邪”生，把禹称做王，皋陶的“皋”读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尔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孙中山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官，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的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第一次给报社写专电说：“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段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请愿被打伤，送到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中山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宗昌不得不去他不相信的龙王庙，他去后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有人问他：“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孙充瑞”改为“沈瑞先”，《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褚民谊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要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叶翔之和沈醉到褚的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神秘地说，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如何落到褚民谊手中。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王世杰英语极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在《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双方照例有几句“今天天气”一类的寒暄客气话，可是王世杰的客气话就是始终说不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像车轮一样地转来转去。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发配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神似。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脑溢血，一昏不醒。“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李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文革”期间，人们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做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枝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要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得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七十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