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说，文字缘同骨肉深。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英法同盟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捕时，随从指着河水示意他投河自尽以免遭辱，叶睁大眼睛不说话。后来，叶名琛被挟至加尔各答，被囚禁处名叫镇海楼，据说他这时“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次年，叶名琛死在异乡。当时的人怒他辱国辱身，作了这样的对联来描述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胡林翼围安庆时，为视察军情而策马登龙山，他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忧也。”到了江滨，他看见两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立马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他前已得病，从此更重，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胸有成算，只是看见洋人势力，则国运国势国是，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林翼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李鸿章总结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自称“裱糊匠”，无论怎么涂抹裱糊也徒劳无益。
吴汝纶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到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变期间，一批守旧离职的官员，以为民气可恃，如端亲王、刚毅等力主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且伪造了英国公使照会，内有要慈禧不再干政、还政光绪的话。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光绪亦在座。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说话间许声泪俱下，光绪听了，拉着许景澄的手大哭。慈禧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于是决意宣战。许景澄被处死。
邹容曾说：“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陈天华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关系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韩衍问：“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
良弼被杀后，京城风云至急。赵秉均、胡唯德、梁士诒三人入朝见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云：“我们母子两人性命都在你们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地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两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喊道：“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1917年，蒋梦麟回国，理由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他后来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陈延年到苏联学习时，吃饭、穿衣、住房，皆为学校供给。虽然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菜也只是配给，不能吃饱，但陈对郑超麟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
荣宗敬说：“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陈光甫引申说：“上天简直不使我们做人。一般人生来都是穷苦，国内谋生艰难，生在山东的跑到东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广东人到欧美去求生活。”
武训对上义学的孩子们说：“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33年2月，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艰苦努力，使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当是时，日军发动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人急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可是中国军队一再溃退。日内瓦的外交官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说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此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轻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顾维钓晚年忆及此事，仍是“犹感难堪”。
胡适说，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陈寅恪曾有送北大学生诗，说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诗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瞿秋白绝命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他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陈独秀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里没有他信任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最终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说：“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重庆，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以热泪和喧天的锣鼓、爆竹声，狂欢地表达出来。当戴季陶的亲友纷纷祝贺时，戴一反常态地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去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他早已认识了共产党的燎原之势和国民党的金玉败絮本质。他后来绝望自杀，震惊朝野上下，也使蒋介石大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欷歔”。
1948年，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告别溪口。蒋经国追忆说“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53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负责解释工作。有一次，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件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喝酒。面对山雨欲来，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城墙也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梁流泪了，他去找周恩来：“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大跃进时，一位多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杨增华问：“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尖板眼？”朱德说：“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文革”时，在天津查抄物资落实办公室工作的马敬云处理过不少名人的落实事务，其中一位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六姨太。马说：“这个老太太当时七十多岁了，却还惊人的美丽，高高的个头，挺挺的腰身，一对半大解放脚，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风范。我始终不明白，严酷的岁月，竟没有给她的脸上写下应有的年轮记忆。”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旧的犯禁品，只能作价还钱，实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亲笔字画有十余幅，六姨太大着胆子要求发还字画，说是要“留个念想”，人家当场拒绝了。
1966年8月27日，“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37岁。他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陈的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付28元火葬费。陈家告债借到这笔钱，陈妻和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文革”后，北大附中学支部赔偿陈家2500元钱。拿到钱的时候，陈妻哭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做什么？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会上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文革”期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批斗“黑帮”，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斗大会之后，都要被“游行示众”，在大院里转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头，手里拿一面锣，“当当”地敲，众人围观，孩子们投石块，吐口水。为了区分众多“黑帮”的不同身份，他们被要求每人用一块黑布写上白字，缝在衣服上，如“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妻子知道后，流着泪说：“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吴晗受难后，其弟吴春惨死，其女吴彦自杀身亡。吴彦曾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安娜晚年拒绝见郭沫若，她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孙荃对郁达夫始乱终弃的负情始恨终怜。她在富阳以82岁高龄去逝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
于右任在台湾思念大陆，写下《鸡鸣曲》、《国殇》等大量诗词。《鸡鸣曲》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望雨》则谓：“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至于《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胡绳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记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