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未捷前，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礼闱既捷，声名愈大，虚声所播，光绪皇帝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翁同和窃窥上意，就力保康有为，说是“其才胜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规，乃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如此言语，可以不至受过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如肃亲王善耆、御史陈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粪、运石头，当时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蔚为奇观。怀塔布当时官居礼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姻亲，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坐在车上，手拉缰绳，不时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响，怀尚书回头笑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辛丑条约》后，清廷下“罪己诏”，始施改革，几乎尽行康梁当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特权的扩大又导致腐败的加深。孙中山当时就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满人大佬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后来的袁世凯也是对付人事里手，惯技就是以钱铺路，黄远庸说袁世凯是良弼的徒弟。黄的车夫与一车夫当街吵架，站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黄以为对付之思想亦是专制教育之体现，说这位巡警是袁世凯的徒弟。
袁世凯做总统后，极为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严复年轻时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后，他自承：“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愤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辩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近四十年后，陈正人在“文革”的“牛棚”里，想起这件往事，感叹说：“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犟，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1954年4月，吴国桢见到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当一致。谈话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回答说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亲近蒋介石，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辩护，甚至指责吴国桢的“背叛”。吴国桢只好公布了这段谈话。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们在屋里开会，季方是在门外站岗放哨的。建国后，季方做了主席，潘怀素是布衣学者之身。有一次潘怀素去找季方，季对潘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反右期间，有关方面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到一户农家，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氏拉开一只瓮盖，让溥仪看里面大米。其子笑她：“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起立低头对刘氏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氏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20世纪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到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文革”中，吴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关进一间房子，吴不时叹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消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苦笑：“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
任继愈在“文革”中曾请求回干校劳动。他开始背粪筐时觉得不好意思，捡粪只捡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捡不捡？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金岳霖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