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国际维和行动】
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
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
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
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
#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
#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
#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
#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
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晋国之前歃血。”所谓歃血，就是将牲口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以示守信之意。
楚国人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那就是楚国低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轮流组织诸侯会盟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每次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
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于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于晋国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再说了，诸侯会盟，小国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具体事务，就让楚国这个小国来主持会盟吧！”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赵武当即点头称是。于是，屈建率先歃血。轰轰烈烈的弭兵运动，经过一系列前戏、试探与摩擦，终于有惊无险地达到了高潮。
七月六日，宋平公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按照当时的礼仪，宴请众多客人，应当奉一人为主宾。宋平公将这一尊荣给了赵武，屈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也许在屈建看来，赵武已经在盟誓的时候给足了他面子，现在让赵武当主宾，就算是投桃报李吧。
七月九日，宋平公又在商丘的东北门举行宴会，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这次宴会上，屈建问了赵武一个问题：“贵国的先大夫士会的品德如何？”
赵武回答：“这个人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于晋国人来说，一切都坦坦荡荡，他家的祭祀官对鬼神献祭，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士会历经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和晋景公五个朝代，有“五朝贤臣”之称，《国语》里评价士会，说他“辅佐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诸侯对晋国没有贰心；以上卿的身份辅佐晋成公、晋景公，军中没有产生过问题；当晋景公的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还兼任太傅，修正刑法，整理法规，晋国没有不守法的百姓，后人都以他订立的法规为准则。”
屈建回去之后，将赵武的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很感慨：“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都高兴，难怪士会能够辅佐五世国君为诸侯的盟主。”
屈建也感叹道：“晋国领袖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人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有叔向这样的大夫来辅佐他们的卿，楚国却没有和他们相当的人才，不可与之争锋！”
弭兵会盟后，晋国代表团经过郑国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垂陇（地名）设宴招待赵武，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七人作陪。这七个人都是郑穆公的后人，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最有权势的七大家族的代表。赵武很感动，对他们说：“七位大夫陪同君侯招待赵武，这是赵武的荣幸。为了完成君侯的赏赐，请你们都赋诗以言志，我赵武洗耳恭听。”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如果不会吟几句诗，是应付不了大场面的。当下公孙舍之吟了一首《草虫》：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唧唧，扰乱我心；见不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只有见到他，两情相悦，我的心才能平静。——这是《诗经·召南》中记载的一首爱情诗，公孙舍之以此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信赖，也是表达他本人对赵武的尊重。赵武听了，连忙站起来对公孙舍之说：“好啊，您真是百姓的主人！只不过赵武愧不敢当。”
接着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鸟儿成双成对，互相追逐，君侯如果品行不良，又怎么能够当君侯呢？——据说，这是当年卫国人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通奸而写的一首诗，载于《诗经·邶风》中。
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郑简公曾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释放回国。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对郑简公有意见，所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赵武当然听明白了良霄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正面回应良霄，只好装傻道：“哎呀，这可是床笫（zǐ）之间的话语，不能出门的，何况是在这远离国都的地方？我不敢听啦！”
轮到公孙夏了，公孙夏吟了《黍苗》的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这是将赵武比喻为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召伯，赞扬他的文治武功。赵武谦虚道：“这都是寡君的功劳，并非赵武的功劳。”
子产吟了《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洼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树叶茂盛繁密，能够在这里见到君子，别提多高兴！赵武听了，微笑着说：“我愿意接受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心中爱慕这个人，却又欲说还休；心中对这个人有深深的爱意，如何能够忘记！这是委婉地告诉子产，你就别光对我说好话了，我更想听听你的教诲。
子大叔吟了《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青涩的爱情诗，写的是清晨在山野里偶遇美人那种一见钟情的欢欣。子大叔第一次见到赵武，所以有此一比。赵武感谢道：“您太客气了。”
印段吟了《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前鸣叫，一年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就要溜走了。但是不能过度欢乐，应该居安思危，请您提高警惕，提防意外。赵武正色道：“说得好啊，这是保护家族的大夫应有的品德，我受教了！”
公孙段吟了《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sì）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这首诗收录于《诗经·小雅》中，寓意君子知书达理，受到上天的护佑。赵武说：“彼交匪敖（不骄不傲），这福气还能跑到哪里去呀？如果按照这些话去做，就算想推辞福禄，也不可能啊！”于是举杯向郑国的各位大夫敬酒，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后，赵武和叔向谈论郑国的几位大夫，说：“良霄这家伙将要有灾难了。诗以言志，他的心愿在于指责自己的国君，这样能够长久吗？就算侥幸，将来也一定会逃亡。”
叔向说：“是啊，这个人太过狂妄，不出五年便可见分晓。”
赵武又说：“其他几位倒是不错，尤其是公孙舍之，因为他处于上位而谦虚自抑，他的家族必定长久。其次是印段，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欢乐是用来安定百姓的，乐而不淫，不也是可取的吗？”
弭兵运动是春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活动。通过弭兵运动，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第一次真正走到谈判桌前，为结束对抗、谋求和平而进行对话。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间，两个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原各国因此也获得了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有人对四十年的和平嗤之以鼻的话，我建议他算算巴黎和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多少年的间隙。
弭兵运动的实际主导者，无疑是赵武和屈建。但是由于向戌在其中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历史上一般将弭兵运动的主要功劳归于向戌。而作为当时两个大国的统治者——晋平公和楚康王——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弭兵运动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外部斗争的压力减轻，各国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卿大夫阶层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头破血流，公室的势力普遍遭到削弱。一般认为，以公元前546年为界，春秋由诸侯争霸的时期转入了大夫兼并的时期。
向戌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壮举也颇为自得。据《左传》记载，弭兵会盟之后，向戌主动向宋平公请求赏赐，也就是讨赏。他的原话是：“请免死之邑。”
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请求免死的城池”。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戌的自谦之言，请求国君赏给他聊以为生的土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弭兵会盟兹事体大，直到歃血的前一刻还有诸多变数，万一事破，向戌难逃一死，因此向戌是将脑袋挂在裤裆上来办这件事，现在事情成了，所以称为“免死之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免死之邑”类似于后世的丹书铁券，是国君发给功臣的“脱罪保证书”，如果有犯死罪的行为，功臣本人“身免三死”，其子孙则可以“免一死”。
不管出于何种理解，当时宋平公准备赐给向戌六十座城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将这六十座城镇的土地文书发给向戌之前，宋平公先拿给司城乐喜（子罕）过目。乐喜说：“但凡诸侯小国，晋、楚两国总是用武力来威胁他们，使得他们害怕。也正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才上下和睦，力求安定，以在大国之间求得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就难免骄傲，骄傲则祸乱发生，祸乱发生则必然灭亡。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原料，百姓全部都用上了，废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够真正丢掉武器？自古以来，武器就存在了，它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依靠武力而兴起，害群之马因为武力而受到惩罚。天下兴亡，都因刀兵而起。现在向戌想尽办法搞什么弭兵运动，谋求丢掉武器，这不是忽悠大家吗？不惩罚他已经不错了，还敢来要求奖赏，这简直是贪得无厌！”说着拔出防身的小刀，将文书上的字都削去，然后扔了它。
乐喜的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有人类就有战争，弭兵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军事的平衡而不是失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敌对的各方都对别人的武力心存畏惧的时候，弭兵才成为一种可能。以晋国和楚国为主导的弭兵运动，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近百年来的相持不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握手言欢的背面，是蠢蠢欲动的刀兵相见，只要这种军事平衡在某一处被打破，战争必定又重新开始。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弭兵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外部压力的消失往往是内部矛盾激化的先兆。乐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关于乐喜这个人，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公元前558年，宋国有个平民给乐喜送来一块宝玉，乐喜拒不接受。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经过玉师鉴定才敢献给您的，请您一定要收下。乐喜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我们两个都失去了自己的宝贝，这又何必呢？”那个人赶紧跪下磕头说：“我一介平民，拿着这么好的宝玉实在是不安全，所以才来献给您的啊！”乐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宝玉收下，给了那个人相当的财富，并派人送其回乡。
向戌得知乐喜毁掉了土地文书，情绪十分稳定，仅仅是给宋平公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推辞那六十座城镇，不要封赏了。但是向氏家族的其他人十分恼火，商量着要攻打乐喜。向戌制止了他们，说：“我将要做自取灭亡的事情，是他让我生存了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难道你们要向恩人开战吗？”
乐喜的直言不讳和向戌的从善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左传》对此评价：君子说‘那位人物，是主持正义的人’，指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赏赐我，我都接受它’，指的就是向戌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现在我们来说说另一桩关于崔杼的家事。
无咎这个年轻人，原本不是崔家的。他的父亲棠公，是齐国棠邑的大夫；母亲东郭姜，是东郭偃的姐姐，因为嫁给了棠公，所以又被称为棠姜。棠公死后，崔杼娶了棠姜，无咎便跟着母亲来到了崔家，认崔杼做了继父，并且跟舅舅东郭偃一道成为了崔杼的家臣。
崔杼的原配夫人死得早，给他留下了崔成和崔强两个儿子。棠姜嫁给崔杼后，又给他生了崔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本来应该由崔成来担任家族的继承人。但是崔成自幼体弱多病，加上棠姜深得崔杼宠爱，崔杼便废除了崔成的继承人地位，改立崔明为继承人。
崔成对这一安排倒也没什么太大意见，毕竟身体状况摆在那里了，没有必要硬撑着。但是他向崔杼提出一个要求——将崔地封给他，作为养老的地方。
崔地是崔氏家族的发祥地。崔成的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但崔杼还是打算答应他，当作是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的补偿。但是，当具体经办家族事务的无咎和东郭偃得到这个消息，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这怎么行？”
“崔地有崔氏家族的宗庙，只能够归宗主所有。”无咎理直气壮地对崔杼说。所谓宗主，当然是指崔家未来的主人崔明。从血缘关系上讲，无咎与崔成、崔强没有任何瓜葛，和崔明却是同母异父，当然要向着崔明，保护他的权益。
崔杼觉得无咎说得也有道理，便将这事给搁了下来。
崔成和崔强兄弟火冒三丈，他们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不可理喻。无咎是什么东西啊，他连崔家的血脉都沾不上边，不过是一个寡妇带过来的拖油瓶罢了，崔家给他一碗饭吃，让他人模人样地当个家臣，已经是很大的照顾，他凭什么对崔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呢？
还有那个东郭偃，本来只是个车夫，因为把姐姐嫁给了崔杼，便堂而皇之地洗脚上田，当上了崔家的内务总管，他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居然也敢在崔杼面前胡说八道，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
兄弟俩越想越觉得委屈，跑去找庆封诉苦，将家里的不平之事一股脑向庆封倒了一遍，说：“他老人家（指崔杼）的为人，您是知道的，只听得进无咎与东郭偃的话，别人都说不上话。这样下去，我们担心那些人会害了他老人家。”
自从齐庄公死后，齐国就是崔、庆两家的天下，而庆封的这场富贵，又是拜崔杼所赐。因此这些年来，庆封对崔杼言听计从，视为父兄。按理说，崔杼家的事，庆封也应该关心一下。但是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齐国第一权臣的家务事？听到崔氏兄弟这么说，庆封也不便于当场表态，只好安慰他们：“你们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崔氏兄弟走后，庆封将自己的家臣卢蒲弊找来，把崔家发生的事给卢蒲弊说了，然后询问他的意见。
“您说的那个人，不是弑君之贼么？”卢蒲弊大大咧咧地说。庆封吓了一跳，连忙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要卢蒲弊不要乱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啊！”卢蒲弊不理会庆封的紧张，接着说，“他犯有弑君之罪，就是国君的仇人，现在家里又闹矛盾，那是上天将要抛弃他了，您有什么好操心的呢？再说了，崔氏被削弱，那是庆氏将要崛起的征兆啊！”
最后一句话说得庆封怦然心动：是啊，如果崔杼家里发生内斗，崔氏的势力必定遭到削弱，到那时，庆氏趁势而起，何愁齐国不是庆氏的天下？
就让崔家去乱吧，我瞎操什么心呢？
过了几天，崔成和崔强又来找庆封。这一次，庆封干脆火上浇油，说：“只要是有利于他老人家的事，我都会去办。区区无咎和东郭偃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若有危难，我自会出面帮助你们。”
说完这席话，他拍了拍兄弟俩的肩膀，用一种近乎诚挚的眼神看了他们一会儿，又说：“我深受崔家的大恩，如果能够报答一二，此生也就无憾啦！”
收到庆封开出的空头支票后，崔成和崔强的心中便有了底气。公元前546年9月，兄弟俩发动军事政变，在崔家的议事大厅上公然刺杀了无咎和东郭偃，然后带领武士向内院进攻，准备向崔杼讨一个说法。
崔杼是什么人？他是靠耍阴谋起家的人，齐国的两代国君齐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死于他的手下。他怎么会不知道“讨说法”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命人驾车，准备逃出府邸。事发突然，家里的人都被外面的动乱吓坏了，个个慌不择路，一哄而散，只有一个养马的还在坚守岗位，替崔杼套好了马车，然后由一个贴身的宦官驾着马车往外冲。
“求列祖列宗保佑，如果崔氏有福，就让这灾祸仅仅降临到我身上吧！”崔杼暗自祷告。
他逃出自己家，转了两条街，迎面就遇到了庆封和他手下的武士，全部是全副武装到牙齿，黑压压的足有一两千人。
“崔氏和庆氏有如一家，是谁胆敢作乱？我来为您讨伐他！”庆封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也不待崔杼回答，大声喝道，“全体将士听令，讨伐敢于犯上作乱的崔氏逆臣，格杀勿论！”
听到“崔氏逆臣”四个字，崔杼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庆封如何能够预知崔家有乱，这么快就调集人马前来搭救呢？
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思考了，只见卢蒲弊将手中的宝剑一挥，庆氏族兵同声喝道：“诺！”向崔府杀去。
崔成和崔强万万没有想到庆封会来这一手，连忙关起门来迎战，但是很快就被卢蒲弊攻破了。庆氏族兵闯进崔府，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崔成和崔强来不及逃跑，死于乱军之中，棠姜上吊自杀。只有崔明翻出围墙，躲到墓地之中，才侥幸躲过一劫，后来又辗转逃到鲁国。
而那些没被杀死的崔家男女老少，统统被卢蒲弊以谋反之罪抓起来带走，送到庆封府上去做奴隶。
做完这一切之后，庆封派卢蒲弊向崔杼报告：乱臣贼子已经伏法，现在您可以放心回家了。
卢蒲弊亲自驾车，将崔杼送了回去。这时的崔府只剩下断壁残垣，空无一人。在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府邸中，发生过诸多影响齐国历史的大事。当年大子光被齐灵公发配到齐国东部，又偷偷回到临淄，就是藏匿此处，伺机发动政变，当上了国君；棠姜与齐庄公私通，多少次松风午后，花前月下，他们不避人耳目地公然调情，在这里给崔杼送了一次又一次绿帽子；而崔杼终于无法忍受，又是在这座宅院中埋伏兵甲，将齐庄公送上了不归之路。现在，崔成和崔强倒在血泊之中，棠姜成为了孤魂野鬼，崔明不知所终，这一切，仿佛给崔杼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当天夜里，崔杼找了一根绳子，将自己和棠姜吊在同一根房梁下，结束了自己充满阴谋和冒险的一生。
崔杼的死，无疑是庆封所期盼的结果。但是，如果从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崔氏兄弟与无咎的矛盾是最初的诱因，卢蒲弊对庆封的点拨是关键的推力。至于庆封本人，似乎并没有起到太明显的作用。换个说法，庆封虽然靠阴谋诡计挤垮了崔杼，但那主要是卢蒲弊的功劳，与他本人的政治手腕没有太大关系。
公元前545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等诸侯联袂前往晋国朝觐晋平公。齐景公出行之前，庆封明确表示反对，说：“我们并没有正式参加宋之盟（即弭兵会盟），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觐？”
听到庆封这样说，齐国的群臣都面面相觑，齐景公也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大伙心里都在想，这庆封难道是天外来客，不谙世事吗？但是谁也不敢发表异议，因为自崔杼死后，庆封一家独大，大权独揽，连齐景公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又有谁愿意去触他的虎须呢？
最后还是陈须无站出来说：“先考虑如何应付大国，再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即使没有参加大国组织的活动，也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于礼的。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敢背叛晋国吗？就算我们没有参加宋之盟，重丘的会盟却是不可以忘记的，请您务必让国君出行！”
“这样啊……”想不到庆封倒也通情达理，略作思考后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大伙这才醒悟过来，敢情这庆封根本就不通政治，只是在那里瞎胡闹呢！
没过多久，庆封将国事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带着妻妾和财产跑到卢蒲弊家里，成天喝酒打猎，过起了寓公的日子。
既然是当寓公，呆在自己家里就很舒服，为什么非要跑到卢蒲弊家里去呢？说起来也是一桩奇闻——原来庆封有个非常特殊、前卫的爱好，喜欢跟别人交换妻妾来玩乐，也就是所谓的换妻。这个爱好口味太重了，只有卢蒲弊与他臭味相投，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庆封嫌来来回回太麻烦，所以干脆搬到卢蒲弊家里，过起了共妻的日子。
虽说将国事交给庆舍处理，庆封仍然是齐国的首席重臣。没过几天，朝中的大夫就跑到卢蒲弊家里来向他汇报工作。
庆封在卢蒲弊家里发布了一道命令：那些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齐国人，如果得到崔杼余党的消息，前来报告，就可以将功抵罪，回到齐国。
这道命令自然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卢蒲弊的建议。不久之后，当年因为崔杼之乱而逃亡在外的卢蒲癸（guǐ）便回到了齐国。
卢蒲癸是卢蒲弊的同族，通过卢蒲弊的介绍，担任了庆舍的家臣。庆舍很欣赏卢蒲癸，将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卢蒲癸说：“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你却不避同宗，这样恐怕不好吧？”
庆氏是姜姓，卢蒲氏也是姜姓，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本来是不可以结亲的。卢蒲癸却不以为然地说：“同宗不避我，我为什么要避同宗呢？这就好比赋诗的断章取义，我按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就是了，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
卢蒲癸当了庆舍的女婿，两个人的关系就密切了。他又对庆舍说起了当年跟他一起逃亡的王何，庆舍便让王何也回到齐国，让卢蒲癸和王何当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庆封父子如果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就应该觉察得到不对劲：卢蒲癸和王何都是齐庄公的亲信，因为齐庄公被杀才流亡在外。而齐庄公死后，崔、庆两家专权，齐庄公的旧臣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怎么会突然改变立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庆氏门下的走狗呢？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针对庆氏家族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幕后推手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成天与庆封玩换妻游戏的卢蒲弊。
按照齐国的规定，卿大夫在朝中办事，由公家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只鸡。齐景公当朝的时候，政局先后由崔氏和庆氏把持，公家政治荒废，连管伙食的人都敢于贪污腐败，私自将两只鸡换成了两只鸭。传菜的人知道了，干脆连鸭肉都私吞掉，只端上肉汤来。可怜那些大臣，在朝中办了半天事，只喝到点汤汤水水，大部分人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子雅和子尾两个人站出来表示愤怒，发了一通牢骚。
庆封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了卢蒲弊。按照庆封本人的意思，宫里的后勤工作也确实该抓一抓啦，连卿大夫的鸡都敢偷，成何体统？卢蒲弊听了，却是另一种意见，他对庆封说：“把这些人比作禽兽的话，我就要睡到他们的皮上了。”
古人杀死野兽，食其肉而寝其皮。卢蒲弊的意思很明显：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成天叽叽歪歪，不如杀了清静！
庆封完全没有意识到卢蒲弊这是在将他往火坑里推。在卢蒲弊的建议下，他命令析归父去找晏婴，明确告诉晏婴：“子雅和子尾仗着自己是公孙（均为齐惠公之孙），狂妄自大，目无尊长，我打算讨伐他们，请你共同参与。”
晏婴连连摇头，说：“您找错人啦！我手下那些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我的智慧也不配与您同谋，您还是另寻高明吧！但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您如果不相信，可以盟誓为证。”
析归父回去将晏婴的话转告庆封。庆封说：“他都这样说了，还用得着盟誓吗？”于是派人去找大夫北郭子车，北郭子车也婉拒道：“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忠君报国，这件事不是我能够做到的。”
没过几天，整个临淄都知道庆封要对子雅和子尾动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有一家人显得特别镇静，那就是陈须无和陈无宇父子。
陈家人的思维与众不同。按一般人的思维，大乱将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避祸？”但是据《左传》记载，当时陈须无问陈无宇的问题是：“大乱将至，我们能得到什么？”
陈无宇回答：“我们能够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
庄街是临淄城里的大街，木材则是建房子的主料。这是一句政治隐语，意思是：庆氏必败，我们可以趁乱而起，掌握大权。
陈须无说：“如果是那样，我们可要好好地守住它们啊！”
自公元前672年公子完逃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他们代代相传，诚敬守业，小心翼翼地延续了家族的火种，同时目睹了齐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洞悉了其中的生存法则，也开启了他们谋求权力的欲望。后来的人一般认为，通过陈须无父子的这次对话，陈氏家族篡夺姜氏政权的野心已经萌芽。
公元前545年9月，卢蒲癸和王何决定杀死庆封父子，为齐庄公报仇。事前，两个人举行了占卜，然后还将占卜的龟板拿去给庆舍看，煞有介事地问庆舍：“有人为了攻打仇人而占卜，请您看看结果如何？”庆舍哪里知道这是在算自己的命？他仔细观察了龟板的裂纹，说：“事能成，见到了血。”
同年十月，庆封离开临淄，前往莱地打猎，命令陈无宇等一批大夫跟从。几天之后，陈须无派了一名使者到莱地，向庆封请示说：“无宇的母亲病重，请让他回去送终。”
庆封一听，也很重视，派家里的占卜官给陈无宇的母亲占卜，并将龟板拿给陈无宇看。陈无宇一看就捧着龟板大哭起来，说：“这是死兆啊！”
庆封看到陈无宇那悲伤的样子，自然深信不疑，也没有要求亲自察看龟板，准了陈无宇的假，让他回去给母亲送终。但是，庆封的堂弟庆嗣在一旁看到了，隐隐觉得不对劲。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仔细梳理了一番，认定陈无宇的请假绝非偶然，而是另有原因。
“莫非，庆氏家族将有大难了？”庆嗣想到这一层，不寒而栗，连忙跑去找庆封：“请您停止打猎，赶快回到临淄，否则将有大祸！”
庆封笑了，整个齐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临淄又有庆舍坐镇，能出什么乱子呢？他不听庆嗣的劝告，继续在莱地喝酒打猎，丝毫没有担忧之意。庆嗣退下来之后就对亲信说：“兄长恐怕要流离失所了，如果能够逃到吴国、越国这样的偏远之地，也算是万幸。”
陈无宇渡过济水，顺道就将济水上的桥梁毁坏，渡船也统统凿沉。而在临淄城内，卢蒲癸和王何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政变。一连数日，卢蒲癸都是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家里也明显地加强了戒备，不断有武装人员出入。
这一切引起了卢蒲癸的老婆卢蒲姜的怀疑。她对卢蒲癸说：“你如果有事情就不要瞒着我，否则一定不能成功。”
卢蒲癸一开始不说，卢蒲姜可是庆舍的女儿啊，这事告诉她还得了？但是经不住那女人纠缠，卢蒲癸又不是个会撒谎的主儿，竟然就将要攻打庆舍的事告诉了她，而且告诉她，只等到“尝祭”（也就是秋祭）那一天，庆舍从府里出来就动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差不多就没戏了。当年郑厉公想用雍纠杀祭仲，就是因为雍纠向老婆走漏了风声，反而被祭仲抢了先机，结果雍纠被杀，郑厉公出逃。现在卢蒲癸又重蹈了雍纠的覆辙，将这么重要的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可见一个人，不学点历史是不行的。
但是，当卢蒲姜听到这个事情，采取的立场很耐人寻味，她对卢蒲癸说：“我父亲性格倔强，喜欢和别人对着干。如果没有人劝阻他，他反倒不想出门，请让我去劝阻他。”
卢蒲癸说：“好。”
同年十一月七日，齐国在宗庙中举行尝祭，庆舍将要到场主持。当天早上，卢蒲姜跑到娘家，对庆舍说：“有人想要在宗庙中刺杀您，请您千万不要出门。”
庆舍不耐烦地说：“谁敢刺杀我？”不听卢蒲姜的劝阻，按原计划出行。
自古以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了：女婿要杀岳父，女儿一边帮着老公出谋划策，一边又跑到父亲这里将阴谋告诉他，客观上却又促使父亲更加坚定了出门的意愿。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这个女人却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对丈夫的忠和对父亲的孝。作为后世之人，很难评价这究竟是一种智慧，一种无耻，还是一种无奈？
宗庙在公宫之中。庆舍命卫兵将公宫包围起来，卢蒲癸和王何手持长戈跟在他身边。从这一安排来看，庆舍是有防备的。但是，当最亲信的人已经背叛，再多的防备也不过是虚设。最坚强的防备是人心而不是武士，这一点，是诸多统治者难以明白的道理。
当天祭祀之后，齐景公还安排了众多娱乐节目招待各位大臣，大家喝酒狂欢，簇拥着前往鱼里（临淄地名）看戏。在这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之下，庆舍的卫兵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他们脱下盔甲，放下兵器，将马匹从战车上卸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看戏。
趁着这个机会，子雅、子尾、陈须无、鲍国的手下偷偷地拿走了庆舍的卫兵的武装。子尾从袖子中抽出一支鼓槌，在门上敲了三下。
庆舍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留意子尾这一动作。他举起酒杯，突然感觉背上一凉，接着腹内一阵剧痛，回头一看，只见卢蒲癸狞笑着，双手握住长戈，戈锋已经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来不及惊叫，王何又一戈斜扫过来，将他的左膀硬生生地砍下。
一时之间，戏台下血肉横飞，变成了杀戮战场。作为一个政客，庆舍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武士，他的武勇让人刮目相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奋力拼杀，撞到屋柱上，连屋梁都为之震动。甚至连桌面上的青铜器皿，也成为了他的武器，一连砸死了好几个人。最后，因为失血过多，庆舍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亲信庆绳和麻婴也被杀死。
齐景公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国跑到他身边说：“群臣这是为国君铲除忤逆之臣，请您不要担心。”陈须无则将他搀扶起来，给他换了衣服，迅速退到宫内。
远在莱地的庆封得到消息，星夜兼程赶回临淄，由于陈无宇破坏了济水上的桥梁和渡船，回到临淄城外已经是十一月十九日。他组织族兵进攻临淄的西门，没有攻克，继而又攻打北门，从北门进入了临淄，攻打公宫。陈、鲍等家族在公宫中拼死抵抗，打退了庆封的进攻。眼看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越来越多，庆封不敢恋战，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鲁国。
作为见面礼，庆封将自己乘坐的马车送给了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据《左传》记载，这辆车做工精细，装饰华丽，光可照人，堪称马车中的劳斯莱斯。
季孙宿很高兴，将这辆马车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的朝臣无不对它赞不绝口。大夫展庄叔见了，用手抚摸着闪亮的车身，说：“车甚泽，人必瘁！”（车这么漂亮，它的主人想必很憔悴吧）言下之意，连马车都造得这么漂亮，庆封必定敛聚了不少钱财，恐怕难免为此而心力交瘁。
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6年春天，庆封曾经代表齐国访问鲁国，他的车驾之美就已经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关注。仲孙羯对叔孙豹说：“庆封的马车可真漂亮啊！”叔孙豹说：“一个人的衣着、车马、装饰如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必得恶果。马车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当时叔孙豹还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大大咧咧，席间表现出诸多不敬，引起了叔孙豹的反感，于是吟了一首《相鼠》之诗对其进行规劝：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老鼠尚有皮，人却不知礼仪，不死还等啥？叔孙豹的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庆封却听不出其中的含义，还以为这是赞美他，一个劲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时隔一年，叔孙豹又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心想：今时不同往日，一年前我是齐国权臣，人人敬畏；现在我是流亡之身，必须有所收敛。庆封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却让人不敢恭维。
开餐之前，庆封煞有介事地端起酒杯，向诸神献祭。按照周礼的规定，但有饮食，必先献祭，这倒是没错，可献祭是主人的专利，客人来越俎代庖就很不合适了，而且有托大的嫌疑。
叔孙豹很不高兴，命乐工唱了一首《茅鸱》之歌，讽刺庆封不敬主人。和上次一样，庆封仍然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他，赶紧端起酒杯向叔孙豹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齐国派人到鲁国，责备鲁国收留庆封一事。庆封在鲁国呆不下去，只好南下投奔吴国。吴王馀祭收留了庆封，让他居住在朱方（地名），而且将女儿嫁给他。
奇怪的是，庆封虽然不通政治，不读诗书，搞经济却是一把好手。他在朱方收聚族人，投机赢利，很快就积聚了大批钱财，比在齐国的时候更为富有。消息传到鲁国，有人对叔孙豹说：“这还真是恶人好命，庆封又当上暴发户啦！”叔孙豹说：“不可这样说，好人发财叫做奖赏，坏人发财那是灾难，我看老天是想降灾于他，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吧。”
同年十一月，齐国实行拨乱反正，将崔杼之乱时逃亡到各国的公族人士都召回齐国。赏赐给晏婴邶（bèi）殿（齐国地名）附近的乡镇六十个，晏婴拒不接受。子尾对晏婴说：“富贵，是人们都有的欲望，您为什么不接受？”晏婴说：“庆氏拥有众多土地，满足了欲望，结果逃亡了。诚然，我现在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如果将邶殿的土地赏赐给我，那也就满足了。可是欲望满足之后呢？离逃亡也就不远了。逃亡在外的人连一座城邑都不能主宰，那多没意思！我不接受邶殿的土地，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喜欢富贵，怕失去富贵啊！而且，富贵这玩意，要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让它不能无限制增长。治理百姓，要考虑到他们总是想生活富裕，器用丰厚，那就要用端正的道德加以限制，让他们的富贵程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不贪多，这就是对自己的限制。”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晏婴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齐景公又赏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乡镇，北郭子车接受了；赏赐给子雅土地，子雅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赏赐给子尾土地，子尾悉数奉还；至于庆封的亲信卢蒲弊，竟然仅仅被流放到北部边境，这在当时也算是异数了。
【弱国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